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是俄國1905年革命聖彼得堡蘇維埃的主席。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中，他又是彼得格勒（即沙皇時代的聖彼得堡）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領袖，實際組織了十月革命的起義。十月革命之後，他一手創建了紅軍，領導了反擊白俄的內戰，並且作為俄國的首席代表，出席與帝國主義簽訂了停戰的布列斯特和約。托洛茨基在1914年和列寧就俄國來臨中的革命性質爆發了激烈的理論爭論，1917年後，兩者是最親密的戰友，反對俄國革命從1923年以後出現的官僚化和墮落過程。托洛茨基在1927年被當時由斯大林控制的俄共開除出黨，1928年被遞解出境，1929年被流放，最後在1940年於墨西哥流放地，被斯大林的殺手殺害。時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托洛茨基糾合全世界革命團體組成第四國際之後。
托洛茨基重要的理論貢獻良多，其中最表表者為兩方面：在革命早年創立的「不斷革命論」，和對俄國「被背叛的革命」的官僚墮落過程，及對革命墮落之蘇聯的國家性質的分析。
這篇譯文，對不斷革命論的理論產生的背景、過程，及其在21世紀的相應性，作了扼要的介紹和分析〕
不斷革命論並不是一項形而上的理論推測；這個理論的出現，是為了對我們這個時代最激動人心的疑問作出回應。這個疑問就是：怎樣用當代的語言，解決備受著聳人駭聞的痛苦的資本主義從屬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社會問題？這些國家是怎樣才能夠逃脫赤貧化、獨裁統治、寡頭政體和備受外國支配的厄運？
不斷革命論這個理論，無疑是20世紀中托洛茨基對馬克思主義最具重要意義和深富創意的理論貢獻之一。這個理論是怎樣產生出來的呢？而面臨著新一個世紀開始之初的今天，這個理論有著什麼意義？
不斷革命這個見解，最初獨是為了處理俄國所面對的問題，首見於里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在俄國1905-06年革命起義年代寫的著作。托洛茨基對於1905年這場革命的性質的立論，是與當時在第二國際就俄國前途的問題最為當時得令的見解迴然分途的。在《共產主義宣言》（1892）俄文版的前言內，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猶豫的提出，俄國的革命需要是向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發出訊號，而這兩個革命又是互相補足，則在俄國共同擁有的既有財產，將會成為共產主義的出發點而作出效勞。
可是，隨著馬克思恩格斯相繼去世，俄文版序言裡的這個思想脈胳（有著與俄國民粹主義契聯的嫌疑）受到了揚棄。不久之，不論在俄國或歐洲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見解裡，出現了一個普遍的前提，他們全部都深信不疑：未來的俄國革命將必須是和必然是嚴格地帶有資產階級民主的性質：它將廢除沙皇制度，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壓制鄉村的封建殘餘，把土地分配予農民。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各派，全把這項假設的前提作為爭議的出發點。他們之間要是有所爭議，那便是就無產階級在這場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及這場革命中的階級聯盟的問題，各有作出不同的詮釋。例如，哪個階級應該成為無產階級的聯盟？是資產階級自由派（孟什維克派提出）？或是農民（布爾什維克派提出）？
#俄國革命的性質
在眾多馬克思主義中，托洛茨基是第一個，而且在長期裡是唯一的一個，向這項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作出質疑。在1917年之前，他隻身一人所思考的，不僅是關於工人運動在俄國革命中的盟主作用（帕武斯、羅莎．盧森堡，以至列寧在一些文章裡也有處理這個問題），而且更是有關民主革命生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這個問題。
在1905年這一年裡，托洛茨基在給革命報刊撰寫的多篇文章內，首次就他的新學說有條理地作出闡析——這些思想，隨後在《總結與前瞻》（1906年）這本小冊子裡有系統地加以發揚。托洛茨基的思想無疑是受到帕武斯的影響，不過帕武斯本人的思想，卻是從來不曾越出工人政府須是嚴格的完成（民主資產階級）綱領的限度。帕武斯要改變歷史的運動作用，但不是改變歷史的軌道！
「不斷革命」這個名詞，托洛茨基似乎是受到法蘭茲．梅林在1905年11月在《新時代》刊登的一篇文章的啟發。只不過，那位德國社會主義給這個名詞所賦予的含義，比起這個名在托洛茨基這位革命者的著述裡所獲得的含義，是遠非那麼激進，並且是甚為空洞的。從1905年開始，托洛茨基便力排眾議，單獨一人大膽地作出革命在俄國有完成社會主義任務——沒收大資本家的財產——的可能性；這個假設，被俄國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一致否定為烏托邦式的、冒進主義的假設。
