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谈玄！
——关于哲学、宗教与哲学史
［其实，写这封信，我也不过只是自说自话而已。能够真正读懂的，我不指望这世界上会超过十个人。
本文原只是答一位朋友的信。但改来改去，查了点书，不觉就写成了何新哲学的论纲了。就这样吧，至此乃为定稿。］
（一）
我很少就哲学问题写东西。近十年来我也基本不看国内哲学刊物和哲学教授们关于哲学的学术论文。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许多人也许著作等身，但其实连什么是哲学的门还没摸着，虽然他们可能的确读过不少关于哲学的书。
他们也许做的是学问，但学问绝不等于哲学。领悟哲学需要"慧根"，正如领悟禅理需要"根性。"真正的哲学不仅是一种经验的知识，也是一种灵性的感悟和创造。哲学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产生的。因此黑格尔说：米纳发的猫头鹰（智慧之鹰）只有在黄昏降临时才会起飞。①
①米纳发，希腊神话的智慧女神。
读了大作，知道您已读了不少东西，也在认真思考关于哲学的问题。这已很不容易。但请恕我直言，我的感觉是，您还应该认真读读古典大师们的原著，包括康德、黑格尔、笛卡尔、帕斯卡、亚里士多德等。
您关于西方哲学史的说法似过于汗漫笼统。黑格尔说，历史中的哲学体系，虽然表面上是偶然发生的，但实际上自有其内在的逻辑链条。因为哲学史，乃是理性的思维产生的理性体系的序列。关于西方哲学史，愚意请您注意以下几大环节：
（1）希腊哲学虽以本体论为主。但苏格拉底侧重的主要已不是本体论，而是存在主义所谓"人本学"。他是西方认识论（"认知你自己"）和伦理学的教父。柏拉图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则是一位大综合者。他的哲学中包括一切近代哲学和科学问题的原型。
中国的孔子、荀子、董仲舒、朱熹也都是前几代学术的大综合者。但是中国思想史上却的确没有一位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相比侔的人物。亚氏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今天仍然是问题。包括在人文学术如政治学上。例如关于三权分立的理论，鼓吹此一理论的中国当代自由主义者都把它当成先进的"民主宪制"理论，以为它源于卢梭和孟德斯鸠。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理论原型来自两千年前亚氏的《政治学》中。
伟大的哲学体系是很难超越的。就象那位首登珠峰的登山家关于珠穆朗玛峰的名言："它在那里——"而且将永在。
（2）正是希腊认识论和伦理学，提供了向新柏拉图主义的过渡，柏拉图主义中涵有神秘主义（"迷狂"，一个不确切的译词）因素。所以新柏主义（特别应注意其中的诺斯替一派）在中古哲学中乃与基督教神学相汇合。
（3）中世纪经院哲学并不是西方哲学史的一个空白，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渡阶段。正如南北朝隋唐佛哲学不是中国哲学史的空白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渡阶段一样。①（只是现代人文学者至今啃不动，更消化不了它。）在中古宗教哲学中，神学、认识论（包括逻辑）、伦理学，都在作研究，而且有发展。
①已故大德吕澂先生说："中国佛家义学到了唐代贤首的融通，又经过清源圭山年两家的推阐，已算达到了顶峰。此后就没有什么大的进步。从五代到北宋，禅宗的思想个别地方虽有某些发展，但就总体而言，则无特别之处，也无具有组织体系的著作。佛学传来中国，原是在玄学基础上接受并发展起来的，以后双方分了开来；到了禅学的后期，却又重新归到与玄学结合的方面。中国的儒道传统思想本来是由玄学沟通的，禅学趋向于玄学，因而它也有沟通儒道的意义。"
（4）文艺复兴重新提出人的问题（所谓重新发现"人"），导致人本主义的新文化潮流（人文主义）。其基本取向是反经院哲学的。由此导向对认识和方法问题的反思，首先是对"方法"即逻辑学的反思（培根、笛卡尔、洛克等，包括提出"归纳主义。"）
（5）但是，由休漠到康德，以怀疑主义终结了这种反思。康德系统总结了培根以来的认识论和逻辑研究（包括唯理论与经验论）。我读过很多当代学者关于康德的书。但是，我认为当代中国学者中可能只有一个人是真正读懂了康德的，即已故的齐良骥先生。可惜他的书《康德的知识学》还未写完就去世了。其他关于康德的著作多数充满误解或想当然的谬说。
（6）在康德之后，黑格尔将逻辑学和认识论重新导向本体主义。而费尔巴哈又将黑格尔的本体主义导向"人本学"，其后叔本华和尼采则将主体意志论赋予哲学。哲学向主体性的转变，演生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克尔凯郭尔）。从而主观性和非理性遂成为19—20世纪现代哲学和艺术的基本特征（所谓"诗化"了？）。①
①齐著《康德的知识学》，商务2000年出版。
（7）古典逻辑学的中心是客观真理的问题。（因此形式逻辑定律也都曾被解释为本体论规律。）
