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张国焘。
1937年3月底，主席把张国焘请到自己的窑洞中，又同他长谈了一次，耐心地指出他擅自把队伍拉到西康，和另立中央的严重错误，要他深入地进行检查。
张国焘当即承认自己是犯了错误，还掉了几滴眼泪…
可是，他后来又说：
我害怕从此以后，威信扫地，再也抬不起头来，今后无法再工作了。
主席曾有感叹：
对这个张国焘，我是软的硬的办法都用了，这个人是软的硬的都不吃，我拿他怎么办好？怎么才能使这块顽石点头呢？
历史的结局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紧要关头，张国焘终是选择叛变革命，投奔蒋介石国民党。
主席挽救张国焘的工作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原四方面军的同志却个个心如止水、忠诚向党。
用主席的话说：
张国焘逃跑时，连个警卫员也带不走！
叛逃国民党后，张国焘曾经叫人带信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警卫员张海回到他那儿去。
周恩来则问张海去不去？张海坚决表示不愿意去：
我是个共产党员，难道他不革命，我也不革命吗？
后来，张海回到了延安保卫处，解放以后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80年代他还专门写文章，谈到当年为什么不跟着张国焘走：
我平时悉心照料首长（张国焘），尽心尽职，但在他叛逃时，能意识到自己是党派到他身边工作的，是毛主席的兵，是党的战士，不是他个人的奴仆。
“毛主席的兵”，一语胜过千言。
说回长征途中。
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于主席指挥下在川黔边境“四渡赤水”反复与蒋匪军周旋之际，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则早已利用蒋府与四川军阀的貌合神离（包括注意力集中在毛泽东部），在四川境内大力发展实力。
需看到，这里面也有蒋介石故意放任红四消耗四川军阀实力、以让蒋府触手插入“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四川蜀地的意图，以及四川军阀内部内斗不止的原因（刘文彩和刘存厚并不支援刘湘，刘湘军队自身也是派系林立）。
但是无论如何，至1935年6月红一、红四在夹金山下会师时，张国焘部队已然是兵强马壮，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要马有马。
当时的红一不过一万人马出头，而红四则坐拥近六万部队…
会师的场面足以载入史册，主席率领一众政治局委员快步走出营房、伸出双手去迎接张国焘…
而张国焘等红四将领呢？身骑高头大马，威风凌凌，八面雄风，阔步下马承接毛主席的相迎。
主席一生中有过几回如此谦恭？我个人印象里不过有二，一次是夹金山会师，另一次就是十三年后在陈官庄对“战神”粟裕的迎接，那是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关键阶段。
其他时候，对党内的同志乃至对共产国际的指挥官、包括对苏共的领导人（1949年对斯大林、1957年对赫鲁晓夫），主席向来不卑不亢，甚至会对地位深重的莫斯科同志声色俱厉……
老人家一生只对群众、只对人民、只对老百姓谦卑有加，而不会对当权者趋炎…
正如他所言：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然而，人生中第一次谦逊作态（特别是成为红军长征的领袖之后），主席给了彼时的张国焘。
张国焘无疑是一个十足的人才，不论政治领导层面还是军事指挥才能，当年于主席心中，以及百年后于我这个小小读史者的眼里，他在1935年的那个夏天确实配得上主席的礼遇。
张国焘出身富户，家境殷实，学业卓群，考入北京大学后通过校内学生民选当选为北大学生会主席，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更是蜚声海内外的学生领袖。
其演讲功底卓群、组织能力出色、善于团结不同派别的学生团体，使其一跃而成京城风云人物。
其时，张国焘把北京各大学的学生分成若干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到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集镇等地露天讲演，散发及张贴宣传品，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北京买办政府和汉奸亲日派。
而他也是运动中第一批被抓的学生领袖。
1919年6月7日，北大校门口，鼓声震动，人声鼎沸，全校全体学生们蜂拥而至，热烈欢迎张国焘出狱。
而那个时候的主席呢？他还只是一个图书馆管理员。
相对于声名鹊起的张国焘，主席的起点显然低的多了。
张国焘后来第一次听说主席的名字，还是因为那份著名的在湖南诞生的《湘江评论》。
再说1921年夏天的一大，作为北京支部的代表，以及“唯一见过列宁同志的人”，张国焘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主持人之一、发言人之一，而主席在会上更多是一个记录者。
一大会议记录中，精确记述了张国焘其时的意气风发：
我被推为会议主席……我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我向大会说明了草拟党章政纲草案的经过……我建议大会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我归纳到会者的意见……
这就是张国焘的人生起步。
