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什么新鲜的话题好谈。大凡明智和审慎的话都已经说尽了。可是，那些话虽然曾经使人感到新颖而充满智慧，却已经又成为陈词滥调了。然而，当我们身处困境，沉入冥思而走向诗人时，我们又仿佛觉得他那可爱而又可怕的形象总是笼罩着玄奥和谜一般的氛围。
那些阅读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市民，他们躺在沙发上，从幽灵世界中获得一种惬意的恐怖。这样的人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正读者，而那些对陀氏小说的心理分析津津乐道，并且撰写出色小册子探讨其世界观的学者和智者也不能算是真正的读者。我们之必须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我们遭受痛苦不幸，而我们承受痛苦的能力又趋于极限之时，只是在我们感到整个生活有如一个火烧火燎、疼痛难忍的伤口之时，只是在我们充满绝望、经历无可慰藉的死亡之时。当我们孤独苦闷，麻木不仁地面对生活时，当我们不再能理解生活那疯狂而美丽的残酷，并对生活一无所求时，我们就会敞开心扉去聆听这位惊世骇俗、才华横溢的诗人的音乐。这样，我们就不再是旁观者，不再是欣赏者和评判者，而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有受苦爱难者共命运的兄弟，我们承受他们的苦难，并与他们一道着魔般地、駸駸乎投身于生活的旋涡，投身于死亡的永恒碾盘。只有当我们体验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令人恐惧的常常像地狱般的世界的奇妙意义，我们才能听到他的音乐和飘荡在音乐中的安慰和爱。
在陀氏的作品中，有两种力量攫住了我们，而在两种因素和对立两极的彼此消亡和矛盾中，却生长着神秘的深度和巨大的广度。
一种力量是绝望，是对恶的忍受，是对人性之残酷野蛮和可疑性的认可和顺从。只有经历死亡，进入地狱，方能听闻来自天国的上帝的声音。真诚而坦率地供认生存和人性的贫乏，可疑和无所希望，这就是前提条件。我们必须听命于痛苦和死亡，面对赤裸裸现实的狰狞面目感到不寒而栗，然后，我们才能汲纳另一种声音的深邃性和真理。
这第一种声音是肯定死亡，否定希望，摒弃一切想象的诗意的美化与安慰，正是这种美化和安慰使我们习惯于那些可爱的诗人们对人类生存的危险和恐惧的掩饰。陀氏作品中的第二种声音，即真正的来自天国的声音，它向我们显示了不同于死亡的因素，即另一种现实，另一种本质：人的良知。尽管人类生活处处有战争和苦难、卑辱与伪善，但总是还有另外的东西存在，那就是人面对上帝的良心和能力。即使良心也许会引领我们穿越痛苦和死亡的恐惧，导致不幸与罪责，但它终究会使我们摆脱孤独而无法忍受的无意义状态，使我们进入与意义、本质和永恒的关系之中。无论道德还是法则，良心都与之无关。良心可能会与道德和法则势不两立，不可共融。良心无比强大，它比惰性，比自私，比虚荣都更强大。当苦难深重，迷障重叠时，它总是能敞开一条漫长的道路，这条路不是返回死亡的世界，而是超越这个世界，走向上帝。通往良心的道路艰难曲折，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愈来愈背离良心，他们抗拒着，背负日益沉重的压力，因良心窒息而归于毁灭。然而，在痛苦与绝望的彼岸，使生活充满意义，使死亡得以慰藉的宁静的道路随时向每一个人敞开着。有一类人不得不长久地与良心相抵触，充满罪恶感。他们只有穿越了所有的地狱，体验了所有的恐惧之后，才能最终对自己的迷误慨然有悟，并经历那转变的瞬间。另一类人则不相违于自己的良心，他们是那种少有的幸福的圣贤，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仅仅只能伤及他们的外表，而绝不致于刺痛他们的内心。他们始终纯洁无瑕，微笑是不会从他们脸上消失的。梅什金公爵就是这样一种人。
在我沉浸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那段日子里，尤其是当我面临绝望和痛苦时，我从他那里听到了这两种声音，这两种学说，在一位艺术家，也就是一位音乐家身上我也体验过相类似的东西（尽管我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去喜欢和聆听这位音乐家的作品，正如我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去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这就是贝多芬。他追求幸福、智慧与和谐，但它们并不能在平坦的道路上寻获，而只有在濒临深渊的道路上才能显现出来，它们不是轻易就可采撷的，而只能是受尽折磨和苦难。在贝多芬的交响乐和四重奏中，有许多乐章从弥漫着痛苦和绝望的浓郁气氛里闪耀出十分动人的、纯真的柔和的魅力，这就是对意义的预感，对拯救的意识，这一切我们都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重新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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