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
【美】莉莲·B·露宾 著，汪泽青 张卫红 译
齐振海 审校，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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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颇让我感动且获益不浅的书，描述的虽是美国工人家庭，但同样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看待自己的生活。虽然很遗憾，书中有许多句段译得很草率，甚至文句不通，这很可能要归咎于排印后没有认真校对。作为开业的婚姻和家庭治疗专家，同时又是激进政治的参与者，莉莲·B·露宾走访并精心研究了50个美国白种工人阶级家庭，探讨“他们生活中紧张的根源”，亦即“美国社会中深刻的思想意识与社会矛盾”。这些家庭位于旧金山海湾周围12个不同的社区，离城市的距离半径为50英里。她也采访了一些职业中产阶级家庭，作为对照。她体切地留意到这些工人夫妇所描述的早年与现今生活、工作方面的种种细节，敏锐地分析各种经验和心理作用方面的因果关系，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上的阶级色彩。
从网络上能够搜索到的相关资料和评论真是太少了。这也难怪，因为此书印数才一千本。唯一找到的评论是宋君华《一幅无声的画》，批评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本的结盟将弱势群体的声音排挤于媒体之外，美国明显的、“在某种程度上已形成了社会矛盾”的收入差距。他站在“人权——具体的人”的立场上，赞美露宾博士“凭借着社会良知把目光投向了被遗忘的弱势群体”。
这样的评论显然是不够的。本书除了提供“一幅全面、忠实地展示了当今——应该是70年代——美国工人阶级生活的肖像画卷”（宋君华），还致力于剖析社会存在、阶级结构、意识形态如何形塑工人阶级的意识、心理和行为。莉莲·B·露宾本人“出生在一个白种的工人阶级家庭里”：“我经历了由于贫穷而感到没有安全感的种种痛苦，以及发现我的老师把我寡居的移民母亲视为无知的人、把我视为未开化的孩子的痛苦。我很小就认识到我为我母亲的外国口音感到羞愧，认识到人们贬低我的家庭，轻视我家庭的文化。”后来，她进入职业中产阶级，并卷入复杂的激进政治问题之中，不断思考阶级问题，组织工人阶级团体，包括黑人与白人团体。“凭借着社会良知把目光投向被遗忘的弱势群体”可能是当代中国知识份子所能具备的最高觉悟吧，但在此书中，可以肯定是超越这一点的。比如，她不会说工人阶级是“弱势群体”，相反，她常常使用“斗争”这个词，她非常珍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自信：“……如果在工人阶级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生活特性，那就是有能力参与斗争并从中获得新生，在生活存在着和经常提出如此多的困难和问题的世界里，这是一种具有相当价值的特质。一个26岁的家庭主妇、两个孩子的母亲带着某种严酷的满意，总结道：
‘我想为了活着，你不得不有很大的忍受能力。而我就具有忍受和生存的能力。’”
在不同的地方谈到美国式个人主义伦理，指出它怎样扭曲受害者、生存斗争的失败者的心理。这种与“美国梦”相伴的个人奋斗的伦理要求个人为自己的处境负责，它的另外一面就是宣称社会已经是公平的了，已给予所有的人得以成功的平等的机会；阶级，包括工人阶级，以及阶级差别是不存在的。它教导美国人相信“他们遵从的游戏规则就是，任何人如果不折不挠地尝试，十分勤奋地工作，都可以大有作为。……作为回报，‘幸运’者就会获得一系列物质报偿，汽车、填满贵重器具的住房，也许还有露宿度假、卡车或小船。”