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良 译
这座现代学院就叫作圣凯瑟琳学院。牛津大学的许多学院不可能都跟着咖啡店的名字起校名，不过，我待过的那个沃德姆 (Wadham) 学院，听上去却有点百货店的味道。这个名字包含着理论思考的丰富材料，可以思考问答式教学方法和漂移的能指；思考被压迫者的模仿时髦和自我掩饰；思考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提到的戏仿现象，即贫困化的现在用神圣过去的诱人徽章把自己打扮起来；思考这里一无所有的男人们占有了一个女人的名字，那是一个殉道者的名字；还可以思考尼采的谱系学思想，把犯罪、失误、疏忽以及微小的机遇纠合成那些不动脑筋的人所称的传统。我笼统点一下这些话题，想尽快把它们打发掉，因为我不想把这次演讲花在我新来乍到的这个学院的名字问题上。我只想说，当我也模仿新潮、思考自己的谱系归属时，我无法回避那种十二分强烈的感觉，我经常在凌晨时分感觉到自己是因错就错地成了沃顿英文教授。但是，当教授总比失业好，所以我无意于对这份厚礼吹毛求疵。
其实，我根本不想对批评理论多说什么。杰弗里 . 埃尔顿把批评理论称为知识分子的闲话，我发现自己也越来越不能忍受在读者和文本之间横卧着一种不成体统的话语。你们也许已经注意到，有些批评语言的这个问题更严重。有些术语如象征、扬扬格、有机统一，以及美妙的质感等，把文学作品拉得离我们更近一些，而性别、能指、亚文本以及意识形态等术语却将作品远远地推开。总的来说，要谈宇宙景观，不要谈殖民主义，要谈美，不要谈资产阶级，这样做才有所裨益。我们可以谈论重压之下的人类状况，但是不要提到任何具体集团的人们受压迫的问题，否则文学就会误入社会的歧途。平常的语言就有“丰富的形上性”，从巴厘岛到纽约布朗克 斯区，人人都听得懂。“烈性的阳刚之气”只不过是那些与 C.S. 刘易斯和 E.M.W. 提亚德不在一条道上的人们的粗野行话而已，那些人硬要把他们烦人的意识形态见解引入本来是美学的问题。但是我不准备多谈理论，因为理论怎么看也像一座大冰山的端点、大工程里的一部分，总是要取消意义，摧毁标准，用《贝诺纪年》 (Beano Annual) 取代《贝奥沃夫》 (Beowulf) ，编撰一本只包括泰恩赛德民谣和岩洞图画的教学纲要。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是西方文化本身弥漫着危机。虽然并非所有地方都可以明显看到这种时代的风云剧变，尤其在牛津的考试里看不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应该用瓦尔特 . 本雅明的那句名言给自己提个醒，“一切照样进行”正是危机所在。
这一剧变的性质如何呢 ? 随之而来的无疑还有民族性的危机，凝聚一个民族的除了文化还能是什么呢 ? 不会是地理，这是可以肯定的：不管你在香港还是在直布罗陀海峡，你仍然可以是英国人。也不会是政治的国家：因为那种苍白贫血的统一性只能从阶级合作的生活形式体验中长出肉来。但是那种阶级合作的民族属性现在却因为一系列的因素而成了问题：出现了跨国资本主义，它像《荒原》那样随随便便地横穿民族国家之间的疆界；地缘政治在转型，发达国家正在把它们对着东方的枪口摆向南方；革命的民族主义冲击着宗主国中心；一种地地道道的世界性的文化以后现代主义的面目出现了；在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社会里，出现了种族的杂多性。除了这些因素，像我这类厚着脸皮、不识时务的马克思主义者还高兴地从理论的角度看到，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移民劳动和资本主义的全球一体化逻辑与传统主义、地方主义以及后帝国主义民族文化的精神律令颇多抵触。
凡此种种，无不与英国文学研究有关。亚瑟 . 奎勒—卡奇深知这一点， 1916 年他在剑桥大学讲过这样的话：“在座的人年龄还小，没有几个会记得弗里曼的《诺曼人的征服》 (Norman Conquest) 或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对年轻人的心灵所产生的震撼。在上一世纪的七十年代早期或八十年代晚期，这些著作好像拨开了云雾，让我们从文学上以至政治上看到了自己的先辈，他们得到了应有的光辉地位。” (1) 英国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专注于民族起源的合法性问题，总是有一种说不出口的焦虑，担心自己原来是个杂种民族。如果想得到这样一份响当当的遗产，就会情不自禁地把现代英国文学研究朝后推向盎格鲁—撤克逊时代，那时候还有粗犷的大丈夫生机。