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万里：国家认同与美利坚帝国的隐忧──兼评亨廷顿新着《我们是谁》
国家认同是国民团结和国家凝聚力的基础，是决定霸权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上的很多着名帝国，如查理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大英帝国以及当代苏联的解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同其国家认同的瓦解有密切的关系。国家认同危机就像机体内部的溃疡，很多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帝国因此走向衰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的进程使这个国家的认同始终处于动荡和再造的过程之中。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国家成为人类历史上空间强盛的帝国，与此同时，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也在其体内产生了国家认同的隐忧。
美国是一群欧洲殖民者的后裔建立的，移民的历史始终伴随着这个国家的兴盛和强大。移民怀着各种各样的“美国梦”从世界各地涌入这片“新大陆”，他们的智慧和勤劳为这个国度的繁荣和强大输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同时也带来了祖先留给他们的难以抹去的肤色、血缘、语言、宗教、习俗和文化，以及他们内心难以割舍的对于故土的牵挂和关怀。作为公民个人，移民在向星条旗效忠的同时，身上依然保留会祖先的印记、传统和血脉。作为国家整体，美国是由众多移民群体叠加起来的，时刻需要寻找共同的机体和文化因子来维系国家认同并在世界上表征自己。
历史地看，美国国家认同问题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当一群人宣布美利坚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体的时候，这群人基本上都来自共同或相近的血脉和文化，有着明显的机体和文化特征：白种（White）、盎格鲁－萨克森人（Anglo-Saxon）、清教徒（Protestant），统称WASPs。这群人创造了美国，缔造了美国的宪法，控制着美国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他们的族裔、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特征也构成了美国的主体认同。以WASPs文化为基础的“熔炉论”认为：美利坚特殊的“气候、政治制度、宗教和工作”环境会将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移民熔制成具有同样品质和理想的人。这种“一元”化的美国国家认同思想主导了20世纪初的“美国化”运动。1909年，一部以《熔炉》为题的剧本将美国比喻为能使“所有的欧洲民族……熔化和再生的伟大熔炉”，戏剧的结局是来自欧洲各地的新移民欢呼自己被改造成了美国人。
然而在“美国化”运动达到高峰的同时，一些思想家也指出了少数族裔尤其是有色人种在“一元化”国家认同中面临的两难处境，这种处境与其在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地位息息相关。着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写道：每个美国黑人始终生活在两种并存的意识之中，“我到底是谁？我是美国人，还是黑人？我可不可以同时成为两者？我是不是有责任尽快停止成为一个黑人而变成一个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黑人同其他美国人一道共同浴血奋战，摧毁了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然而在国内却依然受到种族歧视。这种状况催生了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及以多元文化主义为核心的美国国家认同。
面对杜波伊斯提出的问题，多元文化主义的回答是：我既是黑人，也是美国人，因为美国的社会、文化和传统不是某个单一的种族或族裔书写的，美利坚民族的认同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每个种族和族裔在国家认同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它们的语言、文化、传统特征都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每个族裔都有权争取同群体认同相关的权利和利益。随着民权运动的深入，多元文化主义以“多元论”彻底摧毁了“一元论”和“熔炉论”，成为美国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政治正确性的标准。
此外，多元文化主义还进一步促进了美国族裔关系的多元化。首先，在政治上，黑人和其它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地位得到了保障和提高。1965年的《选举权法》扫除了对黑人选举权的限制，黑人参政的数量大大增加。1964年，美国全国只有103名黑人担任民选官员，而30年后增加到8,500人。1970年，国会的中的8名黑人议员组成了“黑人党团”，到1996年扩大到41人。现在，拉美裔议员也在国会中组成了类似的组织。
其次，通过“肯定性行动”等政策，少数族裔的教育、经济和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美国大学毕业生中的少数民族比例从1960年的6％上升到1988年的20％。越来越多的黑人和少数族裔出现在美国政府的高层。
2001年在保守色彩相当浓厚的布什政府里，鲍威尔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国务卿，黑人女性赖斯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2002年美国奥斯卡金像奖，黑人影星丹泽尔•华盛顿和“黑珍珠”哈莉•贝瑞同时荣获最佳男女主角奖，黑人成为典礼上当之无愧的主角。
最后，1965年的移民法废除了实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性政策，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三波移民浪潮。到1990年，共有1,600万新移民进入美国，其中1,200万来自欧洲以外的地区。白人占人口的比例从1960年的88.6％下降到1990年的75.7％，30年间下降了13个百分点。在这个统计的基础上，考虑未来60年移民的来源趋势以及各族裔人口自然出生率，到2050年白人将勉强占到总人口的一半。这就意味着，现在所谓的“多数”、“少数”的概念到了21世纪中叶将出现质的变化。
新的移民浪潮使美国人口结构中的多元种族和族裔的色彩会变得更加鲜明。目前，拉美裔已经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3％，超过黑人成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进入美国的拉美裔移民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受到语言、教育、就业和收入水平的影响，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和文化的难度很大。现在，2600万美国人在家里说西班牙语，其中1370万人不能“很好”的说英语。拉美裔移民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只占成人的49.6％，大大低于全国86.6％的平均水平。美国公民的30.9％的拥有专业和管理岗位，其中亚裔为38.7％，欧裔为38.1％，非裔为36.5％，而拉美裔只有12.1％。此外，拉美裔移民的归化入籍率只有23％，而其它族裔移民平均为69％。
