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文摘
《众多中国?中国诸省的经济多样性》
文章从两方面分析了中国诸省的经济多样性。第一部分是将中国31个大陆省份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他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加以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大多数发达省份和城镇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与瑞典和新加坡相当。但与此同时，中国最欠发达省份的生活水平与苏丹和洪都拉斯相近。第二部分的分析结论表明，中国的经济多样性并非独特现象。事实上，欧洲国家的收入多样性程度几乎与中国诸省相同。
《中国内外不平衡的结构性特征》
片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使通货膨胀成为中国宏经的必然之势。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78年后的经济市场化与持续的国有制相互作用，促使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相帮相衬，刺激着通胀的出现。每当国有企业预算受到硬性约束时，功能混乱的金融体系就会对经济施加通货紧缩影响，通过控制需求总量的增长，使其小于供应总量的增加，从而令中国成为一个资本输出国。对于中国的转型经济而言，不宜将价格机制作为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唯一工具，比如在解决贸易顺差问题时，建立有效的金融调节机制要比人民币升值效果更好。
《中国城镇老年人的贫困与艰辛》
过去30年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成绩斐然，但对老龄人口的贫困状态却鲜有研究，尽管其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本文通过一组独特的全国性数据，对2000年城镇老龄人口（60岁以上）的贫困、权利丧失和排斥等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贫困问题对于老龄人口十分重要，尤其是妇女和独居者。从四个领域设立了“艰辛”指数：经济不安全、住房、保健和社会孤立，并与生活方式和性别结合起来。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要承受更多的艰辛和孤立，而且更有可能承受两个或更多领域的多重剥夺。最后，为验证关于贫困的预测、使其更具说服力，将贫困与艰辛结合起来考察。结果表明，在相当大程度上贫困和艰辛是重合的，尽管不同方面的艰辛重合度有所不同。决定是否贫困的重要指数是是否有养老金，以及能否解决必要的医疗费用，这正是我们需要进行政策调整的领域。
《比较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可比之处》
在遥远的过去，中国和印度都曾经因其强大和繁荣而闻名，但在最近的过去，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陡然衰退，贫困人口数量庞大，经济发展迟滞，沦落为边缘经济体。21世纪初，中印再度成为全球经济中的新兴大国。20世纪末的几十年，这两大经济体都表现非凡。中国的表现尤其卓越。21世纪初，它甚至被视为未来的超级经济大国。中国作为新兴的低成本制造国，用其种类繁多的产品冲击全球市场，同时保持高额的商品进出口，并且增长迅速。与中国相似，印度在1991年后的经济增长可圈可点。尽管它在服务业出口方面取得成功，但其经济运行的整体情况不如中国。本文对这两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异同进行对比，包括它们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化程度等，从中得出政策性的经验教训。
《亚洲崛起：和平的契机抑或战争的前奏》
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表明，到本世纪末，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将极有可能在某些重要的综合国力指数上超过美国。这对于未来的世界政治影响深远，但其结果并不是注定的。如能有效控制未来的权力转移，就能继续保持大国间的和平。但如果转向以对抗的方式处理国家间关系，一场严重的全球冲突便指日可待。为避免出现最可怕的结果，决策者们有大量的事情可做。
《美国霸权和东西关系的未来》
本文认为国际政治就像各种等级制度的集合体，强调在执行霸权外交时权威角色的重要性。建立起这一国际关系中的等级观后，这样的框架又被用于分析未来的东西方关系。与崛起大国、尤其是与中国的冲突并非无法避免，这部分取决于美国的政策选择。从长远来看，中国将凭借其整体国际实力赶超美国。如果当前这种趋势持续下去，而美国又试图仅凭一己之力应对挑战，最终只能逐渐丧失霸权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树立在国际体系中权威地位，美国至少可以通过统领强大的附属国应对中国，这些追随者又渔利于美国的领导地位。最好的结果是，美国甚至可以将中国绑在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之中。
《中国的资产负债表:世界对于这个崛起的超级大国所应了解的内容》
中国发展成为主要的国际力量或许是21 世纪最重要的世界政治走向。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华盛顿之际出版的这本著作提供了有关中国全面而独特的调查，深入研究这个拥有14亿人口和全世界最富活力的经济体的巨大国度。本书是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和国际经济研究所多年共同合作研究的成果，凝聚了这两家知名智库资深中国专家的心力。其中探讨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经济、政治、社会和安全挑战，并提供了构想未来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客观而具建设性的战略框架。本书将为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商界提供咨询。