到19世纪，后康德主义出现，认为客观真理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不可能被认知；认识论主流转向于对真理问题的怀疑主义。
于是由认识"真"的问题，转向解析语意形式的问题，这就是语言哲学的发生。语言哲学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彻底摒除关于客观真理的可能性。（包括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也是如此。）②解析语言何以不能真，以及在不真之境下如何能有效。
②詹姆士有一句名言："真理是权宜的思想。"认为所谓"真理"，只是眼前有用的观点。
（9）对于寻求客观本体性真理的摒弃，自康德以来就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摒弃形而上学！③（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中误解黑格尔关于"形而上学"的概念，说"形而上学是一种反对发展论的宇宙观。"后来斯大林进一步误释了它，提出所谓"哲学上的两军对战"和"阶级性。"通过德波林、尤金和艾思奇，这种误释又影响了毛泽东。④1981年我曾与《辞海》编者（哲学编辑）就这个问题在《学术研究》杂志上作过两轮论战，而新版《辞海》也已修正了对"形而上学"这个概念的这种误释。⑤但是，这种误释却影响了现代中国哲学几十年，使许多人一直不懂所谓"形而上学"一词的真正意义。
③最早是牛顿提出这个口号"物理学，要小心形而上学。"而后康德从认识论和逻辑上论证了它。
④毛的《矛盾论》是现代哲学中的重要著作。但是他对于"形而上学"的理解是错的。
⑤见《何新集》。
（8）如果读哲学史的话，我建议您读一读怀特和文德尔班（新康德主义）的西方哲学史（商务版），不要只读罗素那本。
罗素哲学史是一部破烂、灌水的杂烩。我之所以说此书是灌水的书，是因为人们读这本书后所能得到的印象是：在罗素以前历史上的哲学家只有一系列逻辑谬误。也就是说，除了罗素主义自身之外，在罗素之前，历史上根本没有存在过真正有意义的哲学。
怀特书出的早，已不易找。文德尔班是新康德主义的大家，所著《哲学史教程》（上/下）值得一看。但我认为迄今最好的西方哲学史还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4卷）。（可先看其论苏格拉底，何等精彩！）
（10）希腊哲学三杰是苏、柏、亚。三人有师徒相承关系。苏在政治上是反民主派，所以他被民主派以多数表决的形式处死了。苏氏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腊哲学的这三位公认圣人其实都是希腊民主制的批判者。①这是耐人寻味的。
①亚氏有一句名言："多头是有害的，让一个人去统治吧！"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共产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他最早发现了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并且主张限制私有财产。（他说一切城邦都分裂为对立的两部：一部一无所有，一部拥有一切。两部互相把对方看作寇仇。）可是在中国的西哲史教科书中，这位伟大哲学家一直被指责成"奴隶主思想家。"
当时希腊的民主派在学术上多数属于"诡辩学派"（智者派），与现代一样。这种说法很可能出乎浅学无知的中国自由主义学者们的意料。但却是铁一般的事实。②
②在中国，我是最早研究顾准的人。1981年我就撰文赞扬顾著《希腊城邦制》。该书当时刚出版。但后来更深入的研究使我知道，顾著对希腊城邦民主有许多理想化的误读和误解。实在谈不上高明。
在读哲学书时，不要以为后人比前人先进。实际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哲学著作之不朽，意义即在此。
（二）
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正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也许只有一些过来人，以至每个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此有所顿悟。
一位佛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始终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由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与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在"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是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在、本源）的问题。
