人大教授张鸣这些年来也算是一个网络名人了,他对中国现行社会制度及其这个制度的创立者或腹诽口骂,或斥之于笔端的种种做派,早为人们熟知。如今说来,实在也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在他那里,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就是成就再大,国际地位再高,人民生活再日趋丰裕,国家再日益强大,民族再越来越有尊严,都是不值一提的。因为他心里只有一个军阀各自为政,国家仰人鼻息,民族备受欺凌,人民毫无尊严,而他们这些所谓的精英和权贵们却有享不完的特权与消受不尽的财富的中华民国,才是这个文明古国最合理的政权存在。只有他敬仰之至的中华民国蒋总统,才是他最心向往之的最好领导。因为只有在那样一个社会制度下,在那样一个领导者手下,他这类处于社会高端的人才活得最有尊严,最有价值,最能体现生命的终极意义。
始终坚持阶级论者的人民领袖毛泽东曾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尽管张鸣这样的反毛反社会主义精英们,如何心机百端地在了舆论上否认阶级的存在,可实际上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却深深地烙印着沟壑深厚的阶级印痕。因为在他们心里,自己生来就是这个社会中最尊贵、最值得享有一切特权的高贵人。任何社会制度下,统治者都应该时时刻刻像蒋总统那样,不问是非曲直,不管他人死活,不管贡献大小,只要每月供奉他们每人几百块大洋的高薪,让他们一人的收入抵得上一个普通国家工作人员的几十上百倍,他们才认为那是一个好社会。谁能让他们尊贵又显赫,滋润又舒贴,那才叫好领导,好国家,好制度。可是,张鸣教授独独忘了几千年绵延下来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虽然在人民的不断反抗中,换汤不换药地周而复始轮回着,而人民对他们这些所谓的人上人们,从心底里就充满鄙视、敌视和不满。人类社会走到一定接口,导致整个前朝政权兴亡更替的暴力运动,在一定时候会表现得迅猛而激烈,严酷而无情,也确实沉重打击甚至推翻了彼时张鸣们赖以生存的旧政权。可张鸣们心知肚明,如果能规避开暂时的社会动荡,总会有机会让他们中的残留者,再次荣登人上人的塔尖,重新拾起他们失去的生活特权和尊贵荣耀。
中国自古以来的各个朝代奉行不变的少数人尊贵显赫并享有多种特权的社会制度,其实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都存在。自古以来统治阶级所的奉行的那种社会制度,确实大同小异地延续着多数人抬轿少数人坐轿的规律。坐轿人的少,抬轿的人多,也就成了张鸣们认为是再习以为常不过的社会制度。可悲的是,许多受压迫者,在麻木与蒙昧中也不假思索地默认了这一点。就是广大的普通劳动者自己,也在常自己的圈子自我戏谑:都去当官,谁去抬轿?这样的说法,不仅承认了等级制度存在的天经地义,而且让各个时代的张鸣们也一概认为,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尊贵与卑贱,富裕与贫穷,自古为然,何足为怪?
对广大劳动者来说,产生这样愚昧的思想意识,原因有二:一是受了统治者长期宣传、蛊惑、强制的影响;二是劳动者自己自我麻醉的思想和长期逆来顺受的行为使然。这样的思想意识与行为趋势,说好听点,是随遇而安;说不好听点,就是十足的奴性心态。而这种心态的产生与传承,不仅是张鸣们那个阶层的人求之不得的,更是他们认为理当如此的。由于劳动者这种近乎恒定的奴性心态存在,再加上统治阶级的不断宣化与暴力强制手段,就可以使张鸣们安享由来已久的尊贵生活与各种特权。于是乎,那样的这社会就成了张鸣们心仪口诵的理想社会;那样社会的领导者,当然也就成了他们敬仰崇拜的好领导了。
要说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多数民众由于缺少启蒙,缺少应有的文化熏陶与思考,有如此得过且过、安于现状、不问来由的心态,也不足为奇。而张鸣们有那样的心态,虽然从表象上看也不算奇怪,可细究其言行的实质,就另当别论了。必定较之于一般劳动者,张鸣们最清楚他们的尊贵和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卑下是怎么一回事儿。他们十分明白这样的社会制度的存在究竟合理不合理。可他们就是不愿也不能把事情说破,而是始终带着愚民的心态,流氓暴虐的手段,千方百计地苟延残喘着自己曾经享受过的或心向往之的旧式社会制度。即便那种制度的存在,给人类的绝大多数带来了太多的痛苦与血泪,发生了太多的矛盾与激烈碰撞;即便那样的想法与做法,在今天的中国无异于痴人说梦,可他们依然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他们时刻都幻想着以自己或自己那个小集团之力,来逆转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前苏联的一朝毁灭,或许给了张鸣们某种潜在的动力和兴致。使他们以为,只要自己坚持不懈,那样的改朝换代壮举也许会有一天在自己的持续努力下变成现实。可他们有时又是多么幼稚和愚笨,他们似乎看不到今天的俄罗斯正在遭受着什么,更看不到已经深受前苏联毁灭之害的俄罗斯民众又在思考什么。