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
商务印书馆1977年6月第一版
闲散的人们和闲置的机器与国内的剥夺和国外的饥饿同时并存，贫穷随着富裕的增长而增长，大量的资源被浪费在无益的并且常常是有害的用途上，美国变成了全世界反动势力的象征和保护人，我们从事于几场战争并且显然是走向更多更大的战争前进――对于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事情的认识，不是源于社会科学，而是源于对不可逃避事实的观察。人们甚至可以说，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向我们保证，在他们认为是可能有的最好的世界中，一切都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他们这样做，是在尽最大的努力阻止我们去正视现实。
有着更多的和受过更好训练的社会科学家，而又日益明显地不能说明社会的现实，我们怎样才能解释这种矛盾呢？
答案的一部分无疑是存在于明摆着的机会主义中。谁出钱，谁点戏；人人都知道谁是出钱人和他们喜欢的是什么戏。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效的需要总是能够造成它自己的供给。（P7-8）
这种环境首先是日益增长的复杂性，要求在每一种类中和每一水平上有越来越多的独立专业。遵循这条道路，社会科学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它的从业人员变成日益狭隘的专家――在他们各自的领域是受过极好训练的专门人才，但是对于其他专业所知道的、所能理解的却越来越少。至于整个社会－－这在过去是伟大的社会思想家的主要的全神贯注的对象，因为它超越一切专业――简直是从社会科学的范围内消失了。它被认为是当然的事情，没有人去注意它。（P8）
正是由于全体总是多于部分的总和，所以关于社会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方面的许多小真理的堆积，决不能提供关于社会秩序本身的大真理――这种社会秩序怎么变成它今天这个样子的，它对于在它底下生存的人们有什么作用，它向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些大真理有权要求必须为了它们本身的缘故去加以追求。而在这方面，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以及放弃了它的全部责任。（P8-9）
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过分满足于重复人所熟知的表述，仿佛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以来――或者最晚自列宁的时代以来，并没有发生什么真正新鲜的事情。结果，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说明重大的事态发展，有时甚至不能辨认它们的存在。（P9）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归根到底依然停留在竞争经济这个假设上。（P9-10）
然而这依然是事实：不论是列宁还是他的任何一位信徒，都不曾企图去探究垄断统治对于作为其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原理和“运动规律”所造成的后果。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资本论》继续居于统治地位。
马克思也许并不是没有察觉到在他那时代的英国经济――这是他从其中提炼出他的理论模型的真实的历史制度――中存在着垄断。但是他象他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一样，他不是把垄断当作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看待，而是把它看做是封建的和重商主义的过去的残迹，为了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和趋势获得最清楚的概念，必须将其抽去。的确，同古典经济学家不一样，马克思充分认识到竞争经济中所固有的资本积聚和集中的强大趋势：他所想像的资本主义未来肯定包含新的和纯粹的垄断资本主义形态。但是他从来没有试图去研究以大规模企业和垄断的盛行为特征的这样一种在当时是假设的制度。部分原因无疑是，作为这种研究的基础材料还太贫乏，不能作出可靠的总结。但或许甚至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曾经预期，远在资本主义展开它的一切可能性以前，即在这个制度的竞争阶段中，它就会被推翻。（P10-11）
由于若干原因，我们时代的阶级斗争已经完全国际化了。反对资本主义革命的主动权在马克思的时代是操在工业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手中的，现在却落到了不发达国家的贫苦大众手中，他们正在为使自己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剥削之下解放出来而斗争。正是这种国际阶级斗争的紧急状态，象我们企图所表明的，在这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强国，在剩余如何使用的决定中，从而在社会的整个性质上，起着日益增长的决定性作用。（P14）
经济剩余的最简短的定义，就是一个社会所生产的成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剩余的大小是生产能力和财富的指标，是一个社会享有多大自由来完成它给自己树立的任何目标的指标。剩余的组成部分地表明一个社会怎样利用那种自由的：它在扩大它的生产能量上投资多少，它以各种形式消费多少，它浪费多少，它是怎样浪费的。（P14-15）
