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新版《大转变》序言
能够为卡尔·波兰尼这本经典著作撰写前言，是件荣幸的事。这本书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变，以及伴随这个过程而发生的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转换。由于欧洲文明的这个转变可以类比于今日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型，所以，波兰尼常让人们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他的观点——以及他的关切——与1999年和2000年在西雅图和布拉格大街上那些反对国际金融组织的骚乱者和示威者们提出来的问题是一致的。在R. M. 迈克埃瓦为这本书的1944年首版所写的导言中——那个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存在还仅仅是在纸上，他以一种与波兰尼相似的预见能力写道：“这本书在当下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为未来国际组织的缔造者们揭示了历史教训。”如果这些人当时真的读了这本书，并认真对待了它所揭示的教训，那么他们所鼓吹的政策就会比实际提出的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试图用不多的几行字来概括这样一本复杂而微妙的著作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很可能是错误的。尽管从语言和经济学方面看，一本半个世纪以前写就的著作在今天可能会不大好理解，但波兰尼所提出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丧失它的卓越性。他的中心主题包括：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不仅仅是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也包括它们的后果（即，对穷人造成的影响）——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需；以及，所产生的这些后果是否严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迁的速度。波兰尼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广泛流行的渗透经济（trickle-down economy）的教义——即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会从增长中受益——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他还廓清了各种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相互关联：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成为新工业利益的婢女的，而这些利益又是如何对这种意识形态加以选择利用的——当他们的利益有要求时，他们照样会要求政府干预。
波兰尼是在现代经济学家界定自发调节市场的局限性之前写作《巨变》的。在今天，任何有声望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去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市场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虑它在公平上产生的后果。无论何时，只要出现信息不完备或者市场失灵——也就是说，本质上总是如此——那么干预就存在，而且从原则上讲，这种干预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大体上，我们已经达到一个更加平衡的立场，已经能够既认识到市场的力量，也认识到它的局限，认识到政府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必要性，尽管大家对这种角色的边界还在争论。例如，人们对金融市场需要政府管制这一点，已经达成普遍共识，但还没有就如何才能最好地做到这一点获得一致意见。
自现代以来，有非常多的证据支持以下历史经验：增长可能会导致贫困的增加。但我们同样知道，增长可以为社会的绝大多数部分带来巨大的好处，正如在一些更开化的（enlighted）发达工业国家中所发生的那样。
波兰尼强调了自由劳动力市场、自由贸易和自发调节的货币机制这三个信条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由此，他的著作成为今天占支配地位的系统研究方法的先驱（反过来它是由二十世纪之初一般均衡论经济学家们所预示的[1][1]）。现今仍然有少数经济学家在坚持金本位的信条，他们认为现代经济的问题正是由于偏离了金本位体系而造成的，但这使得自发调节市场的鼓吹者的地位更易于受到挑战。浮动的汇率是那个时候的常规，人们可以认为这将支持那些信奉自发调节的人所持的立场。毕竟，凭什么外币汇兑市场应该由不同于支配其他市场的规则来统治呢？不过也恰恰是在这里，自发调节市场的软肋也暴露了出来（至少对那些从来不注意这个信条的社会后果的人而言是如此）！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类市场（与许多其他资产市场一样）表现出过度的变动性（volatility），也就是说，表现出超出构成要素的变化所能解释的变动性。同样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价格——以及更广泛而言的投资者的预期——表现出来的过度变动性可能会对一个经济造成严重灾难。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当代人又记起大萧条的教训：自发调节的市场并不总是像它的鼓吹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起作用。甚至美国财政部（不管是在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治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自由市场体系信仰的堡垒，都不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汇率，尽管它们从来没有给出一个内在一致的、有说服力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市场应该与其他市场区别对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一贯性——在表明信仰自由市场体系的同时，却作为一个公共组织而经常干预汇率市场，为外来债权人解套（bail out）提供基金，与此同时却索要高利率而使国内企业破产——已经在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争论中被预示了。真实而言，劳动力和货物的自由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鼓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人都寥寥无几了，并且一方面，发达工业国家在教导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避开保护主义和政府补贴的邪恶，而另一方面，它们却并不怎么乐意向代表发展中世界比较优势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尽管它们强硬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