倘若社会制度的差异是国际社会最重头的争端的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就不应该再像对待前苏联那样对俄罗斯实施围堵、制裁、挤压的策略,而应该把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罗斯当做自己的政治亲兄弟一样加以扶持、保护与倾心帮助。事实恰恰相反,从前苏联脱胎而生的俄罗斯,一经社会制度发生剧烈变革,并没有像美国等西方国家期望的那样对他们言听计从,百般顺应。事实是,俄罗斯再次立国以后的领导人,包括始作俑者叶利钦在内,谁也不愿充当西方世界的奴仆,依然倔强地试图唤回前苏联在世界上具足轻重的大国强国地位。尽管这样的想法与做法让他们付出了惨重代价,可他们九死不改其衷,始终一意孤行地顽强坚持着。尤其是强硬的普京,对美国人试图左右自己的任何想法与做法,都一概不屈从、不让步,这让美国等西方国家着实窝火头疼。
美国等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早已摆脱了封建社会那种顽固保守直白的社会制度,走向了他们标榜的所谓自由、文明、民主、人权的资本主义社会。可是资本主义社会历来奉行的都是丛林法则。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个人或者国家,只要谁敢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哪些方面有违美国人的意愿,美国人就会抡起他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大棒,对你横加鞭笞与蹂躏,最终使你国亡、民苦、领导人走上断头台。他们从来不说自己本国内部贫富的悬殊,人权的暴虐,财富的垄断,等级的森严,只是把这些作为利器专门针对他看不顺眼的国家与地区。这几年中东北非国家遭遇的乱象就是最好的说明。而他们自己呢,不管国家存在怎样的不公不合理,他们都只字不提,似乎他们的任何胡乱作为也都包含在所谓他们标榜的民主、人权、自由、平等里面。最近,发生在美国许多地方的反抗白人警察随意虐杀无罪黑人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张鸣们当然会把自己标榜成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及社会制度的觉悟者和践行者,因为这样,他们的本来面目才能遮挡得冠冕堂皇、理直气壮。殊不知,只要有尾巴早晚都会露出来的。张鸣在最近对著名演员兼导演姜文的指责,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真实用心。姜文对张鸣们心仪的民国时期说了直抵其弊端的话,这就引起了张鸣的义愤填膺和严词指责。既然自己心仪民国,心仪蒋总统,心仪那样的社会制度,当然就要为其仗义执言了。针对姜文的话,张鸣说什么:民国国家穷,政府乱,受外国人欺负。但是,民国有自由,有知识人,尤其是姜文这样的电影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搞创作,电影只要拍出来,只要不是诲淫诲盗,不用担心审通不过。
好在张鸣号有一点点说实话的勇气,他承认民国并不是样样都好,还存在穷、乱、受人欺负的情况。不过张鸣的言语里面,并不是对其进行客观合理的评述,而是在进行荒唐无理的辩护。在张鸣心里,民国的致命缺点都是优点。国家穷不算啥,只要生活在那个社会里的张鸣们不穷即可;政府乱点不算啥,即便在自己的领土内驻扎着外国军队,内河内海上横行着外国军舰,各大城市里都有外国人划定的所谓租界,租界上即使树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些都没什么,因为这最能体现民国政府讲民主,讲自由的大家风范,最符合张鸣们和外国人的利益需求,因此它就是好政府。知识人,在那样的政府里,虽然极其稀少,却人人如生活在天府之国里。因为少数精英们不管贡献如何,都一概高待遇,高收入,高特权。那怕国家四分五裂、常年军阀混混战,那怕国民政府的实际统治权仅限于江浙一带少数几个省份,那怕日本人占领东北虎视眈眈地觊觎着关内,那怕饥荒、地震等自然灾害如何危及国民生命都无人过问,只要张鸣们能够在上海滩上歌舞升平,灯红酒绿,醉生梦死,这个国家都是好的,知识分子都是满意的。总之,只要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在,只要张鸣们的西湖歌舞四季盈耳,管他遗民南望王师、泪尽胡尘,饱受何等辛酸。是的,张明标榜的民国时期,电影可以随便拍,文章书籍可以随便印发,出版绝对自由,言论绝对自由,戏剧绝对演出自由,电影拍摄绝对自由。可张鸣咋就这样健忘呢?殊不知,国民政府的审查机构对所谓的红色书籍文章及,不仅严禁出版发行和书写文章,更严禁随意扩散。到了后来,竟至于禁止到连带有红色封面的书籍,不管内容如何,也都一律禁止出版发行的地步。对那些他们认为带有革命倾向的作家,不仅禁止出版发表他们的书籍文章,连他们的头颅也要砍掉。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不就是这样被秘密杀害的吗?一个时期,连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也不得不挈妇将雏,到处避难,无奈到在国外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文章。这难道就是张鸣说的民国有知识人,有无限自由吗?
