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18日连发两条微博赞美民国，说民国“国家穷，政府乱，还受外国人欺负。但是民国有自由”，还称“民国的北洋时期，在文化文艺方面，基本上不存在任何政府审查。”
@张鸣：的确，民国没什么了不起，国家穷，政府乱，还受外国人的欺负。但是，民国有自由，知识人，尤其是姜文这样的电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电影拍出来，只要不是诲淫诲盗，不用担心审查通不过。
@张鸣：民国的北洋时期，在文化文艺方面，基本上不存在任何政府审查。国民党时期有一些限制，但大学里可以教马列主义，出版社可以出毛的著作，对报刊和电影的审查，只是局部性的。左翼文学和左翼电影，非常张扬。如果连这个常识都不承认，我没话说，喷吧!
此番言论遭到广大网友的怒斥，@Julius小猪驳斥张鸣所谓的“民国没什么了不起，国家穷，政府乱，还受外国人的欺辱，但是民国有自由”之说，他说，“为了一小撮知识分子清高的地位 所谓的自由 却要拉一群挣扎在生死线的百姓来陪葬 对不起 这样的自由 我宁可不要 在中国 再大的事 也大不过14亿中国人的吃饭生存这一基本需求!”
@茶叶蛋凝胶电泳君也怒斥道：“po主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说我们高层精英吃喝玩乐、风花雪月就好了，你们老百姓爱死爱活关他什么事[挖鼻屎]顺带问句，po主你个low逼在民国能当上知识分子么?”
@阳光的思源：民国知识人、电影人，这是中产阶级吃饱了干的事，也只有资本家能享受到。和百姓有一毛钱关系吗?战乱年年、民不聊生、食不果腹、卖儿鬻女。本末倒置的观点，还特么教授呢!?
@略有所思1975：国家积贫积弱，让外国肆意欺凌。人民饥寒交魄，战乱风起。这样的“自由”与民何干，与国何用?
@jfu0699：饿死，穷死，冻死，被侵略者杀死都不如有自由重要，对吧[吐]
还有众多网友列举史实驳斥张鸣的所谓“民国的北洋时期，在文化文艺方面，基本上不存在任何政府审查。”之说。
@耶律无言列举史实怒斥道：1927年开始成立的“电影审阅委员会”和1930年颁布的《电影检查法》是吃屎的???
@斯库里:1932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上海各影片公司发出了禁拍抗日影片的“通令”，“通令”宣称：“以后关于战争及含有革命性之影片，均在禁摄之列。”
@赫云仙：1929一1936年间，458种自由主义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给它们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诽谤官方，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学"……1936年，国民党中央出版署列出了已被查禁的676种社会科学出版物。那十年间，总计约有1800种书籍或杂志被查禁"——[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一转
@章晓华微博：[哈哈]老张你的同行汪朝光有本《影艺的政治 : 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 》，就在贵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少刷微博多看书，否则变成猪。
@蓝田一和：这个教授开始睁着眼睛说瞎话，那是老蒋想管管不了。台湾88年才解除军事戒严。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老蒋动用几百万军队绞杀反对他的党派。这就是自由。
@黑巴实验：民国被禁掉的电影还少么? 知道”电审会“类似机构么?随便查了下：淞沪警察厅规定，须将剧本或说明书送警察厅审核，“如有奸盗邪淫妨碍风俗之影片，应即禁止开演”。同时规定，影院男女宾座位不得紊乱，放映时间以晚12时为限。警员可随时在场监视，凡违背本规则者，依法处罚，或勒令关张…
@生于82-格洛：电影我不太熟，说说书吧：“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查禁了一大批书，计一百四十九种，凡是销行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译本。”——鲁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我觉得鲁迅应该是知识人。
@药苑之星：民国时，闻一多等学者因为反对政府，就被暗杀。你个奇葩天天反政府，反体制，你不是活的好好的?!整天拿着自己的自由去批判不自由!
