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吃海读——读书杂记
孔庆东
北大“中国与世界交流中心”的《观察与交流》第二期是胡鞍钢的《探索安邦之道》，系为王绍光《安邦之道》一书所写的序。肯定了王绍光的中国研究成就，强调从中国现实出发解决中国问题。第三期是王绍光在清华的演讲录，深入浅出地分析了西方民主的虚假，指出西方的民主实质上是寡头专制的本质。后面的学生提问表现出清华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都颇有深度。第四期是董正华《“联省共和”与17世纪荷兰的崛起》，以荷兰为个案，探讨了国家政治架构的复杂性。
《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5期上埃及的萨米尔•阿明的《帝国与大众》很冷静地分析了那种对帝国主义妥协的学术立场，很多所谓左翼已经被自由主义给同化了。第6期上英国学者所写的《中国城市的三类贫困》指出中国政府应该针对不同的贫困采取不同的政策，而不是一味补贴。第7期上美国约翰•桑顿的《中国领导者队伍的现状与未来》指出了中国领导人“儒家理想，腐败现实”的矛盾。
胡杨君所赠王政《历史的棱角》（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9月），我已经先睹为快。此书记述近代诸种名人逸事，卓行奇语，颇多意趣，貌似闲笔微言中透出“大力擒龙爪”的功夫。曾为北大拳击协会主席，其胞弟王敖博士即著名诗人朋克猫，皆未名湖畔天罡地煞之数也。
秀芹君所赠北大出版社的两部法国绘画史著作《绘画史事》（2007年7月）和《我们什么也没看见》（2007年6月），文章佳妙，译笔流畅，皆为北大法语系董强教授审校并作序。许久未读这样的艺术史著作了，法国人的艺术悟性堪称最与中国人接近。一粒米中看世界，人情味里有哲学，优雅的魅力结合着深刻的洞察，这是中国人和法国人彼此觉得天然亲近的缘由。
秀芹君另赠的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一套《全球通史》（北大出版社2006年10月），虽然享誉全球，被吹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但我对这种包打天下的宏伟著作并不感冒，随便翻了翻就发现不少浅薄和武断之处。一个人企图给全世界人民讲述所有的文明空间（全球）和时间（从史前史到21世纪），这是怎样的一种帝国主义妄想啊。不过此书给少年人当作世界历史普及读物，倒还合适。每章后面开列“推荐读物”的做法也值得肯定。A global history，恐怕不是这个打得头破血流的时代所能真正写得出来的，大家各自手持一块历史的碎片，自说自话罢了。
张帆兄寄来他与黄传会合著的百万字惶惶巨著《中国海军三部曲》，穷十年之功而写成。我对第一部专写北洋海军的《龙旗》特别感兴趣，当慢慢读之。记得大前年冬天，我帮陕西卫视“开坛”策划了纪念甲午110周年的节目，我们在威海的军舰上纵论北洋水师的“当年鏖战急”。刺骨的寒风阵阵吹来，做观众的海军官兵们身穿制服，端坐不动，而我们几位嘉宾穿着大衣还冻得发抖。我高声问道：“假如再一次爆发黄海决战，同志们能够扬我军威国威，出师告捷，为祖国人民取得胜利吗？”甲板上的官兵们雷鸣般地齐声吼道：“能！”我顿时感到浑身暖和了，于是又很动情地问了一句什么，不知道后来节目播出时，有没有给删掉。
8月2日请人吃烤鸭和田鸡。烤鸭不够脆，田鸡很鲜香。或问田鸡为何好吃，我说因为田鸡主要吃虫子，天天大补，所以体格健壮，浑身精肉，一跳起来，超出自身十几倍，相当于住在6楼的人，一抬腿就从窗户进家了。说完后想，既然如此，那我们何不直接吃虫子。于是8月4日晚，就有人请我吃了云南竹虫，一入口果然觉得浑身有劲儿，要不是先吃了鸡枞后吃了米线，我就把那盘虫子都造了，回家不用打车，直接踩着满街汽车的脑袋，三蹦两蹦就到家了。
8月5日，一位女同学说，孔老师您爱吃玉蜀黍吗？我说我爱吃玉茭茭，她说那就吃玉高粱吧，我说那还不如吃玉麦呢，她说要不就吃玉米吧，我说还是吃珍珠米比较好，她说干脆吃个苞米得了，我说听说苞谷也不错，她说您别挑食了，给您个棒子吃，您就知足吧。
洪子诚老师寄来《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大出版社07年6月），装帧更加美观大方了。我翻到初版时我提了意见的部分，见洪老师都已做了修订。洪子诚谦逊和善的外表下，有着对学术坚定的严谨和认真，既不乡愿，也不盲从，更有着几乎从不表白的内省。他所做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代人该做的学问。记得多年前曾经遴选“跨世纪学术带头人”，不知道有没有洪老师。但看今天的情形，这个所谓的“新世纪”，年近70的洪老师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就轻轻地跨过来了。对洪子诚文学史的学术评价，可能学术界没有太大的分歧。我个人注意到的是，洪老师的“文学史叙述语言”，具有一种反省式的冷静的调子，这种不易察觉的语调，包含着一种很高的个人情操修养。
《上海鲁迅研究》2006年秋季号上王吉鹏先生《有关当前鲁迅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讲得很简洁明快，特别是强调“鲁迅一生为公平和正义而奋斗”，“鲁迅依然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资源”，很有现实意义。另外，反对日本学者把《藤野先生》看成虚构的小说，肯定该作仍是散文，我也赞同。我的赞同，不是出于个人感情，而是从作品的主体内容上看，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回忆，所以应该属于散文，个别细节与日本学者的考证有出入，不影响作品的整体属性。
《上海鲁迅研究》2006年冬季号的“纪念中国新兴版画75周年”的一组文章很好。我想起日本东京大学的韩冰也写过鲁迅关于木刻的论文，研究苏联木刻艺术理论与鲁迅的“关系性”。其实木刻的“大众艺术”属性，决定了它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不但启蒙者革命者要运用木刻，当年我研究沦陷区文学时，发现日军也利用木刻来宣传他们的“王道乐土”。恍惚记得有一幅木刻的画面上，一个高大英俊的“皇军”，一手持枪，一手揽着一个温柔美丽的穿旗袍的中国少妇的肩头，少妇怀抱着一个肥头大耳的婴儿，后面是光芒四射的太阳，下面写着“中日满蒙万年亲善”，艺术性极为拙劣。同期另一篇池田大作的演讲《谈革命作家鲁迅》虽讲得比较零散，但也颇有见地，特别讲到鲁迅是“人民教师”，强调鲁迅为学生为青年而奋斗的高尚品格，并用鲁迅的主体精神批评日本的“岛国根性”，都表现出对鲁迅的深刻理解。中日两国要真正实现和平友好，必须坚持鲁迅的“反奴役”思想和“直面人生”的态度，否则说不定哪天两国的愤青们就要大开杀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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