但这也是有问题的：我们真的希望像从前那样茹毛饮血、充满“生机”吗 ? 以前有一个反对英国文学研究的人曾经在牛津说：“英国学派会成长起来，但不是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人文学科中汲取语言的养份，应该从茹毛饮血时期的哥特人和盎格鲁—撤克逊人中汲取养份。我们要把文艺复兴倒转过来。” (2) “种族性”并不是通过综合技术才进入英国文学研究之中，它一开始就占据着根本的位置。英国文学研究肇始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当时已经显示出种族主义倾向的人种学的一部分。它的前身是比较语文学，在语言中寻找种族或民族精神的演化规律。所谓的古英语成了今日牛津学生的一门必修课，要求对古英语的实际意义进行系统的思考，这是我们父辈们的种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结果。牛津大学的瓦尔特 . 雷利爵士曾经非常客气地说：“我想率领百名教授的一队人马向一百名德国佬的教授发起挑战。他们的死对人类有好处。” (3) 人道主义成了他后来治学的看家标记。应该说，雷利比他的大部分同仁开明许多。
在本世纪头几十年，英国文学研究在面对世界性的现代主义的挑战时，以昔日帝国的国际主义作为回应，以全球为驰骋的疆域，以本土为安全的中心。英语文牍在 ( 爱尔兰的 ) 克雷到 ( 马来西亚的 ) 吉隆坡之间的广大地区畅行无阻，不过，这种信心十足的霸权也包含着自我解构的种子。因为利维斯的英国文学研究所持的意识形态至少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发现蕴藏丰富的民族语言和独一无二的英语体验方式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当然，你们可以用“英联邦文学”这类荒谬的东西竭力关照所有这些作品。“第三世界研究”是“英联邦文学”的更精密的理论变种，如今已经不再那么精确。人的话语现在明显处于多元状态，而且由于人的定义本来要求人具有单一的本质，所以这种多元状况实际上愈发让人难堪。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匪夷所思地政治化了，不再是成千上万个像我们这样在政治上无关紧要的小卒子们所追求的奥秘了。六十年代后期以来，所谓的人文学科无疑第一次在西方成了进行激烈政治抗争的竞技场，而文学研究向来就是人文学科的前哨。这在一定程度是一种语话移置，令人沮丧地表征了我们时代的特点，但是它的确证明了我们经受的危机是一种特定文化的危机。学术圈外的人士根本不会搭理我们谈论的是能指还是象征，是编码还是惯例；文学所以重要，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也不是因为上议院里的残酷斗争。如果说文学在今天是重要的，那是因为人们认为文学以形象和感性的独特形式活生生地体现了基本的和普遍的人性，我们生 活于其下的统治制度既需要这样的文学观念，又使它聚讼纷纭。文学使我们体察入微地亲近了母语，也因此亲近了抽象的政治统一性的那个客观对应物，我们作为形式上平等的国家公民共享此物。说到这里，我想附带坦白一句，我也相信共同人性，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不把人性看作一种可以直觉到的固有物，而是看作一个有待完成的政治任务。但是对于观点相异的那些人来说，当前对这种文学意识形态提出的挑战具有不言而喻的警示意义。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经停止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判定价值。如果连审美活动都不能阐示价值，那么，在一个滚滚堕落的社会里还能往何处去 ? 如果连唯物主义者的脏手也能抓住价值，那么，这场游戏肯定没戏了。无疑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深奥晦涩的文学理论上展开了一场像病毒一样可怕的混战，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文明的死亡。这场争斗的关键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历史反讽，资本主义制度的前进逐步削弱了自身的形而上理论依据。这个问题比讨论我们对《马尔顿之战》 (The Battle of Maldon) 的反应到底是快感还是无聊要严肃得多。
