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席勒是批评家，他是以明确的政治观点和社会观点来论述媒介的。他一直是位于圣地亚哥的加利福利亚大学的传播学教授。席勒因其《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和其他一些关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著作而闻名于世。人们把席勒定位成一名调解者，即介于诺尔曼·乔姆斯基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媒介分析和内尔·波斯特曼更加保守的道德批评之间的一名调解人。席勒兼有两人的某些要素。……幸运的是，对大公司进行唯物主义批评始终都是恰切的，席勒的新著《信息不平等：美国社会危机的加深》的批评也是恰切的。该书论述的话题有这样一些：文化工业的选择机制、对于公共财产诸如学校、图书馆和选举权等的出售、“资料剥夺”、攫取观众的特殊效果、美国流行文化的全球法则、以及信息死角，即“最后的死胡同。最近，赫伯特·席勒在法国Le Monde Diplomatique杂志上撰写了一篇论述因特网和社会排他性的最新批评。下面这次访谈是在慕尼黑进行的，即1997年2月20日在这里召开的“因特网与政治”会议期间进行的。
罗温克：能否告诉我们一些赛博空间（cyberspace）之前的历史？你第一次遭遇赛博意识形态（cyber ideology）是在什么时候？
席勒：最早之一是丹尼尔·贝尔，他著有《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和《后工业社会》（‘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在他看来，生产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大多数信息领域里的服务。贝尔还并没有开始讨论到赛博空间。但其他人则又以他为起点，开始了谈论“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即后工业社会。另一个人就是阿尔温·托夫勒。他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他在70年代早期已写到了这些趋势。贝尔和托夫勒成为了毫无疑问的基础，那时，也未遭到任何显著的批评。虽然有精英批评托夫勒大众化的写作风格，但是，这并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因此，贝尔和托夫勒都各拥有了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些著作的电子基础是相当晚近的事了。作为一种学术传播网络，阿帕网（ARPANET）和因特网到来之前，它们并未得到极大的注意。它们突然爆发而到达了比原来多得多的一般公众那里，这也就还不到十年时间。我认为，这种发展非常细致地受到了某些一致公认的力量——诸如作为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政府机构——的培植。国家基金会向个人重要的资助来开发软件。这就是一种审慎的促进和鼓励。它决不是随心所欲的、偶然的，或者无计划的。
罗温克：马歇尔·麦克卢汉又是怎样进入到这幅图景中来的呢？
席勒：麦克卢汉崛起来了，他得到了媒介本身的极大注意。媒介喜欢麦克卢汉，因为出于一种自恋般的兴趣，他对于媒介问题给予了强调。媒介发现有人使它们显得极其重要。不过，我并不把麦克卢汉看作是赛博空间的预言家，他与当前谈论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切合之处。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比如《机械新娘》（‘The Mechanical Bride’），麦克卢汉还多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一个社会批评家。但随后，他就进入到了一些秘而不宣的领域之中。
罗温克：乔治·吉尔德相信，不久以后，旧有的大众传媒垄断集团就将崩溃，因为所谓的交互式的、点对点的媒介具有向个人赋予权力的可能性。你对大媒介公司的批评与此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席勒：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四处环顾。你看见有什么显示出来了吗？垄断集团比原来更其强大，集中仍在继续进行。集中牵涉到的范围非常广大，绝不仅仅是“媒介”。时代－华纳，拥有大约200亿美元的资产，它经营着无线电广播、录音棚、电影制片厂、电视节目制作，还有与日俱增的零售商店，那里就有其电影里的那种服装售卖。迪斯尼，当然也是一个庞大的联合企业公司（conglomerate）。还有维亚康姆，它拥有音乐电视，它在做售卖流行文化的生意，它让孩子们越来越失去思考问题的能力了。而且，维亚康姆还拥有电脑公司、电话公司。如今，所有的电视网都被超级联合企业公司所拥有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被西屋公司拥有，全国广播公司为通用电器公司所拥有，而美国广播公司也刚被迪斯尼收购，福克斯则被默多克拥有。想一想吧，这些都正在崩溃，就像幻想的乐土正在崩溃了一样。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必须要小心翼翼地使用“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词语。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在参与到全球化之中。如果你不想落后和失去的话，你也不得不这么做。我们必须参与竞争。全球化是超级联合企业公司的一个方向。它们正在利用全球来行销其产品，它们已渗透到了世界的各个地方。但是，它们正在从事的与全世界的人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罗温克：看来，只进行意识形态批评（ideology critism）已经是不够的了。可能还需要对这种不断扩张的部门进行经济分析（economical analysis）。