关于民国自由之说，网友@唐律疏议摘录了美国人易劳逸撰写的《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一书，民国的“言论自由，文化繁荣”原来是这样的。
以下文字摘自[美]易劳逸 著，高华 等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2月版
33页
“由于国民党执意在人民的抱怨不满中掌握政权，政治镇压便成了南京统治必不可少的特点。暗杀、夜间搜捕及死刑是那时司空见惯的事。1933年2月，23位被称是共产党员的囚犯被戴上手铐脚镣，拉出去枪决了，其中有几人可能尚未断气就被埋掉。刘温生是一位报社编辑，1932年年中被捕，随后被判死刑。政治犯的名册堆积如山。”
35页
“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在1933年6月18突然中止。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同盟的秘书杨栓带着14岁的儿子乘车离开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办公室。他刚进汽车，四、五个理伏着的特务一齐射出了子弹。杨铨试图去保护自己的儿子，中弹身亡。汽车司机受重伤，杨铨的儿子腿被子弹击穿。据揭露，因为杨铨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收集关于丁玲失除的情报，他被内定为行刺目标。”
36页
“中学和大学是重点打击对象。政府从193l-1932年满洲危机中领略到了学生运动的潜力，并深信共产党分子是学运的煽动者和组织者，决定把学生引上轨道。政府的密探混入学生团体，学生受到突袭搜查、突然失踪及集体拘禁等恐怖的威胁。没人能淮确地说出到底有多少学生在1930年代被捕，但数字肯定会是上千，也可能是几千。”
37页
“检查制度开始于1927年的清洗，那时国民党集团所追求的不仅是根除共产主义组织，而且还要“从根源上限制罪恶的共产主义思想”，检查官的手不仅伸向共产主义作品，而且伸向所有与南京当权者背道而驰，或表示不满的出版物。”
38页
“到1930年9月，一部综合性的《新闻法》顽布了。它是一个包括44项条款的细致文件，然而它的一些最严厉的条款却又含糊不清，检查官对条款几乎有无限的解释权。如第19条，禁止攻击国民党和它的主义，损害国家利益，危窖公共和平及秩序，或是破坏良好的道德。
依仗新闻法授予的权力，检查官员对国家的出版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顿。1929一1936年间，458种自由主义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给它们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诽谤官方，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学”。查禁单上的外国包括：约翰•D•帕斯欧斯、西奥多•德莱塞、伯特兰•罗索、戈凯和厄普顿•辛克莱。1936年，国民党中央出版署列出了已被查禁的676种社会科学出版物。那十年间，总计约有1800种书籍或杂志被查禁。”
39页
“从法律上讲，一个政府不能没有舆论豹监督，来揭露它的腐败和弊政。蒋介石要求舆论界这么傲。中国的舆论界也试图充当公众利益监护人的角色，然而，所留下的只是不断失败的纪录。只举一例，《商报》曾指责一个法宫在审理案件时接受贿路，报纸的编辑便被送上法庭，受到“妨害公务”的指控。”
40页
“外国记者也要受到检查官的干涉。他们说，中国的新闻检查要远比日本严厉得多。据《基督教科学能育报》记者H .J,蒂姆伯利(Timperley)统计，1932一36年间，日本有关机构对美国新闻单位所发重要消息的删除，不足500字。相反，中国检查官在1933年春天到初夏的短时间内删除同一美国单位发出消息的字数，是日本几年间所删的4倍。蒂姆伯利说，如果哪位外国记者能有三分之一的作品从检查官手下通过，他会感到幸运。中国检查官最令人不快与丧气的手法，是将记者的文章重写，通常是将主要观点完全篡改了，而记者本人直到几周之后——文章已公开发表了一段时间，才得知这些改动。”
40-41页
“形成对比的是，对新闻检查制度以及对国民党统治的批评，又主要来自中国的新闻界。导致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有几种，最值得提出的便是，新闻法不可能在南京政权的实际管辖范围之外起作用。在华北:北平和天津的报刊——如《大公报》、《国闻周报》、《独立评论》——指责南京时所受到的惩戒要相对轻些。广东的报纸也能自由地评论南京政府的弱点，尽管它们尽量避免直接攻击蒋介石本人。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权力不能直接进入外国租界，至少法律上是如此规范的，不平等条约的大伞保护了不少报刊。尽管中国检查官能够，而且经常确实取消这些出版物的邮寄优惠特权。”
以下文字摘自[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127-128页
“我同一位在耶鲁大学受过教育的经济学教授马寅初谈过话。抗战以前，这个独裁者曾把马教授请到他的官邸，请其私下指教经济问题，就象他请传教士教他神学或者请普鲁士人教他步兵战术那样。马寅初认为，他同蒋介石关系密切。但是抗战期间，当他在大学讲课时，他开始指责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这时蒋再次请马寅初吃饭，讨论经济问题。饭后，在马寅初乘坐这位独裁者的轿车回家时，坐在前排座位的两个带枪的人对他说，他已经被捕了。为此，他有两年时间未能与家人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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