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佶《农民权利论》读后
谷亚华
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之根在农民权利不健全、不平等。中国的农民问题并非自近期始，而是一个二千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只是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表现不同而已。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很多就是农民问题激化后的暴发，也是农民争取基本权利的行动体现。中国历史上的集权官僚制曾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而长期的集权官僚制也是中国农民长期遭受欺压，农民权利发育滞缓的原因。农民利益随时都有可能被集权官僚地主阶级剥夺，造成了农民的“草民”意识，而权利意识则较为淡薄，虽然有时也会由于实在生存不下去，在“怎样都是个死”的情况下，也出现过不少激烈地抗争，但因农民自身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和集权官僚势力掌握着政权、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器，那种争取权利的抗争大多归于失败，有时农民起义虽然成功，而农民也往往仅成为起义领袖改朝换代的工具，但由于矛盾相对得到缓和，农民权利虽然没有增加，而农民只要能生存下去，农民和统治者之间就会保持一段时间的相安无事。循环往复两千年，农民权利并无实质性进步。用联系历史而不是割裂历史的眼光来看，真相确实如此。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永佶教授最新力作《农民权利论》近期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他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历史梳理，剖析出农民权利向公民权利，农民权利不平等向公民权利平等这一社会发展主线的变化趋势，为中国早日实现社会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刘永佶在该书中指出：是“社会主义指导的革命推翻了集权官僚制”，建立了初级社会主义制度，而这正是农民权利发育的起点。改革开放，使土地占有重新均配，也是农民权利的初步实现。但是，“现代的农民如果还以小农经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传宗接代，就会被工业化的洪流所呑没”，“因此，农民的根本利益已是如何以工业技术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在提高素质技能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社会化生存。
农民参与大工业、大商业运作，农民摆脱受歧视的身份，成为社会公民，需要实现完整的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迁徙权等权利，这些权利的实现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但在我国尚难确定还需多长时间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权利。如选举权目前的实际是：县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中，四个农民才等于一个市民。而农民迁徙权的实现更是差得很远。因为一个城市户口上附着了太多太多的其他利益，农民明显地是“二等”公民。人的权利的不平等决定了方方面面利益的悬殊，也造成了社会的断裂和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等方面的巨大差距。
断裂的社会当然难言和谐，而要建立和谐社会首先就要实现基本政治权利的完全平等，这是世界各先进国家发展经验所昭示的真理。但这些认识尚未被中国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同。刘永佶分析认为，“时下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往往集中在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村的城镇化等方面，对农民权利的重视很不够，似乎只要农民‘富裕’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但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在权利缺失的前提下，能够真正富起来吗？
其解决的出路在哪里？刘永佶教授强调要在“改革和完善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确立并保证农民的公民权和民主权，改革土地权利关系，鼓励和支持农民合作制、完善村民民主自治制度，使仍生存于农村的农民能够运用现代工业所提供的技术与工具，形成工业化生产方式，并充分享受工业化所带来的成果，进入城市生活。规定并保证农民进城转化为市民的权利，特别是农民工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使他们真正全面地转化为市民”。
当然，即使全国人民绝大多数都是市民，权利平等了，市民之间仍然会有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笔者相信，这种差异关系虽然需要不断调整和协调，但这种根本权利平等条件下的差异，却不会阻断和谐社会的构建，正如琴、瑟、管、弦，乐器不同，合在一起，却“琴瑟和谐”，管、弦各鸣其音，奏成动听迷人的音乐。也许，消除了社会鸿沟之后的社会差异恰成社会和谐的因素，但愿如音乐一样美妙的和谐社会能早日到来！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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