席勒：你必须对事物是如何进展的进行仔细的检视。你可能需要聚焦于信息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如今，还能免费拥有的就是业主自己的信息。必须要看到的一点是，什么使得因特网本身变成了私有化的运营。另一个方面就是，它们打算怎样将广播电视放到因特网上去。将广播电视放上因特网上去，这也会招来商业广告。由此，因特网就会不再是开放的和免费的了。
罗温克：广播媒介怎样与快速成长但还仍然弱小的赛博媒介（cyber media）产生关联呢？诺姆·乔姆斯基对因特网好像不太感兴趣。也许，他并不清楚因特网的战略重要性。
席勒：你必须要根据事物的发展情况来审视这一点。因特网一直就受到了连续不断的检视和监测。你在电视和电影中将发现的任何事物都将会再回到网络之中。方式也会比较相似。我们还决没有接近人们奢谈的“信息社会”。信息社会这一术语有助于把当前的现实情况是什么样的给掩盖起来。谈论“新”也就把“当前”这一层面置诸一旁了。我们正生活于一个无知的时代、价值崩盘的时代。人们在不顾一切地寻求意义、身份和种族性和性别。所有这些都是合法的，但是，当它们沦于 的困扰时，这些东西就会使承认那些基本的力量变得少有可能了。当人们在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信息社会了吗？”之时，就存在着相当多的逃避主义。不过，这些人当中的很多又是很坦诚的，因此，你又不能将他们视为好像是傻瓜。
罗温克：你如何看待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这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席勒：在我看来，这非常具有讽刺意义。我始终在尽力将文化的成分囊括进来。在一开始著述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文化研究也一并而来，一并到来的还有，攻击政治经济研究取向（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太过狭窄，太具有排斥性。至少在美国，主流的文化研究不予承认大众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合法性。在我看来，主流的文化研究是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服务的。他们并不愿去看一看处于他们所看见的映像和讯息之下的基础现实。“受众的行为”使人们在一种求知的情况下像他们自己。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受骗者。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那是文化权力的地盘。他们谈论观众的反对或者抵抗，我对此并不接受。如果他们在读女性书籍，言情小说，他们就是在显示他们对于生活方式的抵抗……或许这是实情。但我却并不把这视为一种抵抗类型，因为，它会把我们带远了。
罗温克：你是在哪儿看到媒介的政治经济根柢的呢？
席勒：它并没有这样长远的一段历史，不过就几十年而已。我在努力地表明，用唯物主义哲学（materialist philosophy）的基本原理来理解这一问题是非常关键的。学者们应该从劳动和工资劳动的角度，对于从早期资本主义一直到当前这段时间里不断演进的各种社会形式有一些了解。这些社会形式并没有消失，甚而至于在因特网中，也可以指出很多的唯物主义特性。我并不愿把这看成是多么遥远的东西。你可以向我们揭示，这些大公司是怎么涉入到了所有这些不同的活动之中。人们自己都能够认出某些关系来。你可以把组织性的体育活动与服装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给揭示出来。服装工业生产着棒球帽、足球服等等。文化工业是这般公开而可见。
罗温克：你看到因特网正在发生的大众化（massification）了吗？
席勒：这倒是实情。但是，“大众化”这个概念主要是一种反对派观点，在30年代晚期和四十年代早期，出现于媒介工业中。这是一种精英观点，它蔑视大众。因此，“大众化”这一术语本身，必须被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例如，说服（persuasion）是30年代的一个大问题，但当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成为了一门正式的学科之后，他们就衰落了，因为说服太过接近于神经系统。因此，研究者们的话题就转移到了传播效果（effect of communication）。不过，传播效果可是一个极其不同的问题。
罗温克：你如何看待因特网与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的这种等式？在欧洲，某些形式的反美国主义没什么进展……你如何看待这种困境？
席勒：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我已经审视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这并不是什么九十年代的事情。在美国帝国主义之前，有法国帝国主义、英国帝国主义、德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并不是一套新关系。但是，我们必须要扪心自问：因特网是将削弱那套旧关系呢，还是将强化它？我只是在尽力表明，有一些关键人物和关键层面，他们所看到的，就是帝国主义目的那些非常实际的用途。这可能是一种报警信号。如果因特网正在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广告的一种手段的话，那么，你所说的文化帝国主义延伸到了因特网上就得到了有力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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