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对暴力的偏见
第一节
在无产阶级暴力问题上，公众当中流行看法的基础既不是对当代事实的观察，也不是对当前工团主义运动作出的合理解释；它们来自于一种幼稚的思想活动，来自于一种往昔与现在的比较；它们深受“革命”一词几乎自动激起的回忆的影响。由于工团主义者宣称自己是革命者，人们就先验地认为，他们希望重温1793年的历史。把自己奉为恐怖传统的合法继承人的布朗基分子[1]，因此认为无产阶级运动该由他们来领导[2]；他们比别的议会社会主义者更猛烈地抨击工团主义；他们宣称，工人的组织最终会明白，服从他们的领导乃是最好的选择。我认为，饶勒斯在写作1793年的《社会主义史》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想到了一些或许能指导他当前行动的陈腐教条。
对于1870年以来发生的变化，人们并没有像评价大革命那样，给予恰当的关注。若是要理解与暴力相关的当代思想，我们就必须要考察这些变化。
渴望自由、被高尚情感冲昏头脑的法兰西民族成功地抵御了各种迫害和错误力量的联合打击；长期以来，它一直把大革命视为一连串的辉煌战争。在我们父辈看来，法国政治史上的叛乱与政变、肆无忌惮的党派斗争和对失利者的清洗、议会辩论和杰出人士的冒险，都不过是自由战争的附属品。
25年中，法国政体的更迭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在经历了让恺撒和亚历山大也会感到汗颜的战争之后，1814年宪章[3]明确把议会制度、拿破仑发电以及得到政教协约（Concordat）[4]认可的教会整合进了民族传统；正如蒲鲁东所说，对于从瓦尔密、热？（某地名，新华字典查无此字——录入者注）和其他50个战场开始，到圣奥恩的路易十八这段历史，战争作出了不可更改的评价[5]。在自由战争威望的庇护下，各种新制度变得不可冒犯。对于法国人来说，用来解释新制度的意识形态也变成了一种信仰，其价值丝毫不亚于耶稣的启示对于天主教的意义。
能言善辩的作家常常认为，他们能建立一种反驳这些教条的反动潮流，教会也希望自己能更好地利用“自由主义的错误。”对中世纪艺术的长期推崇以及对伏尔泰时代的不懈谴责似乎威胁到了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存在；然而，所有复古的企图除了在文化史上留下些痕迹之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尽管手握权柄的人用最专制的手段进行统治，屡见不鲜，但是，现代制度的基本原则从没受到过严重的挑战。我们知道，对这个事实，理性的力量或者某些进步的法则并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原因很简单，战争的史诗让法国人的灵魂充满了类似于宗教激发出来的那种狂热与激情。
军事的史诗总会给国内政治的一切事件添上史诗的光环；党派斗争也上升到了伊利亚特的高度。政客成了巨人，被约瑟夫·德·迈斯特谴责为撒旦杰作的大革命变得神圣而不可冒犯。和战争的屠戮相比，恐怖的血腥场面成了无足轻重的插曲，而且，人们总能以戏剧化的神话把大革命包装起来；人们把暴乱与著名战役相提并论；而冷静的历史学家把大革命和帝国降到普通历史水平的努力，总会落得徒劳无功的下场。大革命和帝国军队带来奇迹般的胜利，让一切批判变成不可能。
1870年战争改变了一切。第二帝国[6]崩溃时，大多数法国人还坚信流传甚广的神话：他们相信志愿军，相信人民代表具有不可思议的作用，相信临时任命的将军；历史残酷地证明了他们的希望不过是一种幻想。托克维尔说：“国民公会创造了不可能的政策，发明了狂热的理论，确立了对厚颜无耻的崇拜”[7]1870年的灾难把国家拉回了实际、审慎和平凡的现实；这些灾难造成的最大后果就是发展出了与托克维尔所说截然对立的观念：那就是机会主义的观念，它现在甚至渗透进了社会主义。
1870年战争的另一后果就是：所有革命价值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暴力观也发生很大的转变。
