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梗概：2015年2月以来，香港激进团体发起多波“反水货客”行动，并很快从“反水货客”变为“反对内地游客来港自由行”。个别公共场所如巴士站牌、广告牌、饮料机等，都被人以红色和黄色油漆喷上“支那蝗虫”“滚出香港”等侮辱性字句，激进分子还在新界上水、屯门以及九龙尖沙咀等地非法集结，骚扰商铺，指骂、围攻内地旅客，追着内地旅客踢他们的行李箱和物品，甚至有人高举“港英”旗帜，要求内地旅客“滚回家”。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张晓明表示，不应任由有关活动激进化、暴力化。极少数激进分子藉口“反水货客”，围攻、辱骂内地游客，蓄意制造事端，挑战法律底线，应当依法予以惩处。同时也不应把问题夸大化、政治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大肆渲染有关问题，意在挑拨两地矛盾，助长本土意识，并试图影响将来的选情。
一段时间以来，在少数居心不良之人的运作实施下，一股让大陆人“滚出香港”的邪风在香港悄然流袭，不光香港的个别公共场所被人以红色和黄色油漆喷上“大陆人滚出香港”“支那蝗虫”“光复屯门”及“卖国贼”等侮辱性字句，更有个别港人举着“中国人滚回中国”等标语牌围堵大陆游客。
虽然此类事件规模不大，涉及人员不多，但引发陆港两地社会民众的较大关注，一些别有用心的境外媒体也借机渲染炒作，客观上制造出一些负面影响。
在香港非法“占中”风波趋于平息的情况下，“滚出香港”之风又起，加之前不久香港特首梁振英声称将与中央商讨收紧“自由行”政策，不禁引发人们深思，陆港同属一国，进出竟不自由?两地血脉相融，岂能一“滚”了之!
“滚出香港”，揭开了中华民族百余年来最为深重的历史创痛
“滚出香港”，并非今天个别港人首创。从19世纪40年代英帝国主义强占香港岛和九龙、强租新界起，就曾出现过各式各样针对华人的“滚出香港”事件。虽然具体情况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大都伴随着华人的苦难、屈辱和抗争。
英国殖民统治早期，在香港实行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相结合的政策，华人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遭受不平等待遇，反抗运动遭到港英当局镇压，华人一不小心就有被“滚出香港”之虞。
1842年，有个别英军士兵在港病死，港英当局迁怒于华人，借口卫生问题将鲥鱼涌一带的乡村房屋尽数拆毁，强迫居民迁往他处。其中，当地有结拜的七位姊妹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在涌前齐齐投海自杀。后来，这个地方被命名为“七姊妹”。港英当局还采用一种“流刑”，将一些反抗殖民统治的华人“递解”到英国在非洲和南洋的殖民地去服劳役，往往九死一生。
当时的著名海盗徐亚保率人杀死意图强暴中国妇女的两名英国军官，被判“终身充军”，徐竟宁愿自缢身亡也不愿流放异域。1899年，当英军武装接管新界和九龙城时，当地“白叟黄童，群思敌忾，耕氓贩竖，愤切同仇”，但终因寡不敌众，遭到血腥镇压，九龙城内的“官弁兵丁”被“一并逐出”。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华人还经历过一次另类的“滚出香港”，那就是黑暗残酷的华工贸易。当时，香港作为清朝法律无法管及之地，加上航运之方便自由，成为贩卖华工的中心。
仅1845年至1875年，就有数十万华工通过香港登上“猪仔船”，被贩卖到世界各地，其中又以赴美国为最多。“猪仔船”上空间狭小，缺水少食，高温潮湿，病疫流行，导致华工死亡率奇高。华工“滚出香港”，洒下的是那个年代中国劳苦民众的一路血泪。
1941年底，日军攻占香港。日本侵略者为了稳定所谓“新秩序”，加强对华人的控制和管理，颁布了“华人疏散方案”，并以保障社会安宁和搜捕抗日分子为名进行“人口总清查”，企图大规模驱逐华人出境，计划把香港人口由160万减少到60万。
日总督府指定广九路为“陆路步行归乡线”，强迫没有“良民证”者“返乡”，还在街头大肆抓捕港民后强行船运至广东沿海，弃岸不管，港民饥寒交迫而倒毙途中者不可胜数。
他们还采取诱骗手段，分3批招募7000名香港壮丁到海南岛充当开掘铁矿的苦力，致使数千香港青壮年埋骨海南，生还香港者寥寥无几。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让香港人民饱受屈辱和摧残，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香港人口仅为战前的一半。
新中国成立初期，港英政府为加强社会控制，想方设法让香港爱国人士和非本港土生进步人士“滚出香港”。1949年4月，港英政府颁布《人民入境统制条例》，规定“管制非本港土生人士来港、离港以及在港内的活动”，禁止“有鼓动叛乱和扰乱公共安宁的嫌疑者”入境，有权将其拘留并遣送回原籍。
