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的俄罗斯面临着它在20世纪初曾遇到过的问题：或者以渐进的方式解决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或者引起革命。
1917年二月革命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这两位俄罗斯著名的思想家不得不在这两个“或者”之间做出选择。历史最终选择了谁，这已人所共知。但当代现实将会选择何种立场，是普列汉诺夫的立场还是列宁的立场，却仍是一个疑问。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与我们的时代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对普列汉诺夫的论著进行一番考证和分析。在苏维埃年代，这些论著曾被束之高阁，因为官方的思想家们不能原谅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与列宁决裂而倒向孟什维克。
格·瓦·普列汉诺夫(1856-1918)是19世纪和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和奠基者，建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他的哲学才华曾受到恩格斯的赏识。自1883年至1917年，他一直侨居海外（法国、瑞士、意大利），远离祖国长达34年。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在侨居海外期间撰写了大量的优秀文章，为未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即使在目前仍有其价值和意义。我们将就其中对当代俄罗斯人最为重要的结论加以研究和分析。
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普列汉诺夫第一个指出了把人民理想化的危险，第一个指出了在决定革命意识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时号召革命的危险性。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他勇敢地公开宣布，俄国的未来将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既阐述了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也阐明了当时仍受民粹派和民意党思想影响的俄国社会主义知识界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普列汉诺夫无情地批判了民意党人关于通过农民村社使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幻想。他论证了资本的历史使命，指出资本为俄国无产阶级这一新的生产力扫清了道路。不要改良的革命是不存在的——这是普列汉诺夫的信念。
普列汉诺夫认为，在社会革命力量（工人阶级）成熟之前是不能催促和迫使历史走向革命的。他指出，民粹派革命急躁情绪的根源就在于，他们试图主观主义地将革命的愿望强加于历史。普列汉诺夫的这一结论在当前仍未失去现实意义。难道我们没有急躁情绪而试图超越阶段，用个人意志代替现实可能吗？多么美好的愿望啊！但恰恰是这种美好愿望铺就了通往地狱之路。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方面是人们对于强使我国资本主义化的合情合理的愤慨，另一方面是对现存的、在生产中居统治地位的“人对人像豺狼”原则的反对。这一原则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目前的经济混乱。也不可能不这样，因为目前的俄罗斯资本主义只能有条件地被称作资本主义。
我们认为，在用暴力摧毁社会主义方式之后，我国陷入了一种即使十个马克思也难以解释清楚的状态。所谓的俄国资本目前并未履行资本主义的任何一项历史使命，它并未形成大工业生产，因而也未能为第一生产力（工人阶级）的发展创造相应的条件。相反，它破坏了科学工业生产，而且毁坏了科学的基础，而没有科学的现代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资本打碎了工人阶级，使它失去了最主要的、最有觉悟和最有文化的阶层——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他们被兑换了，被众我的戈尔巴乔夫式的合作社吸收了。这个资本是从苏联时期违法的灰色资本中成长起来的，在“改革”年代正式走到了前台，而到私有化猖獗（财产的再分配）时期则达到了惊人的规模。
为苏共错过的机会而痛心表明人们已顺从了现实。而现实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很快实现，即使共产党人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也一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随着财产的再分配而消失了，这符合人民的意愿和社会道德吗？符合，这一点非常明显。统一的意愿和道德已不存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意识危机的环境里。如果指望社会主义意识的“基因”能比畸形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更加坚强，指望人民明天能回心转意，那就只能是空想，是把人民理想化的危险倾向。关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早就讲过了。
甚至在苏联时代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从而出色地建立了私人企业的一部分人也患有急躁病，他们指望能尽快跨入社会主义。笔者有机会和一些思想上属于苏联派的企 业主进行过多次交谈。谈话内容大体如下：
“只有社会主义，而且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国家。”——对方说。
“可你知道，目前要建立国家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社会就要大爆炸了。”——对方反驳我。