不过，今天，战线的位置与波兰尼写作时的情况已大有不同。如我在早些时候所观察到的，如今只有顽固分子还肯——在一个极端——为自发调节的经济辩护，或者——在另一个极端——为政府运转的经济说话。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市场的力量，也向它的局限性表示敬意。但在这之上，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之间还是有着重要的区别。其中有些区别是容易摒弃的：妆扮成经济科学和良善政策的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最近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推进（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发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再一次地，人们很少会不同意，在许多国家，规制既没有加强它们的金融体系，也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很明显这些规制应该被剥离掉。但“自由市场分子”走得更远，并给遵从他们建议的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正如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证明的那样。而且即使是在这些最近的事件发生之前，已有充分证据能表明，这样的自由化可能给一个国家带来巨大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将会不成比例地落在穷人身上，而支持这样的自由化会促进增长的证据——往好里说——却是明显不足的。不过，与上述例子不同，还有一些问题，关于它们的结论远非清晰可见。自由国际贸易使一个国家得以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增加平均收入，尽管它会使一些个人失去工作。但在失业率非常高的发展中国家，由贸易自由化而毁掉的工作机会可能明显要比它所创造的要多。特别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贸易自由化与高利率捆绑起来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使得创造工作和新企业成为不可能。没有人可以宣称，将工人从低生产率的工作中转移出来进入失业状态会减少贫困或者增加国民收入。自发调节市场的信徒隐含地相信某种形式的萨伊定律，即劳动力的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对于一个由低工资而发家的资本家而言，高失业率甚至可能是一种有利条件，因为它会对工人的工资需求产生压制力量。但对经济学家而言，失业工人体现的是一种运转不良的经济，我们已经在太多的国家看到了这种或那种运转不良的压倒性证据。自发调节经济的某些鼓吹者把这些运转不良归罪于政府本身；但不管这种归罪是否合理，真正重要的是，在今天，自发调节经济的神话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
但是，波兰尼强调了自发调节经济的一种特殊缺陷，这种缺陷直到最近才再次成为讨论的对象。它涉及的是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体系——或者经济变革——是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例如，我们现在谈论社会资本。我们意识到，在拉美许多地方，过长的失业期、持续的不平等水平，以及普遍而深入的贫困和污秽，已经对那里的社会整合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并成为那里出现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暴力现象的助推剂。我们认识到，俄罗斯改革的方式和速度侵蚀了社会关系，破坏了社会资本，导致了俄国黑手党（the Russian Mafia）的出现甚至它的统治。我们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尼食品补贴的消除，正如工资的直线下降和失业率的急剧上升一样，导致了可预见的（并且确实已被预见到）政治和社会骚动。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本该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不仅经济政策造成了古老（尽管有些比较脆弱）的社会关系的崩溃：而社会关系的这种崩溃本身也会产生非常不利的经济效应。投资者不会情愿把他们的钱投入那些社会中存在高度紧张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内的很多人也会把他们的钱抽离出来，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绝大多数社会都在自己的历史中演化出一些照顾穷人和失意者（disadvantaged）的方式。工业时代的来临使得个人越来越难于担负照看自己的全部责任。确实，一个农场主可能会失去他的收成，并且一个以生存为目的的农场主可能会因为要为一个阴雨天气（或更准确地说要为一个干旱季节）储备钱财而倍受艰辛。但他从来不会缺乏旨在获利的雇佣（gainful employment）。而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个人会遭到他们控制能力之外的力量的打击。如果失业率很高——像大萧条中所发生的那样，或者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今天的情况一样，那么个人所能做的就极其有限。他们可能相信（buy into）、也可能不相信自由市场分子关于让工资保持弹性很重要（也就是说，接受在毫无补偿的情况下被解雇，或者爽快地答应降低工资）的说教，但他们自己却对推进这样的改革无能为力，即使这些改革确实具有促进充分就业的美好效果。明显不能成立的是，通过让自己满足于更低的工资，个人就能够立即获得就业。效率工资理论、内部人-外部人理论，以及一系列其他理论，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劳动力市场并不像自发调节市场鼓吹者所认为的那样运作。但无论这些解释是怎样的，在这里真正重要的事实是，失业不是一种幻觉，现代社会需要有应对它的方式，而自发调节的市场并没有这样做，至少是没有以能被社会接受的方式这样做（对这一点甚至也是有解释的，但讨论这些解释会让我离题更远）。快速的转型破坏了旧有的应对机制和旧有的安全网，但在新的应对机制发展出来之前，它已经产生了这方面新的需要。很不幸，来自十九世纪的这个教训已经太过经常地被华盛顿共识——它是自由主义教条的现代版——的鼓吹者们遗忘了。
