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1

图书名称：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图书：李毅    ISBN：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本研究项目的确立

本研究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如同卡尔和吉彭的《美国阶级结构》(Gilbert, 2003)。本研究旨在建立中国社会分层的实际模式，如同“图示1-1吉彭-卡尔模式：（美国的）阶级结构”（同上，第17页）。基于翔实的资料，本研究终于建立了这个实际模式,这就是“图8-1李毅模式：中国社会分层1952-2003”加上“图示8-1李毅模式：中国社会分层2005”。以下各章描述和分析这个模式的起源、结构和演变。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全球力量对比正在改变（Hoge，2004）。可是，尽管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强大，美国对中国的了解还是远远不足。这种不足已经不利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使得了解中国尤为迫切。一九七二年，费正清总结道：

我们如何总结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策呢？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不参与中国内战非常明智。1950年底麦克阿瑟向鸭绿江推进是愚蠢的。大概只有斯大林从中美朝鲜战争中获益。基于完全误解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随后杜勒斯五十年代对北京的冷战是根本错误的，完全不必要。尼克松访华终于将我们拉出了错误的泥淖，可是要到达坚实的土地，我们实在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Fairbank，1972，37-38）

如果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社会有起码的了解并致力于协调，中国内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有可能避免。芭芭拉·塔克曼就认为这些冲突本可以避免。1945年一月，毛泽东主席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中，他恳请允许他本人或周恩来前往华盛顿建立友谊和相互理解。这对毛主席非同寻常，因为主席从未离开过中国，并且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斯大林。但罗斯福从未回信。美方对此事知之不多，目前在美方档案中找不到这封信的英文译本，可知罗斯福从来就没有收到这封信。这封信在七十年代末期全文刊登在中国的《文摘报》上。塔克曼断言，如果毛泽东去了华盛顿，那么：

由于同美国的联系，共产党的威望和实力会增强，共产党的必然崛起和国民党的必然没落将会加快。这个国家已经被战争折磨得筋疲力尽，三年内战或者根本就打不起来，至少战争的时间可以缩短。要不是美国持续支持注定失败的一方，延长了内战，就不会引起最终胜利者的反感……如果不是恶意相向，我们就会同人民共和国建立某种层级的联系，得以在危机期间保持沟通；如果中国不是出于对我们的仇恨和猜疑而同苏联结盟，可以想见，根本就不会有朝鲜战争及其恶劣后果……我们可能根本就不会去越南。（Tuchman，1972，45-46）

二十七年过后，双方高层才开始会晤。直到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才在著名的北京之行中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中美两国人民都有权力问，如果没有这个二十七年的时间差，世界历史将会多么不同啊！

美国社会学的中国研究越来越兴旺，社会学家们也认识到方法论的不足。要从整体上认识中国，就要了解传统的中国社会分层的各个方面及其对人民生活的实际影响。

美国社会学的中国研究一共有过四次阶段性的总结，均刊载于美国《社会学年鉴》。1977年，怀默霆、傅高义和白威廉发表了第一篇总结，题为：“世界各地区的社会结构：中国大陆篇”。他们总结道：

    出于多种原因，“中国经验”非常有用，可以用来检验通行的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社会学理论。首先，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同社会学家们熟知的西方社会很不相同。仅举几个特征，中国没有制度化的教会和强大的宗教精英，一个高度发达的世袭皇权体系，运转在一个中央集权的（而非封建的）的政治结构中，注重社会地位的差异和通过严格考试实现社会向上流动并存。尽管今天中国被划分为发展中社会，她的历史迥异于任何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她有高度发达的文献和官僚制度传统，而直到十七或十八世纪，她的科学技术都远远领先于欧洲。中国从未经历过完全的殖民统治，中国早就发展出一个全国性的城市网络，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很久以后的殖民时代才诞生了主要的沿海城市。迄今为止，她仍是在单一政府治下的最大人口。这些差异会影响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进程，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将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第三世界的任何其余部分。（Whyte，et al, 1977, 179-180）

第二篇总结，是魏昂德在198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后的社会变迁”。他发现，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两大显著特征。

        这种模式的第一大特征是显著缺乏居住流动和工作流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食物定量配给把农民绑在农村，把城市居民限定在街坊邻里。这套系统有效地制约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并使当局得以将一千六百万城里的年轻人安置到农村去。(Walder, 1989, 410)

继而：

这个模式的第二大特征是工作场所与居住场所的紧密结合。农村的生产队自然完全结合了工作场所和居住场所。在城市里，单位拥有的住房占中国城市房源的30%至40%。单位分房是单位职工获得新房的主要途径。许多大型企业，特别是在城市边缘的大型工厂，是集医院、学校、政府机构的、自成一体的社区，大部分职工都住在工厂自己的住宅区以内。… … 这些单位表现出惊人的集体消费的模式…… 在这些社区里，政治经济权力与庞大的政治组织几乎完全融合。… ... 这些社区的官员不但支配强大的政治组织，他们还对分房、分配消费品、涨工资、和提拔与否有广泛的支配性权力。好几项研究发现，这导致了人治、人身依附、和拉帮结派，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更进一步，在工作场所对行政分配的依赖，加上官方分配消费品和物资短缺，导致拉关系的不正之风，导致拉关系才能获得紧缺的商品、服务和各种机会。（同上，411）