像迄今为止的许多人类社会一样，资本主义统治制度需要求助于某种超验价值为其行为签名放行，但是据于尔根 . 哈贝马斯的观点，这些寻求合理化和世俗化的社会制度必然使自身的形而上基础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动摇，一只手制造的神秘性被另一只手拆除了。基础和上层建筑、商品生产和精神法度也因此令人难堪地彼此不合。莎士比亚仍然体现着永恒的价值，但原因是如果没有万全保险公司的支持赞助，你就无法制作他的作品。后现代主义从恩师弗里德里希 . 尼采那里得到提示，为走出绝境指出了一条绝对大胆的途径：忘掉本体论的依据和形而上的清规戒律，承认上帝——或上层建筑——已经死了，至于自己的价值，就在自己的实际行动当中，就在那个无限增殖的冲突和主宰之网上，尼采名之曰权力意志。这种策略指望消除发达资本主义的行为矛盾——事实和价值、修辞和现实、实际行为和口头言说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这些矛盾本身是造成意识形态不稳定的根源。但是这样做的确需要资本主义制度付出太大的代价，要求它忘记文化不仅反映社会实践，而且使社会实践合法化。文化绝不会从我们的实际行动中自己生发出来，否则，我们最后会得到一些最坏的价值。文化必须使实践活动理想化，予它们以形而上的支持。然而，商品形式越是抹平价值等级，将多种多样的生活形式不分青红皂白地混成一团，使超验领域变得空空如也，就越会掏空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威所必需的象征资源。
这一矛盾几乎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每个层面上都可以看到。如果人们的法人身份意识受到侵蚀，他们的共同历史被简化为永远现时的消费欲望，他们就不再像有责任心的公民那样行事。所以，必须用传统工业或宗主国战争的形式综合制造那种法人身份意识。如果允许推倒和击碎一切的商品形式侵入教育领域，就需要更大声地坚持基本原则，既定规范，不变标准。越是将媒体商品化，就越发觉得需要诗歌为尼尔逊勋爵说些琅琅上口的漂亮话。越是剥削廉价的黑人劳动力，就越会想到保存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和纯洁性。在所有这些方面，无政府和专制制度、金钱和形上学、交换价值和绝对价值，都既是陌生人又是亲兄弟，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也是如胶似漆的密友。同样，曾经和抽空社会生活目的和价值的政治形式串通一气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在自己促成的社会惨相面前露出目瞪口呆、惊恐万状的样子，为绝对价值的丧失而悲痛不已。当然，如果他们能够跨过教会执事常有的怀疑主义而终于对洗礼盘之类的东西确信不疑的话，或许会帮助他们追求到绝对价值。然而，他们大部分人不管私下里多么想做但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必须凑合着用那个宗教的代用品，即常说的文化。
现在的情况是，文化越来越难以胜任它那一贯的调和作用，而这个社会的英国文学研究恰恰以文化的调和作用为基础。理由很明显，只要这种文化观念力图调解的是物质性的矛盾冲突，如战争、阶级斗争、社会不公等，那么作为调和尘世纷争的更高形式的文化概念就会有一点微弱的说服力。但是，一旦这些争执也成了文化的东西，调和的力量就越来越小。因为文化现在显然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文化是战场，而不是可以弭合差异的奥林匹亚神台。传统的文化概念不啻于听到了一个噩耗，占据过去几十年主要政治议程的少数民族、性别、革命民族主义等矛盾冲突现在成了一些语言、价值、身份以及经验的问题。这些政治思潮认为，文化就是拒斥或加强，赞赏或弹压，确定或否定。文化要么是尽情挥舞的无敌剑，要么是受到唾弃的强横之物，要么把它作为身份的徽章而孜孜以求，要么对它坚决抵制，认为它顶多只会说你没文化，以前和以后永远都不会有文化。这一切的确不可思议，因为文化不仅被认为与权力没有任何瓜葛：甚或是权力的对头。在雪莱和丁尼生之间的某个地方，重新设定了诗与政治、审美与制度的互相对立，前者的亲切感化的深刻与后者的令人讨厌的抽象是直觉地相对立的。就是说，构建文学的理论方法是相互抵触的。在勃克和潘恩的论战中，批评家和知识分子、英国特色和大陆特 性、抒情的邓恩和革命的弥尔顿、感性直觉和人最重要的智慧都胜利了。这种彻底异化的书写理论在当时随时准备向理论对头开火，因为理论就像所有这类对立面一样，使保守者不再享有不说出自己的名字的特权，但是这种书写理论现在却成了人类心灵自发的一种肯定方式。