再由此而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因为人在本质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觉、感受、思维及语言（眼耳鼻舌身意言）介入于客体。
为什么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因为语言既是人的认识工具也是表述工具。因为人发明的语言符号（包括概念）系统，亦即古代名家及墨、荀所言的"名"的系统，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推理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你传递信息，也必须使用一系列"名"的符号。借用佛语，这个问题就是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三）
然而，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所以天下事，不说还明白，愈说反而糊涂。"诠"，就是语言符号。凡"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身就是"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它不是本体，却被用以象征本体，并且人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但是语言却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中国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也是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语言，也就是试图建立一种彻底无遮的指号系统。结果哥德尔证明了其绝不可能。（孔子著《易系辞》已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提出："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意忘言。"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有关。而王弼亦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①）
①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诠"只是语言游戏。而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具有很复杂的歧义结构。）②
②这句话中的"者"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样就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和表述工具本身是有问题的，因此要作到完全透彻的无矛盾认知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老康德主义的结论。
（四）
然而，现代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迄今都不知道，其实在中国中古佛哲学关于"遮"与"诠"以及"真如"与"般若"的讨论中，早已实质地蕴涵了现代哲学的这些理论。③
③南北朝时僧肇（373—414）言："夫玄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而言有所不言，迹有所不迹。是以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寻迹所不能迹。至理虚玄，拟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转远，庶通心君子有以相其言于文外耳！"
中古中国佛学的"般若学"就是认识论。所以，万法皆本一源，万法皆归一源。（康德哲学的最终结论是限制理性的滥用而回归于信仰，在这一点上与中古佛哲学的辨智论亦相通。）因此，哲学与佛学的最高境界不是"别"（分别），而是"通"（汇通）。
佛说中有所谓"金刚九喻"。其中之七、八、九喻曰："观过去如梦"，"观现在如电"，"观未来如云"。梦、电、云，无非都是"空"的喻象。因此最高的"般若"境界实本于空。④
④吕澂先生说：般若的基本原理"性空"，与道家言"无"相印合。般若学说的"无相"、"无生"，相似于道家的"无名"、"无为。"
必须悟得般若及真如之本体是空，才能得大智慧，也才会有大勇敢。所谓"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业。"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大乘的真境界实在于此!
惟能入世，才会有智；惟能出世，才会有勇。（谭嗣同所著融合儒佛的《仁学》,精义亦在于此。）所以《西游记》中全智全勇的猴子名叫"悟——空"。整个《西游记》本身，其实正是以明季佛理调侃人生的一个象征主义大寓言。
