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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篇文章是英国的一位学者所写的。他认为当今世界正面临新的黑暗时代,像“罗马帝国崩溃”时那样。他提出这个命题的根据有三,一是科学发展将放缓;二是致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全球化将因为各种抵抗而失败;三是环境污染与气候变暖使人类的生存条件进一步恶化。应当说对这些问题的揭露还是蛮深刻的,遗憾的是,对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缺乏科学分析,有的不到位,有的不正确。虽然他认为民主政治产生了“民主赤字”,但他仍认为“其他制度都失败了”,只有资本主义是“正确路线”,甚至对1917年的俄国革命也持否定态度,这些都说明的阶级局限性。不管怎么说,这篇评论还是有阅读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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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上赚钱和花钱的最大狂欢即将结束。两百年的繁荣使工业世界的公民们获得的财富、健康和长寿的水平是前所未闻的,但这种繁荣正处处受到威胁。石油正在耗尽;气候正在以可能是灾难性的速度变化;争夺稀缺资源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最后,也是最令人震惊的是,有关如何解决任何这样的事情,我们似乎没有足够的主意。
当然,以前已有人这么说过:人们总是说,世界将完蛋,但这种预言从未实现。这一次这种预言可能也不会实现。但是,坦率地说,前景看上去不妙。几乎每天都在出现的新的证据表明,进步可能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新的黑暗时代正潜伏在前方,等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
要明白这种前景如何可能发生,有必要了解,发达世界的我们目前所享有的特权是多么非同寻常,多么史无前例。如今你刚出生,就能期待比你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祖先多活25年至 30年,比你的中世纪祖先多活多达45年,比你的石器时代的祖先多活至少 55年。极其不可能的是,你的分娩将杀死你或者你的母亲,或者在随后的生活中,你将患伤寒、鼠疫、天花、痢疾,或者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拔牙。由于发达世界自工业革命以来得以持续的2%的经济年增长率,你将享有的生活水平会使罗马皇帝尼禄感到眼花缭乱。你将获得的知识多于亚里士多德可能开始想象的,而你将掌握的技术资源会使莱奥纳尔多•达•芬奇感到震惊。你将了解的世界的范围和多样性会在亚历山大大帝身上引起旷野恐怖症。由于工业化世界对其敌人的绝对技术优势,你应能经历相对的和平,而且,如果运气好并且有节制,你应能写下并说出你所喜欢的任何东西,这是几乎所有其他人,无论是死人还是活人,都不能享受的一种奢侈。最后,随着这种在天堂中的逗留人为地得到延长,你将沉迷于一种认识,即对你的孩子来说,情况只会变得更好。
这种令人惊愕的发展使我们深信,进步是一种新的自然法则,是始终会发生在一切事物身上的某种东西。微软公司总是在开发视窗的更好版本。今天的诺基亚手机使昨天的诺基亚手机变得过时,今天的苹果电脑、耐克运动鞋或者吉列剃须刀的情况也是如此。预期寿命继续上升。汽车驶得更快,飞机飞得更远,而我们被确凿地告知,有一天癌症必定低头。无论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在世界上发生什么失常的事情,进步的步伐继续不管不顾。难道情况不是这样?
情况几乎无疑不是这样。第一个重大问题是我们疯狂地迷恋石油。石油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提供动力,并决定我们如何生活。可是,根据最乐观的预测,剩下的石油只够使用30年至40年。来自瑞士乌普萨拉大学的一项悲观预测认为,世界石油储量被极大地高估了,石油将在10年内开始枯竭。因此,实际上已变得不可想象的是,由煤油提供动力的飞机或者由石油提供动力的汽车将在更长久得多的时间内存在。在石油确实耗尽之前很久,它将变得过于昂贵,以致不能被用于诸如飞行和开车等没有意义的追求。人们通常认为,我们能找到绕过石油枯竭的方式,利用氢能、核能或者风能。事实上,这些技术没有一种已被发展成看上去能足够迅速地取代石油的任何东西。大国根本没有对解决这个问题投入足够资金。相反,它们准备为最后一滴石油而战。中国最近开始向沙特阿拉伯做出外交姿态,希望打破美国对这个国家2620亿桶石油储量的控制。
即使我们对解决这个问题投入资金,我们也不能肯定,能解决这个问题。进步终止的最奇怪征兆之一是最近的发现,即人类正在丧失提出新观念的能力。
创新速度正在放缓
乔纳森•许布纳是一位和蔼可亲、非常文雅和非常端正的物理学家,他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中国湖的五角大楼海军空中作战中心工作。他于1985年接受这份工作,当时他26岁。一个年长的科学家告诉他,他是多么幸运。在他的职业生涯过程中,他能期待目睹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可是,到1990年,许布纳开始怀疑,这个老人的说法是错误的。“进步的数量没有呈现指数级的不断增长,我没有看到与我所期待的一样多的进步——不是在任何特定领域,只是一般而论。”
