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至2014年，我是我们学校的教职工代表之一，而且坐主席台。如果我说我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生活，那是吹牛，还差的远着呢。说沾了一点点边边应该可以吧?能不能以小见大的也不敢说。但总结一下做教职工代表的体会是我一直存在的想法。也不知道在忙什么，下一届(2015年)的教代会都开完了，全国的两会都开始了。才想起来动笔。
凭我的经验和想象力，但凡还保留有原社会主义公有制尾巴的单位，都应该还有职代会之类的组织存在，且不管现在还有没有实际意义。这肯定是毛泽东为主的第一代领导者们民主思想的体现。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似乎还不放心，为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又专门将代表结构明确地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1975年的《宪法》。如来自基层的工农兵代表必须不少于百分之六十。因为她是了解民情民意最直接、最接地气的方法。所形成的决议也一定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与其他主义的根本区别。良苦用心，天地可鉴!殊不知，在流氓面前，国家宪法也是可以随意践踏和废立的。
我是做技术工作的。比较关心国家命运。但人微言轻，能参与单位的政治生活已很难得。作为一个来自后勤的基层代表(一个领导朋友戏称我是农民工代表)，自然会经常听到来自底层的声音。能感觉到责任和压力。所以很认真地写提案。按规定，提案必须有两个以上正式代表附议方能成立。问题来了，我的提案基本都不符合官意。有一官半职的人，即使赞成也不敢附议，本单位基层代表别无他人。我们集团办公室主任朱先生很够意思，表态“我帮你找人附议”!但不久就表示了无能为力。我却不愿放弃，最后找外单位的基层代表附议才算成立。我在小组讨论会上戏说这一过程，大家也不过一笑了之，谁也改变不了这个大气候。也和个别领导因分配问题发生过小的争论，还有过这样的表白：“在座的基本都是领导，我无意与你们作对，实在是我作为基层代表不能不反映我背后属于大多数人的民意。我知道说了也白说，但白说也得说”。孤掌难鸣，无助啊。或许他们需要的是哑巴基层代表来作民主的点缀。可以安排你坐上主席台。但那都不是我需要的。我需要的是反映民意，并得到落实。以促进社会公正。尽管基层代表处于绝绝对劣势，这种“不和谐”的话，在有些人看来，依然是白说没有别说好。但我坚信，足够多微弱声音的集合也很浑厚。
当了几年的教职工代表，也的确长了不少见识。说几个供大家一乐。
几个报告是每年都要作的。尤其是校长工作报告。小组讨论时大家都很积极，提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也安排了集中汇报的时间，但最后通过时都基本没有变化。为什么?会议开始了，代表们才看见和听见内容，仅仅一天的议程安排根本没有打算给代表们看懂和给自己修改的时间。明显的没有诚意。怎么就不能提前印发给代表们学习和给官方足够修改的时间?十分明显的走过场，是对代表们的极不尊重
我每每杞人忧天：讨论时大家对报告似乎都不大满意，要是举手或者投票会不会通不过?我真是孤陋寡闻了。其实中国官方早就发明了一种神器，叫“鼓掌通过”。据说无往而不胜，所以非常流行。记得有一次主席团会议上，有人提议举手表决，因为心虚到连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被断然否决。
我个人以为，事关学校建设发展的重大决策和关乎安定团结的利益分配方案都应该拿到职代会讨论。当了五年代表，而且还是校工会生活福利工作委员会委员，我是一次都没有参与过。我这个代表也不知道是被谁代表了。比如成为学校严重拖累的蔡甸校区的建设通过职代会讨论了吗?倾向官方的绩效工资分配方案通过职代会讨论了吗?职代会不过是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则去的玩具而已。当然，有聊胜于无，说不定哪天气候变了就会有大作用。
我写提案的热情是严重递减的。找人附议难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是，虽然我的每个提案都有很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见附件)。但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落实。虽然要求工会对每个提案都要有答复，但实际很难做到。我能理解他们。设身处地的想，大环境如此，像类似我的提案叫他们怎么解释?怎么落实?我倒是对他们有个建议，关于此类提案来一个统一答复：在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大环境下，学校不能独善其身，我们也无能为力。大环境变了，自然就都跟着变了。等着吧!
