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内涵

新的“文化热”的兴起——文明认同是文化，经济效率是文化，市民社会也是文化——在关于资本的意识形态中并非没有受到挑战。经新古典经济学完善的纯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对冷战后的世界仍然是极为有力的阐释框架，但它全然忽视了随历史进程而变化的文化差异。根据这种观点，全部的问题都归结到一种具有普适性的解决办法上，即降低成本的竞争，并认为在这种竞争机制的压力之下所有的社会都会渐渐趋向平等。把这一观点理论化的是美国重要经济学家保尔·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他认为，文化的优势或工业化政策并不能避免自由市场竞争：所有的社会或早或晚都将达到一个共同的水准，这是普遍的和不可改变的。
克鲁格曼的理论正作为一种具有同质性的系统得到重新确认，无论是对特定的霸权力量还是对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均是如此。但是今天它被一种同是市场普遍主义但却更为悲观的说法投上了阴影。提出这种极具说服力的更加阴暗的看法的是美国思想家、军事战略家爱德华·路特瓦克(Edward Luttwak)。他的观点正与克鲁格曼相反，认为当今国家间的竞争要求国家寻求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地缘经济学”，以便把竞争优势扩大到最大限度，如果必要的话就采用补贴和保护的方法。然而，路特瓦克总的看法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如涡轮机一样压力日增，其技术力量从根本上加速了社会变迁的速度，摧毁了每一种传统的、职业的和个人的保障，这一令人不可忍受的倾向正出现在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人民面前。“现在，甚至在经济零增长的时候，结构性变迁也非常迅速，而当经济的确在增长时，变迁的速度就更快。发动机如此旋转着，碾压着芸芸众生和人际关系，甚至当它停止不动的时候，也是如此。”无论是传统的右派和还是老式的左派对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风暴都无力回应。所以巨大的政治空间就留给了“质量上乘”的法西斯党派，它通过为全球化设置障碍，增强了如今居于主流的白领大众的保障地位。路特瓦克写道，“没有必要一定要知道如何拼写‘礼俗社区’(Gemeinschft)或‘法理社会’(Gesellschaft)才能辨认由今天的涡轮式资本主义产生出来的法西斯偏见。”斯宾格勒以前的结论，在不同于他本人所确认的情况下，又重现于今天的世界中。不过不是资本主义终结了乌托邦，而是对于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式的观念，即把资本主义视作一种平和的稳定的秩序的观念，在这里终结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关于时代的阐释都来自右翼，或中间派。那么左翼呢？在左翼的领域有一种洞见，以极为惊人的想象力提出了理论上的对立面。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包含了关于时代的具有同质意义的理论难题。詹明信阐明了当前保守主义话题的发展方向，并指出这是以“历史的衰落感”和“空间的新兴感”为标志的时代。詹明信把文化看成是理解时代特性的主要手段，但却是在全然不同的理论范式下来处置这些难题的。这比任何右翼的思想家的理论都更具有一致性并且难以反驳。然而，这里的文化既不是区分多种文明的界碑，也不是识别生产效率的分类编码，而是一件资本主义新阶段的非凡的法衣，它同经济自身一同不断扩张，并第一次真正像行星般地在全球周游。换句话说，文化现象并不与全球化现象相对立，而是全球化现象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现；而经济的发展，与其说是受到多种文化动因的制约，不如说是被某种决定了生产和消费方向的单一文化因素所左右。这种所谓有单一的文化因素，正是后现代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从本文一开始起就讨论的这两个著名的概念，是怎样在确定其意义的理论斗争中一次又一次意外地受到政治的制约。文明，一度是进步的启蒙思想一面令人骄傲的旗帜，在德国保守主义手中却变为一个颓废的污名；市民社会，这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术语，在当代自由主义的词汇表中变成了值得称赞的引人注目的事物。这些蜿蜒曲折都导向了右翼理论，而在詹明信所赢得的对后现代这个术语的控制权中，我们又看到了另一面。这个原本是自足的或非政治性的并与现存秩序有共生关系的术语，被革命性的左翼用惊人上的智慧与能量改变了原意。在这个抗拒革命的霸权时期，人们所熟悉的每一个左翼的航标看起来都沉没在自波旁王朝复辟以来未曾有过的狂喜的反动浪潮之下，左翼在种种历史变迁中却终于获得了理论上的胜利。毫无疑问，它提供的认识当代世界的框架，是这样令人难忘地——既充满诗意又讽刺刻薄地——抓住了充分同质化了的文化世界中居民们最深层最鲜活的生活经验。
在詹明信的叙述中，后现代性既是全球性的又是地区性的，它所形成的多国资本的世界空间，并未耗尽地球资源或历史资源。后现代是一种文化“要素”，而非一个完整的系统。它可以容纳那些残存的或突然产生的反对它的种种文化形式。在这个(无论比过去任何时候复杂多少倍的)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分裂为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的许多地区的条件下，它还能怎样呢？詹明信指出，在目前，还没有新的集体劳工力量能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与多国资本主义争夺霸权的势力。在发达资本主义的领地内，“我们还处于低潮，没有人能说明我们还要在这种状态中呆多久”。但是，将后现代、现代和传统主题统合在一起的新的文化创造和政治对抗形式在中心之外继续繁荣发展。詹明信在台湾看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最令研究者振奋的国家电影工业，他写道，“这是因为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即使是中心也被边缘化了，关于边缘的不平衡性和来自晚期资本主义经验的不平衡发展结果的表述，要比衰落的中心所能作的任何表述更加强烈有力，更加意味深长，而且，尤其是具有更加深刻的象征意义。”由后现代性所书写的资本主义空间的重大扩张也意味着这一点。“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非殖民化与国家解放运动的巨大浪潮之后，世界各民族的新的自我意识”已经滋生出来。这里，文明和文化的保守主义理论家的预言也有了人口统计学上的依据，那就是“各民族中所共有的趋势的日益扩大”。