在工人们更为贫穷的、需要忍受周期性失业痛苦的父母那一辈代，一部分人竭尽全力维持他们易受侵害的“安居生活”，成为“体面的穷人”，而即使这样的生活仍然左支右绌；另外一半人则常常以酗酒、暴力、离婚、自暴自弃等方式来逃避。在这种伦理说教下，贫穷、无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不仅意味着“艰难生活”，而且伤害他们的自尊和自信，是“这个社会对工人阶级的惩罚”。他们的形象因此在他人眼中烙着耻辱的印记，在儿女眼里他们的威信也因此受损，这使他们意志消沉，“不爱说话和反应不灵敏”，而他们的“回答是更紧紧地坚持老的和熟悉的方式，更大声地呼喊他们的价值。”
同样的羞辱压抑着子女们：“他们知道老师蔑视他们的家庭背景，蔑视他们家庭教育的价值，他们知道在电视中表现的英雄没有工厂工人、卡车司机和建筑工人，他们知道他们的父母不在美国‘算数的人’之内，而且可能是最受蹂躏的，他们知道他们的父母也知道这些事。为什么他们劝他们的孩子比他们做得更好和更有钱？为什么他们内心带有这么多不分场合随时爆发的愤怒？这愤怒在家中是无理地打骂，这愤怒是从外面的世界转移来的，因为在外面爆发潜在着危险。”
除了出于威信，还出于避免贫穷所导致的堕落，工人阶级家庭倾向于严格训导自己的子女，并希望学校也是如此。因此男孩很早就在情绪上学会了控制自己。职业中产阶级则鼓励子女的主动性，革新精神，创造性和自发性。这正是他们自己的工作所需要的。而在工人阶级的工作中，这些品质却会被上级认为是妨碍。
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的子女很少有“再是一个孩子多好”的幻想，和那些出生于职业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相反，他们的集体习惯是掩饰“童年时代的痛苦和愤怒的根源”，虽然文化心理环境是鼓励这种暴露的。这种掩饰，除了因为它是痛苦和愤怒的，同时也出于对父母的理解：他们要艰苦谋生，把子女拖扯大，没有更多时间照顾和陪伴子女——当然，这也是真实的。童年的记忆总是充满着匮缺，家中拥挤，家庭成员陷入“麻烦”，劳碌的父母，甚至酗酒和家庭暴力。快乐的童年是没有的，童年中快乐的事则很少很少。
阶级和种族的社会偏见在警察对年轻人的管制那里十分明显：“在任何肤色的工人阶级街区”，“小偷、破坏和入室，到大的盗窃、用致死武器攻击”之类的指控常常指的是“如破门闯入一个空房子、从建筑工地偷盗一些小东西、卷入街头打架斗殴、或者快乐地驾驶偷来的汽车”，而“在中产阶级街区，这些行为只是孩子的恶作剧”。黑人年轻人则更经常地受到警察无理的迫害骚扰。
贫穷、缺乏教育和职业指导，以及同样重要的一点——生活中大多数人的工作同时是忍受——使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很难有关于未来的幻想和计划。男孩的幻想是做“一个牛仔，一个飞行员，一个明星运动员”，最多是（不可及的）警察，而不是任何一种专业生涯，但为了帮助家庭他们很早就必须工作。女孩则幻想成为“模特或女演员”，并常常以“希望结婚和以后的生活快乐”告终，而这种心态又往往根源于“离开压抑性的家庭地位”、摆脱父母的权威、获得自由的渴望（职业中产阶级的后代则较晚结婚）。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阶级结构就这样代代相传。事实上，阶级之间的流动是很少的，大多数人只是在本阶级的上下间流动。
结婚通常很早。女的平均18岁，男的20岁。因怀孕而结婚的比例占了近一半（工人阶级妇女对婚前性行为和避孕较多内疚，中产阶级妇女则很少有这种心理，她们通常婚后三年才开始生育）。于是，不论心理上有无准备，这些“刚过青少年时期”、“常常从事不稳定的、低薪的职业”的男人开始担负起带回足够工资的责任，开始为房租和吃饭担忧。女孩很快怀孕，放弃挣钱的工作（假如有的话），并且立刻发现自己“要在用不充足的收入去管理家庭事务，去每天填饱家人的肚子的任务中抗争”。没有人的生活是像杂志图片上“美丽的家”那样。“我们非常穷”，幸运的是，“可以收支平衡地维持生活”。有些人因为失业不得不搬回父母家里住。这段困难年代加强了大家庭亲属的关系，并从此占去他们的大部分可利用的（交际）时间，一定程度阻碍了同邻居以外的其他人发展友谊。此外，在露宾采访过的这些家庭里，有20%在婚姻早期阶段需要短暂地依赖福利救济金，这被妻子看作是丢脸和气愤的，对丈夫则是一个打击。情感、心理都在发生剧变。这是一场风暴，一段“为如此紧密相联的在经济上和感情上的稳定而斗争的年代”。
