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1921）

本雅明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1921）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世界的命运是以民族的命运为媒介来表现的。这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的典型观念，即只有以民族性为媒介，人道才能充分发扬。这部长篇小说的卓越之处在于，它表现了人类和民族充分发展的形而上学法则之间的绝对相互依赖关系。因而，人类深沉生命的任何冲动都能在俄罗斯精神的氛围中找到其肯綮。对这种处于自身氛围中的人类冲动进行表现，使之无所挂碍，自由地悬浮在民族性中，而又与民族性及其地点都不可分离，这或许就是这个作家的伟大艺术中的自由之精髓。要认识这一点，必须对各种各样胡拼乱凑的因素有明确意识，因为这些因素也可能勉强构成低级文学种类成为长篇小说的途径。在这里，民族的人，故土的人，个体的和社会的人都很幼稚地粘贴在一起，附于其上的心理学可感触物的令人反感的外壳使得这一人造模型更加完整。与此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的心理学根本不是他创作的真正出发点。它仅仅如同微妙的范围，在这一范围中，从民族性火一般的根基里，在过渡中产生着纯粹的人性。心理学只是人的边缘生存的表达。事实上，我们所有的批评家认为是心理学问题的，恰恰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这本书谈的是俄罗斯民族的“心理”或癫痫症患者的“心理”。批评只有尊重艺术作品自己的领地，小心不涉足于此，才算表明了它接近艺术作品的权利。如果由于一个作家笔下的人物的心理学而对他加以赞赏，这种赞赏就是无耻的越界行为，而正因为此，批评家和写大多惺惺相惜，因为水平一般的小说写讲的都是陈词滥调，而批评当然都能将这些陈词滥调叫上名来，正因为能叫上名来，就加以赞赏。这一范围正是批评所必须规避的。如果以这种概念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评头论足，就是无耻和错误之举。与此相反，应当把握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造意念中，民族性及人道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性。

       因为这部长篇小说和任何一部艺术作品一样，都以一个意念为基础，“自身带有一种超验的存在必然性”——诺瓦利斯这样说过，而批评所要揭示的别无它物，正是这一必然性。这部长篇小说的整个情节以插曲为基本特征。整个情节是主人公——公爵梅什金——生活中的插曲。在这一插曲之前及之后，他的生活在本质上都晦暗不明，甚至从以下角度来看也是如此，既这一插曲发生之前的那几年和之后的那几年，他都待在国外。是哪种必然性将这个人物引向了俄国？他在俄国的生活从他在异国的隐晦时期中凸现出来，就像光谱的可视波段从黑暗中升起。他在俄国的这段生活中，哪种光分解了？他的行为有许多错误和某些美德，除此以外，恐怕没法说出他在这段时期究竟开始做了什么。他的生活一无所用地流逝了，即便在这一生活的鼎盛时期，它也和一个无能的病病歪歪的人的生活没有两样。这种生活不仅按照社会的尺度来衡量是失败的，恐怕就连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姑且不说小说情节里已很深刻地表明了他并没有这样的朋友——在他的生活里也看不出任何意念和任何方向性目标。与此相反，围绕他的是彻底的孤独——这一点不大引人注意——：与他相联系的所有关系似乎旋即就受一种力量的控制，这种力量不允许任何关系变得与他密切。这个人物是再谦逊不过的，甚至有些低声下气，与此同时，他却是根本不可接近的，而且，他的生活放射出一种秩序的光芒，这一秩序的中心恰恰是他自己的彻底孤独，孤独得以至于即便他消失了，人们也不会注意到。这样，实际上就冒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所有情节，不管它们与他如何不相关，都对他产生着重力作用而一切事物和人对单个人的这种重力作用就是这部作品的内容所在。在这一作用中，一切事和人都远远够不着他，而他总试图摆脱他们。这一张力是似乎不可消除而又很简单的重力，是生活作用于他越来越活跃的向无限充分发展的重力——不过这一发展并不是漫无边际的。为什么公爵的而不是叶潘钦的住所成了发生在帕夫诺夫斯克的情节的中心点？