魏昂德也注意到了中国城市-农村之间的鸿沟：

七十年代，中国城市的收入分配比许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要平均得多。即便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也几乎是最低的……但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越来越突出的是，尽管城镇内部和乡村内部的收入很平均，不同地区的农村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差别没有缩小，而是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别从五十年代的大约2比1扩大到3比1至6比1，如果算上国家对城市的住房和食品补贴。粮食、食油、棉布、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差别大得惊人。不同地区农村之间的收入差别和消费差别也在加大。七十年代末，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卡路里摄入量的差别超过印度、巴西和印尼……一个没有回答的重要问题是多大比例的非工资收入以集体消费的形式变成了城市单位的福利。众所周知, 住房、医疗、服务及其他行政分配的消费品和的获得与质量取决于单位的规模和行政级别……随着集体农业的结束和城市私有经济成分的逐步扩张，许多人预言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收入不平等日渐加剧的时代。（同上，414－415）

魏昂德总结到，中国的社会流动基于中国的社会分层：

一项对年轻移民的大型调查发现两种人在重点高中里比例特别高：党政军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的子女。第一类人受惠于他们的既得地位；第二类则受惠于受过教育的父母创造的家庭环境。但是，工人农民的孩子就没有那么容易考上重点学校，有的甚至连普通高中都考不上。既得地位是看人下菜的保护伞：权贵可以从一开始就把子女送进最好的学校，没有背景的孩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同上, 418)

中国经验显示明确的社会分层影响到所有经济生活领域。

第三篇总结，是倪志伟和马休斯在1996年发表的“改革中国家社会主义的市场转型和社会转型”。他们发现：

一个地区人均收入的增加，与当地干部的社会认可的收入紧密相联。于是，地方干部就有动力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提高本地总体生活水平。这样，地方干部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本身变得不再那么严重隔阂，因为这些地方干部致力于本地生产力的市场化。（Nee and Matthews, 1996, 410）

第四篇总结，是边燕杰在2002年发表的“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边燕杰坦陈“为了给这篇总结准备参考文献，我积累了1980年以后出版的三百多篇相关的英语文献和许多中文文献”（Bian, 2002, 91）。但是，尽管参考文献众多，他总结道：

对于研究中国城乡正在产生的社会阶级重视不够，现有的研究由于社会分层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在质变而受阻。因而，深刻的分析和可靠的评估是对未来研究者的召唤。（同上，98）

美国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Grusky, 2001)没有问题；美国社会学对美国社会分层 (Gilbert, 2003) 和美国统治阶级 (Gye, 2002) 都有深刻的分析和可靠的评估。这里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为何不能对中国社会分层做同样深刻与可靠的研究？为什么对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成了例外？为什么众多学者没能听从边燕杰的召唤，给出“深刻的分析和可靠的评估”？

仔细考察边燕杰的参考文献就可以发现，有关研究都只是研究中国某个地区、某个历史时段的一个或两个社会阶级。没有一个研究试图把中国社会分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建立一个中国社会分层的整体模式，像卡尔和吉彭的模式一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个空白。本研究展示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及贯穿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来决定结构和演变的各种因素。本研究着眼于描述中国革命剧变之前和之后的社会分层模式，分析其变与不变。本研究显示这些模式之间不仅互不冲突，而且相互依存，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依存本身构成了整体的生命。

没有对中国社会分层“深刻的分析和可靠的评估”源于没有对中国干部制度的认识。干部居于中国社会阶层金字塔的顶层，农民、工人和资产阶级均在其下。尽管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干部阶级[i]仍然是属于10%的中国社会上层。缺乏对中国干部制度的认识是现存研究无法建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主要原因。对中国的农民阶级[ii]、工人阶级[iii]、资产阶级[iv]的研究已经不少，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对干部阶级完整而及时的研究。

本研究试图从三个方面分析中国社会分层。首先，着重分析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和演变中的干部阶级，如同托马斯-戴的名著《谁运行美国？》（Dye，2002）。第二，分析和建构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模式，如同卡尔和吉彭的《美国阶级结构》（Gilbert, 2003）。最后，对于中国社会分层模式何以独立演变而又深受国际形势的影响提出历史的解释。

本研究力图应用历史社会学方法论，因而本章第二节将回顾研究中国的历史社会学的独特性及其表现形式。本章第三节将简要讨论研究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作为本章总结。我将正式提出两个理论，一个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另一个是建立民族国家的积淀论。

第二章简短回顾当今中国社会分层的起源：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分层。中国有五千多年历史，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也有两千年的历史，我将首先讨论造成这种延续性的原因。成功维持一个大统一国家，靠的是理性的政府结构加科举制度、务实的意识形态、科学的世界观而非官方宗教。在其他亚洲国家和西方世界发展过程中，古代中国展现出的深远影响直到今天还比比皆是。

第三、四、五、六章的结构大体一致。每章开头简要概括强烈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演变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接着，我将运用图表讨论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分层。每章的主体描述和分析与中国社会分层和干部制度相关的主要问题。