“何时大爆炸？”
“总有一天会大爆炸。也许就在今年冬天。”
“这您已经讲过多次。可是，如果发生大爆炸，您不就得放弃自己的企业吗？”
这时很少有人会说“是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出现沉默，而后谈话转向别的话题。
历史是严酷的，她会让每一位不尊重历史的人无地自容。普列汉诺夫喜爱讲的一句话是“历史是最伟大的辩证主义者”，而且他不止一次地详细论证过这种观点。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观点很值得学习。他对社会意识，特别是对工人阶级觉悟的分析也很值得学习。就像一位诊断精确的神经外科大夫，普列汉诺夫在19世纪80年代揭示了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状况，并做出了无情的评判：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也必然是落后的。
读者也许会愤怒：“一个优秀的社会主义者却号召发展资本主义！”尊敬的读者，请不要急于控诉。如果读一读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你就会明白，只有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才能使工人联合成为一个阶级，并把它变成资产阶级的对立物。这一马克思主义真理正是在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了论证，他关于19世纪末俄国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分析对我们极为珍贵。从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极有教益的东西。对于这个无产阶级，用古典马克思主义是无法理解的。难道普列汉诺夫的论断对于我们评论目前俄罗斯工人中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宣传的危险没有教益吗？正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创始人第一个证明了上述危险同经济中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因素之间的联系。他教育社会民主党人，由于时时担心遭到破产，小资产阶级随时准备进行革命冒险。他们用革命的旗帜掩盖了其反动的思想。对于形成中的无产阶级觉悟来说，他们是思想毒素。不是吗？我们中间难道没有鼓吹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的思想家吗？
在这里，回忆一下普列汉诺夫对所谓“绝对原则”拥有者的无情鞭挞是十分适宜的。他将这些人无情地暴露在历史事实面前，并经常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论那些穿着社会主义（目前是共产主义）华丽服装的人时讲过的下列话：“他们既不需要研究事实，也不需要思考，他们早就备好了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且药到病除，就像某位‘名医’对每一位患者都用同样的疗法：服泄药和灌肠。”
普列汉诺夫多次讲道，不应当过多地去关注那些天才人物的思想成果，而首先应掌握其思想方法，它可以教会我们辩证地思考问题，注意事件的不同时间和地点。有这样一些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没能掌握辩证法。但也有一些人，他们很好地掌握了辩证法理论，但却又认定“一切都应当按照1917年十月革命的样子干。”第一种人是犯了诚实的错误，第二种人则有意无意成了俄罗斯破坏者的帮凶。我们不是散布不信任的种子，而只是提醒大家在政治斗争中要保持警惕性。这是因为政治斗争的赌注是巨大的，即祖国的命运。
俄罗斯从手推磨向织布机和轧钢机的转变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是在保留封建专制制度的情况下病病歪歪地长入资本主义的。这种现实显然不能不反映到现代生活中。辩证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正确地指出：“在所有历史中不存在环境完全相同的两个因素。”然而，19世纪末的俄罗斯与21世纪初的俄罗斯却有着某些相似之处：由于阶级结构的未成型而导致的社会意识危机是一样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思想不统一、摇摆不定和缺乏坚定的信念是一样的，对领袖至上主义（包括共产主义领袖至上主义）的向往也是相同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某种生产关系遭到破坏而另一种生产关系尚未成熟所带来的结果。雇佣劳动者的无产阶级意识因此也只能处于落后状态。当然，想要超越历史的人也有，而且还很多。他们对目前工人阶级四分五裂的状况不加考虑，而把劳动群众的每一次抗议活动（如“钢轨之争”、短暂的罢工、矿工在莫斯科戈尔巴特桥上的静坐等）当作他们明天进行激进活动的准备阶段。他们不明白，俄国无产阶级还刚刚在形成中，其阶级意识尚待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发出的任何关于夺取政权的政治号召都不可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革命口号极其响亮和诱人，但工人们的斗争却是零散的，而且正日渐平息。
在这里，很值得听一听普列汉诺夫的忠告。他认为，必须学会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并努力去引导这一进程。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必须把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俄国无产阶级的意识中。我们不会忘记，苏联的教育和培养并非一无所获，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年一代人的心中拥有广阔的空间，严酷的现实使其在目前仍具有现实意义。