《北京大棋局：解读中国的中亚战略》
若想解读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必需要回到近代国家开始建立之初，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边疆稳定和帝国建立的进程，包括经济、军事和外交等部分，一直延续至今。
《谁在社会化谁？中国－东盟关系间的复杂接触》
本文采用建构主义方法，对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化进程加以研究。建构主义的研究挑战了传统的社会化分析，但却疏漏了社会学习和社会转变的过程。本文对东盟地区融合的进程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它认为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复杂接触”类似于观点上的说服工作，通过协商自愿的过程寻求共识。文章将东盟的这种特殊的接触方式与那些更强调利诱和单边说服战略的方式相对比，认为方式独特的互动有利于推动社会学习。文章着重强调了在社会学习过程中力量不对称、不确定以及各种接触手段（共同互动型和封闭单向型）的作用，并且要视社会化为一个涵盖不同阶段的进程。
《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构建“清谈社”亦或“规范策源地”？》
我们在阐述东盟地区论坛（ARF）的创建初衷时通常认为，这不过是东盟为了拉拢美国保持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同时为增进冷战后与中国合作关系的战术作法。这种观点源自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本文指出这种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并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给出了更具说服力的阐述。文章认为，东盟国家的利益和政策可以界定为亚洲安全合作的某种规范，它包括两方面的概念要素。一方面是起源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的“共同安全”，这一理念强调通过多边安全合作实现整个地区的安全。另一方面是与“东盟式外交”相关的一些外交规范，强调像东南亚国家间的那种对话和协商。今天，人们对东盟地区论坛的性质有所争议。批评者认为它只是“清谈社”，在国际安全方面未能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本文的结论是，东盟地区论坛应该是一个建立和实践规范的机制，换言之，即“规范策源地”。
《以色列游说》
《伦敦书评》刊登了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谢默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沃特联合执笔的《以色列游说》。本文在学术界、政策圈、媒体和博客上反响强烈，引发了一场关于以色列在美游说的激烈讨论。两位学者开篇便指出：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尤其是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美以关系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偏袒以色列与在中东推动民主进程等做法激怒了阿拉伯-伊斯兰族群，这不仅危及了美国安全，也影响了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的稳定。
指出，美国为其以色列盟友提供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和外交援助。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美国直接提供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达1400亿美元，现今每年仍有30亿美元，占美国全球援助的五分之一。如果按以色列的人口计算，每人每年可获500美元的援助。然而以色列作为发达的工业国家，其富裕水平可与韩国或西班牙相比，如此力度的援助委实令人震惊。在外交方面，从1982年至今，美国因袒护以色列而在联合国安理会32次否决遣责以色列的决议草案，超过其他四国使用否决权次数的总和。
然而，以色列的战略价值究竟有多大呢？历数以色列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全球利益带来的“麻烦”，包括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日益复杂，反恐战争更加艰难，以及以色列有时表现得并不像是美国的盟友。尽管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强调其国小力弱、四面楚歌，但客观来讲以色列的历史和现状并不能作为其享受特殊优先地位的道义基础。实际上，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实力；民主制度也不能成为接受如此巨额援助的理由；犹太人在纪念自己的苦难历史时更不应给无辜的第三方，即巴勒斯坦施以新的恶行。
那么，如何解读美国如此巨额的援助呢？那就归功于以色列超凡的游说本领。游说团体的触角无所不在：国会、政府、媒体、智库。以色列游说团对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似乎相对容易。援引了记者奥特曼(Eric Alterman)的统计数字。后者列出了多达61位“无条件”力挺以色列的专栏作家与评论员名单，却只找到了5位长期批评以色列或同情阿拉伯的意见领袖。这些报章在刊登批评以色列政策的观点时，又总会用相反意见“加以平衡”。甚至是在相对独立的高校和研究院所游说势力也不放过，仅管在这里游说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点到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会（AIPAC），以AIPAC为首的犹太人游说团是摆布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力量。这些游说团虽然所向披靡，但一边倒的中东政策不但拖累了美国国家安全，也势必会反噬以色列的长远利益。