第三章概括了到一九五九年为止的新中国社会分层。第四章涵盖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中国社会分层，着重分析文化大革命（1966-1978）期间的社会分层。这二十年中国社会变化动荡；美国对中国先敌后友，苏联对中国先友后敌；为消灭城乡差别，取消全国高考，八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五章考察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三年的情况，着重考察干部制度。在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相对平稳，因为邓小平把全国的工作重点从战争准备转移到和平经济建设上来。这时期出现了农民工阶层，并重新出现了资本家阶级。邓小平恢复了高考，平反了文革中被批斗的干部。第六章是关于1993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分层，讨论冷战结束及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城市社会分层巨大变化的影响。

第七章讨论高考制度、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对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不可或缺的一面与严重损害的另一面。最后，第八章总结全书，也讨论党在中国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并展望未来中国社会分层。

不久以前，亨利●基辛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智慧”与“远见”的重要性：

由于信息的巨大数量总是超过我们的处理能力，一条鸿沟出现在信息与知识之间，或者更甚，出现在知识与智慧之间……在技术革命提供了整理信息的非凡工具的同时，成功执行外交政策依赖于感知未来和把握未来的敏锐直觉。领导能力是一门连接经验与远见之间的鸿沟的艺术……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这两门对完善领袖才能最为相关的学科，在全世界到处被忽视……美国教育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计算机时代的人从信息处理提高到去培养对我们社会的前途的远见。(Kissinger, 2001, 284-286)

在美国社会学里，我们把这类“智慧”和“远见”称之为“社会学想象力”。在运用社会学想象力分析中国时，我们要记住以下六点。第一，必须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看它的过去、现在、未来，看它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这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石。第二，必须看它的阶级结构，仔细解剖它的构成；必须搞清楚社会组织的关节点。第三，必须把中国放在国际大环境里考察。第四，应该看到，在始于一八四零年、长达两百年的社会重组过程中，一些急剧的社会重组（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些小事件。第五，抵御外敌入侵的战争准备，一直是一八四零年以来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基本点。第六，在建设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内因素从来都与国际因素直接相联。

除了这六点，还有三点也要牢记。第一，中国一八四零年以后经历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图表数据将会显示，中国社会的结构总是取决于中国工业化的阶段和速度。第二，许多事件都不是“决定性的”或“因果性的”。许多事情是“历史的偶然”。例如，可以推测，如果罗斯福在一九四五年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或许就不会有越南战争(Tuchman, 1972)。第三，必须牢记，最高领导人能干或无能会加速或延缓国家的发展。我们决不能把结构与行动者割裂开，例如在中国，（如果没有一个英雄一统天下，）一场内战就有可能延续五百年之久。

   第二节  方法论：研究中国的历史社会学

1. 方法论的困境

本研究应用定性研究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边燕杰陈述了建立中国社会分层实际结构的方法论上的种种困难：

缺乏可靠的数据大概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数据通常都是限于某个时段的、某个方面的、并只限于某一、两个地方，从而限制了任何全国性的研究……

但是，这个研究项目受到严重的阻碍。收入，作为关键的因变量，存在严重的系统性的误差。转型期经济的相互冲突的规则导致农村和城市领工资的人故意而合理地隐瞒了许多不出现在工资单上的收入来源，更不用提那些新贵在任何问卷调查中扯谎，掩盖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灰色”或“黑色”收入。福利性收入也很相关，但是就连三项最主要的福利性收入，医疗保险、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都还没有充分研究……

在中国，要建立各种社会地位如何获得的模式所需要的普查或调查数据，至今还是极难获得。(Bian, 2002, 103-105)

但是，如果学者们能够建立古希腊、古罗马、和古代中国的社会分层的实际结构，我们怎么会找不到对现代中国社会分层的可靠评估呢？从所谓科学的社会学的标准出发，数据的确不够。但是，我认为，从定性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建立这个模式的数据已经足够丰富了。

进而言之，所谓科学的社会学的标准本身就很成问题。在美国《社会学年鉴2002》的开篇，列伯逊和林充分讨论了这个问题：

所谓科学的社会学的标准，源于古典物理学，是一种完全不适合于社会学的自然科学模式。其结果是，我们所用的手段对我们追求的目标有害无益、适得其反。甚至那些摈弃这种手段的人也将物理学作为他们的基础。尽管意识到任何自然科学都不能自动成为我们社会学工作的样板，我们建议，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了一个远为合适的模式，用来结合理论与研究，因为他所遇到的困难和我们遇到的困难的十分相似。其中包括，要基于调察数据而不是实验数据来得出一丝不苟的结论；要有能力处理大量多样化的数据，把他们放进一个相对简单的系统，这个简单系统不包括一大堆我们称之为自变量的东西；能否预测未来不作为检验理论是否完备的标准；在支撑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证据都不充分时运用理论的能力。

进化论运用了一套强有力的机制，使我们对事物的了解越来越全面细致。这样，它有助于理论处理各种特殊的原因，原因在不同环境中有所不同，在不同环境中各种原因的作用亦不相同……

换句话说，你怎么样能够设立一个标准从而使一个人有能力分辨麦粒和麦壳?我们没有现成的答案，但可以肯定，这种能力部分来自于直觉，一向如此；这种能力的另一部分，要求我们对什么时候证据确实与理论相符合、什么时候证据是前后矛盾的、什么时候我们不得不说“证据根本不存在”，有一个清晰地思考……

通常，与已经发表的文献所展示的完全不同，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都更具直觉性、更为零散、更加非线性、更加不正规，是个不断失败、不断研究的过程……