對托洛茨基在政治上的大膽，及對不斷革命論產生的根源所作的一項專門的研究，顯示了托洛茨基的立場，是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和辯證法的一項闡析之上；這項闡析與當時統據的正統觀念大異其趣。托洛茨基之有這種闡析，至少在部份上可以從托洛茨基在青年時研究的首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拉布廖拉的影響裡得到解釋。拉布廖拉本人是深受黑格爾——馬克思主義派的啟發，這與盛行於他同代的庸俗實證主義和庸俗的唯物主義，是兩個極端。
#不斷革命論的思想來源
在青年托洛茨基關於俄國革命的理論著作內發揮作用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裡，有下列一些富有特色的特點：
1、托洛茨基擁戴對立的統一這個辯證法的觀念，他批評布爾什維克派把無產階級的社會政體與「工農民主專政」截然兩分，將之批評為「純粹形式上的、邏輯上的運作」。同樣地，托洛茨基在反對孟什維克黨人切爾萬寧的一次論戰中，在一段教人驚訝的行文裡，托洛茨基譴責切爾萬寧的分析性的政治取態——也就是抽象的、形式的和辯證法之前的：「切爾萬寧構建他的戰術，有如史賓諾沙構建他的倫理學，也就是說，是幾何學式的。」（見托洛茨基著的，1905年》）
2、托洛茨基明確的拒絕經濟主義，而那是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的精華之一。這一個破口，是不斷革命論的前設最基本的方法論之一，這在《回顧與前瞻》中一段著名的字裡顯示出來：「想像無產階級專政自動地須——依賴於一國的技術發展和資源，那是把事情簡化至荒謬程度的『經濟』唯物主義所持的偏見。這種觀點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
3、托洛茨基的歷史觀是開放而不是宿命論的；他寫道，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就是「通過對發展中的革命的內部機制進行分析的手段，發現其中的『可能性』」（同見於《回顧與前瞻》）。不斷革命論不是在事前作出決定的結果；不斷革命論是一個客觀的可能性，是合理和現實的，其完成有賴於無數主觀的因素和各種不可逆料的事件。
4、俄國大部份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由於與俄國的民族粹派論爭使熱，大多都傾向於否定俄國社會的組成自有其特殊性，並且堅持西歐和俄國未來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必然有著相似性；相對於他們，托洛茨基發展了一套嶄新的辯證立場。托洛茨基既批評主張的斯拉夫獨特性，也批評孟什維克派所主張的抽象的普遍性。托洛茨基發展開來的具體分析，同時解釋了俄國組成的獨特性，及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傾向所造的衝擊。
就是上述種種方法論上的創新，使托洛茨基在1906年寫於獄中的著名的小冊子《回顧與前瞻》，成為了一份獨一無二的文本。托洛茨基從研究俄國內部的配合和不平衡的發展出發（那時仍未使用這個名詞）——由此而達致的結果，是產生了軟弱和半外來的資產階級，一支現代的、極度集中的無產階級——得出結論認為，唯有工人運動在農民的支持下，才能完成俄國的民主革命，推翻民主專制和土地主的權力。
在俄國建立工人政府的這個展望，在現實裡得到另一個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帕武斯的共鳴。干不斷革命論這個見解的新穎性，不在於它對未來俄國革命的階級性質所作出的界定，而更多是在於它對俄國革命的歷史任務所包含的觀念。托洛茨基在此的關鍵性的貢獻，乃在於他認為俄國革命的能夠超越一場深刻的民主變革的限度，而開始採取清晰地包含有社會主義內容的反資本主義的措施施。
托洛茨基用來解釋他那打破傳統觀念的理論假設的基本論句，是相當地簡單明了的：「無產階級政治上的支配性，與它經濟上的奴役性不可相容。」無產階級一旦當權，控制著強制的手段，哪為何還要繼續忍受資本主義的剝削呢？即使無產階級最初是希望自限在最低的綱領，但它也將會被其所處的位置的邏輯使然，被帶引向採取集體性的措施施。托洛茨基並且進而相信，革命倘若沒有向西歐擴展，則俄國無產階級將面臨難以長期掌握權力。
#十月革命驗證了不斷革命論
俄國1917年的事態，戲劇性地印證了托洛茨基早在1年前所作出的基本估計。資產階級黨派和它們在工人運動中溫和一翼的盟友，沒有能力回應農民的革命熱情民對和平的渴望，從而為革命運動從2月到10月的激進化創造了條件。而那個關乎到農民的「民主任務」，也只是在蘇維埃取得勝利之後才完成。（列寧在後來這樣寫道：「是布爾什維克派……鑑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協助農民把資產階級革命領導到底。」）
十月的革命者一旦得到政權，他們卻不能夠單純的自限在民主改革方面。階級鬥爭的動力責成他們採取明確的社會主義措施施。而事實上，布爾什維克派面對著有產經濟上的抵制，和愈趨嚴竣的生產整體癱痛的威脅，它及其盟友不得不——比預期中更要迅速地發生——把資本沒收。就在1918年6月，人民委員議會頒佈法令，把產業的主要部門社會化。