不管人们怎样转弯抹角，追究没有办法可以避免得出这个结论：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制度。它总是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的因而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既然不能吸收的剩余就不会被生产出来，所以垄断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就是停滞。在一定的资本总额和一定的成本与价格结构之下，这个制度的开工率不会高过生产出来的剩余数量能够找到的必要出路的那一点。而这就意味着现有人力和物力的经常使用不足。或者，把这个论点用稍微不同的措辞来说，这个制度的开工率在它的赢利变动线上必须处在这一点：它低到不使形成的剩余比所能吸收的更多。既然赢利变动线总是在向上移动，“平衡的”开工率就必然会有相应的下降倾向。如果听其自然――即是说，当不存在构成这个制度的所谓“基本逻辑”的一部分的抵消力量时――垄断资本主义会越来越陷入长期萧条的泥沼中。
抵消的力量的确是存在的。如其不然，这个制度早就应当自行崩溃了。（P105-106）
在竞争日益残酷激烈而竞争者为数甚少以致不适用削价的一种经济制度中，广告在日益增大的程度上变成了主要的竞争武器。（P113）
首先，既然大家同意，广告和销售费用是由消费者负担的，因此就认为广告增多造成了收入的再分配：消费者的收入减少了，而刊登广告者和广告媒介物的收入增加了同样的数目。其次，既然公认为广告使消费者从购买一种商品转移到购买另一种商品，造成他们根据荒谬的理由来作出自己的购买决定，诱使他们在无价值的或伪造的成品在花费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所以广告就被责备为歪曲消费者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而干预了消费者的最大满足。（P120）
“归根到底，这种由消费者负担的费用必须算作销售成本――改变他需求的成本，而不是生产成本――满足他需要的成本。”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第123页。
广告的职能，也许是它今天最主要的职能，就是站在消费品生产者和出售人方面，进行一场无情的战争，反对储蓄，拥护消费。完成这个任务的主要手段是：造成式样的改变，创造新的欲望，定出新的地位标准，强迫接受新的礼仪规范。广告在达到这些目的上的公认成功，大大地加强了它的作用：它是一种抵消垄断资本主义的停滞趋势的力量，同时又表明它是著名的“美国生活方式”的总设计师。（P124）
犹如广告、产品差异化、人为的陈旧、型式改变以及销售努力中的其他各种手段在事实上促进和增加了销售额，从而成为收入和就业的不可缺少的支柱一样，整个“金融、保险和不动产”机构对公司制度的正常运转是必要的，对收入和就业水平是另一个同样不可缺少的支柱。所以这些活动所吸收的大量资源，在事实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成本。应当看得极其清楚的是：一种竟然以这样的成本为社会必要成本的经济制度，早就不再是社会的必要经济制度了。（P136）
政府支出的趋势，不论是绝对数还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数，在本世纪是不断地上升。在1929年以前，上升是缓慢的――从1903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七点四上升到1929年百分之九点八。从1929年起就快多了，现在的比率是大大超过了四分之一。这种比率上升可以看做是一个近似的指数，表明政府作为有效需求创造者和剩余吸收者所起的作用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增长程度。（P141）
近几十年来为政府所吸收的巨大的和日益增加的剩余数量，并不是――我们重复一遍――从本来可以由公司和个人用于他们私人目的的数目中扣除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是这样：继续不断地增长的剩余硬额是不能通过私人的渠道来吸收；如果没有可供利用的其他出路，它根本就不会被生产出来。政府所吸收的，是在私人剩余以外的增加额，而不是从私人剩余中扣除的。尤有进者：由于更大数量的政府支出把经济推进到更加接近于全面开工，由于直到此刻剩余比整个有效需求增长得更快，必然的结论是：剩余中的政府部分和私人部分能够同时增长，而且一般地也的确在同时增长。只是在政府的吸收甚至在达到充分利用之后仍在继续增长时，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各年中那样，私人剩余才会受到侵蚀。（P141-142）
公司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百分比）
纳税前 纳税后
1919-1929 8.4 6.7
1929-1938 4.3 2.8
1939-1948 11.9 6.0
1949-1957 12.8 6.3
损害公司纳税后赢利率的，不是高额赋税，肯定不是高额政府支出，而是经济萧条。政府通过税收取去的是在私人剩余之外的增加额，而不是从私人剩余中扣除的。（P142-143）
三十年代政府支出不好的地方不是在于他的方向，而是在于他的数量：它对于抵消私人经济部门中正在起作用的强大萧条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用通用的美元计算，政府支出从1929年的一百零二亿美元增加到1939年的一百七十五亿美元，增加百分之七十以上，可是在同时，国民生产总值却从一千零四十四亿美元降至九百一十亿美元，失业率占劳动力的百分数从百分之三点二上升至百分之十七点二。
因此从对美国整个经济的救助行动看，新政显然是一种失败。（P153）
美国寡头统治集团之所以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和日益增长的军事机器，是它遏制、压缩和最后摧毁竞争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个目标所产生的逻辑必然结果。（P179-180）