达尔文的一项伟大成就是将大命题归结缩小到具体问题……

毫无疑问，进化论致力于一个巨大的命题，但进化论的结构中只有几个数目不多的原则，而不是一大堆数不清的可能的变量……

最后，一个着重于总体分布的本质而不是总体中的每一个个体的理论，是一个简洁的理论，这个理论有助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避免所谓的喧嚣和停滞。

社会学总是忽略不同原因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基本上，那些导致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在表面上与事件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

进化论并不认为所有的原因都发挥相同作用，而认为这些原因之间存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等级序列，所以宽泛条件的存在是狭隘条件起作用的必要前提。因此，严格区分基本原因和非基本原因至关重要。(Lieberson and Lynn, 2002)

本研究建立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把巨量的、多元化的数据融入一个相对简洁的结构，而不是去搜寻一些自变量。本研究考察中国社会分层的演变，判定那些证据与演变密切相关，而那些证据毫无疑问是自相矛盾的。

2．定性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

本研究应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在美国《社会学年鉴2004》中，马霍尼指出：

比较- 历史分析由于对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有显著贡献而备受推崇……研究生院普遍不教比较-历史方法论……因为许多搞统计研究的人根本没有接触过比较-历史方法论，他们缺乏理解和评价比较-历史研究的背景。因而，他们对比较-历史研究所提的建议有时并不恰当。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包括在方法论领域中给予比较-历史方法论更重要的地位。第一步，是要让搞统计研究的人认识到，对于建立有效的因果关系或者描述推论，量化分析不是唯一的或者必然最好的办法；事实上就许多研究课题而言，比较-历史方法能够、而且应该是更好的解决办法。(Mahoney，96-97)

本研究应用定性研究方法论，本研究从现有关于中国社会的出版物中提炼要点并作出概括，呈现出一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和演变的条理分明而一以贯之的图景。它与定量研究相比在以下各方面有所不同（见表1-1）：

黑格尔指出：

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消逝，人们会说花朵把花蕾否定了；同样, 植物结果的时候，花朵又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实是作为植物的正式形式出而取代花朵的。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并且相互取代、互不相容。但是，同时，正是他们的相互取代使得他们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的一个环节，它们在这个有机体中不但不相互抵触，反而相互必要；而正是这种相互必要性构成了整体的生命。(Hegel, 1807/1977, 2)

真理就是整体，而整体就是本质在发展过程中走向完满，岂有他哉。(同上, 11)

本研究应用这种对区隔、共性、和相容性的理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是一个整体，对整体的理解过程就在于把握不同的结构。这些结构不但不相互否定，反而相反相成。

表1-1.比较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

来源: Neuman, 145。

3．研究中国的历史社会学的演变

历史社会学通过研究过去来确定人类社会如何运行变化。但是，在历史社会学的漫长历史上，很少有历史社会学家感到有责任研究中国社会的结构并由此得出若干结论。只有到了五十年代，才有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1963)孤身前行，开始研究中国。他研究、比较了中华帝国、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印度帝国、阿拉伯帝国、以及欧洲诸帝国。其结论是，这些帝国包含了不仅现代专制而且现代民主的各种种子。这些种子包括：一个相对统一和集中的国体，科层化的行政管理，以及精英之间为了获得有关社会集团的支持而进行的制度化的政治斗争。

继而，在其他历史社会学家依然忽视中国的时候，摩尔和斯卡齐波尔研究了中国。摩尔（Moore, 1966）的研究课题是晚清的衰落和共产党的兴起。他试图回答为什么在世界政治体系中国与国之间会有所相同或有所不同（只要想一想英法美的民主制度、德日的法西斯主义、苏中的共产主义）。他的答案是，每个国家前工业社会农村中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稳定与否。他解释说，农产品的商品化是关键过程，因为它在提供食物的同时，产生了赋税的来源。

斯卡齐波尔和梯利都是摩尔的学生，但他们的研究角度与摩尔的农产品商业化有所不同。斯卡齐波尔（Skocpol，1979）着重研究国家与革命，寻找革命的原因与后果。在摩尔和华勒斯坦的洞见和研究基础之上，她考察了现代国家的建立和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一样，直接源于这三个国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她断言，这三大革命都源于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下滑。

尽管梯利在他的名著《大结构、大趋势、大比较》中没有直接研究中国，梯利的分析对中国研究有所影响。他宣布：

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想象，要对长期的结构变迁建立任何有效分析，我们可以不把这个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同两个相互依赖的巨大过程联系起来：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我们面对的是把大结构、大趋势、大比较整合到历史中去的挑战。(Tilly, 1984, 147)

这个观点对认识中国的发展十分关键，我们已经看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如何你中有我、相互参与地发展。我们必须站在这个高度来看待中国历史。梯利关于战争的观点同样重要。梯利论证了战争在欧洲各国建国过程中的显著作用，他因此也不自觉地揭示了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国家建立的基石。一个国家的战争行为，无论防御或进攻，都需要榨取：纳贡、租金、现金流通税、债券和收入，这些都反过来使得国家更加卷入裁定、分配、生产、监督、和社会一体化。