这些社会应对机制的失败反过来已经导致了对早先被称为社会资本的那种东西的侵蚀。最近的二十五年中发生了两起这方面的重大事件。前面我已提到作为东亚危机一部分的印尼灾难。在这场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以及新自由主义教义的其他鼓吹者抵制本该成为解决方案重要组成部分的措施：不偿付债务。这些债务中的绝大多数是私人部门向私人借贷者的贷款；当借贷者无法偿还借款时，本来是有处理这一情况的标准办法的：破产。破产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说不，因为破产将造成对契约神圣性的侵犯。然而这种对更为重要的契约──社会契约──的侵犯，他们却全然没有一丁点儿的顾虑。他们更喜欢为政府提供基金，使外国债权人得以解套，而这些人其实在出借时并未守持应有谨慎的态度。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让那些旁观者付出沉重代价的政策，尽管这些工人和小企业在危机的最初来临中并没有扮演任何角色。
更具戏剧性的是俄国的失败。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实验——共产主义——的牺牲品的国家，成为一次新实验的对象。这个新实验就是，在政府还没有来得及让必要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就位的时候，就开始把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理念付诸实施。正如大约七十年前布尔什维克强制推行了一次快速社会转型一样，现在新自由主义者在强制推行另一场将带来毁灭性后果的快速社会转型。这个国家的人民曾经得到承诺，一旦市场的力量释放出来，经济就会繁盛：那种资源配置被扭曲的、因社会所有制而导致激励不足的、低效率的中央计划体系，将被分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所取代。
然而繁盛并没由发生。经济大约萎缩了一半，贫困率（以每日四美元为标准）从2%上升到接近50%。在私有化使少数寡头变成亿万富翁的同时，政府甚至没有钱给穷人支付年金——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被认为是向世界表明这里是一个吸引人的投资场所；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无底洞。所以毫不奇怪，资本成群结队地逃了出来。由于私有化进程缺少合法性，所以私有财产权的背后并没有社会共识的支撑。把钱留在俄国的那些人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一旦一个新政府上台，他们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即使撇开政治上的问题不谈，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个理性投资者会将他的钱放在繁荣的美国股票市场，而不是投在一个处于真正萧条中的国家。如今，尽管有点太晚，但这些错误政策的后果正在被意识到；不过，想要把逃逸了的资本重新吸引回来，几乎已经不再可能了，除非保证，无论财富是如何获得的，都能够保有下去，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实际上是必然导致——寡头结构本身的继续维持。
经济科学与经济历史已经开始认识到波兰尼论点的有效性。但经济政策——尤其是华盛顿共识的信条所反映出来的经济政策，它们教导发展中世界和那些转轨经济体应该如何完成他们的大转型——看起来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波兰尼揭露了自由市场的神话性：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在它们当初的转型中，今天已经工业化了的那些国家的政府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不仅通过关税保护了它们的工业，而且也努力促进新技术。在美国，第一条电报线于1842年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农业生产力的突破性提高——这为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有赖于政府的研究、传授和扩展服务。在西欧，关于投资的规制直到前不久才取消。甚至在今天，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都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美国政府威胁对欧洲实行贸易制裁，除非后者向美国公司在加勒比海所拥有的香蕉开放市场。尽管有时这些干预可以得到正当化，因为它能被当作针对其他政府所进行的干预的应对措施，但确实存在无数不知羞耻的干预和补贴的例子，比如在农业方面的那些例子。在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我见到了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从墨西哥土豆和鳄梨、日本电影，到乌克兰的女式大衣，再到俄国的铀。香港长期被作为自由市场的堡垒而宣扬，但当香港发现来自纽约的投机者正试图通过同时对股票和货币市场进行投机来毁坏它的经济时，它就对两者都展开了强有力的干预。美国政府大声抗议，说这是对自由市场原则的废弃。不过，香港的干预赢利了——它成功地稳定了这两个市场，消除了对它的通货的未来威胁，而且从交易中大赚其钱。
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们强调，问题的根源正在于政府的干预；转型的关键在于，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让价格就位”，并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在这种观点看来，发展不外乎就是资本的积累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样一些技术性的东西。这种意识形态误解转型本身的性质——它是社会的转型，而不仅仅是经济的转型，而且即使这种转型的经济方面，也比他们的简单药方所意含的要深刻得多。他们的视野代表了一种对历史的误读，正如波兰尼有力地指出的那样。