指出，那些公开质疑犹太人游说团在干预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往往会被贴上“反犹太主义”的标签，这是游说势力最有力的武器之一。这一点在以色列获取美国对其反对巴勒斯坦政策的支持上尤为突出。但是，游说势力并不止步于此，它还试图让美国帮助其坐稳地区霸主的位子，最近的表现即为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企图借美国之手打压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实现其重主中东的宏图。在此过程中，美国国内的新保守主义势力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里应外合”的作用。尖锐地指出：即使最后美国深陷中东、四面受敌，以色列也还是可以得到美国的庇护。
那么这种游说势力能否得到遏制呢？认为不会，至少不会很快。因为目前游说界还未能有任何团体能与AIPAC等团体相抗衡。既然这样，那么犹太游说的危害性将继续存在，这将增加全世界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巴以冲突无止无休，促使欧洲和亚洲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滋生。同时有可能导致美国进攻伊朗和叙利亚，让美国人民面对另两场伊拉克战争。在道义方面，美国在促进海外民主、尊重人权等方面难免显得伪善，而且它关于限止大规模武器扩散方面的承诺也因承认以色列的核武库而变得苍白无力。
《失败国家指数》
在民主进程向前推进的同时，世界是否更加稳定了呢？在第二份年度《失败国家指数》（以下简称《指数》）报告中，《外交政策》杂志和和平基金会跟踪考察了那些处于垮台边缘的国家。《指数》用12个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指数，按照应对国内暴力冲突和社会紊乱的脆弱程度，将148个国家进行排名，其中前60名刊登在《指数》上，全部排名可登陆www.foreignpolicy.com和www.fundforpeace.org。排在前10位的国家是：苏丹、民主刚果共和国、象牙海岸、伊拉克、津巴布韦、乍得、索马里亚、海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中国位列57位。
《指数》中的“失败国家”是指政府不能对其领土施行有效的控制，其国民的显著多数否认政府的合法性，政府没有为国民提供国内安全或者基本的公共服务。上榜的绝大多数国家当前并不是失败国家，因为指数衡量的是应对国内暴力冲突的脆弱程度。
2005年对于许多政治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个好年头。这一年众多国家都经历了选举，其中包括许多民主程度有限的国家，如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哈萨克斯坦等。然而这些并不能确立稳定之路上，选举只是让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有机会发言，但并不一定意味着有效的政府治理。
《GOOGLE》
仅用了八年时间，GOOGLE这一互联网的宠儿一跃成名，富甲天下。它的用户遍及世界各个角度，这一网络搜索引擎遂成为颇具美国特色的辉煌创业史。然而，GOOGLE也逐渐受到来自华尔街和人权组织的质疑，认为它并非如看上去那般心存善意、无处不在或是无所不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GOOGLE并未真正实现全球化。尽管GOOGLE已经成为数亿人的网络门户，但它在全球范围内仍然障碍重重。在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富裕阶层能够接触到网络，而在技术先进的国家，GOOGLE又面临那些由政府支持的新兴竞争者，亚洲的竞争尤其激烈。
GOOGLE并不是下一个微软。有人担心GOOGLE发展如此迅速，意在取代微软的主导地位，但他们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微软创业之初，并没有面临像今天微软这样强大的竞争对手。反观GOOGLE，现在的竞争情形迫其做出高成本的决策，这无疑将挫其自身底线。
GOOGLE并非代表最强大的创新力。尽管它推出了GOOGLE DESKTOP， GOOGLE TALK， GOOGLE EARTH，而事实上它只是在排列搜索结果方面占据上风，但在推进真正的技术创新方面所做甚少。
GOOGLE未能真正做到打破成规、锐意进取，事实上作为商业经营，GOOGLE表现得相当传统。从校园孵化到吸引投资，从雇佣经验老道的CEO到股票上市，都与主流公司如出一辙。或许GOOGLE在保护用户隐私、禀执道义原则方面稍有领先，但最近它受到了教训。今年早些时候它开创了GOOGLE中国，希望打入中国一亿零五百万用户的大市场，但人权组织指责GOOGLE为迎合北京的要求而过滤一些政治敏感的搜索结果，如“民主”或“天安门广场”等。
GOOGLE的市场地位并非牢不可捍。很明显，GOOGLE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不仅因为这一搜索新宠受到政府的严密关注，其市场收益也遭到打击。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其上市成本增加，边际效益缩水，缓慢的增长率也让华尔街倍感失望。当GOOGLE公司的触角伸及世界各地，其“以一顶百”的发展战略将无法适应不同的文化和现行法律体系，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大卫·韦思是《华盛顿邮报》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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