最后，梯利简要研究了古代中国成功建立国家的原因，但他没有找到答案[v]。梯利发现，中国与欧洲有重大区别：中国的战国时代和欧洲的无政府状态很相似，周期性的造反和边患威胁到国家的统治。但是，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大得让欧洲人无法想象。一个朝代衰落了，另一个朝代起而继之。然而，罗马帝国衰落后，再也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拥有同样的幅员。梯利认为，欧洲自下而上的社会结构相比其自上而下的政府结构，更为完整、连贯、周延。这是试图在欧洲大陆重建罗马帝国多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我将在第二章详细解答梯利提出的这个问题。

过去一百多年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学一直面临一个难题的挑战。中国衰落和西方崛起的原因是什么？玛仕（Marsh, 2000）发现，韦伯的解释完全错了。近来，基于世界体系理论和更多的实际研究，答案越来越清楚了(Marks, 2002)。第一，这是历史的偶然，而不是出于某种文化上的原因或社会组织上的原因：

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不是欧洲封建社会文化上的独特性和社会组织上的独特性：既不是欧洲国家之间主权的相互分割，也不是欧洲基督教王国的规范性和谐。不如说，是欧洲封建社会的背景，一个非常分散的、非常脆弱的朝贡制的积累方式，积淀在亚非欧大陆的奢侈品生产销售网络的市场力量之中，使资本主义积累方式最终取代了朝贡制的积累方式。不是东方衰落了，而是西亚和东亚朝贡制的持续强势阻碍了资本主义在那里成为主导。欧洲是在合适的地点与合适的时间迎接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兴起。(Chase-Dunn and Hall, 1997, 189-190)

第二，中国科学技术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竞争。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紧密相连的。但是，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Needham, 1954-2003)告诉我们，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成就斐然。我们还知道古代中国经济活动的高度密集性和高度商业化。区别不在于有无企业家精神，而在于政治领导人对于革新和技术的态度。与欧洲领导人相比，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导人对革新和技术的感情复杂，有时候还抱有敌意。那么，为什么西欧在十七世纪成为技术革新的中心呢？原因就在于当时欧洲列强争雄的残酷现实。碰巧，在十七世纪，技术革新有利于大大提高生产力，从而缩小时间和空间对欧洲列强争雄的限制(Wallerstein, 1999, 139-140)。古代农业中国民族国家的衰落，就是因为两千年来没有受到一个更先进的工业化民族国家的挑战。

 第三节     理论：研究中国的社会学

中国研究在各个学科蓬勃发展，各个学科都有概述性的著作来总结本学科中国研究的精华。在历史学，我们有费正清和古德曼的《中国：一个新历史》（Fairbank and Goldman, 1998）和孔宝荣的《以东亚为中心：与世界互动的四千年》(Cohen, 2002)。在经济学，有麦迪逊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Maddison，1998)和诺兰的《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Nolan, 2004)。在政治学，有李侃如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Lieberthal，1995)和萨奇的《中国的治理与政治》（Saich, 2004，第二版）。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中国研究方面也有类似的著作。不幸，在社会学领域，尽管有关于中国的大量的社会学研究，还没有类似的著作。

人文社会科学在中国研究中自然有所分工。历史学探索中国的过去；经济学聚焦于中国经济；政治学考察中国的政府。社会学的责任就是要呈现中国社会的整体图画。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社会学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把握社会的性质，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在中国研究方面，社会学研究的使命就是要展示整个森林而不是若干树木。在我们展示整个森林之前，一些关键问题必须厘清。那就是中国社会的性质、国家建立的积淀论、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以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1.中国社会的性质：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与东亚迟发展者

如何定义中国，对于顶尖的专家都成了大问题。1997年10月22日，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提醒美国公众：

试图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是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我们的定义—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根本不适合用来描述 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例如，中国经济已经向市场经济走得很远，无论如何都不是计划经济，但是同时，市场力量又鲜于控制实际的生产、价格、谁来获益。不如说，在他们经济的几乎每个层面都有某种官方干预，以至于我们可以称其为“讨价还价”经济—一定要同政府讨价还价，你能不能盈利有三分之二取决于政府。所以，当你试图向美国人民解释中国经济是个什么样子，怎么说都说不清楚。

同时，中国总是绝对宣称自己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继续干许多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事情。现在，中国上上下下的领导干部都被告知，要少谈主义多干实事。干你该干的事。怎么行得通就怎么干，再在上面盖一层意识形态的外衣，反正你得有个说法。中国的国有企业，整体来讲，对他们是个沉重的负担。除了少数例外，他们现在正尽量将所有的国有企业包装上市。他们将这种转变称为从国有到公有，所以仍然是社会主义。好了，如果股份制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那么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美国了。这儿就遇到定义的问题了。所以，我想，当你想要告诉美国人民中国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出问题了。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现有的各种定义与中国都不怎么符合。[vi]

没有合适的定义，就无法达成对中国的共识，就无法制定坚实稳定的中国政策，以服务美国国家战略利益。面对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形式看内容。不了解社会的性质，铺天盖地的数据很容易遮盖本质和内容，导致对社会整体的曲解乃至完全误解。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有四个主要方面：(1)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和人口最多的国家，(2)一个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3)一个世界体系中的迟发展者，(4)一个东亚国家。