1871年以后，每一个法兰西人都不遗余力地为祖国的重新崛起寻找恰当的方式。泰纳试图把最科学的心理学方法运用到这个问题上去，他把大革命的历史视为一个社会试验。他希望能清楚地说明雅各宾精神带来的危险，并试图劝说当代法国人抛弃这样一些观念——它们已被整合进了民族的传统，并由于无人想讨论它们的根源，而深深扎入了人民的心里——进而改变法国的政治进程。丹纳和勒普莱、勒南一样，遭到了失败。同样，那些企图把道德与智力的改良建立在调查、科学假设和阐释基础上的人，也没有获得成功。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丹纳的艰辛努力是徒劳的；大革命史受到了全面的检讨；军事史诗不再决定政治事件的评价；决定了大多数人倾向的民众生活、党争阴谋和物质需求开始占据了日益突出的位置。1905年9月24日，在武济耶的泰纳博物馆开幕式上，余伯特（Hubert）议员在他的演讲里，向这位杰出同胞的伟大和多才多艺的天赋表达了敬意，但也流露出了遗憾，因为丹纳偏执地漠视了大革命史诗的一面；于贝尔（Hubert）的遗憾实属不必；史诗再也不能决定政治历史了；我们只要去阅读一下饶勒斯的《社会主义史》，就能理解重新采纳旧防哪个法会产生怎样的荒谬结果：即便饶勒斯从修辞学的宝库借用了最夸张的想象，他的努力也只会产生谬论。
只要和当代的内战作比较，大革命时代的声誉就会遭到直接的打击；大革命期间，根本没有什么事件能与1848年[8]及1871年[9]巴黎血流成河的战斗相提并论；在我们看来，1789年7月14日和1792年8月10日只不过是不会撼动政府的殴斗而已。
还有一个职业革命史家很少注意到的原因，也促进这些事件丧失了诗意。没有什么民族的史诗，能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再现；民众的诗意更多的是预示未来，而不是展现过去；正因为如此，高卢人、查理大帝、十字军东征、圣女贞德的冒险历程都不能作为打动任何人的叙述主题，当然，我们得把文人排除在外[10]。既然我们相信像7月14日事件和8月10日事件这样的暴乱是不能推翻当代政府的，我们就不再会认为这些岁月拥有史诗的特征。为了激发人民的狂热而希望利用大革命记忆，同时要求人民信任的议会社会主义者是前后矛盾的，因为正是他们自己在殚精竭虑地破坏他们在演讲里试图要维持声誉的史诗。
在我们剥离了反法联军战争和革命岁月的史诗之后，大革命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只不过是让人倒胃口的事情：警察的横行、放逐和奴颜婢膝的法院的审判。国家使用强力镇压失利者，与大多数革命领袖不久就变成拿破仑的仆臣，并使用警察机器为皇帝效劳就如同为恐怖效劳一样，更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在我们这样一个以政府更迭、反复无常著称的国家里，在政治正义的问题上，总会有些让人憎恨不已的事情，因为今天的罪犯有可能成为明天的法官：若是马莱将军获得成功了，他就能在1812年审判他的军事法庭面前说，所有的法国人都是他的帮凶，甚至包括审判他的法官[11]。
继续深化这些研究，也没有多大的意义；稍微作点观察，就足以说明无产阶级暴力唤起了民众对往昔岁月的痛苦回忆：他们本能地想到了公安委员会、多疑警察的残忍，还有让人毛骨悚然的断头台悲剧。这样，我们就能理解，议会社会主义者为什么要挖空心思让公众相信自己有着敏感牧羊人的心灵了，就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宣称自己的心里只充满一种高尚的情感——对暴力的憎恨了。他们自愿充当反对无产阶级暴力的资产阶级保护人；为了提高他们作为人道主义者的声誉，他们避免和无政府主义者接触；有时候，他们甚至会避免与沾染一些怯懦与伪善的粗鲁牵扯上任何关系。
当米勒兰在议会里是社会主义者当之无愧的领袖的时候，他提醒他的政党要担心恐惧；事实上，社会主义议员若不努力让公众相信他们是通情达理的人，相信他们反对过去嗜血成性的人的举动，相信他们只思考未来法律的哲学，他们得到的选票必定屈指可数。1905年10月8日，饶勒斯在利摩日做的长篇大论里，比过去更加卖力地让资产阶级放心；他告诉资产阶级：得胜的社会主义将是宽厚仁慈的，他自己也正在研究补偿前财产所有者的不同方法。几年以前，米勒兰还在宣称，要补偿穷人（参见1898年3月25日的《小共和国》[La Petite République]）；现在，每个人都在迈着同样的步伐；饶勒斯要我们放心，因为对于这个问题，王德威尔得[12]撰写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我倒真想把他的话当回事！
饶勒斯把社会革命视为一种破产；今天的资产阶级将会收到丰厚的年金；随后，他们的年金将会逐年递减。饶勒斯的计划让习惯于从破产里攫取最大利益的金融家乐得开怀；我毫不怀疑，《人道报》的股东会认为他的想法妙得很；他们将会成为破产的清算人，攫取足够的利益，以补偿经营这份报纸带来的损失。
