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左派》 美国，克林顿帝国──诺姆．乔姆斯基的「美国流氓」论（上）
文／宋国诚（文化评论家）
对美国历届政府而言，出生于费城、27岁就成为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教授、有「语言学界的爱因斯坦」之美誉的诺曼．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 )，真是个头号乌鸦人物，因为在他的嘴里永远吐不出美国政府的一句好话。
然而，作为一个美裔犹太人，乔姆斯基却对美国的以色列政策抨击得最为严厉。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称他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激进的英雄之一」(One of the radical heroes of our age)，2005年英国知名的《前景》(Prospect)杂志和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季刊选出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名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thinker)，乔姆斯基名列榜首。若说不是早两年去世否则必定名列榜上的萨依德(Edward Said)，还只是将炮火集中在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那么乔姆斯基几乎从不放过美国在全球每一角落犯下的错误与罪恶，从古巴、越南、印度尼西亚到尼加拉瓜，从土耳其、伊拉克到科索沃，从东帝汶到哥伦比亚；乃至从联合国到世贸组织。美国总是把一些不听使唤的国家称为「流氓国家」(rogue state)─最近类似的新名词是「邪恶轴心」(axis of evil)，但是在乔姆斯基眼中，美国才是真正的流氓国家、最大的邪恶中心。
新自由主义─欺骗社会
在1998年的《利字当头：新自由主义与全秩序》(Profit Over People：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一书中（注1），乔姆斯基对支撑美国经济霸权的新自由主义提出了毫不客气的批判。他把「新自由主义」定义为一种「全球资本主义利益」的制度。乔姆斯基运用了一些秘密档案，说明了凡是按照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制定发展政策的第三世界国家，绝大多数换来的只是贫穷、落伍和动乱，而那些得到发展的西方国家（和几个东亚国家），他们的成功秘诀只有一个：「肆意地违反公认的自由市场准则」（注2）。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98年的东亚金融风爆，受到重创的都是那些采取政府放任、金融松绑的国家，而政府管制越紧密的、越有效的─这是新自由主义强烈攻击的对象─却都幸免于难。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至今依然被称羡的「东亚经济奇迹」正是在反自由主义的原则下缔造出来的。
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的干预，并认为政府是官僚的、无效率的，但实际上，政府从来就是企业不可或缺的支持者，没有政府的「干预性支持」，就根本无法编织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神话。新自由主义认为「全球经济」(global economy)的出现是自由市场自然扩张的结果，是各国政府降低主权宣称、减少政策干扰所获致的，但实际上，全球市场的扩张，特别是美国在世界各地增生繁殖的企业，从来就是政府强力推动、领军带头的结果，这一点在世贸组织(WTO)的成立和各种「多边贸易协议」(MAI)的讨论中早已获得证明。正如经济学家阿瑟．麦克艾文(Arthur MacEwan)指出的，尽管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全球化与增长总是同时并进，但不能因此得出在国际贸易上放任自流和减少国家服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这种增长之基础的结论。实际上，所有国家在获得某些经济增长时，都伴随着国家对经济事务的积极干预，特别是对外贸进行广泛的管制，也就是国家通过大量的技术排外性来促进产业的发展（注3）。换句话说，没有政府的干预就不会有市场的扩张。