悟得如此，可以少却许多闲气和争论。须知一诠就是一错（必有"遮"）。所以只能随"诠"随"扫"，随遮随破；哪里有什么"绝对"？（须知汉语中的"绝对"一词本身也是来自佛语。）⑤
⑤中古佛学在语言上对当代的影响举不胜举。甚至"阶级"一词，本初也是佛语。来自谢灵运"辨宗论"："寂静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
（五）
佛教小乘教义求业力，大乘教义则求般若。⑥何谓般若？般若就是达到融通而超越的终极理性，即所谓"大智慧"。⑦佛学常讲圆满，世人也好讲圆满。然而有谁懂得佛学所谓"圆满"既是自体圆满（菩提达摩所谓"理事兼融，苦乐无滞"），既包括形式与实体的自我完备性，也包括理论（达摩谓之"理入"）与实践（达摩谓之"行入"）的自完性？
⑥然《法华经》则以为：大乘不在小乘之外，而是包摄了小乘。二乘只是方便，大乘才是究竟。与《摄大乘论》以大、小乘之义相对立不同。
⑦吕澂先生说："般若是知照性空之理的大智。"
又及：有人以为现代计算机的逻辑语言来自罗素的数理逻辑，因此计算机的成就也就是罗素的成就，这是误解。这种想法的荒谬正与认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是由于现代经济学家的成就同样地出于误解。
计算机逻辑使用的是二值代数和多值代数又称布尔代数，并不是罗素与怀特海合著"数学原理"及其提出的"逻辑类型论。"罗素的数理逻辑与计算机逻辑并无多大关系。计算机逻辑借用了《数学原理》的某些符号。而这些符号的创制者也不是罗素，而是与他合作的数学家怀特海。
由于罗素自身和他的弟子善于吹嘘（演说），罗素的成就被其膜拜者无限地放大了。
又：《楞伽经》讲人习禅有四境界：
（1）愚夫行，有人无我（盲从他人）
（2）观察行，有法无我（教条主义）
（3）攀缘行，诸法实相（求法于外）
（4）如来禅，自觉智境（见佛于心）
这四境界其实反映颇普遍的认知规律，并不仅习禅如此。
但或有人云，我一生来即已在第四境界；那才真是"野狐谈禅"----"狐"（胡）说了。
（半通不通者乐把"野狐禅"这个词故在嘴头骂人，似乎别有深奥，其实何尝真会得其意？道破它，这里其实也是第一遭也。一笑。）
此文（“谈玄”）原说不想改了。但信箱中又收到一些朋友提问题的信，给我启发，只得重新查书又作了几点重要的补充。
写这篇文章，不仅是借以自述我的哲学和方法论（补充《思考》第一卷），而且是想告诉朋友，我如何读哲学史，如何看西方哲学，以及如何沟通哲学与宗教。
我认为这篇论文是我平生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其中浓缩了我的若干至今还未发表过的研究结论。
我常看本坛的BBS，颇受启益。也注意到两方面的论战，骂者与回骂者，都有意思。有时令我喷饭，比如有人要“抽筋剥皮”之类。
但我想特别寄语关注我的朋友们：理解何新必要多读书，必要读些经典。
这其实就是何新平生治学略有小成的根本奥秘所在。我的优势仅仅在于，比一般学者，包括那些骂我的人，读书稍多，而且读的透些，所以才至今还暂时没有骂倒。
当今学者不幸，生在一个学者无文、文人不乐读书的时代。但当今学者之幸，也正是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多读书、读懂经典者，就能掌握莫大的理论优势。
比如我在“谈玄”一文的新稿子中，略谈了一下关于西方民主的理论渊源问题。
当今各种论坛上盛谈民主，连电视剧都在鼓吹三民主义。然而有谁知道这个理论的真正渊源何在？
当今那些自由派和知识分子大多都是通过听“美国之音”去学习和知解西方民主的，岂非笑谈？
如果你不了解西方民主与西方近代政治体制的真正理论渊源，你也就不可能看破“美国之音”那一套其实只是欺骗第三世界政治孩童和弱智文人的意识形态。
真正的民主理论突破，必当在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洛克、卢梭、伯克以来西方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系统政治理论的重新研究和再认识中才能获得。
然而过去数十年间，中国的政治思想以马列毛为权威准则，其他西方思想都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或封建或奴隶主阶级思想，只能批判而没有真正的研究。现在马列毛也不再成其权威，一般人包括知识界人士乃堕落到只能以传媒偶像和美国之音为权威，于是在政治思想上，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思想真空时代。
论坛BBS上,有人曾提到当今美国政治中盛行新保守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目前已经左右了布什政府的政策方向。所以，美国一手向对手国家输出“民主”，但在本国则推行新的国家安全法等保守的铁腕政策，这就是当今美国政策的一大特点。
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英美保守主义政治思潮的鼻祖就是霍布斯和伯克。伯克对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思潮的尖锐批判（“法国革命论”），乃是对卢梭等的启蒙思潮以来的激进主义思潮的系统深刻批判，鞭辟入里，可以称作是英美近代保守主义的政治宣言。伯克的《法国革命论》已有何兆武先生的翻译本，值得一看。