同年8月，通过《人口登记条例》和《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明确港英当局可以通过简易审讯的方式判定某人为“不良分子”并将其驱逐出境。
后来又颁布了《修订1922年紧急状态法例》《紧急(主要)条例》《人民入境统制(补充)条例》和《边境封锁区命令》等严苛律令，陆续策划制造了“罗素街”事件、“三·一”事件和《大公报》案等一系列控制与镇压事件，将大批所谓“不良分子”“递解出境”。许多工人领导者、电影工和教育工往往于凌晨被从睡梦中叫醒，简单收拾行装后即被驱离香港。
以上这些被“滚出香港”的对象，要么是在殖民统治下悲壮的反抗者，要么是可怜的受害者，然而，历史上也曾有过两次侵略者“滚出香港”。
一次是1945年9月16日下午，在香港总督府楼下大堂举行日军投降仪式后，日军投降代表海军中将藤田类太郎和陆军少将冈田梅吉被押下去，标志着日军对香港3年零8个月的残暴占领结束;
另一次是1997年6月30日子夜时分，英国国旗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会场上空缓缓降落，14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的14处军营上空冉冉升起，英国查尔斯王子和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离去，英国政府在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香港正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滚出香港”写满了中国人民、香港人民的深重苦难，也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到自强自立、从艰难困苦逐步走向复兴的艰辛历程，是一处刚刚愈合在国人内心深处的伤，也是一种穿越时空、刻骨铭心的痛。
最近冒出的“滚出香港”，并不关乎抗争和正义，但却揭开了中华民族过去百余年来最为深重的历史创痛，是同胞对同胞的“驱逐”，是“兄弟阋于墙内”，因而让陆港两地的爱国民众感到格外痛心。
“滚出香港”是个无礼无法无情无义的论调
一个论调的提出，应有其立论的逻辑依据和基础，也应有一个客观理性表达的态度和立场。然而，让大陆人“滚出香港”的论调毫无逻辑基础，实是缺乏理性的无稽之论，仅仅是极少数港人宣泄情绪的过激表达。
一则于礼有失。“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有礼有节是社会沟通和人际交流的前提，这是包括香港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传统共识。对于进入香港的人士，不管是大陆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前来消费、创业还是探亲，都应当得到基本的尊重与帮助。
即便港人对一些现象和社会问题心有不满，也应当文明表达、和气沟通，不应该对同胞恶言相向、甚至谩骂围攻。香港社会法制比较健全，市民一贯有较为畅通的诉求表达渠道，但个别港人有诉求却不通过正常渠道反映、表达，反而采取拙劣、粗暴的手段，一个“滚”字，映照出其背后的一种扭曲心理、一种极端情绪、一种无理的心虚和修养的肤浅，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香港的外在形象。
二则于法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章第1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第4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第2章第12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这一系列规定从法律上清楚地表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行政区域，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与我国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同级别的地方行政区域。香港虽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但决非“绝对自治”，更不是“国中之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没有任意拒绝中国人出入境的行政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于2012年7月13日通过的《入境(修订)条例》，也没有任何针对“大陆人”拒绝入港或强迫离港的条款和规定。
无论是大陆、澳门、台湾同胞还是外国人，只要有合法的手续和凭据，就具备出入香港的充分法理条件和权利，属于合法入境。这种法律赋予和保障的权利，岂是几句口号、几块标语就可以任意剥夺的?