包括“党费制度”都是张国焘（和李大钊）实际创立的，他在党面临经费困难时曾拿出自己一年的生活费300元全部捐给组织……
然而起点的云泥之别，却无碍个中性格、党性、人民观的差异，所造就的人生轨迹的区分。
从江西到遵义，从黔北到川西，政治生命大起大落甚至一度被莫斯科方面宣布“英年牺牲”的主席，在红军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面临生死存亡之时，做出了北上抗日的革命主义决断。
反观张国焘，却选择了与蒋介石国民政府异曲同工的西避策略。
这似乎也是为其后来投奔国民党反对派埋下了伏笔。
读史使人明鉴，在我看来，张国焘其人的右倾主义早已在率军入川时即有体现。
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后，张国焘决定放弃建立苏维埃政权，称之为“教条形式”，而采取了所谓“建立人民联合政府”的新政策。
在张国焘看来，四川境内的刘氏军阀、地方土司、藏彝地主势力，都是可以“团结”的对象——但不是主席一贯主张的“在斗争中团结”，而是以妥协换取团结，共享天府之国的富饶物产，还能远离蒋介石国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锋芒…
他还制定了名为“约法三章”或“入川十大纲领”的红四入川政治宣言，强调与地方势力即川内军阀“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维持现有的行政制度，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从而摒弃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和实施其他“激进的革命措施”的红军解放策略。
今天回望，就中国革命的格局以及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高度来看，我们可以由衷叹服主席「北上抗日」战略的时空前瞻性与全局覆盖度。
下面这张图便可一目了然：
只有北上抗日，只有将有生力量（以游击战争的方式）插入日本帝国主义的腹地即「敌后战场」，才能完全阻止日军在坐拥东北大地的情况下继续蚕食华北地区乃至挥师黄河以西。
如果当年共产党真的采取了张国焘的军阀式“地方保守主义”思路，与溃不成军的蒋介石国民党一起退守西南而将大半个中国直接拱手相让，那么事实上很显然，所谓“偏安一隅”也不会让你“安”太久的……
日本人的兵锋不会有任何停顿，届时只会重演晚清政府以卖国条约求停战的戏码，亦或是祈求苏联美国等外部势力“调停”而不得不接受苏联美国借“帮助中国抗日”而瓜分中国的野心（德国与朝鲜半岛便是这种命运）。
但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让我们避免了陷入如东欧、德国、朝鲜半岛那般的鱼肉境地。
共产党的主动北上抗日，不仅重塑了党的生命、凝聚了在蒋府统治下浑浑噩噩的四亿民心，更直接扭转了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的天平。
在人类军事史上，是主席第一次把「游击」提高到了战争战略高度地位，这也就是“两个战场”伟大构想的由来。
1938年5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主席提出：
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
敌后游击战争并不是“配合”蒋府国军正面战场，而是具有单独的战略意义，是击败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战场。
据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的资料显示，从1938年底开始，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共二十四个师团，其中华北方面军九个师团、13军四个师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华北和华中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21军的四个师团担负守备和战略牵制任务——仅仅只有11军的七个师团在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作战。
再看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的资料：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间，日军只对正面战场国军进行了一些有限规模的战役进攻，而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五次大规模扫荡）的兵力则分别为54万人、47万人、46万人、33.2万人、35万人。
主席指挥的的敌后战场，抗击日军（不包含关东军）的比例分别为62%、58%、75%、63%、58%。
进入1941年后，为了备战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中国战区的日军意图加快控制占领中国，首要任务就是所谓“剿灭共军”。
仅1941、1942两年，日军使用千人以上、万人以下兵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就达到132次，使用万人以上至七万人兵力进行的“扫荡”达到27次。
日本历史学家作过这样的记述：