在当代资产阶级的眼里，能避免暴力观念的一切事物都是值得尊敬的。我们的资产阶级只想颐享天年，——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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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朗基分子指的是路易—奥古斯都·布朗基（1805——1881）思想的支持者。布朗基主张通过阴谋和暴动，实现社会主义。
[2] 读者查阅一下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民主实践》（Socialisme théorigue et social-clémoc ratie practice[Paris, stock, 1900]）里第47——63页的一章，会受益匪浅的。在我看来，不了解我们工团主义当务之急的伯恩施坦并没有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全部的精髓。此外，他在撰写本书的时候，也是不可能理解这场革命运动的。正因为如此，我才作了这些研究。
[3] 1814年6月4日的宪法深深地打下了路易十八的烙印。虽然它恢复了王室在法国的统治，但是它也认可了许多革命及拿破仑帝国的社会和行政变革。
[4] 1801年的政教协约，由庇护七世和拿破仑·波拿巴签署，它规定了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承认了天主教在法国的优势地位。
[5]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战争与和平》（La Guerre et lapaix）, Paris, Lacroix, 1869, V, chap.Ⅲ。
[6] 第二帝国（1852——1870），由拿破仑三世建立，后因色当战役而垮台，当时，拿破仑三世被德军俘虏，无条件签订城下之盟。
[7] Tocqueville, Mélanges, Paris, Calmann-lévy, 1865, p.189。
[8] 1848年6月23日至26日的暴动期间，在巴黎街道上发生了激烈的巷战。在这个所谓的“六月的日子”里，第二共和国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500名反抗者未经审判就被处决了。
[9] 当法国军队疯狂血洗巴黎各区的时候，巴黎公社就已大厦将倾。所谓的“流血周”（5月21日到5月28日）期间，巴黎到处充满了战斗，大约有25000名公社保卫者被屠杀。
[10] 波瓦洛（Nicholas Boileau, 1636——1711）在17世纪就强烈地反对超自然的基督徒史诗；因为无论怎样虔诚的基督徒都不会期望天使会来帮助沃邦攻克要塞；他们毫不怀疑《圣经》，但是在《圣经》里，他们找不到史诗，因为这些美好的事情注定不会再现。
[11] Ernest Hamel, Histoire de la conspiration du général Malet, Paris, Libraire de la Société des Gens de Lettres, 1873, p.241.根据几家报纸的说法，1907年6月5日，饶勒斯就布斯凯—莱维案件在塞纳的重罪法庭面前说过，警察们更应该注意已成为立法议员的被告布斯凯。
[12] 王德威尔得（Emile Vandervelde, 1866——1938），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他也是第二国际的风云人物。
第二节
现在让我们对1793年的暴力作更加详细的研究，并力图弄清它是否和当代工团主义的暴力是契合的。
15年以前，德吕蒙[1]在提及社会主义及其未来的时候，就说过一些许多人都会觉得荒谬的话语。这位有点预言家气派的历史学家对保守派说：“向巴黎公社的工人领袖们致敬吧，你们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人了！……心怀鬼胎、堕落腐化和睚眦必报的人与1871年的人完全是两类人。从此以后，一种新的情感将会占据法国无产阶级的心灵，那就是憎恨”[2]。一位学者不可能说出这些空穴来风的话：德吕蒙通过马隆[3]了解到了巴黎公社和社会主义世界的真相，对于后者，他曾作过一次相当准确的描绘。
这个灰色的预测是建立在这个观点之上的，即工人正越来越偏离民族传统，却越来越接近于更易接触到堕落情感的资产阶级。德吕蒙说：“公社中最残忍的资产阶级因素，拉丁区邪恶与放荡的资产阶级才是最残暴的；在这场可怕的危机里，民众因素还表现得相当人道，还是法国化的……在巴黎公社的国际主义者里，只有四个人……宣布赞成使用暴力手段。”[4]德吕蒙并不比18世纪和1848年的空想家的幼稚哲学高明多少；根据这些哲学，人们遵从没有受到文明腐蚀的道德律令乃是更好的选择；只要把眼光从上层阶级转到下层阶级，就能在后者身上发现大量的优秀品质；只有那些接近于自然状态的人才能自然地保持善良。