即使对于未来，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他指出，思想就是力量，离开思想的指导工人运动就只能是不自觉的、自发的运动，工人们就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以前号召完成这一思想建设任务的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现在则是共产党。但是，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采用不同于沙皇俄国时期的做法。那时不存在从彻底毁灭中拯救我们的国家和复兴俄罗斯的问题。现在，这些问题却成了主要问题。俄罗斯处在生死存亡之际，一切就如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一样。因此，如果社会主义宣传脱离了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就将一事无成。也就是说，必须开展积极的爱国主义的社会运动。
目前，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须要经过重建国民生产（包括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恢复国家安全、增强人民的思想、道德和身体健康、重建强大的军队等过程。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是历史的要求。今天，理解这一点是如此重要，就象19世纪末人们认识专制制度必然灭亡一样。格·瓦·普列汉诺夫不仅认识到而且公开阐明了这一点，这恰恰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俄罗斯爱国者。
伟大的辩证主义者
为了使俄国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专制制度窒息了自由思想的任何表现，窒息了国家的生机，使国家陷入社会、经济和政治落后的状态。人民则处于无权的地位。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未使普列汉诺夫满意。后者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对这一思想，普列汉诺夫至死深信不疑。
然而，与西方相比，俄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发达的资本主义，这促使普列汉诺夫产生了一个重要思想，即要把俄国无产阶级改造成一支革命力量，应当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渐进过程。普列汉诺夫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将是极其遥远的未来的事情。他不止一次地讲过，俄国资本主义还没有成熟到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程度。他援引西方的经验，把最近的将来看作是争取资产阶级统治的时期。他是如此坚信必须有一个长期的进化才能走向革命这一思想，以至于在1917年意外地经历了其人生的悲剧——在自己的祖国他成了无人接受的人物。
如果我们说列宁是完全反对普列汉诺夫的，那我们就是在违背真理。首先，他们二人都热爱自己的祖国，祖国的命运决定了他们每个人生命的价值。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认为，无论俄国拥有何种历史特点，它都不能脱离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对于每一个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来说，这些规律都是相同的。但列宁与普列汉诺夫有一个区别。这就是，他注意到了那个著名的前辈普研究过的现象，即俄国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列宁将俄国无产阶级与欧洲无产阶级作了区分，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很少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贿买（俄国没有殖民地），因此也很少妥协，而且它还经受了1905年革命的锻炼。俄国日益暴露和激化的矛盾促进了无产阶级意识的加强，这个阶级尚未脱离农村公社，并且十分熟悉俄国农民的艰苦生活。人们十分熟悉列宁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怯懦的鄙视。而普列汉诺夫则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根据西方的经验，主张自由资产阶级应在革命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然而，列宁注意到而普列汉诺夫没能注意到的主要方面，是俄国未来革命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在于农民（同工人阶级一起）构成了革命的动力。可惜的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农民是无产阶级潜在的同盟军。之所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农村公社的农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对外界知之甚少，而且在心理上尚未摆脱农奴心态。普列汉诺夫是19世纪70年代才对这种农民有所了解的。
随着资本主义向农村的逐步扩散，俄国农村公社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其内部出现了急剧的社会分化，逐步分化为富人和穷人。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对这种变化做出辩证分析的人。然而，由于他长期侨居国外，已不可能了解俄国农民命运的进一步变化。1905年革命后，革命思想开始迅速扩散到农民中间，广大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很快接受了这些思想，他们在20世纪初是农村公社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注意到了这一变化，普列汉诺夫则没能了解，因为他远离俄国，已落后于历史的辩证法。
对待农民的态度决定了未来革命的各个方面，首先决定了革命的人民性。