三则于情不合。香港地域狭窄，山多地少，人口稠密，其日常生活物资主要靠大陆供应。一直以来，中央政府视香港人民为一奶同胞，大陆人民宁可自己作出牺牲，也要确保香港的蛋、奶、油、菜、肉、水、气、电等生活物资和能源的供应。
单是一个东深供水工程，已累计向香港供水223.48亿立方米，相当于一个半洞庭湖的蓄水量。专供鲜活食品直达九龙的“三趟快车”，开通于20世纪60年代初大陆正经历严重自然灾害期间，大陆人民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忍饥缩食，保证供应。固然，这些供应也确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付了钱”，但这决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此间大陆牢牢掌握着供应的主动权，香港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由于大陆深念同胞情深，物资供应的价格、质量和可靠度才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得到保证。
大陆对香港273种主要产品实行零关税，意味着大陆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对香港完全开放，这种商业关系能够用所谓的“市场买卖”解释通吗?!应当说，这背后起主导作用的，绝对是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个别港人无视这一点，只为一己之私而置民族感情于不顾，大肆制造伤害陆港两地人民情感的丑陋言行，既缺爱国之情，也无同胞之谊。
四则于义不容。中央对香港是重信崇义的，一贯严格执行回归时既定的“一国两制”方针，保证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全国通行的法律没有一部在香港完全执行，就连《基本法》第23条提出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的正当主张，也因遭到部分港人反对以致多年迟迟无法完成细则修订;中央允许香港以实体身份参与许多国际事务，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保持和发展对外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香港不用向中央交一分钱税，港人也无须服兵役，驻港部队不需港人出资，中央政府给予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民众的“特权”世所罕见。
英国殖民者统治香港150余年，从未给过香港人民主，从未有一人一票选举，港督和政府高级别官员都是由英国女王直接任命。150余年间，香港须向英国纳税，需养活上万驻港英军。二者相较，高下立判。个别目光短浅、数典忘祖、不知感恩却还叫嚣大陆人“滚出香港”的香港人，你的良心何在？
“滚出香港”与香港的核心价值与人文精神背道而驰
香港开埠日早，一代代外地迁入和本地出生的香港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使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国际贸易中心。香港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特有的核心价值与人文精神至关重要，有这样几个关键词——自由、包容、自强、法治，这些特质是港人精神家园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但遗憾的是，“滚出香港”的论调，恰恰走向了这几个关键词的对立面，把少数香港人的精神滑坡现象体现得淋漓尽致。
先说自由。香港被英国割占不久，英方即宣布香港为自由港，面向全世界的商船开放。历经百余年经营，香港发展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自由港之一。香港本身资源匮乏，生产原料靠外购，工业产品靠外销，与世界各地的人员和贸易往来十分密切。
其自由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自由的人员、资金流动和资源配置，有效吸收了来自全世界的经济资源和发展动力，是其发展和繁荣赖以依靠的基石。多少年来，香港人喜迎四海客，广纳八方财，从未以狭隘的地域观念和限制政策去缩减与降低自由度，而是在不断发展这个自由度。
