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写于1923年1月的《论我国革命》，是对俄国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几次论争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机会主义者及其庸俗生产力论的彻底清算。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今天，有人宣扬落后国家不能进入社会主义，固属老调重弹，如何认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却也歧见复起。重温列宁这篇凝聚毕生经验和智慧的文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否定俄国革命的要害——庸俗生产力论
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诋毁十月革命，说落后的俄国走向社会主义，是头脑产生混乱的想法。列宁从评这本书入手，直指俄国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其中如普列汉诺夫从1917年4月起，就骂列宁提出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是“讲梦话”，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跳跃”，声称“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雇佣工人构成居民的多数时才是可能的”，因此“还要经历相当长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由资本家“发展生产力”。考茨基1918年诅咒十月革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好像一个疯狂的孕妇猛跳而引起“早产”，这样的孩子“是活不成的”。他甚至把第二国际的背叛也归咎于生产力，说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而只要生产力大发展，社会革命就自然到来。
列宁透过对俄国革命的各种责难，例如没有“经济前提”和“文化水平”不够等等，抓住论敌的要害：“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后来，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把这种认为革命只能在工业比较发达、无产阶级占多数、文化水平较高、民主成分较多的地方开始的观点，称之为“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
列宁对庸俗生产力论作了深刻的批驳。在《论我国革命》中，他一方面指出，“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同时又指出：“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
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摆出“权威”架子，说列宁的看法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不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云云。因此，为了掌握问题的真谛，必须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他在《资本论》中提出：“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列宁把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前提定位于“一定”程度，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经典论断，是它的继承和发展。
庸俗生产力论错在哪里？
社会革命所需的经济或生产力条件，马列为什么都说“一定”的发展或成熟而不说“最”发展或“最”成熟？庸俗生产力论是从哪里开始错的？
首先，马列鉴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从来反对给各国革命发动的条件和进程规定统一的水平和共同的时间，认为这不仅无法计量，而且等于自杀。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用一个想当然的经济文化水平，作为衡量各国是否应当发生革命的标准，不过是他们束缚各国无产阶级手脚，阻挠社会革命的借口。
其次，马列思考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程度出发，而不囿于一国的生产力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说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但“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资本论》宣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后又提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法德农民问题》还说：“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列宁进而论证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从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突破。他们都辩证地看待整体与局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着眼于国际的互相补充和团结协作，强调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支援并寄予期望。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则顽固地坚持西方中心论，认为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具备革命条件，而把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拒斥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外。
再次，马列认为革命除了要有物质前提，还要具备革命形势和主观力量。英国是资本的首都，1848年欧洲革命竞首先爆发在法国，主要原因之一是英国这个剥削全世界的“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用超额利润培养工人贵族，推行社会改良，使“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此英国人尽管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经济条件，却缺乏斗争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恩格斯晚年指出，英国的阶级斗争“是在大工业的发展时期比较剧烈，而恰好是在英国工业无可争辩地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沉寂下去的”。他预测德国和美国也会这样。这些带规律性的总结，对我们破解“国家越发达，革命越沉寂”的当今之谜仍大有教益。马恩从不认为阶级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同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成正比，更无最发达的国家最先革命之说。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迂腐地计算一个国家工业和工人所占的百分比，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还把只有无产阶级成为居民中的“大多数”才能革命说成是马恩的观点。他们以不够“大多数”为由，不准比较落后的国家革命；又使发达国家的工人以为占了“大多数”，天上就会掉社会主义馅饼。总之是不能革命，不要革命。
最后，马列区分革命的“发生”，“开始”和革命的“实现”、“完成”，两者对生产力的要求不是同一程度，而是相差甚大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可开始革命，走向社会主义，但夺取政权后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主义则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没有全人类的解放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的充分涌流，是不可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的。也正由于这样，列宁清醒地看到比较落后国家开始革命比较容易，进行到底就比较困难。而发达国家“开始革命十分困难，但要继续下去却非常容易”。第二国际混淆这个至关重要的区别，使比较落后的国家望而却步，不敢开始革命，而夺取政权后又容易把“开始”当“实现”，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这都会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损失。