普列汉诺夫曾对巴枯宁进行了及其尖刻的批判，指出，与其说在巴枯宁面前辩证法发生了变化，不如说在辩证法面前巴枯宁发生了变化。但在20世纪初，这种评价同样也适用于普列汉诺夫。正是在辩证法问题上，列宁做出了更大的成就。他揭示和研究了世界经济政治的新现象——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揭露了新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指出俄国是这种矛盾的焦点。他阐明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并且得出结论：帝国主义的整个链条可能在其最薄弱的环节被挣断，革命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爆发（1914年）。俄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其阶级对立在专制制度下已尖锐到了极点。而在分析俄国的现实时，普列汉诺夫却仍停留在19世纪末的状态。还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立场上的分野就已显现出来。当时普列汉诺夫认为不应当为争取建立武装而斗争，列宁则主张积极争取建立武装。二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现在有一种偏见，认为“一战”期间普列汉诺夫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列宁则是一个革命者、国际主义者，因为列宁指望俄国在战争中失败，并且以他素有的意志和毅力去促使这一目标实现。我们不同意这种意见。
首先，我们指出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在“一战”前夕和俄国正式向德国宣战以后，不仅布尔什维克，而且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孟什维克以及立宪民主党人（自由资产阶级政党）都赞成使沙皇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方针。在俄国专制君主发出总动员令的那一天，立宪民主党的《语言》报刊载了一篇非常出色的文章。文章的将俄国比作一辆失控的汽车，很快就要倾覆。文章最后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到了该换司机的时候呢？”结果该报很快被取缔，刊有上述文章的报纸被没收。
1914年8月，爱国主义情绪笼罩着俄国。到处充斥着俄罗斯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曾因俄罗斯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而受到极大伤害。当时很少有人看到祖国所面临的灾难：在这场战争中找不到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利益，而且它并未做好战争的准备。很少有人了解，当时德国每平方公里国土所拥有的铁路长度是俄国的9倍，而在引起全国欢腾的总动员时期需要向1000公里以外的边界调运俄国士兵；在边界地区，德国士兵的数量是俄国的4倍；俄国开战时每门大炮只有850发炮弹，而西方军队每门炮则配备了2000-3000发炮弹；整个俄国军队只有60个重炮连，而德国军队却有381个。沙皇制度的腐化使军队对战争缺乏准备的状况更加危险。专制制度的死期已经到来。甚至连维特伯爵这位专制制度最狂热的拥护者也指出：“这个在精神上反常的制度是怯懦、无知、奸诈和愚蠢的大杂烩。”沙皇政权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然而，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却陶醉在爱国主义的狂热中，普列汉诺夫也陷入了爱国主义的窠臼，认为德国帝国主义比俄国更具侵略性。他对沙皇制度的支持事实上就是对专制制度的支持，而这种制度已经被历史所淘汰。这种支持也是对资产阶级的支持，因为资产阶级在战争中发现了自己的利益：俄国资本赞成开拓新的疆域，渴望加强在巴尔干、波斯、土耳其和蒙古的影响。而且，军事供货（粮食和武器）能带来极大的利润。
在战前曾积极撼动沙皇宝座的立宪民主党人不再主张推翻沙皇。孟什维克则厚颜无耻地保持着沉默。只有列宁挺身而出，号召将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即变为阶级的战争。他比所有人都更有远见，比普列汉诺夫看得更远。他指出：“战争给人民群众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不能不引起革命的情绪和革命的行动，为了总结和引导这种革命情绪与行动，应当提出国内战争的口号。”
在俄国，革命早已成熟。即使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爱国主义者，只要他善于思索也都明白这一点。俄国传奇式人物布鲁希洛夫将军在“一战”期间坦率地讲道：“至于我，我清楚地意识到，在1905——1906年革命的第一次冲击波之后必然会有第二次冲击波，而第二次冲击波将是这场可怕的长期战争的必然后果。作为一个衷心热爱俄罗斯的忠诚战士，我只希望实现一个目标，即努力使俄罗斯赢得这场战争。”一个爱国将领的这种良好愿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历史是循着自己固定不变的规律向前发展的，战前就已经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并不会因为战争爆发就一下子消失掉，相反战争却使人民的苦难增加百倍。这一点列宁明白，而普列汉诺夫却未能理解。可叹的是，正是普列汉诺夫本人曾讥讽过民意党人，指出当美好的愿望即将变成现实时，不应当让历史在原地踏步。
列宁没有兜圈子，而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在战争期间革命是完全可能的，而任何革命都是国内战争。为了不延缓专制制度的灭亡，为了不让专制制度将国家引向灾难的深渊，应当转向革命。顺便指出，列宁并非仅仅向俄国号召国内战争，而是向所有交战国号召国内战争，只有塞尔维亚除外，因为塞尔维亚是在为民族独立而战。是的，列宁讲到了欧洲革命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贡献。当然，作为一个辩证主义者，他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前又放弃了欧洲革命的主张。