欧阳修在写自己在醉翁亭喝酒游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张鸣说的民国自由,是否也是别一种醉翁之意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欧阳修饮酒赏景,可以直抒胸臆。就连他自己自称的醉翁,也直白说那是“聊戏客”而已。张鸣咋就恁不大气厚道呢?你要说自己是国粉、蒋粉就直说罢了,何必要编排民国一切都好的谎言欺蒙国民呢?如此的教授,如此的精英,如此的民主卫士,实在令人不仅不敢恭维,而且要令人不耻了。
历史的车轮从来是不会以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历史的车轮把古老的中国在历尽磨难后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转动到了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崭新时代的时候,绵延了漫长历史时期的人分九等、等级森严的陈腐社会制度,也终于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刻。这个崭新的时代,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这个崭新的制度依据自己的本质特性,以雷霆之势一扫两千年多来中国社会繁衍已久的等级尊卑秩序。从那时到现在生活在这个块土地上的人,只要你没有顽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只要你虽然敌视却未心存颠覆现行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图谋与行动,不管是谁,在这个社会制度下都一律平等,都享有大小同等的权利,都是国家的主人。要说在前三十年,谁对现行社会制度心存不满的话,尚可理解。因为那时候不少在蒋总统统治下的国民政府里享有许许多多该有不该有特殊权利的人,刚刚失去了享之已久或者获取不久的特殊权利,他们对新社会、新制度及其这种社会制度的建立心存不满甚至产生仇恨,虽然于理难忍,却也情有可原。然而,共和国成立都这么些年了,改革开放也已经三十多年了。不少人虽然在三十年来几乎一切都无原则地改革开放大潮中,利用种种手段,逐步达到或者再次恢复了蒋总统时代的那般优渥生活,享有了那时候少数尊贵人才能享有的诸多权利,再次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消失了三十年之久的“人上人”,可必定这个国家的宪法上时至今日还依然一字一板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谁都知道,宪法是国家大法,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发展、自强的根本保障。它对国家性质的界定不是随便说说就算了事,而是郑重其事地为这个国家树立了最根本的行为标杆,建立了最具权威性的法理依据。任谁也不可能随便来慢待它、亵渎它,更不能心存邪念要颠覆它。
由于传承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在不少人心中似乎已成定势,尽管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也在一定时期体现了这种新型制度的实质,人民当家做主,走向共同富裕。然而,今天的中国,实在没有谁敢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依然是在坚持与继承国家宪法中明文规定的社会制度。正是目前陷入迷茫与混乱的现实状况,才使得国家的思想意识领域里杂音声声,乱象缤纷。任何言语行为,只要冠之以“特色”,即可耀武扬威,大行其道。国家财富在所为的特色中,愈来愈垄断在少数官员与诸多投机钻营的“先富者”手里,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基尼系数远大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西方国家。消亡已久的旧中国各种丑恶现象不仅死灰复燃,而且泛滥无忌,早已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程度。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被私有化占据了大半壁河山,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制度已经变成了少数失去党性的官员与为富不仁的富人当家的现实。黑恶势力当道,官黑携手作恶,人民再次跌入社会底层。这些残酷的现实状况,都让一些早已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和心存颠覆之念的人,认为他们改天换地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上蹿下跳,呼风唤雨,把一个原本如日月一般光华朗朗的华夏乾坤,直搅得天昏地暗,阴霾密布。
有时候也怨不得张鸣们那样明目张胆,那样不把宪法当回事儿。因为你的宪法他们原本就不赞同。那个所谓的零八宪法的出台,就是这类人公然反抗现行宪法的突出表现。虽然事后,国家采取了一定措施,可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更未消除它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致使许许多多从骨子里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依然肆无忌惮,公然和现行宪法对着干。这不仅极大损害了宪法的至高权威,更助长了内外颠覆势力的嚣张气焰。张鸣、袁腾飞、茅于轼们的出现与表现,一点都不值得奇怪,因为当今社会早已给他们的张牙舞爪提供了适宜生存的土壤,由不得他们不去那样喊叫,那样作为。
只要看看今天的街头书摊上,国民党那边的许多人包括戴笠、毛人凤等人的传记几乎比比皆是,而共产党开国将帅们的此类书籍却寥若星辰。讴歌蒋介石、宋美龄的书籍文章更是浩若烟海,而歌颂毛泽东的书籍文章却难登大雅之堂。更为荒唐的是,凡是纪念毛泽东诞辰与忌日的人群,几乎都被地方警察视为不稳定因素加以驱赶和限制,凡是涉及毛泽东个人情况的介绍与评价,无不连带上他晚年的所谓严重错误。似乎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毛泽东一人不是完人,其他历史人物都是白璧无瑕。
意识形态的混乱势必导致国家、民族、国民信仰的迷茫与错乱。中央也该下大力气澄清迷雾了。不然的话,前苏联纵容思想理论界群魔乱舞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未必哪一天就不会复制到如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毛泽东写给郭沫若的那首关于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和诗了,抄写在这里,算作本文的结尾吧: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2014.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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