当幸运地渡过这场风暴以后，稳固的家庭模式便形成了，当然，并不等于冲突不复存在。丈夫的工作更加稳定——虽然他也许讨厌这一生必须承担的艰苦的工作——收入增多，婚姻渐渐成为“舒服的港湾”，而且“或许是能够行使他的权威的唯一地方”。他有较多的工余时间做自己的事，有机会跟别的朋友泡在一起，或者坐在家里看电视，因为照料孩子和家务都丢给了妻子，不管妻子是否也要工作。妻子即使有机会外出，也常常碰上“他不肯让我去”。假如妻子满意丈夫，她们的评价通常是“他是一个工作稳定的工人；他不喝酒；他不打我”，“所以，我真是不能抱怨得太多”，虽然“我太累了”。男性的权威是被公开承认的。这种传统的家庭结构对我们来说一点不陌生。而在职业中产阶级家庭，女性的平等权利、选择权在思想意识上被认同，现实中的不平等和依附关系则被微妙地隐藏起来。妻子需要在社交、娱乐活动中亮相，需要“通达世故，见过世面；一个使人有趣的同伴必须知道一些关于最新的书籍”，这甚至是大公司雇用一个中、高级经理的必要条件。工人阶级的妻子则必须有罕见的天赋才可能发展这些兴趣，并且可能因此疏远她所身处的这个熟悉的世界。
在那个年代，女权运动，以及其他许多社会运动，都还只是职业中产阶级的事，极少波及工人阶级。今天的大部分工人阶级的妇女虽不赞成“女权运动”（的标签），却已在实际生活中踏上了追求妇女解放的道路。
露宾所访谈的这些家庭年平均收入1.23万美元。1974年末，当地“维持一个典型的城市四口之家需要9973美元，只有达到15127美元才能维持中等的生活水平”。总之，在大多数家庭中，收入不可能自由支配。在家庭事务尤其是重要的开支上，“他提政策，她执行”。当出现异议，丈夫握有最后的否决权。不论妻子们对她们的婚姻生活充满如何矛盾的情感，甚至满意于自己的婚姻，但是当谈及对孩子长大后的设想时，她们都愿意女儿能独立，“不要这样年轻就结婚”。
在此过程中，“他们几乎未增加情感的满足”，沟通却出现了困难。他要独自考虑，她呢，要说她的感觉（唠唠叨叨）。“当他们试图谈话时，她依靠她仅有的工具，她最熟悉的方式（感情）；她变得更易动感情和富有表情。他求助于他仅有的工具；他变得更有理性，肯定是明智的。她对他叫喊注意她的感情，她的痛苦。他告诉她这种方法是愚蠢的……”。因为从幼儿时期，她的特征就被设计为“消极被动的、脆弱的、直觉的、口头的、易动情绪的一类”，他则属于“积极主动的、粗暴的、理性的、非口头的和不易动感情的一类”（露宾用南西·乔西罗的经改进的俄狄浦斯精神分析理论描述驱动性角色发展的道德力量，兹略）。这样的分离自然不是工人阶级家庭所独有的，但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女有更多实践和经验来“克服老一套”，他们周围有更多的榜样。工人阶级则找不到解决自己问题的范例，从自己父母亲的婚姻生活的记忆中也找不到。而电视只展示虚假的生活，肥皂剧中坦率而亲昵的男性不用每天工作8至12小时，他们的职业富有魅力，而且总是边喝咖啡边休息边谈论问题。现实中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借鉴诸如此类的方式来学习情感的沟通。