这种阶级理论使得德吕蒙得出一种相当荒谬的历史理论：第一次革命比我们所有的革命都要残酷血腥，因为它是由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只要人民越和革命心连心，革命的残酷性就会越少”；“在无产阶级第一次分享权力的时候，就比资产阶级宽厚仁慈多了”[5]。我们不能满足于德吕蒙的肤浅解释；然而，自1793年以来，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必须问问，旧革命者的残暴是否并不是由于那些决定资产阶级历史的因素。这样，若是混淆了1793年革命无产阶级的强力与革命工团主义的暴力，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革命”一词就拥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了。
在革命时期充斥着各种会议的第三等级，即人们所说的官方第三等级，并不是农学家和工业领袖的团体；权力不是掌握在生产者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司法人员的手里。丹纳为这个事实感到吃惊不已，即制宪会议里577个第三等级代表，居然有373个是“无名律师、下层的律师、公证人、国王代理、土地稽查员、法官、初等法院陪审员、（代表国王或领主执法的）法官与副法官、地区的代理官员。他们从青年开始，就被封闭在一个狭隘与平庸的司法和行政圈子里，他们在卢梭和雷纳尔[6]的影响下，除了会在想象空间里哲学漫步之外，一无是处”[7]。即便在今天，对于律师在旧法国发挥的作用，我们还是认识得不够清楚：旧制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司法权；有产者会为在今天看来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寻求法律的帮助；然而在当时，对他们而言，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问题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当时的封建法和财产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异常复杂；因此，司法等级的公务员到处可见，并且在人民当中享有盛誉。
这个阶层为大革命带来了强大的行政管理能力；正是由于它，法国才能顺利地度过十年之久的浩劫，拿破仑才能迅速地重建正常的行政管理体制；然而，这个阶层本身也存在大量的偏见；它们使得位高权重的代表们犯下了重大错误。举个例子来说吧，只要把罗伯斯庇尔和当代的政客作一比较，我们就能理解他的行为；我们应该把他视为一个负责的律师，他注重履行自己的义务与责任，会为了不辱没律师演说家的职业名声而忧心忡忡。更重要的是，他爱好文学，是卢梭的信徒。对于法律义务，他居然还有些顾虑，这让当代历史学家吃惊不已。当他作重大决定，或者在国民公会面前为自己申辩的时候，竟然表现出一种近乎愚蠢的天真。著名的牧月法令是罗伯斯庇尔备受指责的原因所在；它以明晰的形式体现出了整套的旧制度。
旧制度的一个根本观念就是要使用刑法程序来扫除一切成为君主障碍的权力机构。似乎在所有的原始社会里，刑罚起初都是用于保护国王以及受他恩宠的特权人士的；法律一视同仁地保护人民和境内所有居民的财产，那已是相当晚的事情。由于中世纪恢复了上古的习俗，它恢复特别古老的正义观，把法庭视为王室伟大的工具，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大大促进了这种司法制度的发展。宗教裁判所为法庭树立了典范，它们以微小的口实，就能坚决地迫害危及权威的人，让他们永远不能再伤害到权威。君主国家从宗教裁判所借用了许多做法，几乎全盘接受了它的原则。
君主经常要求它的法庭为他开疆拓土效犬马之劳；法官委员会（des commission de magistrates）居然同意路易十四的兼并，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殊不知，这不过是当时的传统而已，他的许多先辈为了一己之私，都利用高等法院，没收封建领主的财产。今天用于确保生产繁荣、允许生产自由与可持续发展的正义，在过去，它的最重要任务就是确保王室的伟大：它的根本目标不是正义，而是国家。