从近代贸易史来看，自19世纪初到1865年间，美国把平均关税率由20%调高到47.9%，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也以高关税政策挽救了德国脆弱的民族工业，这意味着当今世界经济大国根本不是通过「自由放任」原则，而是通过长期的贸易保护主义而获得今日霸主的全部实力。即使在战后，日本政府直接控制进口和外商投资，带头鼓励发展汽车和信息工业；发展中国家则采用各种财政和货币机制、特殊补贴、国营企业等手段来发展国民经济，韩国、台湾、新加坡等通过奖励投资和出口替代换取经济成功。权威的经济史料一再证明，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通过所谓政府不干涉、通过所谓自由市场而获致。
美国媒体：神话制造机
美国社会向来存在着三大「神话制造机」，分别是「主流媒体」、「买办学术」和「软骨头知识分子」。乔姆斯基深感厌恶的是，在资本家控制下的「公司化媒体」和美国政府拨款豢养的学术机构里，一切对新自由主义的公正批评都得不到公正的对待。至于所谓「美国自由媒体」，乔姆斯基向来是不假辞色的。在与经济学、媒体分析家爱德华．赫曼(Edward Herman)合着的《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一书中，乔姆斯基提出了「有价值的与无价值的受害者」(worthy and unworthy victims)的观点（注4），前者是指在敌人国家里受到迫害的可怜人民，后者是指在自己国家或盟邦里受到伤害的无名小卒。对于前者，美国媒体一向是大力渲染、深度报导，对于后者则聊聊几语、随便带过。这种传播模式，外行人看起来好像很人道、很有爱心，但实际上却正中野心政客与好战份子的下怀，也就是正好给予他们出兵攻打敌国的理由。早在1991年出版的《媒体控制》(Media Control: 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 of Propaganda)的演说文集中，乔姆斯基就指出美国民意从来就不是「美国公众的民意」，而是少数精英的利益（注5）。实际上，美国是一个媒体不甚发达的国家，真正有影响力的不过是几家大报和CNN、ABC、CBS、NBC四家全国性电视网，但这些媒体长期被大财团所垄断，而财团与华府政治集团向来是关系密切的。这些所谓主流媒体根本不是在传播「大众观点」(public opinion)，而是在制造「精英利益」(elite interest)。
什么是「美国帝国主义」
2003年乔姆斯基在接受《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访谈时，区分了「英国式/高成本/殖民剥削」和「美国式/低成本/资源趋动」两种帝国主义。就后者来说，150年前美国占领了今天的德州和一半的墨西哥领土，就是当时美国的统治者杰克逊(Jackson)试图垄断全球棉花资源的一场骗局。当时的民主党认为，只要控制了棉花这一世界工业最重要的资源，就可以抵挡英国势力在美洲的扩张。确实，今日的美国并不是一个类似英国这种欧洲风格的帝国，这需要从「帝国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of empire)来验证，但可以确认的是，英国殖民印度时并没有把印度人杀光，但美国却「大量灭绝」(largely wiped out)了美洲的印地安人。英国投入了大量的成本来管理、教育、保护它的海外殖民地，但美国至今从未建立一个「高成本」的殖民地。英国派总督去管辖殖民地，美国则干脆把别人的土地（以欺骗的、不公正交易的方式）直接划入自己的版图（如夏威夷、阿拉斯加、德洲、加洲等等）。
乔姆斯基还引述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作品《神秘陌生人》(The Mysterious Stranger) ，说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在权力与舒适的「帝国主义生活」中。多数的美国人乐于相信政客们为他们编造的谎言，那就是把一切归咎于被美国攻击的国家。他们乐于相信美国的每一次战役都是为了正义，经过这种不断重复的自我欺骗，美国人就乐于在夜晚安心入睡并祷告感谢上帝（注6）。
如果「美式帝国主义生活」(American imperial style of life)使多数的美国人每晚都能安心入眠，那几百万死在美国炮火下以及继续忍受美国化武遗毒的越南人呢？也许美国人在睡眠中梦到的只是：我们在越战中失踪的飞行员的尸骨，要怎样找回？（待续）