这里我们需要概念分析(Mahoney, 2004, 93)。宏观社会学(Sanderson, 1999a and 1999b; Patrick 和 Lenski, 1999) 认为，人类社会分成狩猎和采集社会、园艺社会、农业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或者信息社会。相同类型的社会一般具有相似的社会结构。宏观社会学中没有“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概念。在宏观社会学的分类中，中国是个典型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意味着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农村，依靠人力而不是机器。

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这个性质决定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社会分层、社会组织、政治经济、城市化、社会保障、教育、家庭、社会流动、人口和环境、社会控制、社会变迁、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和其他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社会（例如印度、印尼、越南）相似，今天的中国更像十九世纪末的美国或者二十世纪初的日本，其时这两个国家都还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

直到十八世纪，中国一直处于亚非欧世界体系的核心。欧洲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的落后的边缘，向中国输出金银换取丝绸和瓷器，以满足欧洲资产阶级的需要。对欧洲人来讲，寻找能在对华贸易中替代金银的东西，是个艰苦而漫长的事情。这使得他们最后找到美国西洋参和印度鸦片作为进口替代。“欧洲和西亚都力图获得进口替代品，以避免昂贵的对华贸易，并通过卖给临近的国家赚钱”(Chase-Dunn and Hall, 1997, 191)。中国在亚非欧世界体系中坐头把交椅不是依靠军事力量。“而是主要由于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先进性造成的不平等交换……‘技术寻租  ’ 是欧洲和中国之间不平等交换的基础。 ” (同上，191-192)。

迟发展者“为了动员资本和压低工资，倾向于喜好专制政府”。国际环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条件”，对迟发展者尤其如此。“外部压力强迫各国寻求合适的军事组织结构，而军事组织结构又反过来重铸了国家的内部结构。国家内部权力分配的变化又影响未来的政策和统治方式”(Evans and Stephens, 1988, 744)。

对迟发展者，市场的有效运行常常与强大果断的国家政权相连，而市场失灵往往源于国家没有自主权和政府低能……战后的日本、四小龙和现在中国的强劲崛起，都显示出国家干预同市场导向相结合十分有效。有关研究表明果断的国家机器有助于有效的市场导向政策，同时也表明使私营企业缺乏自主权和政府低能的国家机器必然破坏市场、伤害发展。

国家政策和市场当然不会只向一个方向运动。政治考量决定了通往工业发展的国家政策，但这些政策反过来对国家的政治基础产生影响……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增加财富、提高教育水平和识字率、发展大众传媒、促进收入平等、扩大中产阶级，这些反过来又促进了政治民主化。(同上， 744-752)

中国革命之后的发展历程显示中国的发展道路符合上述所有方面，是典型的迟发展者。

用那些意识形态化的定义，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专制主义、计划经济等等来描述中国是不合适的。二战以后六十年来中国和世界社会变迁的沧海桑田使我们更容易看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并存于所有工业化国家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常识以为，市场导向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就是社会主义。事实证明，这种常识根本就是幻觉。最新的研究表明，国家干预的强弱并不取决于意识形态姓资还是姓社，而取决于其发展程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即便在高支出的欧洲也没有一个政府花费本国GDP的五分之一，通常为十分之一到七分之一。到1950年，所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的税收都超过GDP的五分之一，美国几乎是四分之一，可是没有一个超过三分之一（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到1997年，经合发组织成员国加权平均的公共支出总值占GDP的39%，税收收入和其他来源占38%。除了新成员韩国以外，没有一个政府的支出低于GDP的三分之一。(Therborn, 2000, 2)

现在的中国，税收仅占GDP的18%。要加强义务教育、社会福利、基本建设和公共设施都需要政府控制更多的财政资源。

关于民主化的研究更有启发性。林兹和史蒂芬(Linz and Stephan 1996) 出色地指出了民主化的规律。他们指出，认定民主化就是“选举加市场”是有害的，而更有害的是以为民主化可以成为一种“浪潮”。林兹和史蒂芬指出了民主化的一个先决条件和五个方面。先决条件是必须先有一个民族国家。五个方面包括：1）一个公民社会有结社和通讯自由；2）一个政治社会有自由和包容性选举形成的凝聚力；3）法制的立宪政体；4）一个国家机关有理性和法制的科层规范；5）一个经济社会有制度化的市场。综合这五个方面来看，今日中国并不比俄罗斯和印度更不民主。

必须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有效方法论。在今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生产力之上，建筑着庞大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今日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意识决定中国的存在，而是中国的存在决定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意识。在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工业生产力同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于是爆发了1949年之前的中国革命。现在的改革将持续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的部分。在农业生产力向工业生产力的转变过程中，全部庞大的农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必将或慢或快地向工业和后工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发生变革。

按照罗斯托(Rostow, 1959/1991)的经济发展五阶段论，中国社会正处在“起飞阶段”的中期。同时，按照奥甘斯基（Organski, 1965）的政治发展五阶段论，中国社会正处在 “初步统一阶段”的末期和 “工业化阶段”的中期。我认为，政治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直接相关。确定实现普选的合适时机，必须同时兼顾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发展阶段。最佳时机，应该是在经济 “起飞阶段”已经完成，和政治发展的“统一阶段”和 “工业化阶段”也已完成的时候。搞得太急，比如印度，会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害。搞得太迟，比如苏联，可能造成社会分裂。对在中国实现普选的最佳时机必须深思熟虑，这样对中国好，对世界也好。

