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喉”的特工人生
王倩
《环球人物》
1972年，《深喉》是美国当年最著名的色情电影。
这一年，《华盛顿邮报》的编辑霍华德·西蒙斯将一位提供秘密线索的线人取绰号为“深喉”。《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依据“深喉”的消息，捅开了美国20世纪最大的政治丑闻“水门事件”内幕……
“深喉”是谁？在过去的30多年，这一直是困扰美国政界和新闻界的一大谜团。因“水门事件”成名的两名记者曾发誓在“深喉”有生之年绝不透露他的身份。
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线人”—— 94岁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将这段秘密埋藏了30多年后终于松口，和盘托出“水门事件”的来龙去脉，也回忆了自己的特工人生。
走上特工之路
有人说联邦探员都是天生的，不是培养出来的。也许真的是这样。我总是有强烈的冒险精神和求知欲。20世纪最初的几年，在爱荷华州双瀑城，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学生时代，我总是被冒险和组织活动所吸引，把自己当成一个领袖。我靠做服务生和烧锅炉完成了爱达荷大学的学业，还被选为优等生协会主席。
1940，我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此时，有两名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朋友都催我考虑去那里工作。虽然我知道当时的局长J·埃德加·胡佛是个严厉的上司，但是考虑到高达3200美元的诱人年薪，我决定尝试一下。
1941年11月，我向联邦调查局申请特工职位。筛选的过程十分严格。我很幸运，在提出申请的两个月后，1942年1月19日，收到了有J·埃德加·胡佛亲笔签名的录取信。
当然，做特工绝非易事。第一年是试用期，达不到联邦调查局要求的人会被淘汰。很快，我领到了一个公事包，里面装着一支警用左轮手枪、一个枪套和一个徽章。此外还有两个大活页本，一本是规章手册，一本是工作手册，里面记录着当时联邦调查局负责处理的100种案件的调查方法和报告程序。
接下来的时间，我都在匡恩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的联邦调查局学校接受培训：掌握规章制度，进行射击训练。
回到华盛顿学习常规工作时，我学会了如何准备证据，如何用粉末使看不到的指纹显影，甚至包括怎样撬锁。模拟破案对我启发很大，在询问“嫌疑犯”和“证人”时，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
在风暴中挣扎
从当上特工的第一天起就注定，我的人生从此不再平凡，从1942年起，我先后经历了堪萨斯城的剿匪，对抗过激进分子的围攻……作为胡佛手下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我遵从他的志向，把联邦调查局打造成“超越于所有警察机关之上的美国司法的典范”。
没过多久，我被提升为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就在我志得意满之时，一个风暴正在悄悄向我袭来，这个风暴的风眼就是水门事件。
水门事件所蕴含的风险如何被夸大也不为过。我们所面对的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盗窃案，而是对政府体制的侵犯，对联邦调查局诚信的攻击，以及为了防止我们揭开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而施加的强大压力。总统的亲信用尽了一切手段来阻挠我们的调查。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格雷甚至私下向他们通风报信。调查几乎陷入了停滞状态。
我开始考虑如果某个负责任的媒体能够通过运用公众压力，迫使白宫低头，或许能扭转局势。
此后的几个月里，我与《华盛顿邮报》的伍德沃德在夜间秘密会面，证实或者否认他通过其他渠道所获得的信息。而地点就选在了一个位于弗吉尼亚与华盛顿特区仅一桥之隔的停车库。我嘱咐伍德沃德见面时要采用迂回路线，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被跟踪的危险。我还告诉他，如果想与我见面，就把一盆鸢尾花放在我公寓阳台的后面。而我想见他时，会在伍德沃德家订阅的《纽约时报》的第20页，画上一个钟表图案，指明会面时间。
我相信，如果想对公众舆论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那么就必须在一个长时间段内，通过披露大量令人信服的细节，来对水门事件加以报道和描述。
通常我们会在车库里一直呆到凌晨6点。在此期间，我帮助伍德沃德将那些分散凌乱的信息整合在一起，从而使他对事件有一个总体的理解。
此后，正如伍德沃德在1972年10月10日的报道所指出：“他（深喉）使我们终于对‘水门事件’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这绝不是像白宫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所描述的那样是一桩莫名其妙的‘三流窃案’，而是由白宫指使的充斥着政治欺诈和破坏行为的大规模竞选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我帮助伍德沃德揭露真相一事，人们也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争论我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但是至少，我们的确将事实大白于天下。
身陷“黑包”泥潭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遭受着崇尚暴力的新左派攻击。这些恐怖主义者公开夸耀他们的信仰，他们与敌国的联系以及如何试图通过暴力使政府垮台的企图。
其中最具威胁的恐怖主义团体当属“地下气象员组织”（WUO），该组织得名于鲍勃·迪伦所唱歌曲《地下思乡蓝调》中的一句歌词：“我们不需要气象员就能知道风向哪里吹。”
WUO的恐怖分子与遍及全美的许多爆炸案和袭击事件有关，例如1970年国民警卫队协会大楼的爆炸案，1972年五角大楼爆炸案等等。
而胡佛于1966年下达的禁止使用某些有效侦查手段的禁令，使得探员们面对这些藏匿于本国的恐怖分子备感棘手。因为胡佛不仅大幅限制了对窃听设备的使用权限，而且禁止擅自拆阅公民信件或无证搜查——即在未得到主人允许的情况或在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进入各种房屋或居所。由于实施这些行动所需的开锁工具都装在一个黑色的包里，因此也被称为“黑包工作”。
但是，为了对WUO展开有效的斗争，格雷授予我完全的行动权。可是他本人经常不在华盛顿，因此，在事先没有与他磋商的情况下，我批准了5次“黑包工作”。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我始终认为我的决策是明智的。我们对恐怖分子的行动实施了第一流的掌控，从而使国家免遭WUO的伤害。
到了1975年，作为水门事件的余波，公众对政府滥用职权的批评开始扰乱我的正常生活。在参议院，丘奇委员会开始对情报部门的越权行为展开调查。大约有125名现任和前任联邦调查局探员遭到了无情的追查，而我知道很多探员其实是在代我受过：我才是检察官们所要追查的主要目标之一。
我决定站出来面对这一切。我知道已经将自己送上了审判台，并使得我的妻子和家庭经受漫长的痛苦折磨。但是为了维护荣誉，我必须这么做。我必须帮助那些普通探员摆脱困扰，防止联邦调查局遭到进一步伤害，避免全局士气被彻底摧毁。
检察官指控我侵犯“气象员”家属和亲友的宪法权利，即“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财产权利受到保护，不受侵犯，不得无理搜查或缉拿”。
此后整整5年，我在任何场合都自我辩护，坚称WUO的积极分子远非政治激进分子，而是暗中威胁国家安全的恐怖分子。1980年11月6日，法庭宣判我有罪。但是里根总统却于1981年3月给予我完全、无条件的特赦。里根总统宣布：“费尔特是基于一个良好的信念，即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必须采取那些行动。”
饱受折磨的时光终于过去。但长期的滋扰和羞辱所造成的痛苦，却久久未能消退。我的妻子奥德丽由于不堪忍受外界的重压而自杀。如果不是因为这些烦扰，她肯定还会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会永远怀念她，直至走完我的人生。
（本文素材选自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的《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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