如果他是在今天进行写作，就会有额外的证据支持他的结论。例如，在东亚——整个世界中经济发展最成功的一部分，政府扮演了一个不顾廉耻的中心角色，并且或明或暗地承认保持社会统合的价值，与此同时不仅致力于保持、甚至力图提高社会和人力资本。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地方，不仅有迅速的经济增长，而且贫困也大量减少。如果说共产主义的失败为市场体系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那么东亚的成功则为政府在其中扮演活跃角色的经济对自发调节的市场的优越性提供了同样强有力的证明。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市场意识形态的持有者才在东亚危机期间几乎表现出某种愉悦的心情，因为他们觉得这场危机暴露出积极政府模式的致命弱点。尽管他们的说教一方面确实包括了对加强金融监管的承认，但更主要的目的在于抓住这个机会促成更大的市场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是消除那些社会联系的代名词，而正是这些联系提供了社会和政治稳定——东亚奇迹的必要条件——所必须的经济安全。当然，实在而言，东亚危机正是自发调节市场的失败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正是短期资本流的解放，在全世界晃荡、想寻找最高的回报的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它们只受情绪的理性和非理性变化的支配——成为这场危机的根源。
让我通过回到波兰尼的两个中心主题来结束这篇前言。第一个关注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复杂的相互纠葛关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是可以替代自由市场的经济体系；它们代表了对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偏离。但正如波兰尼所言，“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植根于一个无法再运转的市场社会。”新自由主义信条的鼎盛时期大概在1990-97年，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东亚危机爆发之前。有人也许会说共产主义的终结标志着市场经济以及自发调节市场信念的胜利。但我相信，这个解释是错误的。毕竟，在发达国家内部，这个阶段的特征在于所有地方都发生了对这些信条——里根-撒切尔自由市场信条——的拒斥以及对“新民主党”或者“新工党”政策的支持。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在冷战期间，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只不过是无法承担采取这些政策的风险，即如此伤害穷国的风险。因为这些国家还有选择的余地，它们同时受到西方和东方的劝诱，西方处方的失败可能会使它们站到另一个阵营中去。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些国家就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含有巨大风险的信条可以毫无顾忌地施加在它们身上。但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不仅不谨慎；同时也是无知的：因为对于一个不能给多数人——或者数量可观的少数人——带来好处的市场经济，人们可以用一万种暗地里的方式来加以拒绝。一个所谓的自发调节市场经济可能会演化为黑手党资本主义——以及一个黑手党政治体系，很不幸，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地方，这种担心是真实而迫切的。
波兰尼把市场看作一个更为广阔的经济的一部分，并且把这个广阔的经济看作一个还要广阔的社会的一部分。他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目的本身，而是把它看作通向更为基本的目的的手段。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观稳定都太多地被当作改革的目标本身来对待。记分卡被用来记录不同国家私有化的速度有多快——却从来不去想私有化本身是很容易的：要做的一切就是把财产分给自己的朋友，并期望对方回报以租金。但总是没有记分卡来记录被推向贫困的个体的数量，或者相对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而言、那些被毁掉的就业机会的数量，或者暴力的增加，或者不安全感的增加，以及无力感的增加。波兰尼谈论的则是一些更为基本的价值。在这些基本价值与自发调节市场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断裂（disjunction），在今天和在波兰尼写作时同样清晰可见。我们告诉发展中国家民主的重要性，但当涉及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那些影响他们生计的问题，即经济时，他们被告知：经济学的铁律让你无从选择；并且由于你（通过你的民主政治进程）倾向于把事情搞糟，你必须放弃做那些关键性经济决策——比如宏观经济政策——的权力，把它交给一个独立的、几乎总是被金融界代表所支配的中央银行；为了保证你的行为与这个金融界的利益相一致，你被告知要全力避免出现通货膨胀——至于就业和经济增长，不必去管它；为了保证你确实如此行事，你被告知要全心信靠中央银行的措施，诸如以固定比率扩大货币供给；当一种措施未能奏效时，就搬出另一种，比如通胀目标管理（inflation targeting）。简而言之，当我们的左手似乎是在向前殖民地中的个人赋权的同时，我们的右手又把它收回来了。
波兰尼非常允当地以对复杂社会中的自由的讨论来结束他的这本著作。富兰克林·Ｄ·罗斯福说，在大萧条中，“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除了害怕本身。”他不仅谈论了那些古典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及信仰自由），也讨论了免于恐惧和免于饥饿的自由。规制可能会剥夺某人的自由，但这样做可能促进另一些人的自由。将资本任意在一国移进移出是某些人所实践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实践是以其他人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外部性）。不幸的是，自发调节经济的神话，不管是在自由放任的旧伪装下，还是在华盛顿共识的新伪装下，并不代表着对这些自由的平衡，因为穷人面临比其他人更大意义上的不安全，并且在有些地方，比如俄国，处在贫困境地的人的数量急剧上升，生活标准已然下降。对这些人而言，自由越来越少了，免于饥饿、免于恐惧的自由越来越少了。如果波兰尼是在今天进行写作，我相信他会认为，全球社会在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它能不能救济这些不平衡——在这些救济的到来变得太晚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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