“书中以充满了激情而又酣畅淋漓的文笔，猛烈地攻击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他甚至于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人性罪恶的渊薮，是骄傲、野心、贪婪和阴诡计之集大成的表现。这种态度和他的友人们的以及和他的辉格（自由）党的态度都大有不同，甚至于使得他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决裂。但也正是由于这部书，使得他成为了西思想界反对法国革命的保守派首席代表人物。他的声名为后世所知，主要地也是由于他写了这样一部书。”（该书序言）
以下是该书的一段摘录。伯克论民主问题时质疑说：
“古代人对民主制比我们更为熟稔。对于那曾观察过大多数这类宪法并且最理解它们的们，我还不是全然没有阅读过，我禁不住要赞同他们的意见：一种绝对的民主制，就像是绝对的君主制一样，都不能算作是政府的合法形式。他们认为那与其说是一种健康的共和政体，还不如说是它的腐化和堕落。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民主制和暴君制有许多惊人的相似点。关于这一点，我能肯定的是：每当一个民主制的政体出现像它所往往必定要出现的严重的分歧时，公民中的多数便能够对少数施加最残酷的压迫；这种对少数人的压迫会扩大到远为更多的人的身上，而且几乎会比我们所能畏惧的单一的王权统治更加残暴得多。在这样一种群众的迫害之下，每个受害者就处于一种比在其他任何的迫害下都更为可悲的境地。
在一个残暴的君主统治下，他们可以得到人们的慰藉和同情以减缓他们创伤的刺痛；他们可以得到人们的称赞，在他们的苦难中激励他们高洁的恒心。
但是那些在群众暴政之下遭受到伤害的人却被剥夺了一切外界的安慰。他们似乎是被人类所遗弃，在他们整体的共谋之下被压垮了。
让我们假定民主制并不具有像我认为它会具有的那种派系暴政的不可避免的趋势，并且假定它的本身的纯粹形式就具有如此之多的优点，正如我敢肯定它只是有在与其他的形式相混合时才会具有的那样；可是君主制在它那方面难道就完全不包含任何值得称道的东西了吗？
我知道谈论已成为过去的伟大政权的错误是何等之容易的一个题目。通过国家的一场革命，昨天摇尾乞怜的诌媚者就会转变为今天的严厉的批判者。
但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那个君主制的弊病，而在于它的生存权。法国旧政府是不是真的无法改造或不值得改造，以致于绝对需要立刻把整个的组织推翻，并为取代它而建立一座理论的和实验的大厦扫清地盘？
在衡量一种政体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作用的标准中，我必须认为该国的人口状况是一个十分确定的标准。一个国家如果人口繁盛并持续在改善，就不会有一个作恶多端的政府。
我并不把这种人口状况归功于那个被推翻了的政府；因为我并不喜欢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天意的恩惠的东西归功于人们的设计。但是这个被人谴责的政府并没有能阻碍、反而极可能是有助于那些因素发挥作用（不管那些因素是什么）——不管是属于土地的性质还是人民的功勤劳传统，它们在整个王国造成了如此巨大的人口数目，并在某些个别地方展示了那样的人口奇迹。
而我从不愿设想，一个根据经验发现是包含着有利于人口增长的原则（哪怕不那么明显）的那种国家组织，会是一切政治体制中最坏的一种。
国家的财富是另一项不可忽视的标准，根据它我们就可以判断某一个政府在整体上看是保护人民的还是摧残人民的。法国在其人口的众多上远远超过了英国；但我觉察到她在财富的对比上却远逊于我们；他们那里的财富不如我们这里分配得平均，财富的流通也不那么方便。
不论是谁，仔细考查过这个被推翻的政府前几年的作为，就不会看不到它在宫庭的自然而然的浮沉变幻之中，有一种朝着国家的繁荣和进步的真诚努力；他必须承认这个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在某些情况下是要彻底清除、在许多情况下是要大力纠正这个国家中过去所流行的各种滥用权力的作法和习惯；甚至于对于他的臣民人身的无限权力——那无疑地是与法治和自由不相容的——在运用中也已一天天地越来越缓和了。
政府本身远没有拒绝改革，而是以易受指责的便利程度向有关这方面的各种提案和提议者开放着。倒不如说它过多地被赋予了革新精神的面貌，而那又很快地转过来反对那些曾支持过它的人们，并以他们的灭亡而告结束。”（摘要）
近代英国至今还是君主立宪的混合政体，这与英国近代的霍布斯、洛克、伯克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潮有直接关系。同时也表明，历史中本来其实并没有什么普适性的民主化政改潮流。对此，我也还在更深入的阅读、思考和研究中。
200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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