总之，唯物史观认为一切历史冲突和社会革命都根源于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脱离生产关系和劳动者讲生产力，脱离生产力性质讲生产力水平，脱离发生革命的“总的合力”讲生产力对革命的决定性作用，用一个主观设定的、模糊不清的生产力水平去束缚不同国家千变万化的革命。这种庸俗生产力论，不过是恩格斯批判过的把经济因素这个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因素歪曲为“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的错误理论的翻版，不过更加片面和拙劣罢了。
从世情和国情论证俄国革命的必然
《论我国革命》进一步从世情和国情两方面论证俄国革命的必然，揭露庸俗生产力论的荒谬。列宁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当时成为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集合点的俄国陷于“毫无出路的处境”，造成了革命形势，只有社会主义能拯救俄国。介于西方和东方之间的俄国不够发达，比较落后。但有大战中加速发展了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又有马克思曾希望的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的联合，形成了克敌制胜的“大多数”。在这种主客观条件齐备的情势下，列宁一再提出“为什么不能首先”发动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呢？
首先用革命手段驱逐地主和资本家，创造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条件，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列宁总结的这条先革命后赶上的发展道路，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主张的生产力发展后社会主义“自然到来” 的庸俗生产力论是截然对立的。前者着眼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变革后对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巨大作用，坚持辩证唯物论；后者则崇拜自发性，源于自发论。列宁总结的这条发展道路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总进程，只是通常的历史顺序的某种变通，表现了比较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庸俗生产力论者则根本不相信这个真理，即“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也列宁总结的这条发展道路使俄国不到 20年就建立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并在经济上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使《资本论》序言中预言的“社会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可以“缩短妊娠期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得到光辉的实现，显示了新生社会主义的后发优势。庸俗生产力论则把第二国际引上背叛社会主义的破产道路，并使尔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陷于社会改良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毛泽东总结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苏联中国的经验，提出“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个论述为我们彻底清算庸俗生产力论增添了锐利武器。
庸俗生产力论者的阶级特性和思想特点
《论我国革命》从开篇到结尾都谈到苏汉诺夫们的阶级特性和思想特点。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改良主义者怯懦地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认为资产阶级关系是“不可逾越的极限”。加之巴黎公社失败后的长期和平发展，议会竞选中多数派执政，德国社会民主党选票大增，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幻想通过获得多数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些特殊历史环境使他们一叶障目，“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自然对资本主义温情脉脉，轻车熟路，对社会革命格格不入，视为畏途。
他们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却迂腐至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更害怕投入真正的战斗。列宁早已揭露他们既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抹杀它的革命灵魂，又反过来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生产力论正是这样从照搬西欧发展道路的西教条，成为反对俄国和东方革命的大棒的。
反对庸俗生产力论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说：“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这深刻揭示了反对庸俗生产力论的现实意义。比俄国更落后的中国，是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而且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但决不能否认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早在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针对否定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明确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后来，这些已写入党章和宪法，并经实践证明其正确。但是，在苏东剧变前后，“原罪”论、“灾难”论、“超越”论、“民粹”论又甚嚣尘上，这些论调否认我国从 1956年起已进入社会主义，要“堂堂正正”搞新民主主义，同资本主义“全面接轨”。最近，有人公然提出，要“把中国21世纪头20年的总任务定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新民主主义的由来和历史命运——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三次思想交锋》，《炎黄春秋》2004年第12期）这些论调无不闪现着庸俗生产力论的幽灵，具有列宁说的那种阶级特性和思想特点：当“谈到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时，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同列宁当年批判的庸俗生产力论相比，它们除了个人情欲和陈腐偏见，已没有什么新东西。如有差异，便是前者还拐弯抹角地反对社会主义，羞羞答答地维护资本主义，后者则肆意攻击社会主义革命，公开鼓吹走回头路。这就清楚地表明：两条发展道路的较量仍在继续，并更为复杂和严峻。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牢记“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建立起来”。“不论有多么大的困难，也要拉着车子前进，上山，而不让车子后退滚下山来”。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2期《中华魂》）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