注1：Noam Chomsky, 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New York: Seven Stories, 1998，中译本见徐海铭、季海宏译，《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南京：江苏人民，2000
注2：《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页15
注3：Arthur MacEwan, “Globalization and Stagnation”, Monthly Review, Vol. 45, Issue 11, April 1994
注4：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Pantheon, 2002
注5：Noam Chomsky, Media Control: 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 New York: Seven Stories, 2004
注6：Noam Chomsky, interviewed by David Barsamian,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Issue 32, Nov/Dec, 2003
《阅读左派》 解放、救赎、乌托邦──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本体论」（下）
文／宋国诚（文化评论家）
布洛赫（三卷本）的《希望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 [The Principle of Hope])，长达1655页，英译本也有1400页，在布洛赫死后10年才出版。布洛赫自承写作的策略受到了「表现主义」的影响，并以反体系、拼凑式的文体与高级读者见面。这部「诗化哲学」─以史诗化、碎片化、精雕化写成的作品，公认是一部不可解读的天书，向来令非专业的哲学家视为畏途（注2）。然而它对当代哲学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当世人皆已不再提起乌托邦这一字眼时，布洛赫却孜孜不倦于唤醒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梦。
从「希望」重新出发！
「我是，我们是，那就够了，现在我们必须出发」(I am, We are, That is enough, Now we have to start)，这是《希望原理》的开卷语，意味着以往什么都不是，一切将重新开始。《希望原理》第一卷以「尚未意识」为主旨，讨论作为客观现实之生活过程的希望概念。布洛赫强调「吁求要素」(anticipatory element)在哲学史和人类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并提出「乌托邦功能」这一概念，探讨其与意识形态、原型、理想、象征之间的关系，与「前线」( Front)、「新异」(Novum)、「虚无」(Nichts)、「家园」(Heimat) 、「此时此地」( Jetzt und Hier)等范畴的关系。它还包含对「小白梦现象」一种生活哲学式的探讨，对民间故事、通俗小说、旅行游记、戏剧、舞蹈的「渴望意象」(wishful image)和电影中的「镜中希望」进行散文叙事性的美学诠释。
布洛赫把「希望」定义为「一个更美好生活的梦」。希望虽只是一个单词，人们也经常习惯性的使用它，但是它深刻而多面的内涵却鲜少被讨论。在心理学上，希望是指一种情绪(Emotion)和吁求(Anticipation)，在历史哲学上是指某种有待实现的终极关怀，在神学上是指与人的生活与信仰相关的自励与德性，在美学上是指一种启蒙的形式，它以未?的「蔚蓝」来投照此在的「幽暗」，在伦理学上是指最高的人文素养与幸福。在《希望原理》的导言中，布洛赫强调即使把希望等同于「白日梦」也无不可，但希望不同于那种混浊的、软弱的逃避主义，而是既运用「冥思的理性」也运用「参与的理性」来把握事物的过程。这种以希望为内容的白日梦，是清醒的、明晰的，它将通过适应与调整而得到最后的丰收。
意识转换的美学
布洛赫之所以把「希望」诠释为一种美学态度，可谓用心良苦、寓意深远。早在《乌托邦精神》一书中布洛赫就指出：「我们已经沦为最可怜的脊椎动物；我们中的所有人要么崇拜自己的肚子，要么崇拜国家；除此之外，其它的一切都降到了笑话或娱乐的水平」（注3）。现代人最大的精神危机在于一味追逐「量的满足」之外部消费，却背弃了「质的美感」的内在充实，因此，希望美感的强调旨在为已被物化世界窒息的人类找回生活的动力和社会目标。在布洛赫看来，知识与勇气是希望美学的主要构成，这是一种自觉的动力，使人不再听任本能的驱使，不再畏惧不可抵抗的命运。布洛赫鼓励人们去意识「尚未意识」的意识、体验「尚未存在」的存在、追求「尚未实现」的未来。人之所以会忧心恐惧，是因为把一切视为「已经意识」和「已经存在」，这是一种失败的决定论，一种封闭的人生观。希望和恐惧是对立的，但人们通常是以「执着此在」和「封闭未来」来对待恐惧，而希望则是以「尚未」(not-yet)和「吁求(推定)」(anticipation)来消除恐惧。