拉美裔移民另一大特点是居住地十分集中。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是一个典型的“拉美化”城市。拉美裔居民占城市人口的2/3，其中古巴裔占了一半；75.2％的居民在家说西班牙语，只有31.1％的居民能够流利地说英语。因此在这个城市生活更需要懂西班牙语，而不是英语。拉美裔移民居住地的集中在政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0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就是依靠佛罗里达的24张选举人票登上总统宝座的，当时布什赢得了佛州82％的古巴裔选票，尤其在迈阿密周围几个县获得了关键性的、微乎其微的多数。迈阿密的古巴人得意地宣称是他们决定了布什的当选。随着2004年大选的临近，很多观察家都不失时机地指出，拉美裔的选票将再次决定下一任白宫主人的归属。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主流社会的政治家们纷纷迎合拉美裔选民的口味，布什主动用西班牙语发表演讲，他的墨西哥裔的弟媳妇也成为值得炫耀的政治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美国族裔结构的变化及其引发的民族认同危机是在多元文化主义占据意识形态主导的背景下发生的。多元文化主义确立的政治正确性标准使得美国主流社会不得不认可近年来在族裔结构和族裔关系上发生的变化。除此之外，多元文化主义对于解决美国的国内政治危机，加强美国的国家凝聚力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王缉思教授在分析冷战后美国霸权的国内根源时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霸权的力量源泉之一。
不过，多元文化主义也确实对目前依然占据主导的美国WASPs认同构成了尖锐的挑战。1998年2月，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了一场足球赛，比赛双方是美国队和墨西哥队。在9万多球迷云集的赛场上，放眼望去是“一片红白绿三色旗（墨西哥国旗）的海洋”。球迷们在演奏美国国歌的时候起哄。当几位美国球迷试图展示一面星条旗的时候，遭到了水果和啤酒罐的攻击。一位美国球迷向《洛杉矶时报》抱怨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竟然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升起一面美国国旗！”这篇报道十分生动地反映了近年来，随着大量新移民的涌入，美国民族认同面临的某种程度的危机。这些挑战也引起了一些保守派思想家的忧虑和质疑。
在质疑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家中，最为中国学界所熟悉当属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2004年4月，他出版了一本题为：《我们是谁：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的新着。他公开描绘了美国民族认同面临的四大挑战：首先：苏联的解体消除了美国安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明显的威胁，同时也降低了民族认同相对于次民族、跨民族、双重民族以及他民族认同的重要性。其次，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侵蚀了美国认同核心要素的合法性，美国的核心文化和美国信念遭到了质疑。再次，1960年开始的第三波移民大潮将主要是拉丁美洲和亚洲人送进了美国，而不再是欧洲人，这些移民在文化和价值观在本质上不同于美国。最后，新移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使用相同的非英语语言──西班牙语，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亨廷顿认为，由于美国民族认同中的族裔和种族要素的消失，加上文化和政治要素受到的挑战，美国认同的前景堪忧。第一、美国可能丧失其核心文化，而成为多元文化。虽然美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还认同美国信念的原则，但族裔、种族和文化的多元化将使美国变成一个松弛的邦联，就像当年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或俄罗斯帝国一样。第二、1965年之后涌入的拉美裔移民可能使美国社会加速分裂，变成语言上（英语/西班牙语）和文化上（盎格鲁/拉丁）分立的两个社会，叠加或取代原有的黑人与白人的种族分裂。第三、对美国核心文化的挑战可能引发本土美国人的反弹，引发新的种族主义，从而导致国内种族关系的紧张和族群间的冲突。第四、亨廷顿希望，全体美国人不分种族和族裔共同复兴美国的核心文化，“重新认同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认同盎格鲁清教徒价值观，说英语，维持欧洲文化遗产，以及认同美国信念的原则”。
实际上，亨廷顿对美国认同的忧虑由来已久。早在10年前，他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把冷战后的世界冲突概括为主要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一惊世骇俗的观点使其在国际关系学界名噪一时，同时也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大批判和大讨论。当时，在国内众说纷纭的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中，李慎之先生指出：亨氏提出“文明冲突论”，表面来看是在谈国际政治问题，其实深层关切乃美国本土政治问题，不过有碍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正确性”，一些话语不好在美国国内明说罢了。现在看来，正是2001年的“911”事件给了他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忧虑、质疑和想法用一个问号和盘托出──“我们是谁？”他的答案十分清楚，我们就是WASPs，而抛弃WASPs核心文化和价值观的多元文化主义只能使美国“国将不国”。
毫无疑问，亨廷顿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中一部分观念比较保守的人的忧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亨廷顿的观点究竟只是代表了美国社会中一小部分人的意见，还是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意见？至少在目前，美国社会至少在表面上依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和种族、族裔多元化的趋势，或许美国社会的族裔多元格局已经使这一趋势不可扭转。但是，也不能排除“沉默的大多数”只是因为暂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压力而不敢公开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而这一“沉默”或许有一天会爆发出来，毕竟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命脉仍然掌握在主流的WASPs手上。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美国的民族认同，而且还关系到美利坚帝国未来的兴衰和走向。
2004年8月21日于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
（余万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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