用来满足集体需要的大多数政府活动或是引起同私人利益集团的竞争，或是会损害寡头统治集团的阶级地位和特权；因此之故，这种活动立即引起了反对，并且当它扩大时，反对迅速增强。结果是，远在从社会方面说合理的和合乎需要的目标达到以前，就遇到了路障。（P195）
很明显，建立一个庞大的军事机构，既不造成，也不涉及同私人企业的竞争。并没有什么私人的军事机构，它具有既得利益，要把政府保持在它们的禁区之外；军队对私人商业来说是一个理想的顾客，每年花费数十亿计的美元，而条件则是于出售人最为有利的。由于所需资本设备的大部分另外并无其他用途，它的成本普通就包括在最终产品的价格之内。因此，生产军火的商业实际上是不冒风险的；尽管这样，容许得到的利润率中却包括一个废除慷慨的边际，供抵消幻想出来的风险因素之用。而军事采购官员又常常预期在从部队退休之后受到军火制造商的报酬优厚的雇佣，因此它们在同供应商打交道时很少是严格的。（P195）
如果日益增长的垄断所产生的萧条效果的作用如果不被制止，美国经济在十九世纪终了之前会早已进入一个停滞时期；而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纪下半叶。那么，究竟有那些强大的外部刺激，它们抵消了这种萧条效果，使经济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相当迅速地增长，并在二十世纪开头三分之二时间内（有几次严重的打断）也是这样呢？根据我们的判断，有两种这样的刺激，我们区分为（1）划时代的发明，和（2）战争及其后果。（P207）
蒸汽机生产工业在整个经济中从来都不曾显得很重要，但是没有蒸汽机，我们称之为工业革命的那种经济生活的巨大变革就不可能发生。因此，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投资的很大一部分可以归之于蒸汽机。汽车工业对于资本的需求，间接的影响也比直接的影响大得多。都市郊区化的过程，连同伴随它的全部住宅、商业和公路建筑，全都是汽车推动的。石油工业比任何其他美国工业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它主要也是汽车的产物；还有几个其他的主要工业（橡胶、玻璃）也同样是依附于汽车的的。许多服务行业也是随着汽车成长起来的，例如加油站和修理店，汽车旅馆和度假胜地。显然，所有这些投资出路所吸收的资本数量，要比汽车工业本身大许多倍。（P208）
可是，铁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占居一直独特的地位。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最初的年代，铁路网修建直接吸收了大量的资本。（P208）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即垄断化过程真正进行的时期，私人资本形成约有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是在铁路方面。投资这样密集于一个工业部门，在以前或者以后的任何时候肯定都是无与伦比的。（P209）
垄断资本主义能生产出比它所能吸收的更多的剩余的趋势，可以由主要的外部刺激予以中和，甚至加以克服；但当这种刺激减弱或者消失时，它又会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P212）
铁路所造成的新的经济地理格局和新的国民产品构成到1907年已经破为稳定了……资本主义历史中最大的外部刺激是在1907年失去了它的惊人的力量的。（P214）
下一个划时代的发明，汽车，刚刚在经济舞台上出现，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还很小或根本没有。在美国卷入世界大战之前，还得经历一个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如果这个理论是健全的，在1907---1915年这个时期就应该有清楚明白的停滞征兆。（P214）
所以这一切构成了有力的证据，证明1907年以后的年代的特点是，剩余吸收的困难日益加剧，并产生了一种我们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所习见的“爬行的停滞”。（P220）
三十年代的萧条是多么深刻――或者，从另一方面来看，剩余吸收过程的垮台是多么彻底――可以根据若干指标来判断。（P227）
在1939年，即当这十年将近终了时，全国的劳动力将近有五分之一，生产能力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在闲置着。从这一点，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即使把更多的工人纳入劳动力中，资本设备的使用比通常的强度更大，产量也不会增加到――譬如说――三分之一以上。然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在战争的影响下，以及由于资本市场的内在束缚暂时被解除，工业生产却增加了一倍以上，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三分之二以上。而且这种增长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出现的：在这个时期实际上净投资没有增加，而且在最富生产能力的年龄组别中有一千一百万人以上被动员到武装部队中去了。虽然不论是人力还是设备自然都不能以战争时期的最高强度永远继续不断地使用，我们还是认为，1939-1944年间所达到的生产惊人扩大，足以确凿地证明：官方的失业估计数字以及广泛接受的统计方法得出的设备利用数字，都大大低估了在一种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人力物力资源利用不足的程度。这种偏向是很自然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没有兴趣去强调私人企业制度的缺点，透露――哪怕只是在字里行间――一种合理地组织和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怎样表现得更好。（P227-228）