2.国家建立的积淀论

正如梯利指出，建立现代国家是人类社会最近五百年来两大进程之一。几十年来，研究“积淀”的重要性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界的共识。我认为，最重要的积淀，就是国家建立过程中的积淀。在国内，没有从前国家的社会体制的积淀，后来的政权很难稳定社会。在世界历史上，发达国家的社会体制总是自然积淀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要学习、适应、借鉴发达国家。

国家建立过程中的积淀，古今中外，无所不在。在东亚，先进的中国社会体制积淀于日本社会、朝鲜社会、越南社会，如同欧洲社会积淀于早期美国殖民社会。对于争做世界强国的国家来说，除了学习已经被历史证明有效的社会体制，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别无他途。

下一章将会讨论，作为一个整体，唐代以后，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和科举制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西方也学习和模仿了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和科举制度。欧洲语言把中国的秀才、举人、进士翻译成学士、硕士、博士。英国直接照搬了中国的十八级公务员制度，并把它带到北美殖民地。直到1978年，美国联邦政府还在使用这套照搬中国的十八级公务员制度。西方还直接照搬了中国的科举制：法国，1791；德国，1800年前后，英属印度，1855；英国本土，1870。

对于任何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过程都是一个对内对外的积淀过程，而不是全盘更新。着重于比较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差异的“现代化理论”曾很流行，但现在应用这个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少。原因是“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和“传统”这两个核心概念有致命的失误。美国有个参议院（古罗马也有个参议院），日本有个天皇，英国有个女王。参议院、天皇、女王都是“传统”的，但美国社会、日本社会、英国社会却都是“现代”社会。正是现代化理论在这这两个核心概念上失误导致了自身的解体。在我们使用现代化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它严格界定于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这三大要素对任何现代国家的建立都顺理成章而至关重要。

正如梯利所展示(Tilly，1990)，欧洲民族国家只有在经历了长期血腥的战争与冲突后才得以确立。在经历了550年诸侯混战之后，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建立了。毛主席诗曰：“百代尚行秦政法”，就是说，秦始皇奠定的中国民族国家的框架积淀至今。

中国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在秦汉已然奠定，只需振兴而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核心口号是“振兴中华”，而不是“建立中华”。这种振兴，基于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即以美国、日本、欧洲为中心，中国在边缘，所以中国自然而然要反过来向中心国家学习。

3.中国与全球化

全球化成为社会科学界讨论最热烈的课题之一。2001 年，贵棱（Guillen，2001）总结了有关全球化的五大争议，中国经验对回答这五大问题都很有用。

首先，全球化真的发生了么？确实发生了。从前，中国是农业世界体系的中心。现在，中国处于工业和后工业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正在争取向中心移回去。

第二，全球化产生趋同化么？答案取决于“趋同化”的定义。如果趋同化是指城市化、工业化、民主化，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和全世界都在向这个方向趋同。但是，趋同化并不等于同质化。参议院、天皇、女王（或者国王）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趋同。同样，中国的社会体制终将保留先秦和秦以后积淀下来的一些中国特色。

第三，全球化会颠覆民族国家的权威么？答案是否定的。有些人主张民族国家正消溶。可以说，这种民族国家消溶论是一种“地球村愚昧”(Global Village Idiocy)。事实是，没有一个主要大国的主权正在消溶（中国也是其中之一）。甚至伊拉克的主权也不是那么容易被颠覆的。

第四，全球化与现代性有区别么？我认为，全球化与工业化和民主化一样，仅仅是现代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它们可以被视为构成整体的部分。

最后，一种全球文化是否正在形成？美国文化可以分成农业美国文化、工业美国文化和后工业美国文化。中国文化同样可以这样划分。今天的中国文化，像一百年前的美国文化一样，是一种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文化。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工业文化会越来越像美国工业文化。另一方面，即使都是后工业文化，美国文化、日本文化、德国文化、法国文化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各国语言不会趋同。中国人还是要说中国话、吃中国菜。

4.美国与中国

有两个重要因素影响美中关系。首先，中国是一个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国家，一个东亚的迟发国家。第二，美国经济的规模和国力远远超过中国。2004年，美国GDP超过中国八倍，美国人均GDP超过中国38倍。自然，由于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美中之间存在一种过得去的工作关系是有理性的。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的大战略取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史文与泰略斯认为，“中国的大战略基本上是从大国政治的角度出发，对国际关系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 … 所以，国际秩序主要被视为国家之间相互竞争、权力导向的互动。”(Swaine and Tellis, 2000, 6-7)。对于未来中国国防行动的分析“不必假设中国领导人或民众怀有或出现善意与恶意。毋宁，中国未来的国防势态主要源于结构性的、系统的、和历史的因素”（同上，7）。

首先，中国的大战略取决于中国近代史：

在中国近代史头三分之二的时间里（即大约1840至1945年），对中国大陆和海岸线的主要威胁是帝国主义强权的入侵，例如俄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入侵。二战结束后，拥有强大军事力量或者高度工业化的民族国家，例如印度、俄国、日本、美国，对于中国领导人展示出各种国防上的威胁，包括入侵的威胁。（同上，11）。

结果，由于中国脆弱的边境和反复被外国侵略的历史，在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将国内政治社会的软弱和外敌入侵强烈地联系了起来。（同上，13）。