相对而言，可能因为是学校的缘故，我们教职工代表的素质还比较高。只是因为结构的原因不可能真正体现民意。联想到那些时有耳闻的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的人不少都是县、省、全国的“人民代表”。这些资本家，黑社会通过贿选等各种手段黑洗白、白转红。和其他既得利益者一道，成了代表人民决定国家和人民命运的人(根据有关报到，真正的工农兵代表已经不到5%)。他们只会想方设法地合法化他们的非法利益。怎么会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们怎么配称人民代表?这就是那个强调不看群众脸色办事的人通过修改宪法达到的效果。这样的代表结构如果不改变，怎么可能体现民主?还会有人民的好吗?所以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代表结构。
附：两个提案：
提案一：调整代表结构，实际参与决策
理由：
教职工代表，顾名思义，即为教师和职工的代言人，教师和职工又可分为很多类型，比如普通类或领导类等等，要想真正表达各阶层的意见，除了必须有各个阶层的代表。更为重要的是：应该让处于大多数的阶层有相应多的发言权或投票权，并切实地参与到学校重大事件的决策中。让领导多听听来自最基层的声音，代表大会所形成的决议才能够体现大多数人的意见。以避免代表大会成为少数人的代表机构，或沦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摆设，从而使大多数成为了被代表。纵观我校历年来的教职工代表结构，很显著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特色之一)，就是领导类占了绝大多数，以后勤集团的代表为例。领导类和普通职工类的比例是十六比一，而领导类和普通职工类的实际比为51比325(不含大约七百外聘工)。这样的结构确定了领导们方方面面的绝对优势地位。所形成的政策就必然不可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根据校工会关于“为了维护教职工依法行使学校民主管理的权利，凝聚全校教职工的智慧和力量，确保学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通知精神，也为了学校的长远利益，为了和谐与公平，避免盲目决策带来的折腾，特提出尽快调整教职工代表结构。并予以教职工代表大会以实际意义。
建议解决方案：
1、在代表总人数不变的情况下，按各阶层总人数所占比例确定某阶层代表的人数，选出愿意参与并有能力参与的人做本阶层的代表。
2、突击提拔更多领导，使领导类成为大多数。
提案二：合理安排退居二线领导们的工作
理由：
按照目前学校的事实形成的惯例，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们男性55岁、女性50岁即不再担任实际领导职务，作为安慰还是什么考虑，在所有待遇不变的前提下，不须上班，甚至不须呆在学校，此乃极不正常之现象，原因有二：
一， 人力和财力的双重浪费。男55、女50正是经验丰富，工作能力最强的年龄，既不是能力有问题，又没有犯错，更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突然被实际剥夺了工作的权力。这不仅仅是权力和待遇的问题，因为他们也需要通过工作来体现其人生的价值，这是人才的浪费。在原领导还能工作而不让工作且待遇不变的情况下，又提拔了新的领导取而代之并享受同等待遇，是否有抢班夺权之嫌?而且相当于除了党、政外，兀自又多出了一套干部系列，在经济上增加了学校的负担。这样的制度创新，实非我等俗人所能理解。
二， 严重挫伤了普通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退居二线的领导们无须工作虽然是出于不得已，但表面现象却是：拿着比普通职工工资奖金要高的多得多的领导们完全不上班，不工作，爱上哪上哪。而普通职工却必须老老实实干到法定退休年龄，创新(谁的发明?)出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公。进一步加深了干群矛盾，也使领导们的说教更显苍白无力。
建议解决方案：
方案一、增加更多机构或增加领导岗位，以安排二线领导重新上任。让二线领导们人尽其才，实在安置不了可将就到普通职工岗位干点实事，以体察民情。
方案二、一视同仁，让普通职工也在同样年龄段享受同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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