1914年12月，列宁写了一篇文章——“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其中，他有意识地强调指出，他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也有同样的爱国主义情感：“我们酷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丽的祖国而感到无限痛心。”但这是革命爱国者的语言。是的，列宁希望俄罗斯战败，但他希望战败的是腐朽的专制制度的俄罗斯，是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俄罗斯，正是这个俄罗斯将伟大的俄国人民推向了大屠杀，他希望这个俄罗斯失败，是为了使劳动大众的、人民的俄罗斯胜利。要实现这一目标别无他途，只有通过革命，而造成无数生灵涂炭、家破人亡的战争则是革命的催化剂。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历史正是沿着这条轨迹走过来的。1917年爆发了二月革命，这不是偶然的。历史证明列宁是正确的。
爱国主义情感是永恒的，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战”期间，热爱祖国就要求进行革命宣传，因为正是在爱国主义的烟幕下社会沙文主义活动猖獗，被拖入战争的广大人民群众成了本国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人质。只是在1917年10月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列宁才宣布，现在我们成了护国主义者。
不应当怀疑普列汉诺夫爱国主义情感的真诚。但无论怎样，我们不能不承认，普列汉诺夫违背了他曾明确阐述过的原则。历史是最伟大的辩证主义者，它对失败者的惩罚也是极其严厉的。普列汉诺夫由于支持沙皇政府和本国的资产阶级而背离了人民的意愿，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悲剧。在这方面，普列汉诺夫周围的人们（阿克雪里罗得、杰伊奇等）起了很大作用。他们远离俄国而侨居国外，无比崇拜西欧社会民主党，也十分景仰普列汉诺夫的名望。他们极力破坏他和列宁的关系，二者的第一次分歧出现在1900年。对于这次分歧，列宁十分悲伤，他当时讲道：“在我一生中，我从没有对一个人抱有如此真诚的尊敬和敬重。”这个人指的就是普列汉诺夫。
就我国来讲，历史的辩证法在列宁一边。这体现在二月革命之后的1917年4月。当时，临时政府将国家引向了极为危险的境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灾难日益临近，自由资产阶级在管理俄国方面的无能暴露无遗。列宁回到祖国后认真分析了形势，并向党和人民提出了使政权从资产阶级和平转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纲领（不给临时政府任何信任！）。这个纲领在历史上被称为“四月提纲”。实际上，当时列宁是主张通过渐进的途径走向新社会的，但后来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普列汉夫强烈反对列宁的提纲，指责列宁一派胡言。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此进行批判，文章的名字是“论列宁提纲，或论为什么胡言乱语有时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其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走到尽头，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为时过早。一切都证明，由于俄国正在战争的悲惨和痛苦中苦苦挣扎，并且正由于官僚们盗窃国库和人民饥寒交迫而陷于困境，国家因此正滑向灾难的深渊。在这种情况下，向新政权和平转移的良机已经失去，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必须站在临时政府一边。抽象的辩证法将普汉列夫引向了一个可悲的境地。而历史却是活生生的，新的革命并未止步不前，1917年10月革命取得了成功。人民拥护列宁并且支持布什尔维克执掌政权。
普列汉夫不接受十月革命，但并不反对它。当臭名昭彰的恐怖分子鲍里斯·萨温科夫建议他出面领导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时，他断然拒绝了。他对兄弟相残的想法极为厌恶。那么，普列汉诺夫关于通过渐进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因此就毫无意义了吗？如果这么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苏联历史已证明了这一思想的价值：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富有成效地运用了这一思想，而且当时普列汉诺夫仍然在世（他是1918年5月30日去世的）。5月5日，列宁完成了他的“论左派幼稚性与小资产阶级性”一文，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渐进问题，论述了在苏维埃政权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指出，我们走到了社会主义，现在必须研究社会主义。党内其他人都不理解，也没论证过，革命没有也不可能使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变得异常迅速。苏维埃政权是实现这一过渡的主要条件，但也仅仅是条件。除此之外，由当时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占优势的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条件，由此就产生了在过渡时期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还在国内战争前甚至更早，列宁就已得出了这一结论。只要读一读列宁在1917年10月革命前完成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就可证实这一点。