考虑到这些被侵略的历史深藏于中国人民的心中，李侃如准确指出了中国人民的三大目标：

第一，非常明确，国家统一。中国人认为，国家统一就是推翻过去一百年里被经济强大的列强所强加的分裂。第二，经济发展。中国人认识到，自己国家实力的降低其实源于其他国家更迅速的经济发展，所以中国决心发展自己的经济，并且将发展经济视为头等大事。这既包括赶超其他国家，也包括提高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二十世纪的多数时间里中国国内陷于暴力和不稳定更凸显了这个目标的重要性。[vii]

自然而然，中国的大战略正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

中国的基本国家目标是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统一的、和富裕的国家。中国把自己看作一个大国，就像其他大国一样。中国认为自己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认为这种大国地位来源于其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核武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和经济的增长。中国希望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得到和其他大国平等的地位。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北京相信至少在2050年以前，它将获得中等规模的大国地位……

中国国防工业的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在无限长的时间内，尚无法制造出可以挑战高科技敌人如美国或日本的武器……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一支军队，要足以抵御任何地区性敌人、维持领土完整、保护国家利益、维持内部安全、阻止法理台独的任何举措、抵抗侵略……

中国的战略，是用足够的力量，在北京列出的条件下，把对手拉上谈判桌；并能果断出击，杜绝第三方的干涉……如果北京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中国会努力克制并限制冲突，但同时使用足够的军事力量和战术，在外部力量尚未进行武装干涉之前，在主要贸易和外国投资中断之前，在军事上解决问题……如果第三方对卷入中国的地区冲突进行武装干涉，解放军将使用一切手段，希望给第三方造成重大伤亡，以削弱干涉一方的决心。[viii]

要理解未来五十年的中美关系，首先必须了解世界体系今后五十年的基本格局。

如果我们沿着形势1的思路发展，假设世界体系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只不过是重复霸权衰落早期阶段的变种，那么我们可以期待世界形势向下列情况发展，我把它们简单地假设为几条定理：

• 基于前二十年出现的领导科技革命的新产品，一个新的诺卓惕夫阶段A将迅速开始。
• 就谁会成为这些新产品的主要生产者，日本、欧盟、美国之间将产生激烈竞争。
• 日本和欧盟之间将同时开始继承美国霸主地位的竞争。
• 残酷的竞争通常会使三边减少到双边，最有可能的组合是日本连横美国对抗欧盟，这种组合受制于双方的经济考虑和矛盾的文化考虑。
• 这种双雄世界格局让我们回到经典的形势：一个由前霸主支撑的海空强权，对抗一个大陆强权，从地缘政治和经济上预示着日本的最终胜利。
• 三边的每一方都将继续加强自身同某一特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美国与美洲、日本与东南亚、欧盟与中东欧和前苏联。
• 在这个地缘政治重组中最困难的政治问题是将中国纳入日本-美国区域和将俄国纳入欧盟区域，但毫无疑问这两件事情都可以搞定。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预期今后五十年欧盟和东亚之间会相当紧张，而东亚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在那之后，中国能否夺取日本在新结构中的统治地位，就很难说了。(Wallerstein, 1999, 46-47)

如果美国希望维持霸主地位，就必须在大国之间搞好平衡。中国在今后五十年还不会争夺世界霸主地位，但是如果中美关系搞坏了，那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亨利·基辛格总结了中国大战略和中美关系的精髓：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耐心和深谋远虑的。在北京看来，地缘政治的威胁不是去征服一个中国的邻国，而是中国的邻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中国领导人最没兴趣做的事就是挑战美国，这个最遥远的国家，在历史上从未威胁过中国的统一和完整。(Kissinger, 2001, 147)

要想知道美国和中国的主要差异，应该看两个国家的性质，而不是文化。美国是个先进的后工业化社会，而中国是个落后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社会。美国是中国的先生，但师生关系并不命定就很亲密。如果美国的中国政策制定者对中国有更好的了解，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本来都可以轻易避免。作为中国的先生，美国必须在中美关系中采取主动。

学者们认为，在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军事问题并不一定成为一个要素。相反，观察中国的重点应该放在中国内部秩序的重构上：

有些人担心迫近的“中国威胁”，但讽刺的是，中国观察家们很有理由地正在期望有一天中国将崛起成为一个大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能变得更强大，从而更不具威胁。在崛起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发展出一套更完善的法制、更自由和更成功的经济、更国际化和更少重商主义的经济前景、国家同工人阶级更好的关系、国家同少数民族更好的关系、更职业化和更完善管理的军队、以及同亚太周边地区更好的关系。所有这些变化都将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以及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不幸的是，这些进程将进行得十分困难，不会很快结束。(Karmel, 2000, 182)

美国参与这些进程的选择很多。我建议订立美中自由贸易协定，以激励美中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融汇。另外，许多美国大学已经为中国精英提供一年制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这些人大多是大陆的政府官员和大型国有企业干部。这项工作没有理由不能延伸到社会工作、教育、公共管理、法律、甚至警察部门。如果美国遵守1971年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台海就有永久和平。

以上是我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国家建立的积淀论、中国与全球化、以及美国与中国关系的若干定理。如果不出意外，基于这些定理，2005年，列克星敦出版社(Lexington Books)将出版一部名为《中国社会导论》的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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