然而，正在颠覆传统文化的并不是它的左翼，而是右翼，不是批评家在颠覆这一系统，而是这一系统的守护人。正像贝尔托尔特 . 布莱希特说过的那样，激进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他的同道瓦尔特 . 本雅明补充说，革命并不是失控的火车，而是一次紧急制动。资本主义使每一个价值都成了疑问，使熟悉的生活形式分崩消解，使一切坚实的东西化成空气或肥皂剧。但是资本主义难以承受这样的根本性革命所带来的焦虑感、怀旧感和灭绝感，需要某种称为文化的东西来呵护它，而它一直全力削弱的也正是这文化。文化更加零散、折中、通俗、世界化，这是符合晚期资本主义逻辑的文化，但根本不是马修 . 阿诺多期盼的文化，而且活灵活现地羞辱了阿诺多为文化确定的前提。接着，后现代主义把这种矛盾简单地颠倒过来，企图用异质性来拆解该文化系统形而上和独白的方面。这种毛糙的理论使商品形式在反对精英主义的名义之下轻松地获得了签字。其实，这种理论比任何精英主义都更加盛气凌人，比任何学院派头都更加孤高冷漠，它不负责任地为市场制度呐喊助兴，但是对平民百姓来说，市场使他们无家可归，无业可就，并不曾引起什么来去不定的力比多冲力；从全球看，市场引来战争，把世界变成了大厨房。人们也许会说，这种“激进主义”使一切反动都瘫痪了，所以必然要引起反动，这就叫相克相生的辩证法。激起反动的并非来去不定的力比多冲力，因为离开十步远，那东西就认不出来了。认为受到侵蚀的文化标准激起了反动，这种现象在语言中尤为明显，这是文学研究为什么转而注视政治风雨的又一个原因。“语言是法西斯主义者，”罗兰 . 巴特说了许多诸如此类夸张过火的话，但也因此可爱。这话虽然有点儿离谱，但语言的纯洁性的的确确是那些骨子里怀着法西斯幻想的妄想狂和病理学患者的最后避难所。他们觉得自己促成的这个多语社会秩序反而削弱了自身的存在。因为语言是人的本根属性，只有诗歌或背叛才会削弱这个本根。
当然，推想中的文化标准的衰落至少可以上溯到塞缪尔 . 约翰逊时代，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出埃及记》时代。亚述人无疑因为他们的青少年注意力不够长久而忧心忡忡，腓尼基人则因为那些可怜的拼音文字而辗转反侧。 有人以反精英主义的时髦名义对确凿可鉴的文化的衰败视而不见，我以为不应该任由这些人去胡闹；当然我们也应该记住，并没有单一的指标可以显示文化的繁荣或衰败。但现政府认为英国文学研究在学校里开展不够，这是十足的机械主义的理解，在这种理解基础之上制定出来的弥补方案可能严重破坏学生的道德进步和社会能力。如果政府继续推行这些唯利是图、不辨是非的计划，将会产生出一代语法能力强但没有创造头脑的孩子。根据和我们打交道的人所恪守的意识形态，语言的本质不外乎就是让人开口说话，诗歌就是琅琅上口的爱国主义，而英国文学就是语义的巨石阵。 (4) 人们不禁想，他们为什么不把英文教学事务完全交给国家托拉斯去管。语法和拼写当然属于社会交际的物质基础，我觉得英国的学校老师没有人会反对这一点。但是，要求具备语法和拼写能力是一回事，对地方的、少数民族的以及工人阶级的言语形式流露出明显的敌意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种敌意只会使已经有遗弃感的孩子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官僚们都害怕创造性，所以政府总想对探索性强的课程严加防范，集中领导。如果让他们的企图得逞，我们的孩子就会被塑造成他们那种苍白呆板、沉闷乏味的形象。
在这个国家，英国文学研究是与所谓的大众文化同时出现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抗击大众文化。但是还有另一层积极意义。我们把如今的解构主义看作谈论文本的一种特殊方式；可是，当初英国学术界看到的曙光乍露时的英国文学研究实实在在是一种解构主义。它是尝试着刻写在既成学术建制心脏的某种他性，既是阶级的他性也是性别的他性。当时，在遍布全国校园之外的各种学习班里，英文是深受普通男男女女们喜欢的一门课程。由于盎格鲁—撤克逊的大学教授们很难把所有这些人尽收在他们的教室里 ( 我相信这个缺陷今天已经弥补起来了 ) ，这些人很难找到老师。所以大学开始设置英文课，不过，反对开设英文课的原因也正在这里。从性别看，女性在剑桥大学的现代语言学校里占三分之二，剑桥英文系就是由现代语言学校发展而来的，牛津大学英文系在头五年里有六十九个女生，只有十八个男生。英文显然成了一个有问题的科目，是一门两性畸形、女人腔的课程，非驴非马，不伦不类，是科目不明的学科，太轻松随意了，无法予以得当的考核鉴定。