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郑二人，学术立场和思想倾向接近，但水平却相距甚远，可说是不在一个层级。
郑永年其人，有的只是一点“花架子”。他对中国的观察固然是隔靴搔痒，其理论解释也浅尝辄止。他的理论、分析，多为一些概念的粗浅组合;而他所谓的理论创新，也大多是拾人牙慧，不过有时换了一种表述方式而已，却往往还解释不到位。但就是这样的郑永年，中国官方却待之若上宾，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用之如智囊。
萧功秦则不同。萧是中国思想界少有的具有真才实料的学者，其于历史学、政治学的造诣堪称精深。他以“分”之概念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提纲挈领，他从新权威主义视角对中国现状的解释，都可以说是搔到了痒处。但对于这样一个在客观效果上，能够对现状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可以为现行政策作出有力辩护的人，中国官方却视如路人。
这是为什么?原因可能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很多官员都接受了新加坡方面的所谓“培训”，而作为新加坡学界少有的、能够拿得出手的学者，郑永年自然是培训的主力人员，他可能也因此积累了在中国官场的大量人脉，由此被官方人士所认同、所看重，其角色、身份逐渐被中国官场所接纳。这也说明，在对待思想学术的问题上，中国官方遵循的是一种“类官场”的方式——搞学术就像混官场一样，需要进入圈子、积累人脉，然后才能被体系所接纳。对思想学术采取与官员升迁相似的一套做法，这说明现在的官方系统，已经完全丧失了根据目标和效果进行主动选择的能力。或者说，整个系统中，可能只有最高领导者一人具有此种主动性能力，其他人都只是按部就班、照本宣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
另一方面，在对待“友邦”和“家奴”的态度、标准上，官方也是历来不同的。以“友邦”论，郑、萧两人立场的倾向性已经足够;但作为“家奴”，那就还远远不够，可能至少需要达到胡鞍钢那种“亲政府”程度才行。以最近官方召集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为例，与会人员中，真正有影响力的学者，只有张维为、林毅夫两人而已。而张维为之所以能够被官方系统所接纳，应该与此前曾担任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之翻译有关，他由此积累了人脉，否则，他在立场标准上可能还过不了关;而林毅夫如果不是此前拥有的“友邦”(世界银行前副行长)身份，估计也达不到官方认可的立场标准。
所以，官方对于萧、郑态度的不同，依据的不是学术观点和水平，而是身份、人脉与立场。这就是官方主持“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这一人文工程时，它所提供的体制环境。在这样一种氛围、环境下，你叫人家搞“理论创新”，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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