据此前美国传统基金会及《华尔街日报》“全球经济自由度”报告显示，香港连续20年排名世界第一。可以说，自由成就了香港的繁荣，自由也深深铭刻进了香港人的文化价值理念之中。除了针对外来欺辱和暴力，何曾见过港人对某一群体或某个国家“拒人于千里之外”?个别港人叫嚣大陆人“滚出香港”，既是对他人自由的一种侵犯，更是对香港自由精神的亵渎。
次说包容。香港面朝大海，背靠大陆，海陆文明交织涵养出了香港的大气度。多少年来，香港一直是内地城市争相模仿乃至崇拜的榜样，有着“与生俱来”的胸襟和气度。
当前，香港约有97%的人口为中国血统，其中约6成出生地为香港，其余大部为大陆移民，非中国血统的人口不足3%，大多来自英联邦各国及日本、韩国、越南、美国等国家。所有血统不同、文化不同、观念不同的人们，共同开创了香港灿烂的文明，也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民众心态和文化特质。
在香港，东西方文化充分交融交流，春节与圣诞节并祝，基督教与佛教、道教齐举，这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良好的社会心态，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到香港贡献青春和才华，也成就了香港今天的国际地位。如果动不动就叫嚣这些人或那些人“滚出香港”，用偏见取代容纳，香港未来发展就不可能成就大格局、大气象。
香港歌手官恩娜曾在《明报》撰文提及“包容内地同胞”，遭到个别港人在社交网站上的围攻、谩骂。这种心态实不可取。正因如此，今年2月18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在向市民拜年时，特意提到希望香港社会包容共济，为香港的前途一起努力。
再说自强。一些人对大陆人持排斥立场、对“自由行”持绝对反对态度，其主要理由不外乎是大陆人占用了香港的教育、交通、医疗卫生等公共资源，抢占了香港人的工作岗位，挤压了香港经济的发展空间，等等。乍看似有道理，细想却是无稽之谈。
香港奉行自由经济理论多年，之所以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其力量之源在于一代代香港人不怨天不怨地埋头苦干，不靠天不靠地自强不息，“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凝聚而成吃苦耐劳、勤奋拼搏、开拓进取的“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即使在极为困难的年代，港人也未灰心丧气、怨天尤人，而是奋发图强。
近年来，香港经济出现诸多变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来自内地的支持要远大于来自内地的竞争。今天香港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创业挑战，仍然需要年轻一代秉承和发扬“香港精神”，敢于面对竞争，敢于拼搏进取，而不是对他人横加指责。
少数香港人和香港媒体对英国球星贝克汉姆的小孩当街撒尿评以“率真可爱”，而对大陆游客的小孩同样行为斥以“没素质”，不免让人联想到其背后的殖民自卑和崇洋媚外心理。香港欲想再创辉煌，必先从培树应有的自信力、自强心开始。
最后说法治。2014年底，在香港警方对非法“占中”完成清理工作后，梁振英在会见媒体时谈到，非法“占中”使“香港社会受到最大的损失是少部分人对法治的破坏”，“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任何人行使他的权利、自由时，都不能够妨碍他人的自由和权利”。
遗憾的是，采取极端手段和违法方式表达诉求，乃至以小众劫持大众、以少数意见挟持多数意见的做法，已经成为一部分香港人达到自我目的惯用的手段。当少数港人在公共场所通过谩骂大陆游客、冲击正常社会秩序、破坏公物乃至大打出手等不法手段来叫嚣大陆人“滚出香港”时，这本身就是对香港人引以为豪的法治精神的破坏和践踏。以不仁求仁，以不法求法，无异于缘木求鱼。
大国博弈根本上是核心价值的博弈，民族复兴最终表现为人文精神的复兴。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如何塑造香港新的精神高度和价值定位是许多有识之士在认真思考的大课题。这种无端斥责要求大陆人“滚出香港”的思想逆流，算是提供了一个反面镜鉴吧!