从（1945年）4月到8月之间，解放区的发展异常迅速。由于八路军的进攻，华北的日军从所有的据点和碉堡里不断地被驱逐出来。日军的小部队已陷于无法行动，而大部队则被困在铁路沿线的城市里”、“日本对中国占领区八年间的统治，在8月15日以前已经濒于崩溃了。（见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第104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专家组顾问、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谢忠厚亦有研究：
从1941年3月到1942年底，日军集结重兵对华北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疯狂进攻根据地。
到1943年，东京的军部大本营仍在强调：
为了适应大东亚决战（呼应东南亚和太平洋同美军的战斗）的要求，必须迅速消灭CPC势力，此乃zhi na战区当前之必须！
没有毛泽东，中华民族早已亡国灭种在于日本人以及媚日怯日、时刻想着与日寇媾和共同“剿共”的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回到张国焘的“南下西避”。
不堪设想，如若红军真确采用了他的战略，恐怕就不仅是今天共产党在抗日史上“地位”的讨论问题、“是否主力”的所谓争议问题，而或许就是要探究一番党是否还能够存活壮大、中华民族是否还能赢得抗战胜利延续炎黄文明的问题了。
早在1935年夹金山会师的半年前，1935年1月20日，即遵义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央军委拟订了作战计划，该计划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有密切关系。
当时蒋介石要求四川军阀卷入全国内战，中央红军也想要红四方面军参加到全国反围剿的斗争中来。国共双方中央都认为：四川已丧失独立地位，它逐渐成了国共双方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大舞台。
1月20日，红军总司令部的作战计划指出：
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野战军顺利渡江。
两天后，1月22日，政治局和军委再次急电红四方面军，电报命令道：
若无障碍，我们将于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中央的用意相当清楚，就是要求张国焘攻击四川敌军，牢牢牵制川军的兵力和注意力，以此协助中央红军和党中央的渡江战役。
然而，张国焘显现出了反党倾向，以及拥兵自重、保存实力的军阀主义苗头。
他没有率部南击刘湘，也没有立即强渡嘉陵江，而是不顾党中央的要求，在1935年1月底至3月初率部北上，展开“陕南战役”，希望进入汉中平原。
结果，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胡宗南部交战不利，遂停止北袭，无奈回川，这不仅给红四造成巨大损失，也进一步动摇了张国焘的革命信念、加剧了其“西避”念头。
一个月后，4月初，红四方面军在江油和北川建立了总指挥部，后又向西移到茂县和理县地区。此时，张国焘再次提出所谓“温和的政权形式”，即“西北联邦政府”。
5月15日，张国焘主持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西北特区委员会”，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有清晰点明：
西北委员会的建立出于以往本人本部艰难得来的经验教训，而非出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指令。
同时，张国焘在西北委员会的《宣言》中显然瞧不起中央红军，这也是他对党中央权威提出的首次挑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表示，战无不胜的红四方面军正在从事伟大的西征，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西北地区革命正在迅猛发展。
《宣言》也列举了其他红军部队的胜利，惟独只字不提红一方面军……
这就是1935年6月夹金山会师的背景，也是张国焘与主席在“是否北上抗日”问题上产生战略分歧的根本缘由。
其实从心而论，领导人之间有分歧这再正常不过，可以进行民主讨论、开会研究，甚至有时爆发激烈争辩都属于合理范围之内。
但是，张国焘极端严重的问题在于，他试图解决分歧的方式，竟然是「拥兵自重」，妄图以红四兵力的优势逼迫中央妥协、甚至谋求「另立中央」，这便有违共产党人的组织自觉，更背叛了革命初心。
用徐向前对其的描述：
张国焘的思想分为三个阶段：伸手要权-分庭抗礼-另立中央。
1935年6月29日，中央军委公布“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要求红军北上，击败胡宗南部，占领松潘城，打开进入甘肃的通道。
红四方面军部队此时正驻扎在北边，靠近松潘，更利于与胡部作战。但是张国焘却不愿执行他未曾同意的计划，更不愿牺牲他自己的人马。
于是，他指挥红四方面军在原地待命，“装聋作哑”。
茫茫雪山，只有主席和红一方面军的部队继续北进，他们爬过几座高山，也到了离松潘不远的毛儿盖，不得不停下来同张国焘进行谈判。
主席敦促张国焘立刻采取行动，但张国焘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表示：
既然我们要同国民党打仗，就得解决军事指挥统一问题。
陈昌浩年轻气盛，更是直言：
我以红四方面军的名义致电中央军委，提议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统一军事指挥。
7月9日，中共川陕省委致电党中央，建议陈昌浩出任红军总司令部政委。