为了战争和行政管理，在王室建立的各部门推行严格的纪律，也是难如登天的事情。为了惩罚背信弃义与不听指挥的官员，王室也不断地进行研究。为此，国王们也会从法庭征召贤能；其结果是，他们混淆了纪律监督的行为和镇压犯罪的活动。律师必须根据他们的思维习惯来改造一切，因此，无知、邪念和粗心变成了造反、犯罪或者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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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吕蒙（Edouard Drument, 1844——1917），民族主义作家 ，撰写了反犹太的畅销书《犹太人的法国》（la france juive, 出版于1886年），他还是La Libre parole的编辑，后者是他在1892年创办的。1889年，他出版了《世界的末日》（La Fin d’ nn monde），里面混合着反犹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论调。与此同时，他还在该书中为巴黎公社的工人们恢复了名誉。在这点上，他受到了社会主义者马隆（Benoit Malon）很大的影响。
[2] 德吕蒙（Edouard Drument），《世界的末日》（La Fin d’ nn monde）, Paris, Savine, 1889, pp.137——138。
[3] 马隆（Benoit Malon, 1841——1893），记者和作家，是第一国家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位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他在1880年创办了《社会主义杂志》（La Revue socialliste），并愈来愈走向改良主义的立场。
[4] 德吕蒙（Edouard Drument），《世界的末日》（La Fin d’ nn monde）, Paris, Savine, 1889, p.128.
[5] Ibid., p.136.
[6] 雷纳尔（Guillaume Raynal, 1713——1796），历史学家，是《法国信报》（Mercure de France）的编辑。他的代表作是《欧洲人在西印度的殖民地与商业的政治和哲学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stablissements et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les deux Indes, 1770）。这本书在20世纪末之前已经出了50多版了，它对欧洲列强的殖民政策作出了猛烈的抨击。
[7] Hippolyte Taine, La Révolution, I, L’ Anarchie, Paris, Hachette, 1878, p.155.
[8] 这篇文章是为德雷福斯写的，然而，却没有人去证明法国一直处于威胁之中。
[9] 只有把这条法律的细节和旧制度的刑法作比较，我们才能解释它们的细节。
[10] 现代作家以教皇的某些谕令坚持认为，考虑到时代的风俗，宗教审判所的肆意妄为也只是相对的。
[11] Tocqueville, L’ 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aris, Calmann-Lèvy, 1866, p.100.
[12] 重农学派是18世纪新政治经济学的拥护者，他们认为土地是全部财富的源泉。
[13] Ibid., pp.235——240.
[14] Tocqueville, L’ 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aris, Calmann-Lèvy, 1866, p.241.
[15] 在法国司法思想史上，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分割土地所有权的做法。它通过增加生产单位的独立人手，在民众当中传播司法观念方面所做的贡献远远甚于文人就哲学撰写的优秀论文。
[16] Sir Henry Summer Maine, Essais sur le gouvernement populaire, trad. Franc., [Paris, Thorin, 1887],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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