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清明节，是中国人习俗上上坟的日子。
我现在就在老家，准备明天和亲人去给过世的老人上坟，这些年，长辈走的越来越多，于是越发觉得上坟是重要的，以前上的是从未见过的人的坟，感觉无聊，还嫌鞭炮声入耳太吵，现在地下长眠着曾经同甘共苦的亲人，那是无法再一见，无法再拥抱的亲人，便开始理解上坟，把上坟当成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所有人一生，都有一遗憾，就是挚爱的亲人，在他生前，我们任性了，和他们冲撞，在他们走后才想起，对着空荡荡的屋子无计可施，我想起以前我偷手机玩被我姥姥发现了，就生气的冲她发火，怪她让我玩不成手机，现在每想起，都觉此事尚未道歉，内心无比遗憾。
上坟是中国的传统，以前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因而表现出如鲁迅笔下《祝福》一般的迷信和压迫性质，而在社会主义中，上坟绝不是无意义的，但是应以符合劳动人民需要的形式上坟
明天我要去给我故去的亲人上坟，我不知道去做这件事情究竟为了什么，我能想到所烧的黄纸和冥币是不会有地下的亲人收到的，死了就是死了，可我还是要去上坟，我只是冥冥的感到这是有意义的，是什么意义，我却一个字都说不上来，这真没法不让人联想到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哲学，上坟这件事的的确确是讲不出意义的，但这意义并不是没有，只是不可说，上坟是个生死之事，整个宇宙和生死相比都是渺小的事情，更何况我们相比宇宙，只是一粒微尘。
马克思主义者不信有鬼神，这是对的，可是如果仅仅因为人死后没有鬼魂，就认为不该上坟，那这种认识还不是辩证法，更不是唯物主义，人的情感的需要是一种物质，如果说宗教儒学，对上帝，对天地君亲的崇拜是一种作为统治阶级需要的精神物质的话，那么对故去亲人的追思，应该是一种人生来的，正当的精神物质，上坟恰恰是这种精神需要在现实世界的满足。
我们的亲人死后，我们仍然不允许别人在背后抹黑他们，这说明人死后，他仍然是需要意义的，他仍然是应有作为人的尊严的，而与朋友，亲人的交往同样是一种尊严，在亲人死后，继续去看望他们，去上坟，不仅仅是满足我们生者的精神需要，更是象征着已死的亲人还有作为人的尊严。
死后无人记得，有限之人生成漫长时间之一瞬，是一种悲哀，祭祀恰是为了使死者不受漫长时间的羞辱，赋予有限人生之无限性的哲学期望，绝不是如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的“封建迷信”
当然，上坟不必定死在清明，清明有事，也可以换个日子，可是坟总是该上的，找个不麻烦的日子，纸烧一点，鞭放一点，形式走一点，不必贪多，在坟前坐坐，和亲人倾诉这些年的生活，这就足够了。
有人说，能不能取缔形式，不烧纸，不放鞭，但是要我说，这种形式是有意义的，烧纸和放鞭等等习俗，本质上是符号，而这些在场的符号客观上，携带着不在场的纪念亲人的意义，就好比我们所说的过年的鞭炮和春联携带着年味一样，上坟的形式是追思的行为的聚合轴，是上坟作为符号表达纪念意义的必要的要素，形式可以从简，但是不能取缔。
有些男的死保守，不让女人大年初一去上坟，说这是“传统”，咋？年初一这天就男人有祖先，女人不配有祖先吗？我看男女都讲一个上坟平等，都有平等的追忆祖先的权利。
恰恰是父权制度，催生了男性上坟的特权，更赋予了“生男”必要性，因而上坟这一人类都需要的精神需求和男性捆绑在一起，只要男性对上坟的特权存在一日，那么私有的，攀比异化的上坟乱象就会一直存在
现在上坟还是一个私有化的事情，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只上自家的坟，我想以后应该组织公共上坟，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是公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死后就该公葬，表彰他们生前为社会主义所做的贡献，以后的祭拜就和烈士陵园一样，每年组织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们公祭，烈士们为国捐躯，是保卫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做贡献，而解放了的劳动者为建设社会主义奉献自己的青春，同样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死后也应该享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公祭。
清明来了，大家也别都自扫门前雪，我也倡议大家有时间的话去烈士陵园走走，献花就不必了，我不希望有人把对烈士的追思物化成一朵作为商品的空洞洞的“花”。
有人说：怎么你说烧纸就是符号，这献花就不算了吗？我可以说，烈士公祭上坟，自有公共组织，我们普通人买花，岂不是越俎代庖，花这个符号是一定有的，对我们纪念烈士的普通人而言，重要的是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怀念，而不是把符号异化于追思本身之上。
烧纸、鞭炮、献花都是上坟的仪式，也是携带着追思意义的符号，但是符号本身依然是符号，我们所寻求的是追思故人的精神，而不能让符号异化成为上坟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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