这门显示出很大性别倾向的学科刚刚赢得一点儿尊重，就立即被弹压下去了，制度暴力也许对这门非课程的课程采取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剑桥大学用充满阳刚之气的硬朗语言重铸了这项本来是解构的和女性化的危险工程，这是一种肌肉发达有力、道德成熟、具有生殖中心充实感的语言，这一切都可以在现代英国文学经典中真正病理学意义上的大男子主义作家那里找到例证，因为经过这么一番筛选之后，他们再也不那么委靡不振了。只是最近几十年里，被压抑的文学才开始反攻倒算——就是说，我们开始注意这样的事实：如果说文学有一个关注的中心，这中心既不是真理也不是道德，而是幻想和欲望，浪漫主义理想的止痛膏再也不能遏止这些危险的力量了，因为它一直就没有远离男性统治的语言。研究英国诗歌史的第一人托马斯 . 沃顿对这一点自有理解，他想把欲望脚本即我们所称的哥特文学从对古典主义的顶礼膜拜中解救出来；他的努力带有启蒙的意思。
就在别人忙着写电影剧本或科幻小说教程或探讨康德和克里斯蒂娃的时候，牛津人却在慎之又慎地反复考虑盎格鲁—撒克逊的必修课问题。当然，这种迟来之思不是没有其历史原因的，就是说，牛津长期以来，不仅是前理论的，而且是前批评的。连利维斯都不得要领，更不用说德里达了。至少从我二十多年前由利维斯思想盛行的剑桥来到这里以来所浏览到的情况看，的确可以这样说。有些左派可能因为那场惊心动魄的大胆行动包含着俗滥的自由人文主义的东西而把它更为激进的方面打压下去，我不是那种人。亡羊也可以补牢，我想提一些补牢的方法。首先，不要把女权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与中世纪威尔士文学研究放在等同位置，这种幻想毫无用处。如果没有把文学作品置于欲望的多维环境之中，如果没有悉心研究性别权力的运动及其无意识情况，那么，我们就不用自诩什么关注书页上的词语。文学理论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仅只成了对文学写作的系统思考。目前很有一帮异想天开、乖张反常的家伙，他们只想知道阅读的时候读到什么，与那些不反常且很正派的敬畏上帝的良民恰成反面，良民们无需为这些事情多操心。如果把这种系统的思考纯粹看作可有可无的东西，认为学生无需接受有关专业方法和历史的基本强化训练，那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幸亏医务人员和航空工程师不学我们的样子。牛津的英文专业以其重历史的治学方法而自豪，这种方法通常就是用繁杂玄妙的冗辞赘语编写文学史。但是艺术作品并不是由前面的艺术作品产生出来的。前后艺术作品的承继关系是非常含糊的，它们往往像俄狄浦斯式的孩子一样，想方设法不认父母，即物质的历史。把这些作品放在产生和接受它们的物质条件中去研究：我认为，这就是我的朋友和同志雷蒙德 . 威廉斯所讲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意思，这将是针对唯心主义沉疴的一付很有价值的良药，这里英文系的做事方式已经打上了深重的唯心主义印记。
但是，我们究竟应该研究哪些作品呢 ? 我以为，不研究英国文学，而是研究英语写作，这两件事情大不一样。如今的英语没有家，没有中心，而我们的教学大纲却令人失望地没有反映这一事实，到了多佛港那儿就裹足不前了。中心难以为继，就是说，把新殖民的异域花边补缀在宗主国作品之上，已经没有多大用处。我们恐怕不得不从本根开始反思，我们在通俗文化的研究中已经那样做了。现在的文学涉及电影、电视、录像以及新闻等广大范围，无法想象这种语境之中的文学仍然能保持自我同一性，能够分毫不差地表示它曾经表示的东西，它的崇高地位能够丝毫不受已经改变的文化环境的沾染。这并不是说，对这种文化可以不加区别地一律放行，也不是说它自身就包含着某种激进的东西。堆满英文系的博士论文更多的是写《邻居》而不是纳什，这种情况可能正说明我们成功地害了英文。为什么不研究通俗文化呢 ? 因为它没有价值 ? 可是实际上，即使按照划分经典作品的严格标准来衡量，以电影为主的通俗文化领域的许多作品也是非常成功的，或许还可以补充说，有些作品可以划入经典之列。对通俗文化研究的反对与审美价值没有多大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偏见却关系甚大。
大家可能觉得这些想法有点乌托邦的味道。下次教师董事会可能通过这些动议吗 ?( 我很高兴地说，经过二十三年的考察期之后，我终于获准进入了教师董事会 ) 实施这些动议需要大量精力，精力有的是。当然，大量精力都投入所谓的博士论文里，造成对时间和精力的不正常的误用。这赌注下得太大了。就文化而言，我们处于一个相当危险的时刻，病毒性的人文主义时刻威胁着文明。这种斗志昂扬的意识形态以文雅得体、理智稳健、充分个性和完全独特等名义，竭尽全力地播撒着一种关于人的观念，对最有力地决定着普通生活的因素却一概视而不见。但是这种观念似乎不适用于女人、劳动人民以及有色人种的男男女女。仅靠几次教师董事会不足以撵走这种意识形态，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知识界操劳的事情了。