性行为方面的问题和冲突也同样深刻。露宾认为，这是由于社会化进程鼓励女性“除了性表达以外所有她个人情感方面的发展”，男性则相反，“所有他个人情绪方面的发展都受到了压抑，因而只能借助于性体现出来”。的确，性行为革命广泛发生于美国社会的各阶层，更多人尝试更多样化的性行为活动，但人们对它的体验如何呢？尽管“数十年来，小说家、电影制和社会学家把工人阶级的男性描绘成至多不过是行为粗鲁、感受迟钝的种马”，只关心自身的急切需要，至多是草率而马虎的，但统计数据表明：“各种教育水平的男性已变得愈加关心和对女性的性需要更加敏感。”男性在这场性行为革命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在工人阶级女性方面，媒体宣传并不能使她们信服所谓性自由的说法。“好女孩”、“坏女孩”的问题仍然存在。诚然，女性在成长中“没有被教育过那种方式”（其实在性方面她们没有被教育过任何方式），但在此后，女性仍然顺从、被动、深感“内疚、拘束、不舒服”的状况事实上仍被男性下意识地鼓励着：“她知道的一切都是我教她的”；“她是个天真的女孩”，等等。而假如妻子不是在丈夫的教导下就成为有主见而积极的性行为参与者时，有些丈夫即感到失掉了“控制权”和“男子汉气概”，进而导致性无能。
在中产阶级方面，虽然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女性并不一定是自由、无约束的。但是这些问题能够更多地被公开讨论，有时则求助于专家和性疗法。
大多数蓝领工人的工作令人厌倦，“养家的责任”和“好男人的自豪感”并不总能弥补这一点。不稳定的职业将使家庭的经济陷入困境。而在同一个职业呆久以后所得到的较好的薪水福利、资深的位置则进一步限制了工人可能的选择。需要传统技能的、能够由工人自己较自由地加以控制的职业由于工业化的进程，由于资本的集中、工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这种趋势已越来越广泛地从工厂进入办公室——日益减少。粗暴的管理消失了，但是工人与工作的疏离感却不断增强。技能很少被谈到，重要的是“训练”和“责任感”。痛苦、超然、顺从和厌烦是从事这类工作的男人的特征。当缺勤和更换工作以至罢工的频率上升时，政府、产业管理者和专家才开始关注“工作的人性化”。忍受这种工作，本身就是一场斗争。一些人在下班后再做些修车、装修厨房之类“有趣的”、能发挥技巧和能力的事情，以这类方式来维护自己的人性感，另一些人则陷入筋疲力竭状态，自暴自弃，使劲地吃、喝、看电视。
迫于经济压力，58%的工人阶级妻子在外工作，大多是兼职。她们的工资往往比男性低许多。胜任自己工作的满足感、得到发展的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对他人有用”所带来的作为社会成员的自豪感，以及经济与人格上独立性的增强，令很多妇女感觉良好。妻子的收入对许多家庭来说，越来越不可或缺（不像职业中产阶级，妻子的收入仅占家庭收入的9%）。不过，在丈夫看来，有时这是个耻辱，有时则威胁到家庭中男性作为中心的角色和权力。这是发生在家庭中的新的斗争，充满着对峙、妥协、不满，以至破裂，往往需要长时期的调整。但是无论如何，以维持在父权制家庭内部压迫女性作为对男性在社会和经济领域里受压迫之后的心理补偿遭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争取男女平等，并且共同正视和改变男女同样无权的状况，还需要长久的斗争历程。女性仍然担负着沉闷而沉重的家务。当经济萎缩的时候，巨大的社会压力将把她们推回家庭，成为劳动力的蓄水池。
尽管要面对每个月的账单和其他困难和问题，但是同父辈相比，他们的生活似乎要轻松些，失业率没有那么高，而工资涨得比物价快，可以经常地购物以肯定自己的富裕和地位——这是他们所身处的文化告诉他们的，这是“做得好”和“过上好生活”的标志。这些商品包括卡车、野营车、小船。为了支付这些费用而不停加班的结果是：这些东西很少派得上用场，一年仅有两三次可以使用。盛行于父辈中的酗酒现象少得多了，家庭暴力亦然，有了更多伙伴，更多一点的休闲时间。这样对比之后，疑惑平息了：“我的亲属生活比我们更糟，我从来没有听到他们抱怨，所以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抱怨呢？”虽然在中产阶级看来，那种生活是太困苦了，根本不可忍受。