中央红军领导人也作出了让步，但没有一让到底，他们拒绝了陈昌浩，而是在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这样，张国焘才离开他的“总部”，向北与中央红军领导人在芦花会谈，并召开芦花会议。
会议结果是张国焘获得了全军指挥权，这从芦花会议后改组的军事体制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并且，主席在“三人团”中的身份被取消了，前敌指挥部政委一职也给了陈昌浩，主席在军队中又一次失去了所有的权力和头衔——不过，他作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领袖的作用及地位，却在一系列风波中更加稳固，历史不知道张国焘其时是否有察觉，但历史不会违背真理，主席在全军的威望随着张国焘一系列分裂主义行径反而得到了加固与拥护，这愈发呼唤着一场扭正风气、凝聚人心的会议。
这就是著名的俄界会议。
经过多年的奋斗，红军广大官兵已经磨炼得无比坚强，各领导人指战员处理军政事务的能力更加增强。
而最重要之处还在于，同井冈山时期相比，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已得以确立：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为全党全军的主导路线，这是张国焘妄图「拥兵自重」而难以撼动的。
在俄界村小小的洞中，有二十一人参加了会议，包括全部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各军事机关的领导人及红一、红三军的四位领导。
即使俄界会议被称为“政治局扩大会议”，也似乎过于扩大了。
会议第一个行动就是展开对张国焘的谴责，一致通过批判张国焘的决议。包括以前曾不想批评张国焘的那些党和军队领导人现在也认识到张国焘战略的危害，以及北上抗日的重要性。
但是这个时候，主席于会场群情激奋之中，反而淡化了他过去的强硬，他提议保留张国焘的党籍，主张“团结-批判-团结”，依旧讨论给予张国焘领导职务并分配具体工作。
这就是主席的政治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要知道，那段时间可是后来被主席自己称之为“最黑暗的岁月”……
包座之战和两路红军到达巴西乡、阿坝乡之后的几周，国民党军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北方。胡宗南和薛岳从东、东北、东南三个方面构筑起一道迂回的封锁线直接应战，在甘肃、陕西的后方还驻扎着将近三十万装备先进的蒋军。
摆在红军面前的只是羊肠小道和通向甘肃南部（迭部俄界）的深山河谷了——而即便红军能够斩将夺关抵达甘肃一带，朱绍良与于学忠的国民党军队还在等着他们呢…
从这里得以再一次叹服主席博大的胸怀，其一生“一心为公、从无为私”的胸襟在一次又一次的斗争运动中体现，与张国焘的“交锋”只是无数案例中的一个罢了。
然而，主席的大局气魄和政治胸怀终究没能挽回张国焘…
俄界会议后不久，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开会，并决定另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谓“第二中央”），自任“中共中央主席”，其所谓“第二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党籍……
此后，张国焘不顾中央“南下没有出路”的警告，大举南下，广大红军指战员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发扬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从十月至十二月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先后占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天全、芦山宝兴等地，但由于在名山百丈地区遇到强敌的反扑，加之战斗频繁，无法建立根据地，兵源的补充、物资的供应都非常困难。
面对严峻的形势，部队不得不退回天全、芦山。
1936年2月中旬，敌薛岳部六个师配合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疯狂进犯，康定之敌李抱冰也以三个团的兵力向丹巴进攻，张国焘处于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难以与敌长期周旋的境地。
2月11日，其主力部队陆续撤离芦山和宝兴，从懋功、金汤向丹巴集结。按照2月中旬四方面军总部发布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由李先念、刘伯承、程世才率领的先头部队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和四方面军直属一部于二月下旬经丹巴革什扎、大桑、边耳，翻越党岭雪山，占领道孚；主力红军在丹巴稍事休整后，也沿先头部队开辟的道路向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前进。
总部领导人张国焘等人也先后到丹巴，向驻防丹巴的董振堂、徐深吉等做了有关指示后，随即也翻越党岭雪山，去了道孚。
其三十一军、九军二十五师则由丹巴、道孚南下，钳击乾宁，守敌李抱冰五十三师一部弃城逃往康定；三十二军、九军二十七师在懋功以南地区完成掩护主力转移任务后，也经丹巴翻越党岭雪山去了道孚。
党岭，留下了张国焘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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