因而，希望是一种在时间向度与空间幅度内一种涉及意识转换的美学历程。人的意识可以区分为「历时性意识」与「共时性意识」，弗罗伊德的「无意识」是一种转身向后的「不再意识」，海德格的自我则是一个「在世存在」的虚无家，但这种「不再意识的此在」，根本不是积极的、希望的自我意识，而是消极的逃避者，这种「此在」是「历时性意识」在停滞性、固着性之共时性意识压制下的堕落与迷失。布洛赫的「尚未意识」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无限敞开性，它意味以历时性的意识深度来解放扁平的、僵死的共时性意识，这种形成于未来可能性的意识，是生活与本质的同一，是史诗与哲学的融合。
乌托邦典范：浮士德精神
《希望原理》第2卷可以视为「美好世界的蓝图」，它说明了希腊迄今的思想家，如何在医药、绘画、歌剧、诗与哲学中精雕细琢了各种乌托邦体系，例如技术乌托邦、建筑乌托邦、地理乌托邦、政治乌托邦、和平乌托邦和休闲乌托邦等等。布洛赫指出，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汤姆斯．莫尔(Thomas Moore)的《乌托邦》，人们一般理解的乌托邦往往仅限于「社会乌托邦」，因而限制了乌托邦广泛和无所不在的涵意。这是因为自柏拉图以来，一切的哲学只是「回忆的哲学」，只是一种对「既有之物」(Gewesen)的追思和怀旧，就连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也把乌托邦的范畴清洗了出去。但即使如此，依然无损于马克思主义只是从空想到具体、从思辩到实践的转化，而成其为名符其实的「具体的乌托邦」。在今日，对现象的怀旧已让位于对本质的占有，今日的乌托邦不仅仅追求异化与剥削的消除，而是对本质生活的想望。这种想望在希腊时期称为「家园」，在马克思主义中称为「自由王国」。
布洛赫把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视为乌托邦理想的最高典范。浮士德先后经历了书院、爱情、政治、古典、立业5个阶段，这5个阶段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乌托邦精神」的缩影。浮士德与魔鬼莫菲斯多弗(Mephistopheles)进行了一场「以灵魂换生活」的交易，于是，「魔鬼约契」成了浮士德终生的尘世之债。但实际上，浮士德将「魔鬼契约」转化为一种在绝境中寻找出路的希望之旅，一种借助死亡而逼出希望之动力的悲壮美感。浮士德一生不停奔忙，总是感到缺乏真正的生存体验，但他从不满足，永抱希望，他在叛逆中超越，在追寻中救赎，因而成就了人类乌托邦精神的最高典范。
回归人类精神的故乡
《希望原理》第3卷在讨论「甄于圆满、归于至善」的希望意象，包括道德、音乐、死亡象征、宗教、回归自然和至善。在一种荷马式的「史诗/回归」的结构上，布洛赫试图回答「希望的极致」与「永恒的可能性」问题。布洛赫以「积极的死亡观」作为乌托邦最高的、永恒的整全角式。永恒，是指灵魂的不朽与转世，它以人类精神的返乡为象征，以末日的覆灭和再生为标记，以善对恶的最后统治为完结。在死亡问题上，布洛赫所说的「灵魂不死」并不是神秘主义的诡辩，而是人通过对死亡的克服─怀抱一种对永恒与不朽的希望来认识死亡─达到了对人自身的认识。我们不应把死亡视为终结或寂灭，因为正是那「最后一刻」，所有回忆在瞬间被掌握，正是在死亡的威吓下，才逼出了我们对自我的承诺、对存在的负责、对命运的理解。换言之，我们正是通过并利用死亡而成为不死的人，成为在总体上理解历史、体悟世界、掌握自己的人。（完）
注2：参见夏凡，「『史诗』和『碎片』：解读《希望原理》文本之钥」，《现代哲学》(广东)，2006年第3期，页45-51. 以及E. 布洛赫，梦海译，《乌托邦是我们时代的哲学范畴》，《现代哲学》(广东)，2005年第4期，页73-74. 以及洪镰德，《卜洛赫及其希望的哲学》，《国家发展研究》(台湾大学)，第3卷第1期(12/2003)，页1-35
注3：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trans. Anthony A. Nassar, Meridia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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