十九世纪的一位评论家曾经说，英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极差，但是有写诗的天赋。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简单化的对立竟然可以高度概括我们的社会史和学术史。我们能感觉，但不会思考，或者说，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力图对整个生活形式提出批判质疑的思想方式。在英国，与诗相对的不是散文，而是雅各宾激进思想。如果说有些人觉得文学理论这个术语像个矛盾语，那是因为对英国人来说，文学可以代替系统的追问，而不是被系统地追问的对象。总是有人敦促修习文学的学生避开抽象，注意个别 ( 我本来想说“具体”，但那是剑桥人的用词，牛津人不用这个词 ) ，似乎一旦粗暴地剥去提供不少信息的文化语境之后，这个可怜巴巴的个别之物就不是最干瘪的抽象之物了。不妨再来一次老生常谈吧，关于文学作品的这种意识形态完全是法国大革命留下的伤痕的反应，在民族的政治无意识中，这伤痕仍然活着，动着，英国文学批评一直与它进行着魂牵梦萦、没完没了的对话。英国文学研究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和那个任性的雅各宾主义的孩子即我们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起出生的。文学批评竟然登上了英国文化的前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围的经院学科自动放弃了它们的学术责任。因为关于真理和正义、自由和幸福等重大问题的思考总得有个落脚之地。如果这种思考求索不喜欢干巴巴的技术哲学或沉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就会移置到知识准备还欠充分的批评上来。因此，文化理论 ( 我至少用两个词来称这种批评 ) 被认为反映了这一历史情况，它试图从文学领域内部着手解决认知学科几乎完全推在一边的问题，使这些问题具有科学严谨性。因此，文化理论是双重描绘的产物：一方面，英国哲学和社会科学明显地把这些问题简化成纯粹的伪问题或技术问题；另一方面，道学家把这些问题移置为只有批评才会以反动的方式提出的东西。
就此而言，文化理论是对当前学术劳动分工的根本挑战，这也是现行体制对它感到头疼的原因。不必跑到牛津之外，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我说到文化的危机，其实，我们遭逢的是更深层的危险。因为男人女人们并不单靠文化活着；就文化的更窄意义而言，大部分男男女女们的生活与文化沾不上边。激进的文化理论家们有许多过错，但是他们之中似乎没有妄自尊大者，正是唯物主义使我们懂得，在任何深刻的社会变革进程中，不能把我们自己放在中心位置。这不是艾莉斯 . 沃尔克是否比托马斯 . 曼更伟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由华盛顿去估量吧，它眼下正在估量苏联集团的倒台会给它带来巨大好处呢，还是释放出摇动它的全球统治的危险力量。也可以走着瞧，看看昔日的后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在降服南方的事业中证明自己是可以长远合作的可靠伙伴，看看这些国家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创伤性插入是否会真的引起分裂，以至于不得不经常用枪炮来保护自己。这些事情都与文学经典无关。这些问题的中心不是文化，但文化也绝不在这些问题的边缘。因为研究人类文化就是研究这些世界历史问题如何表现为生活经验的形式，如何穿过能指的行列呈现为象征意义。就此而言，文化研究与其说关注自身的生存和繁荣最需要的东西，不如说它关注最独特的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是剩余和超出的东西，无法用严格的物质尺度来衡量。但是自我僭越和自我超越的能力恰恰是衡量人性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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