在《论“左派”幼稚性与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列宁写到：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后，国家只是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时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个进步……我国的投机商时此时彼地在破坏国家资本主义（粮食垄断、受监督的企业主和商人、办合作社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外壳……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有的东西（全民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实的经济状况前进一步。”列宁进一步论证道，国家资本主义保留着大生产，抑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克服市场无政府状态的良药，而且有助于国家对经济的管理。
列宁的这些思想是多么切合目前的现实啊！在我国，私人企业家集团尚未形成，但已处于形成阶段，这些私人企业家们已经意识到寡头资本国家的危害性。这种寡头资本不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而是以大肆洗劫国家资源为基础的。爱国主义情绪目前在企业家中越来越强烈，他们迫切需要国家的保护和扶持，他们赞成实行国家监督，以制止过渡行为并为社会化经济的形成创造条件。
众所周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反映了俄国从遭到破坏的经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向社会主义渐进过渡的纲领。而黑格尔、马克思、普列汉诺夫的论著则是列宁经常阅读的经典著作，并构成了这一纲领的理论基础。普列汉诺夫逝世后，他的文献于1918年被完整地运回祖国。这是列宁吩咐办的，他明白，他这位伟大同胞的理论遗产将对后人研究社会主义十分有益。
结论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战略思想上是一致的，他们都主张使国家摆脱腐败的专制制度。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选择一项正确的策略：何时以何种方式能够更好地、更准确地实现目的。在策略上列宁表现得比普列汉诺夫更成熟，因为他直接生活在现代俄国的现实中，而不是从遥远的外部对它进行批判。但这是否意味着普列汉诺夫关于以渐进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观点已失去价值了呢？完全不是。正像我们试图证明的，正是列宁比别人更好地理解了这一观点的长期价值。现在我们应当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目前是否已存在通过渐进的途径防止俄罗斯陷入国家灾难的良机呢？本文正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应当说，这样的良机已经存在，而失去良机就等于犯罪。
叶利钦统治国家时期所建立的制度是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任何延长这一制度的企图对俄罗斯来讲都是极端危险的，不仅共产党人这样认为，而且那些不依附于任何政治观点和社会势力的爱国主义——国家主义者也这样认为。这一制度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之间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不仅得到了千百万穷困潦倒者的承认，而且也得到了那些富有但又为国家命运担忧的人们的承认。只有极少数人（寡头及其帮凶）才认为这一违法的官僚政权制度是他们的保护者。
早就需要制定一项救国纲领了。但目前的政府没有能力制定这样的纲领。政府成员中的大多数都是有害的自由经济政策的代理人。而这一政策仍在继续扼杀着人民，凌辱着伟大的俄罗斯民族。
如果没有爱国主义力量（首先包括俄联邦共产党）参与国家的管理，俄罗斯将会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正是现在，列宁关于支持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具有了现实意义。确切些说，现在迫切需要支持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以抑制得益于无政府状态的寡头资本主义，而且也有这种可能，需要的只是各权力机构的政治意志。目前是将依附于西方、受西方奴役的俄罗斯和平地转变为独立的、由劳动群众保障的俄罗斯的良好时机。不能再失去这个机会了，强大的俄罗斯只能依靠其内部力量，依靠多民族人民的统一和各种形式的爱国主义。否则，我国就可能像以前一样再经历一场革命。如果认为这场革命将会根据各政党的决议来进行，那就太天真了。对于俄国所有政党来说，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我们套用普列汉诺夫的说法：没有一个政党能够高喊一声“开始吧，革命！”或者“停下吧，革命，人们不要动！”
没有一位预言家知道，社会风暴很快就要到来。而且，甚至是很好地研究过我国历史的人也认为，只有当政权已无力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解决极端尖锐的矛盾时才会爆发革命。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已为此提供了根据，你不能违背它。但这都是无益的，毫无意义。人民不会起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不存在进行这种革命的基础。但社会的革命，解放国家的革命却是可能的，这种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
俄罗斯仍在沉睡，但沉睡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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