       公爵梅什金的生命呈现为插曲，这完全是为了象征性的展露这一生命的不朽性。事实上，他的生命不可能灰飞烟灭，这与自然的生命一样——不，更甚于此，不管怎样，他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之间还有很深的关系。自然或许是永恒的，而公爵的生命却确凿无疑——这应当从内在的和精神的角度来理解——是不朽的。所有对他产生着重力作用的生命如此，他的生命也是如此。不管不朽的生命显得如何接近于自然的永恒生命，这两种生命并不是一回事，因为永恒性这个概念里扬弃了无限性，而在不朽性中，无限性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不朽的生命——这部长篇小说证实了它——其实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不朽性。因为在这一不朽性中，会死亡的恰恰是生命，不朽的却是有着各种不同形体的肉体、力量、人物、精神。歌德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是这样说到作用者的不朽性的，他认为，如果我们现有的作用空间被夺走，自然有义务给予我们一个新的作用空间。这一切都与生命的不朽性和无限震荡不朽性的生命相距甚远，而且不朽性赋予生命以形体。因为这里谈的不是持续性。如果不朽的既非自然的生命，也非人物的生命，那么哪种生命是不朽的呢？与此相反，可以这样说公爵梅什金，他本人隐退在他的生命之后，就像花朵隐退在它的芬芳之后，星星隐退在它的光芒之后。不朽的生命是不可忘却的，这是我们识别这样的生命的标志。这样的生命没有纪念碑，没有怀念，或许甚至没有证明，却必然是不可忘却的。它不可能被忘却。这样的生命即便无形无状，仍然是不可消逝的。“不可忘却”所指的不仅是我们不能忘却：它暗示着不可忘却自身本质中使之不可忘却的那种因素。甚至公爵后来患病所得的丧失记忆症也象征着他的生命不可忘却：因为表面看来，这一生命陷入了他的沉思默想的深渊，再也不能从这深渊中漂浮出来。其他人都去看望他。这部长篇小说的短短的结束语将所有人物都永远打上了他们曾参与过的——他们并不知道是如何参与的——这一生命的印记。

       要表达具有不朽性的生命，最精辟的词就是：青年。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书里所发的深重抱怨：青年运动的失败。青春的生命仍然是不朽的，但它迷失在自身的光亮里了：白痴。陀思妥耶夫斯基抱怨的是，俄国不能够将它自己的不朽生命——因为这些人怀揣着俄国的青春的心——保存在自己身边，吸收进自身中。这样的生命倒在了异国的土地上，它越过了俄国的边界，漂泊到了欧洲，“这多风的欧洲”。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政治上一再将纯粹民族性的复苏称做最后的希望，在这部作品中，他将儿童视为治疗青年人及其国度的唯一的良方妙药。不必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里赋予儿童生命以无限的疗救力量，单从这部小说中，科利亚和梅什金公爵的具有最纯净的孩童气质的形象，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受到伤害的童年是这一代青年的痛苦，因为正是俄罗斯人和俄国的受到伤害的童年使之变得瘫软无力了。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总能清楚地看出，只有处于儿童的精神状态，人的生命才能从民族的生命中纯粹而充分地发展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言谈由于缺乏儿童的语言而分崩离析，尤其是这部小说里的女性形象，她们由于过度地向往童年——按当代的说法就是歇斯底里——而身心憔悴：利扎韦塔 普罗科菲耶芙娜、阿格拉亚和纳斯塔西亚 菲利波芙娜。这部小说的整个运动如同不同寻常的火山爆发。由于自然和童年阙如，唯有在灾难性的自我毁灭中，才能获得人性。人性的生存与存活者直至其消亡所保持的关系，火山口的不可测的深渊——从中可能会突然释放出人性的猛然力量——，这就是俄罗斯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