南北战争不是北方的统治者为释放奴隶而进行的，象许多人错误地相信的那样。它是为抑制南方奴隶主寡头的野心而进行的，这个集团象要逃脱对北方资本的基本上是一种殖民地性质的关系。取消奴隶制是它的副产品，不是它的目的；即使是在重建的插曲中，北方的资本主义无论从何种意义来讲，都无意去解放黑人。它在征服南方的种植园主之后，乐于让后者回复他们所扮演的剥削黑人劳力的角色，自己又可以对他们进行剥削。（P236）
自然不能为这种现状提供一个合理的辩护，的确这种努力很少再做了。辩护不再采取证明垄断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可取性的形式，而是日益集中于否定社会主义――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唯一真正的替代物；集中于摒弃革命――这是达成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的手段。为了一个更好的、更人道的和更合理的社会所进行的一切努力，都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不现实的和颠覆性的；由于同样的原因，现存社会秩序被加以粉饰，表现为不仅是唯一可能的形式，而且是唯一想像得到的形式。
一方面，社会的生产方法和体现这种方法的组织越来越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运转和对它的理解却呈现没有衰退的自然性和不合理性，两者的矛盾，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一片荒原，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标志。但我们必须坚持，这并不是――象某些对现状的辩护士想要我们相信的――“意识形态的末日”；这是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和没落的意识形态取代了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支柱就是反共产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的暂时的结合，就像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备战和“冷战”一样。这些政策只能是反对；没有什么东西是它们所要拥护的。（P320-321）
亚当·斯密从分工中看到了国家财富的锁钥，他自然是对的。许多在他以前和以后的人看到了分工比较黑暗的一面，他们也是对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分工不仅扩展到了经济领域，而且扩展到了社会的其他的一切领域，到处为专业化的人的细分这种无所不包的制度、为在一个人身上发展一种才能而牺牲其它一切才能奠定基础，这就使得亚当·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叫喊说‘我们成了奴隶，我们中间没有自由人’”。（P321）
今天我们却要问：当工作的折磨所购来的是较长的非工作时间――它本身已被剥夺了一切欢乐，它已经变成了工作的延续，变成了现代休暇的空虚、沉闷和麻木时，上面所说的那种说服力，那种向往自由的进步，究竟还剩下什么痕迹呢？当工作日和工作周的尽头就是厌烦（即这个社会的休息时间）这块不毛的沙漠之地时，忍受着工作的自我克制、约束和强迫，究竟还保留有什么样的合理性呢？（P328）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部分过程实行日益增长的专业化和合理化，计算渗透到了生活的一切方面。个人从一开始就被用现有的预制模子之一来压造――随他或者毋宁说他的家庭所属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为转移――这种模子的正常产品是标准化的、合理化的“人的产品”，由从幼儿园起用无数测验方案来实施的统计的质量控制办法来加以系统检验的。这种产品的反应和反响，变得越来越是自动的和可预见的了。笑，预期会从旅馆接待员和航空线上的女服务员的脸上看到，从售货员和加油站的侍者脸上看到――而不问他们的情绪、他们的身体状况和他们对待另一方的态度如何。勉强表现出来的高兴神情，在对待工人和雇员、对待供应者和顾客时是必不可少的――也不管打交道的事情的内容和意义如何。同样，一个人、一幅风景画、一首乐曲，要判定其为美好与否，不是看它本身的特点，而是要看它在市场上成功与否，看它与流行的时尚、成本、新颖的关系，看它提供“逗乐”和“轻松”的能量。
由于缺乏对人和物的发乎自然的鉴别，假装――这种对于过时的信仰和理想所表示的疏远的敬意――变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代替物。就像巴普罗夫的对于铃声发生条件反射的狗一样，人在指定的场合就喀嚓一声表示假装的立正；对一本书或一次谈话表示假装的兴趣；对本国或外国的政治发展表示假装的关怀；对别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表示假装的高兴或忧愁；爱一定的日期，象圣诞节、生日、纪念日，表示假装的欢乐。（P329）
这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的无可逃避的命运：这种社会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能力为它的成员提供一种途径，为着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有兴趣的和有价值的目标去利用他们的精力。（P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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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乌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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