他感到困惑,开始进行他自己的某种研究。他开始研究重大创新的速度,这些重人创新被列在一本题为《科学技术史》的第一流著作的目录中。经过某些详尽的数学运算,他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提出了有关我们维持进步的持续能力的严肃问题。他所发现的是,创新速度于 1873年达到顶峰,此后不断下降。事实上,我们目前的创新速度——许布纳估计,目前的创新速度为每年每十亿人七项重要技术发展——大致与1600年相同。到2024年,创新速度将急剧降至与黑暗时代相同的水平——黑暗时代是指罗马帝国灭亡至中世纪开始之间的时期。这种计算是以人均创新为基础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人口增长,我们在理论上能够维持创新的绝对速度。可是,实际上,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几乎立刻给世界增添数十亿人。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看来只得承认,进步,至少是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事实上正在非常迅速地放慢速度。
许布纳提供了两种可能的解释:经济意义和人脑大小。或者是根本不值得从事某些创新,因为它们没有效益——这是空间探索几乎中止的一个原因;或者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能够知道的大多数东西,所以,发现新事物变得日益困难。例如,20多年来,我们已经知道癌症是如何产生的,为了预防和治愈癌症,我们需要做什么。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治愈癌症,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没有治愈癌症的可能。
许布纳的深刻见解已经引起某种愤怒。有影响的科学家雷•库兹韦尔批评他的创新样本是“任意的”;纳米技术的倡导者埃里克•德雷克斯勒认为,我们应该衡量能力,而不是衡量创新。因此,在没有重大创新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更迅速地旅行,或者以更高速度获得更多信息。
许布纳迄今为止成功地对所有这些批评作出了回应。此外,他得到位于伊利诺斯州的西北大学管理教授本•琼斯的著作的支持。琼斯发现,目前我们所处的左右为难的境地不亚于《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红色王后所处的境地:只是为了留在原地,我们也必须越跑越快。工业化世界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由科学技术的创新推动的。我们并非独立地或者仅仅通过勤奋工作变得更富裕:我们变得更富裕是因为聪明人发明了蒸汽机、抗生素和互联网。琼斯发现,为了通过创新维持增长,我们必须越来越勤奋地工作。仅仅为了不落伍,我们也必须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注入研究和开发,必须在这些领域部署更多人员。琼斯说:“结果是,普通的个人创新者所具有的影响越来越小。”
与许布纳一样,有关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琼斯提出两个理论。第一个是“挂得低的果实”的理论:早期的创新者摘取了最容易摘到的观念,所以后来者必须作出努力才能解决更困难的问题。或者,也许知识的大规模积累意味着,创新者必须接受足够长久的教育,才能发明某种新东西,结果,他们用于创新的有效生命缩短了。琼斯说:“我注意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年龄正变得更老。这是明确的迹象,说明创新所需的时间更长久了。”另一种选择是专门化——但这将意味着创新者只是对视窗的最新版本稍作修正,而不是发明电灯泡。他们的创新的影响将是微小的,创新成了一个使已经起作用的东西变得更好一点的过程。这可能使我们认为,我们正在不断取得进步,但这可能是一种幻想。
对奥默罗德来说,在社会的组织方面,可能存在非常稀有但类似的质的飞跃。他认为,城市的创造就是一种质的飞跃。城市也许是在一万年前出现的,在人类停止作为采猎者并成为农民之后不久。其他明显的发展不能与之相比。例如,罗马帝国一度似乎是永恒的,给世界带来进步。可是,接着,有一天,它崩溃并灭亡了。问题因此变成:我们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做事方式是与城市一样,是人类条件的不可逆转的改善,还是与罗马帝国一样,是财富和成功的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
奥默罗德猜想,资本主义实际上与城市一样,是人类条件的一种持久变化。“向前迈出了大步,”他说道。也许经过数千年的努力,我们发现了正确路线。资本主义也许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过程的幸存者,目睹了所有其他制度的失败。
然而,奥默罗德承认,创新的速度很可能正在放缓——正如他所指出的,“所有的方框也许都已被点击”——而进步仍然取决于完全不受我们控制的偶然性。一次小行星撞击或者超级火山爆发可能立即粉碎我们的全部虚荣心。可是,奥默罗德猜想,我们的200年狂欢大体上不是侥幸的成功。
全球主义已经失败