在詹明信所描绘的全球秩序的格局内，我们达成了关于民族、国家和地区作用的认识。民族文化为抵抗全球资本主义霸权的百宝箱到底提供了多少东西呢？能否说它们比多国消费主义的商业文化在本质上更加流行呢？它们同地区性文明有什么关系？它们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提供了什么遗产？这些都是大问题。在这里我只对这些问题发表一些简要的看法。
民族文化的概念包含了两种因素的融合：被理解为在任何特定社会中的高级艺术与思想的集合的文化，和被理解为日常生活风俗、实际上的生活习惯以及同一社会的惯例的文化。当然，这是人们熟悉的两种用法——分别为审美的和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被视作一个整体的民族文化无法逃避或超越社会的阶级。它不是居于各阶级之上的一套共同价值，而是——正如列宁正确地指出的——体现着特定社会中所有阶级的生活经验，否则它就不是民族的。但是这种体现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民族文化在一个或若干个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下，这(些)阶级对权力和交往的控制最终将在记载文化的石碑竹简上打上决定性的烙印。一般说来，剥削阶级控制民族文化中大多数艺术和智慧的成就，这是由于它占据了不同于劳工的优越位置，他们有闲暇和知识；然而正是在劳工阶级中可能逐渐产生许多日常生活中非正规的习俗和实践。很明显，这只是大致的分布状态：诗歌和音乐(不仅是起源，而且常常包括其再生)产生于民歌；绘画和雕塑总保持在手工状态，这与手工艺的世界很相近；宗教教义与民间传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反过来，国家暴力和精英势力使得那些地位较低者逐渐驯服于体现了地位较高者的支配权的习惯做法和其中所包含的残忍。
一个民族文化中这些成分的特殊的混合方式将取决于从相关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抽取出来的各种力量的特有的平衡。换句话说，与其他民族文化比较，某一民族文化是倒退性的还是进步性的，取决于相应的历史和民族状况，这就需要我们每个研究者用不带感情色彩的眼光在我们自己的民族中尝试着辨别。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是葛兰西对意大利文化与法国文化所作的比较，他批评自己的文化遗产中缺乏他所谓的“民族—大众”(national－popular)的法国式传统。由此，意味着一个重要的更为深入的思想，即在意大利，文化的两个层面之间有着结构性的分离，从而每一个层面都被削弱，使得衰弱的、行将灭绝的知识系统与粗俗的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传说相分离。反之，在法国，雅各宾主义早已把它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同最为生机勃勃的民众的激情和利益焊接在一起。
正如这个例子所表明的，如果认为今天的民众运动必须总是优先运用它们的民族文化中从下层经验派生出来的资源，那将是错误的。这些经验中有可能沉淀着太多的失败，或者消极忍耐的记录太长，从而不能为今天情绪高昂的动员所利用。在某些情况下，倒可能是需要把武士或学者的而不是农耕者的传统从它们阶级的衰落中挽救出来，并使其为今天的民众运动服务。既然这是一些技能或价值，它们是前资本主义阶级的天然属性，若是这些阶级几乎总是在衰落的过程中同资本主义的规则发生冲突，那么在它们中间就常有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潜能等待着被释放出来并“重新发挥作用”。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传统从未与只在过去的残渣中寻求同盟军的庸俗的民粹主义有过关联。
再进一步说，即使当一种民族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从内涵相互冲突的混合物中蒸馏出来，倒进干净的器皿中，作为今天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地区性代理人的斗争中的强化精神时，其被地方主义或沙文主义重新捕获的危险依然存在。对付这一危险最有效的解毒剂无疑是地区性的团结。没有哪一种民族文化的内部拥有所有必需的资源，可以成功地抵御用卫星通讯武装起来的多国资本主义，也没有哪一个民众运动能够占有全部国际资源——它们都潜在地源于世界各地的文化。恰当有效的办法是对全部地区性文化遗产资源的主动意识，这些资源在支撑相邻和有关文化(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起着作用。拉丁美洲在传统上是富有这种形式的国际主义的大陆。欧洲联盟至少提供了一个框架，只是直到现在还缺少相应的实践。在这方面东亚比拉丁美洲更像西欧，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东亚是一个被内部的自相残杀和征服以及外部侵略所分割的区域。但是它的机会在于遍及整个区域的相互交流和共同努力，其历史的联系特别悠远，没有任何先进的政治制度能够不顾它们而独自向前发展。
那么，我们开始时提出的那个术语“文明”本身是什么呢？让我们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它所陷入的两种用法都不足取。我们不需要虚假的宗教上的一致性，也不需要由文明冲突论的文化学说指出它们之间的冲突；我们也能够排除唯一的资本主义文明现在已遍及全球并使世界资源枯竭的经济上的借口——一个使事情简单化和为故事添加情节的姿态。传统的傲慢隐藏在这些概念的后面。它们使人们回忆起一个亚洲人圣雄甘地的话，当一个西方人问他对西方文明的看法时，他回答说：“那也许是个好主意。”这是我们在考虑一种全球文明的思想时应持的态度。当初启蒙运动使用文明这个词时，包括了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两个方面，也包括了它们在进入到一个人性和文明的世界中去的巨变。这一理想状态和它的反义词今天都没有失去其现实性。这个反义词总是：蒙昧。罗莎·卢森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了另一种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蒙昧？”对后现代的耳朵来说，这一口号可以另行表述为：我们的困境不是选择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还是多样化的资本主义文明，而是要资本主义还是要文明？文明在此指的是那个到目前为止刚刚露出头来的包含着差异和平等的领域。

-------我年轻，我渴望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