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从这里看，国家领导人欲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图或许是真诚的，但讲话中“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提法，却很可能封闭哲学社会科学真正达至发展、繁荣的空间，因为它禁锢了思想得以发展、繁荣的前提：思想争论。
没有思想争论，就没有思想繁荣，哪怕是官方自己思想体系的繁荣。这是人类思想领域的一条客观规律，已经被无数史实所证明。这里所说的“争论”，不是自己人关起门来洗洗澡、搓搓背，而是要走出门去，面对各种与自己不同、甚至是反对自己的思想和声音。任何有价值、能够站得住立得稳、能够获得民众一定认同的思想，都是在与其他观点、思潮的反复碰撞和交锋中，生长和成熟起来的。马、恩、列如此，霍布斯、洛克、卢梭如此，今天在国内有所成就的思想家如潘维、张维为等，同样如此。不经历烈火的淬炼，不可能出来真金。人的思维天然具有自圆其说的功能，再少的依据和前提，都能支撑起逻辑自洽。只有当面对质疑和反对时，才能发现理论的缺陷与不足，才能找到改进和前行的方向。没有经历思想交锋的洗礼，再精美、庞大的理论建构，都只是沙堆上的积木，风一来就倒;或者如美丽的肥皂泡，一戳就破。这样的理论，不可能说服听众，赢得人心。
因此，如果官方真要发展和繁荣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再简单不过。不需要搞那么多工程、项目和课题，把体制内的学者组织起来，与体制外的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就可以了。在辩论中，自己理论的死角、薄弱处自然显现，怎么改进的思路很快也会出现。但前提是，要允许不同声音的自由、平等之表达。官方可以设定一个底线：不允许颠覆政权，除此之外，什么都可以谈。
辩论的前提是没有预设的正确答案，否则，辩论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虽然辩论的每一方无疑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但这种正确绝不能是不容置疑的，而是需要努力论证，并经受对方的质疑与责难。因此，在真正的思想辩论中，上纲上线的扣帽子、打棍子没有用武之地。思想辩论并非不可“诛心”——你当然可以解剖对方的用心与动机，但不能轻易挥舞道德或“政治正确”的大棒，因为没有什么正确，是可以不证自明的。
所以，“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提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中则无益有害，因为它违背了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谓“独木不成林”，单独一棵树长得再高大，那也不是森林，它最终只会独自走向枯萎;而一片森林的持续繁荣，是由无数树木的生生死死共同构成的，它们绝不可能始终围绕某一棵树木生长。中世纪的欧洲，思想发展为什么陷入沉寂?就是因为当时人的一切认识活动都必须接受基督教神学的指导;中国近两千多年，为什么不能重现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思想辉煌?与汉代将儒家确立为“唯一”指导思想密不可分。如果只是说，“党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有党章约束，这么说完全没有问题。但将范围扩大到全国，就明显越界了。
而且，讲话中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一说，也与“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提法难以兼容——既然只是“通向真理的道路”，条件道路通北京，多几条路、多几个方向的探索，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将所有中国人的真理探索都限定在一条路上?从事实看，中国现在搞的市场经济、社会管理，学校里教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大都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以外的西方，这充分说明，从其他道路出发的真理探索，论效果至少不比这条路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强行限制在这一条路上呢?当人家可以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时，中国人却只能走独木桥，这样又怎么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呢?
如习近平所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但前提是不能违背人类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确实，面对近3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实践经验，中国的思想理论工推出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中国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与西方主流话语对峙的能力。但迄今为止，所有获得较广泛认同的学术成果，无论是吴思的潜规则研究，还是康晓光的精英联盟理论，或者黄纪苏的比较性竞争学说，都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即便是潘维的创新社会主义理论，得出的结论也是要“走出马克思”——一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可能将大部分“中国学派”学者打翻在地。可见，以一家之言作为“指导思想”下的开放，不是真正的思想开放，也不可能产生时代真正需要的思想理论。汉儒将思想“定于一尊”的做法，满足的只是当时的政治需要，却扼杀了此后两千年思想的生长。所以，要求全社会以某种思想作为指导，这种做法的着眼点不是思想，而是政治，即在思想领域搞“政治挂帅”。 “政治挂帅”在50年前还可做到，但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无论如何也行之不通，哪怕是“复兴传统文化”也不管用。况且，要实现某种政治效果，在现代社会有多种方式，没必要牺牲思想的发展。
此前，我对中国这一届领导人的许多做法颇多认同，也颇多赞赏，但这一次实在无法认同。我知道，对于当国理政者来说，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提供的，只是一种话语，可以为自己辩护、对自己进行褒扬。但是，这种辩护和褒扬要获得较广泛认同，而不只是自说自话，同样需要经得起其他观点和理论的诘难。况且，如果其他声音也能认同和赞扬自己，效果岂不是更好?为什么一定要限定为一个声音，只能在一种思想指导之下呢?
如果是为了彰现作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源头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生命力，那么完全可以组织党内的理论工，或者以项目招标方式汇聚社会上有兴趣的学者，来进行建构和论证，就像官方一直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一样。为什么要求“全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呢?而且，如前所述，越是要证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合理性，越不能闭门造车、自说自话，越应该允许不同观点出来与自己辩论。只有在争论中，才能完善自我。
如果领导人希望取得的效果，并不是要人说自己的好话，而只是不让人说坏话，那么，这篇讲话更没有必要。因为“不让人讲话”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论证，更不可能使人心悦诚服，唯有声称形势的需要，然后以力压之，颁布几个“不准”就可以了。
如果仅仅是因此前对人民大会堂“红歌会”作出了严厉处理、以及官媒发文否定了文革，而进行的一种平衡手段，那未免也代价太大了，可说是“捡了芝麻，丟了西瓜”。
所以，听完讲话，我很怀疑是不是给领导人写稿的撰稿人写了错别字，错把“全党”写成“全国”——如果是这样，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人家执政党内部布置工作，当然可以这么说，也必须这么说，而且这已经是立意高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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