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同志的谈话和文章读后感
——有林
没有人怀疑，刘国光同志是一位对改革做出突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意见受到经济学界乃至有关各界的关注，是很自然的。
我完全赞成刘国光同志对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状况的估计，那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在上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边缘化。据我所知，这种估计完全符合事实，甚至可以说比这还严重。这种状况是不是只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存在，而不存在干部教育中呢？国光同志提了一下党校所发生的省部级干部班教育的事，但没有具体说。事情是这样的：前年上半年，一位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主讲教员，在课堂上大讲“经济人假定”，说人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 是“自私的”， 并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天经地义的。一家很有影响的大报，把这位教员的讲稿摘要登了整整一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位教员所宣扬的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应《中华魂》杂志之约，周新城同志写了一篇批评文章，题为《向高级干部灌输什么样的经济学？》，发表在该年第九期杂志上。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关注，并请周新城有针对性地通过正面论述的形式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较短的文章。批评算是批评了，但是后来听说这位教师我行我素，依然用他从西方贩来的错误观点教育我们的中高级干部。
上边说的是经济学的情况。别的学科，如哲学、法学、史学、文学等的情况怎么样呢？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也赞成刘国光同志对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建议。
下面简单谈一下读刘国光同志的谈话和文章后的感想。
第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教学和研究，特别进行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理所当然的。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培养不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弄得不好，还可能用国家的钱（归根到底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为自己培养掘墓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而是要同实际相结合，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要不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要不要借鉴西方学术观点中对我有用的东西，而是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说得严重一点，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实际情况向我们表明：各种资产阶级思潮大量向我们涌来，有的甚至大有成为主流之势。刘国光同志正视现实，并表示忧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是勇于坚持真理的表现。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个完整的体系，把其中任何一项基本原理否定了，都会使其残缺不全，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怀有系统的资产阶级理论观点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是不以为然的。但是有些学者并一定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但其做法是不值得赞同的。一种做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行“挖心”。如说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严重缺陷，提出把许多重要内容从中排除出去，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徒具虚名；又如用萨伊的效用论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而否定剩余价值理论；再如以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和法学观取代马克思的国家和法的理论，并企图以此影响我们的立法工作；如此等等。
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整性还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常常针对不同的倾向，强调问题的不同侧面。我们的任务是从统一中理解他们的话。有的学者却不是这样。他们出于自己的需要，习惯于抓住马克思和恩格思针对一种倾向而突出强调的话，把它孤立起来，为所欲为地加以发挥，并引伸出荒唐的结论。最明显的例子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前期所做出的论断和后期进行的发挥对立起来。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面对的论敌主要是历史唯心主义者，因此他们着重强调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在恩格斯的晚年，出现了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现象，即认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而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似乎都没有什么作用。这时，恩格斯不得不回过来，批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着重阐述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经过恩格斯的进一步阐述，使历史唯物主义更加完满，更加使论敌无空子可钻。可是我们有些学者，常常是顾头不顾尾，抓住前边的话大做文章。这就把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给割裂开来了。
在我看来，割裂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很坏的学风。别处的文章且不说，《刘国光旋风实录》中反对刘国光同志观点的文章，有些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第三，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一致的。只有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要强调从事教学和科研，要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讲话、写文章，要从维护社会主义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从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作为人民的主体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出发。刘国光同志的谈话和文章，明显地贯穿着这样的出发点。可是有那么些“著名”经济学家却反其道而行之。其中有的为外国垄断资本集团说话，有的为少数富人说话，可就是不为国家和民族说话，不为“弱势群体”说话。可是当出现问题时，他们中有的人又以工人和农民代言人的面孔出现，给国家出力所不及的馊主意。其目的可想而知。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科学从总体上和根本上说，是有阶级性的，是同人们的根本利益相联系的。政治经济学更是如此。那些卖力地贩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人中，有些是理论观点问题，有的除此之外是否还有点别的东西。没少听说一些著名经济学家通过各种名目和形式拿内外资本家的“资助”和“报酬”，有的本身已经成为资本的所有者。如果情况属实，就应了“屁股指挥脑袋”那句话了。
把我的发言归拢一下，就是：一定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尽最大的可能减弱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青年的毒害和对干部的误导。
说到这里，我想到我国现行宪法总纲中的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腐朽思想”。规定得多么好啊！我们现在不是在进行普法宣传吗？我建议在宪法宣传中，很好宣传这一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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