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胖东来因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从明年起，为了推动美好生活、引导社会文明生活……胖东来人结婚不允许要彩礼或付彩礼！婚礼不能铺张浪费，婚礼酒席只能邀请亲朋酒席不能超过五桌！如果做不到的、公司从制度建设上制定将取消一切福利！未来的胖东来人是不允许靠父母买房买车！完全有能力靠自己主宰创造和享受美好人生。”
就是这样的一则信息在各平台被迅速传播，引来各路媒体的鞭笞，各种冷嘲热讽纷沓。
最后，胖东来的老板于东来不得不出面平息各种批评并道歉：
“大家不要再为了胖东来的事情而争论了、我的心愿是好的、的确我表达的方式和方法是不对的、这说明大家对公众及个体权利有更强的意识、开心的是大家的愿望都是一致的！一起努力、让国家更美好、让人们更幸福、让世界更美丽！”
在这里，我一直有个疑问：难道胖东来的倡议不是好事吗？为什么受到这么多媒体的围攻呢？
对此，本人也曾写过几篇支持胖东来这一倡议的文章， 和这些媒体不同的是，有很多网友，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网友个人在我的文章后面留言，表示是支持胖东来的这个倡议的。这说明，胖东来的这个倡议，是顺乎历史，合乎民心的。
现实中，尤其是在一些农村，无论是订婚或是结婚，彩礼成为一大负担，动辄几万元、几十万元，光我了解的如江西、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农村男孩子要找个对象，首先家里得有汽车、在县城得有房子，否则，连见面都别想。
有些家庭困难的男孩，找个对象连想都不敢想，更别说结婚了，只能打光棍。
有的一般家庭，想给孩子找一门亲事，父母省吃俭用一辈子攒钱，也不够在县城买 一套房子的，为满足对方的要求，只好借遍所有的亲戚朋友，拉一屁股饥荒，有的老人到死也很难还上因儿子结婚所欠下的债。
家里有一个男孩的还好点，如果家里有两三个男孩，会愁死父母。
结婚的彩礼就像一座大山，压得有男孩子的父母喘不过气来。
面对这种情况，可以说，凡是有男孩的家庭，都希望改变这种陋习！这样的彩礼不是人之常情，是封建买卖婚姻，是陋习，是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也就是“四旧”。
胖东来的这一倡议，无论是对社会风气的好转，还是减少个人家庭的负担，不都是大有好处的事吗？
为什么会遭到这么多媒体的口诛笔伐呢？
看看他们围攻胖东来的理由，无一例外都是谴责胖东来干涉了员工的私事，谴责强制式命令干涉员工个人的私生活、干涉个人的自由。
各路势力对胖东来的鞭笞，举起的一杆大旗是胖东来干涉了员工的私人生活，个人自由。
他们真的是如此地维护个人的私生活，保护个人的自由吗？
不是，这只是他们的借口。如果真是的话，他们怎么不关心一下农村男孩，因为彩礼的沉重，而失去了找对象的自由和结婚的自由。为什么他们不从根本上关心一下呢？
这使我想起了，早在1931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通过《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并于1931年12月1日公布实施的情景。
这个条例的第一条：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
第八条：男女结婚须同到乡、苏维埃或城市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
这个条例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的名义颁布的。
在更早的1928年1月5日，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建立了遂川县工农政权后，就起草了《施政大纲》，大纲中明确写出：“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为让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经毛主席修改为“讨老婆不要钱”。定稿后的大纲称为《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包括了“讨老婆不要钱”这一条。
如果按照一些媒体攻击胖东来的逻辑，苏区的婚姻法也是对私人生活的干预，收取聘礼、聘金、嫁妆完全是私事，与你政府何干？一夫多妻、纳妾也是私事与你政府何干？父母包办婚姻也是私事，与你政府何干？
此次事件的背后，是新旧思想、新旧文化的较量，也是利益的较量。
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颁布后，也像今天的胖东来一样，受到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媒体的“伐异”。就连新加坡《南洋商报》也跟着一起讨伐，在1933年8月25日就刊登一篇题目为《滑稽剧的暴露赤区中之男女关系有名无实之婚姻条例趣味隽永的统计数字（二）》：
他们攻击说：赤区内的男女关系，压根儿就是一幕滑稽剧，然而滑稽剧下，他们还是规定了几种手续，就是所谓“登记”，这种登记的方法，有的是发给登记证，有的是发给结婚证，还有的是用调令式的批示出来。
在这些反动派的眼里，时刻与人民站在一起的毛主席、共产党也是“异类”，不是同党的“异”，而是异党异类。
所不同的是，胖东来是以企业的名义提倡的，当时的红色苏区是以政府的名义，颁布法律的形式提出的。
胖东来是以企业倡议式的，而当时苏区是法律的强制性的。
胖东来被挞伐，各路势力所举干涉私生活的大旗不过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理由是胖东来在他们眼里一直是一个异类，提高员工待遇也就是提高资本的经营成本、影响其他资本家剥削工人从而使其损失利润的异类，哪怕于东来与他们一样也是资本家，只要你和其他资本家不一样，况且，你这倡议中又提出“不允许靠父母买房买车”，胖东来能将企业利润的95%用来发给员工，你这不是太出格了吗？你这样搞一旦形成气候，别人怎么办？
他们对胖东来提高工人的工资、奖金等待遇，不好也不方便说三道四，那样不是太明显了吗？机会终于来，你提高员工的待遇，就提高待遇吧，还来这么一个倡议，这一下，可让这些被资本操纵的媒体逮着把柄和机会了，终于，将积攒了很久的不满可以发泄出来了。
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攻击苏区颁布的“婚姻条例”，是因为太得人心了，你得人心了，不显得我腐朽落后了吗？同样的道理，你胖东来这样搞，我们怎么办？这才让一些资本控制的媒体恼羞成怒。
胖东来为什么又道歉呢？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的心愿是好的、的确我表达的方式和方法是不对的。”
在我看来，胖东来的倡议没有错，“如果做不到的、公司从制度建设上制定将取消一切福利！”也没有错。
胖东来的失误在于没有与广大员工商量、讨论，而是直接武断地直接以“命令”强制执行。
尤其是涉及到与员工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即使提倡进步文化，也要发动群众，在公司与广大员工充分开展大讨论。如果大多数员工认同，那就实施；如果大多数员工不同意，那就不要强求。只有有了群众基础，政策才能生根发芽，才能壮大。
当年，苏区颁布《婚姻条例》后，也并不是就跟着强制执行的，而是加大宣传教育，让苏区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对他们的好处，成为他们的自愿行动。
针对仍然存在的传统婚约中“包办强迫买卖婚姻”陋习，除正式的宣传文件之外，注重利用标语、口号和民歌民谣等言简意赅、生动活泼的语言文字形式，加强对婚姻自由、废除“包办强迫买卖婚姻”陋习的宣传鼓动，提高苏区民众的认识。例如，1930年闽西特委提出“反对父母包办婚姻”、“打倒束缚妇女的旧礼教”、“结婚不准第三者干涉”等口号和标语；“从前讨亲真正难，礼物银子要几担，无钱真难办”、“封建制度要打破，穷人也可讨老婆，真是好快乐”、“革命世界幸福多，男女恋爱把婚合，自由好快乐。”
由此看来，哪怕是为群众好，也要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由群众自己进行斗争，这是政策推行的关键。（文章历史资料参考“井冈山观心”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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