这个观点得到荷兰裔美国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历史学家之一乔尔•莫基尔的热忱支持。莫基尔是《财富杠杆》和《雅典娜的礼物》的,这两本著作支持进步的观点,认为我们确实在做某种正确的事情,这种事情使我们的自由民主的文明能够独特地产生持续的进步。这个观点的论据是,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一个新的条件进入了人类的方程式。这个新条件是知识的积累和知识的自由市场。正如莫基尔所指出的,我们不再将说了错话的人们斩首示众——我们听取他们说些什么。这种“社会认识”是进步的,因为它允许观念得到测试,而最有效的观念得以幸存。这种认识体现在制度之中,制度与个人不同,能够超越我们的动物本性。因为这些制度的成功,我们能够合理地抱有希望,齐心协力地就任何未来的问题思考我们的方式。例如,如果石油正在枯竭,我们应该利用氢能或者核能。如果环境遭到破坏,那么,我们应该找出恢复环境的方式。莫基尔说:“如果全球气候变暖正在发生——我日益深信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将拥有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技术。”
可是,正如他所欣然承认的,他的乐观主义存在美中不足之处。首先,他所作出的至关重要的让步承认,虽然一个社会可能进步,个人是不能进步的。人的本性根本不可能进步。我们的侵犯的、部落的本性是固有的,未经改变,也不可改变。作为个人,我们是动物,而作为动物,就没有能力进步。诀窍在于,使这种动物本性受到有效制度——教育、法律、政府——的约束。可是,这些制度可能出错。他说:“使我感到恐惧的事情是,这些制度可能失效。”
在古代文化内部根深蒂固的重要制度1917年在俄国失效,1933年在德国失效,造成历时数年的屠杀。这种屠杀的规模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对莫基尔来说,产生这些制度失效的不是我们的知识的不良影响,而是我们的侵犯的、动物的本性的不良影响。这种情况完全可能发生的事实本身是一种警告:进步决不可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些人认为,这种制度崩溃目前正在发达世界以一种“民主赤字”的形式发生。这种民主赤字正在许多层面发生。存在超国家的民主赤字。在这方面,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大机构——欧盟、世界银行——全都逐渐使重要决策领域与选民脱钩,挖空地方民主。也存在国家层面成民主赤字。在这方面,极大地增强的政治复杂性造成操纵,几乎是任意摆布选民。英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在英国,政治已被新工党虚拟化,变成一系列表象问题。这种发展证明,仅仅呼吁一种“民主”的制度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这种制度将保留似乎来自民主的进步美德。民主可能自我摧毁。此外,随着难以估量的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出现,法律制度发生了旨在限制自由和隐私的防御性变化,制度崩溃导致一种新的、破坏性社会秩序的可能性随之产生。我们不能免于过去的极权主义错误的影响。
进一步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是一回事,全球化是另一回事。目前的全球化浪潮是在1970年代确定的。全球化被认为是一个过程的开始,通过这个过程,自由市场经济的杰出表现可能导致一个世界范围的解放过程。事实上,人人都可能被拉入发达世界的200年繁荣。然而,正在变得日益明显的是,事情并不像所计划的那样发生。著名加拿大思想家约翰•拉尔斯顿•索尔在其《全球主义的崩溃》一书中认为,事实上,全球化已经告终,正被一系列彼此竞争的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所取代。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学者马克•莱文在其《为什么他们不恨我们》一书中证明,由全球化鼓吹者提出的证据,诸如世界贸易组织,掩盖了诸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和诸如中东这样的地区的深刻分歧和严重不稳定性。他认为,全球化往往只是使富人变得更富,使穷人变得更穷。全球化也破坏本土文化,并激起好斗的抵抗运动——从西方的学生示威到中东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进步建立在非常脆弱的基础之上。
可是,如果只有信仰,那怎么办?如果进步的“事实”本身最终是自我破坏的,那怎么办?这种设想变成事实的方式有多种。首先,人类的人口继续呈现指数级增长。世界人口目前已接近65亿,而1900年为16.5亿,1800年约为10亿,1500年为5亿。这种统计数字表明,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使地球承受的人口增加了数十亿。通过使人类活得更久和吃得更好,进步持续地促进人口水平的上升。除了人口问题,还有污染问题。压倒性的科学共识认为,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正在发生。根据某些估计,我们将在10年内越过极限点。气候系统将发生变化,极大的洪水将发生,人类文明即使不会不存在,也将处于风险之中。
不断增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两个与增长和财富有关的快乐世纪可能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告终。在这个新的黑暗时代,无知将取代知识,战争将取代和平,疾病将取代健康,而饥荒将取代肥胖。你不这么认为?这种事情在过去总是发生。是什么使我们变得如此不同?恐怕没有什么。
(《环球视野》摘自2005年10月16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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