高度警惕防范“滚出香港”继续发酵和潜在危害
偏见比无知更可怕。当前，这股让大陆人“滚出香港”的思想逆流还在继续演进，不良后果已然显现：一是诱发网上辩论热潮，造成了陆港两地民众间的误会，激起了部分对立情绪;二是让香港极端反对派找到了新的话题和施展空间;三是给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实施分裂、分化图谋的机会。如果外界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仍有可能发酵升级，造成大的负面效应。对此，陆港两地应予以足够的重视，积极稳妥地进行应对。
首先，要保持战略定力和信心。应看到四点：
第一，绝大多数香港人是热爱祖国、拥护中央的，陆港两地之间的交融交流、和谐合作是绝对主流，两地人民之间的同胞情、血脉情是绝对主流，两地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两地之间也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肉烂了都在锅里”，一家人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第二，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对香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英明的、正确的，有力保证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香港人民的利益，虽然随着形势发展尚需进一步完善，但“一国两制”方针的成功和巨大生命力不容置疑。
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内地与香港间的联系必将更加密切，陆港两地人员往来和交流频率必将更高，这种大趋势不可阻挡，需要依靠陆港两地齐心协力，运用大智慧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则来实现双赢。
第四，叫嚣大陆人“滚出香港”的只是极个别人，他们既不能代表香港，更不可能达成目的。去年的非法“占中”活动已擦亮了两地人民的眼睛，曝光了背后一些人的鬼蜮伎俩。今时已非往日，爱国爱港人心所向，陆港交融大势已成，任何人妄想逆流而动，只能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其次，要积极优化陆港两地交往的方式和机制。
香港旅游发展局今年1月22日公布数据显示：2014年，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访港达到4720万人次，比2013年增长16%，自由行旅客增加了7.6%。同时有资料显示，2014年持港澳台证件访问中国内地的旅客达到约6700万人次。
陆港两地交往愈加频繁的趋势仍在继续，由此给香港带来的各方面压力也必将越来越大。如何转移、消化和疏导这些压力是陆港两地面对的共同课题。
要使诉求表达更加畅通，确保两地民众的意愿和建议能够顺利便捷地传递到有关行政和决策部门，使民众的合理诉求得到及时回应;
要使民意回应更加有效，应该多做介绍、解释的工作，使全体港人更加全面深入地知晓中央给予香港的巨大政策优惠，大陆人民充分了解香港人民的难处和期待，从而促进两地民众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要使交往规则更加科学，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明确的“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保障内地与香港、澳门经贸关系发展和各领域交流合作”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两地交往的操作法规和规程，确保双方趋利避害、和谐共赢。
再次，要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密切和加深陆港两地人民的情感。
历史告诉我们，民族和地区间的情感一旦破裂，弥合起来将十分困难。香港离开祖国怀抱150余年，回归祖国还不到18年，大陆和香港间的情感弥合和深化需要耐心，更需要时间与机会。要看到，陆港两地人民情感交融有着极为深厚的经济基础。
据有关资料显示，香港是中国内地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4年，香港有60%的转口货物原产地为内地，其中54%以内地为目的地。同时，内地又是香港的主要投资来源地，截至2013年底，内地在香港的直接投资存量市值达4280亿美元，占所有来源地的31.9%。由此可见，香港的繁荣与内地的发展二者唇齿相依、互为助力。
当前，两地人民交往中存在些许隔阂和误解，并非必然和常态，只要主动去化解，是可以逐步消除的。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名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设立制度让港人自愿入伍服兵役、吸纳有才干的港澳人士参与国家外交工作等，足见民心可用。只要继续弘扬爱国主义旗帜，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两地文化交流，港人的文化认同感和国家归属感必将不断增强。
大陆也要加强港情宣传，让更多的大陆民众了解香港特点和民情民意，尤其是对前段时间网上出现的“给香港断水断电”“剪烂赴港证件”等过激言行，要加以理性引导，防止被恶意炒作和解读，避免加深两地民众误解。
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那些顽固的分裂分子，对那些受到敌对势力指使开展分裂破坏活动的人，对那些肆意破坏两地关系和香港繁荣稳定的人，一经查实，就应当依法施展“雷霆手段”坚决打击，决不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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