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长篇小说《黑与白》英文版即将在美出版，由亚马逊向全球发行。经授权，左评发表为英文版撰写的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黑与白》英文版平面图
我出生于中国中部的江汉平原农村。我有一个未出五服的叔伯曾祖父，是地方上有名的乡绅，经常给打不起官司的穷人代写诉状，还做过民国政府的基层官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虽然他手上并无血债，但害怕遭到新政权清算，死于逃亡的路上。小时候我听村里老人谈起他时，语气中充满了尊敬。我的祖父抽鸦片败光了家产，很早就离开了人世。我的叔父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新四军，后因患肺结核离开队伍回家治病，肺结核在当时属于绝症，年轻的叔父不治而亡。土改时，我家尚有些田产，但也许因为叔父当过新四军，才没有被划为富农或中农，而是定为下中农，进入了贫下中农行列——在社会主义中国，这曾经属于领导阶级。
“我的父亲是个刚直倔强且脾气暴躁的人，我的母亲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2004年，我在接受德国汉学家蒂洛·迪劳巴赫博士采访时说。也许因为家道中落，父亲很早体会到世态炎凉，骨子里透露出一种对人和世界的不信任。小时候，我看见乞丐上门乞讨，父亲板着脸像对待苍蝇似地驱赶他们，母亲却不顾父亲阻拦，进房间里抓一把或半碗米给乞丐。在父亲眼里，乞丐都是一些好逸恶劳的人。我有个双目失明的舅舅，曾在我不满周岁时照看过我。舅舅家距我家隔着几座村庄，他每次来我家都很不容易，经常走错路不说，还被调皮的小孩子故意引错方向，早上出发晚上才磕磕绊绊找到我家，有时还要遭受我父亲的白眼。我上小学时，可怜的瞎子舅舅离开了人世。我大哭了一场，比母亲哭的还伤心。大人们说：“这娃心善……”我相信，这种“心善”来自母亲的遗传。而且，我从小性格内向，敏感多思，不太合群，长大后也如此。这种性格深刻影响了我的写作和生活。
我想说的是，《黑与白》决非一部偶然产生的作品，或许因为家族遗传，也或许因为母亲生下我时播下了培育它的种子，譬如爱、同情和怜悯之心，这使我刚开始写作时便选择站在弱者的立场，并且贯穿了一生。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次名为“寻找王晟和顾筝（《黑与白》中的两位主角）”的读者交流活动中，来自中国山西省的张先生拿出两套港版《黑与白》请我签名，“一套写上我的大女儿，一套写上我的小女儿。我以后要送给她们作为嫁妆。”看见他脸上庄重的表情，我感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这种责任就是站在最大多数普通人和“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一边写作。正如我在韶山的一次读者见面会上说的那样：“《黑与白》是为你们而写的。在这部120万字的作品中，我不仅写出了对“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以及我们共同经历的这个时代的深入思考和观察，也写出了你们的悲与喜，苦与乐，光荣与梦想，抗争与呐喊。因此，我不在乎主流文坛如何评价它，是否接受和喜欢它，我在乎的是你们能否接受和喜欢它。”
我一直认为，理想的长篇小说应该努力揭示被各种强势和流行话语遮蔽、扭曲和阉割的现实，向世界发出真实的声音。站在被压迫者立场上写作——这不仅是所谓左翼作家应该肩负的使命，而且是一切有良知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义务，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从雨果、哈代、狄更斯、左拉、托尔斯泰、德莱塞、高尔基、鲁迅、斯坦贝克、萨特、加缪，一直到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位获得过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孤独》的，在中国曾经被许多作家当做先锋文学大师受到尊崇甚至模仿，殊不知，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亲共产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而获得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在受奖词中表达的更直接：“我写作，是为了给我的人民复仇。”
亚马逊网站对《黑与白》的介绍
遗憾的是，这种文学传统在四十多年来的中国文坛逐渐被边缘化。《黑与白》英文版的问世，不仅让一部文学作品从被格式化的空间释放出来，还意味着对某种朴素的阶级正义和人文精神的坚守仍然受到尊重。
我的父亲去世于1982年，母亲去世于2002年。我想将此书献给他们，感谢他们不仅赋予我生命，也赋予了我倔强善良的品格。
也感谢译者兼出版商Chensequip先生，由于他的努力，使这本书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同英语读者见面。
2025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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