采访是在1972年进行的，也就是在战后黄金时代的末期。从大学教材里消失的经济危机，忽然又空降到现实中来，并且，这一次是全球性的。所采访过的那些家庭，有“一半以上的男人失去加班机会”，因而不能支付购物账单，没钱买新东西，“家里稍新的东西被卖掉或者被收回”。家庭主妇不得不设法进入已紧缩的劳动力市场。3个家庭已离婚。人们不约而同地寄望于“下一代的幸福”。但什么是幸福呢？凭什么下一代会比他们过得更好？更高的教育？不错，大学生的比例在增加。1972年，有大学文凭的人一生的收入是75.8万美元，比多工作4年的中学毕业生高出60%以上（他们的平均年收入分别是1.6万美元和1万美元）。但是工人阶级家庭对“上大学”和他们无力支付的学费并无概念。而且，统计数据似乎忘掉了一点：不同学位、不同名气的大学的毕业生有很大的收入差别……从而模糊了现实的社会结构：爬到顶层不可能，爬到中间阶层几乎不可能。工人阶级将很大程度上再生产自己，阶级地位继续决定生活的质量，共同经历所创造的共同适应性将带来属于他们本阶级的意识和文化：家庭生活的方式，养育孩子的方式，工作和休闲的定位……
20年后重版此书，莉莲·B·露宾写下一篇新的导言：《重访沉默的大多数：1972至1992年》。在这段历史时间里，中等家庭的收入基本平稳，占美国家庭1/5的高收入家庭的收入稳定增长，富人的腰包被里根和布什尽其所能地塞满，过去支撑工人阶级高薪的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工作却逐渐消失。经济衰退漫无止境，裁员风潮周而复始，“只有决策者及其随行人员的生活保持相对不变”。通货膨胀使得建立一个家庭所需的平均费用上升了21%，同时，年轻的工人阶级家庭实际收入却下降了30%。他们很难得到外来的帮助。从组织起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的现象看，工人的阶级意识似乎在降低，种族义愤却升高了，人们把矛头对准外国人。
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客们争相安慰和拉拢“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被广义地定义为除了富人与穷人之外的任何人”——露宾驳斥道——“对于政治家们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变得毫无意义”，“事实上，所有对于中产阶级的讨论都是为了达到混淆阶级现实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划清阶级界限”。
新的历史进程不仅日益剥夺蓝领工人的工作，到1990年代，更波及专业技术人员和低层次的白领工。更多的妇女涌入就业市场，共同承担家庭负担已从“偶然”成为现实。1970年代，发生在工人阶级家庭的这种现象并不为官员和政治家所注意。今天，当中产阶级陷入同样情形的时候，关于家庭状态的讨论便通过许多渠道引起关注。但是，离男女同工同酬仍有很远的距离。整个家庭的闲暇和社会活动时间减少了。当两人工作的家庭数目增加，由于付不起请人照顾小孩的费用，许多夫妻只好轮班工作，这又导致夫妻间的交流降至最少，进而付出婚姻的代价。寻找时间和精力做爱也成了大问题。“离婚的革命”使过去相对稳定的家庭模式摇摇欲坠，出现了单亲家庭、混合家庭、重组家庭和“由于离婚而使家庭扩大了的”家庭。女性仍然易受伤害，她们再婚的机会比离婚男士要低得多。天真的美国梦破灭了，“但是也有另一面”，某些觉醒和斗争正在开始：“是的，妇女参与要求重组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斗争的人数不断增加是形成冲突的又一根源。但谁会说这比过去的顺从和沮丧更为糟糕呢？”在种族和民族群体之间的冲突迅速蔓延的同时，“有比以前更多的相互间冲突的民族群体的成员和平共处于学校、工厂、商店、公司和邻区。”
“那么也许，天真的失落不是一种社会悲剧。这也许只有当天真一去不复返、除去面纱的双眼能够公正地审视我们存在的问题并研究现实对策的时候才会体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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