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黄苇町的《苏共亡党十年祭》
江西高校出版社
定价：18.00
宋宝铃
（二OO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苏联亡国十年了，随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伟大列宁创建的苏联共产党在没有任何抵抗、苏共党员莫不关心的情况下土崩瓦解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苏联人民觉得很正常，因为早就名存实亡了。而此时此刻邻国的中国共产党却坐不住了，成篇累牍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的评论文章、如丧考妣似地哀声叹气。这就是十年前，神州大地上演出过的一幕幕活报剧。
十年过去了，中共专家黄苇町出来了，发表了《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文用大量篇幅向人们叙述了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及其内在因素--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这些情况比较一下当今的中国，看过黄文的人们一定会想：这不就是当代中国的写照吗？
当今的中国，透过表面的虚假繁荣，涉入到社会深处和中共党内，让人见到的是一片凄凉景象：世风日下、腐败蔓延。许多在旧社会出现过的场景重演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当多的党员干部与黑社会恶势力沆瀣一气，老百姓称公安、司法干部为“警匪”；极其严重的腐败现象已渗透到国家机器到各个环节，中国共产党已病入膏肓；“三个代表”被老百姓戏称为“三个歹婊”（实事求是地说，“三个代表”要求的提出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中国共产党已丧失其存在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但是，黄文却闭口不谈这些事实，却还惺惺地发问：“我们为什么没有重蹈苏东覆辙？”
中国没有重蹈苏联和东欧的覆辙迹象吗？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谈到当时苏联的情况时说过：“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已经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俄国人丢没丢呢？我看已经丢得差不多了。”
回顾当时的苏联，看看今天的中国，难道还不令人不寒而栗吗？
确切地说，当时的苏联还没达到中国今天的地步。二十五年前，毛泽东的病逝和“政治局政变”的阴谋得逞，导致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邓小平的再一次复出和翻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事实上丢掉了。随着以“白猫黑猫”类实用主义为核心的“邓小平理论”的出笼，“法轮功”等邪教兴起了：封建迷信死灰复燃，科学思想遭人嘲弄。如果不是因为“法轮功”人员包围中南海，直接威胁中共中央的统治，中共还不想进行大肆围剿呢。
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内，许多善良的人们由于受当时舆论的影响，都有些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在晚年，在自己亲手创立的国家内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并且把斗争矛头指向昔日的战友、当时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既得利益者说：“这是中共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但有一点讲不通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是毛泽东亲手提拔的接班人。既然要争权，为什么当初要放权呢？
二十多年的严酷事实回答了当时人们的疑问：毛泽东的无私无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特色是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反腐败的伟大创举。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反腐败运动，她是避免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重走李自成老路的英明之举，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没有重蹈苏联和东欧覆辙的根本原因所在。
诚如毛泽东在总结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时指出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文化大革命中，占人口总数95%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为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挫败了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无数次的经济封锁和军事颠覆，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的方针，卫星上了天，红旗没落地。工业生产蒸蒸日上，农业生产取得了连续十多年的大丰收。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和“四个现代化”的设想，以及进入联合国和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成功实践，为以后的改革开放、“一国两制”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学雷锋精神、做好人好事蔚然成风。全党全国人民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形成，使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
当然，就象“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样，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其三分错误，如“全面内战、打倒一切”、除恶未尽等，这是有待于以后必须改正的。但并不能因此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意义的主流和本质，否定了就会犯极大的错误。二十多年来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不正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吗？
而当代中国的情形是怎样的呢？请看看事实吧：人民群众与中共的严重对立已到了历史上最严峻的时期，党政领导机关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人民与中共党的关系在某些地区和领域已处于敌对状态。十二年前，邓小平和李鹏一伙竟然动用军队、开出坦克，压向手无寸铁、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要求反腐败、改政体的学生和群众，其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狰狞面目昭然若揭。从此，惊醒了许多善良的人们。而风弥华夏大地的“毛泽东热”，却冲破重重阻绕在老百姓中间自发地开始了。
纵观黄苇町的《苏共亡党十年祭》，除了兔死狐悲式的悲鸣之外，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它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挽救中共沉沦的良药。
那么，怎样才能使中共起死回生呢？
唯有让人民群众自己起来，在真正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政治改革，恢复“四大”民主（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建立中国工人党，实行社会主义的两党制，轮流执政。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彻底揭露贪官污吏，夺回那些被官僚资产阶级篡夺的领导权，再来一次革命，自下而上的揭露中国共产党的阴暗面，惩治反动派，绝不搞扩大化。腐败蔓延的势头才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中国共产党才能够真正回到它所宣称的代表其根本利益的人民中间：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才能够真正长治久安。
中国工人党的组建，可以有中共党内的优秀分子和社会上信仰科学共产主义的人士自发组成，标准就是毛泽东早就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能够团结大多数人；（4）要有民主精神，有事与人商量；（5）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
两党制并不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它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规律和比较有效的民主政治统治方式之一。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说明毛泽东是非常清楚“一党专政”的危害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起来造反的上海工人阶级识破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之类“群众斗群众”的阴谋后，把矛头首先对准了党内走资派：夺了旧上海市委的权，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取代旧市委，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后经毛泽东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推而广之）。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一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管理的秩序井然（史称一月革命）。那时候，上海的上交利润曾一度占了整个中国大陆的半壁江山。“一月革命”成功后，毛泽东及时地总结了上海的经验，向全国发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实际上，文革初期的上海“一月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两党制的一次成功预演。
两党制对清除执政党的腐败，可以说是一帖良药。由于随时有在野党盯着，执政党党员不敢象现在的中共党员那样肆无忌惮。腐败现象能减少很多；执政党不必化相当大的精力和财力去抓反腐败，可以全副精力建设国家。美国的经济为什么能持续稳定地增长，跟它有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有很大的关系。
“一党专政”并不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传家宝，恰恰相反，它曾是旧中国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最大弊病。中国共产党曾以此为攻击目标，联合其他民主党派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国初期发明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已事过境迁，那些民主党派的老人们基本上是个摆设，实际上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中国共产党脱胎于苏联共产党，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不了它的痕迹。苏联共产党的主要模式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而苏联的前身是沙皇俄国。众所周知，沙俄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帝国主义国家；而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史的中国，历史文化上与沙俄有许多相似之处，基本上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见《共产党宣言》）列宁曾预言美国能建成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的政体为其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相当的活力，使国民经济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
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有“封建的社会主义”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批评“封建的社会主义”：“把无产者的乞食袋当旗帜挥舞，当人们跟着他们一同前进时，发现其臀部印有封建的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赫鲁晓夫、勃列勒涅夫不但没有改正其“封建的社会主义”的痕迹，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长期的积重难返，稍一松动就土崩瓦解了。苏联和东欧的土崩瓦解，不正被马恩所言中了吗？
所以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苏联和东欧的解体是历史的进步。它将促进这些国家生产力和人民民主的高度发展，为将来进入真正的社会主义，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而中国为什么没有步这些国家的后尘，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人民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上比这些国家成熟得多（即哲学中所说的“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原理见效了），所以，将来的社会政治体制一定比他们更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也将比他们更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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