換言之，1917年革命是經歷了沒有間斷的革命發展的過程，從二月「資產階級」民主的階段（仍未完成的）發展至從十月展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階段。蘇維埃在農民的支持下把民主措施（農業革命）與社會主義措施（沒收資產階級）配合起來，開啟出一條「非資本主義的道路」，邁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一過，布爾什維克黨之所以能夠在這一場巨大的、「震動世界」的社會運動中擔負領導作用，只於列寧在1917年4月主動的重新調正策略方向，按照一個相近於不斷革命的展望作了急激的調校。而毋須贅言，托洛茨基之作為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布爾什維克派的領袖和紅軍的創立人，他本人也在十月革命之「生成為」社會主義革命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中國革命催化不斷革命論
但有關乎革命向國際擴展的這個富爭議性的問題，仍是懸而未決。問題是，已發生的事態，是否確證了托洛茨基下述這項設限性的預測：沒有歐洲的革命，俄國的無產階級政權是否注定要失敗？是，亦不是。俄國的人民主，沒能在歐洲革命（1919-23年）的失敗後生還；不過，俄國革命的沒落也沒有如托洛茨基在1906年設思想的那樣，發生了資本主義復辟（復辟只在很久之後，即1991年之後才發生），然而革命卻是出現了未曾預見的發展：工人權力被源出自工人運動的官僚層份的獨裁專政取代了。
在1920年代的下半葉，托洛茨基在與斯大林主義發生理論性的激烈衝突的過程裡，就不斷革命論在國際間的含義作出了詳細的闡析；他的思想受到中國1925-27年戲劇性地爆發的階級鬥爭所催化，就一如1905年的俄國革命所予他的思想的刺激。
在《不斷革命論》（1928年）這本書裡，托洛茨基首次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採用當時的術語）國家的社會革命的動力，有系統地表述了他的命題，將之舖陳為用於全世界層面的理論。在書裡，托洛茨基就斯大林化影響下的共產國際對中國施行的災難性的政策力陳其非。按共產國際的政策，是強使中國共產黨實行革命階段論的教條，及與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組成同盟。托洛茨基則認為，中國一若沙皇時代下的俄國，當資產階級感受到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威脅，是不會再發揮革命和反帝國主義的角色；只有無產階級及與農民結成的同盟，才能在一場從民主革命「生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不間斷的過程中，把農民及民族的民主綱領完成。
這項分析的理論基礎，無疑就是配合和不平衡發展律；這個理論早已隱在1906年的著作及1928年的論爭之中。不過，是待到了1930年，這才在《俄國革命史》裡，首次得到明晰的舖陳。配合發展律和不平衡發展律這理論，使托洛茨基得應該超越把歷史視作為一系列先決性的、次序不變的歷史階段的進化史觀，進而對進程作出辯證的詮釋。辯證史觀把不齊一的歷史發展節奏——「落後」國家的不得發展——與使各種特定的階段及古老與現代的混和使和睦並存的「配合發展」合而為一。
從這個取態入手，派生了關鍵性的策略性和政治性的結論最先進的社會——經濟條件之與最落後的社會——經濟條件的熔合、、連接，就是民主任務和社會主義任務的熔合，或配合的不斷革命的進程的結構性的基礎。呈示問題的另一的黨方式是：由配合和不平衡發展派生的基本的政治後果，就是，處在邊緣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任務，必然是持久地得不到解決的。
#20世紀證驗了不斷革命論
托洛茨基在《不斷革命論》裡，反對斯大林主義革命階段論學說的庸俗進化主義史觀，他強調，在中國或其他「東方」國家（拉丁美洲和非洲在那時作未在他的興趣範圍之列），是不能有一個分離出來的、完整的民主階段，以作為處於第二階段的社會主義階段的必要的歷史先驅。唯一可靠的革命力量是無產階級和農民，而當他們一旦掌握政權，民主革命在發展的進程裡，將直接的演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也因而是不斷的革命。
從形而上學的觀點或抽象的邏輯學觀點來看，或許是有可能把兩個階段清楚地區辨開來；可是，在革命進程的真邏輯裡，兩個階段將會是辯證而有機地合二為一。這就如托洛茨基為伊羅生著的《中國革命的悲劇》的前言所述：「誠如人們不止一次地說過：革命具有它們自身的邏輯。但這不是亞里士多德底邏輯，甚至更不是「常識」之實驗主義底半邏輯。它是思想之較高的機能，發展及其矛盾底邏輯，也就是辯證法。」（見《中國革命問題》第195-196頁。春燕出版社，1947年5月出版）
托洛茨基所作的分析的基本局限，乃在於他的分析是「社會學的」，而不是策略性的：他把農民僅僅看作為只是革命無產階級的「支持」，認為農民是一個「小有產者」階級，視野不能越出民主要求之外。例如說，托洛茨基不大能夠接納主要是由農民組成少中國紅軍。托洛茨基一如大部份俄國反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一般，他在沒有批判地審視之下，採用了馬克思對法國農民的分析，將農民視作分散化的份子和小資產階級，並將這種分析應用到在特色上迴然不同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不過，托洛茨基在他的晚期著作《關於俄國革命的三種觀念》（1939年）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之把農民視為一個非社會主義的階級的評價，從來都沒有「絕對而不可變更的」意思。
不斷革命論在20世紀的歷史進程裡兩度受到證驗。一方面，是由依賴國的共產黨盲目地應用斯大林主義的革命階段論和與民族資產階級結為同盟而造成的災難性的結果所證驗，如1936年的西班牙、1965年的印尼和1973年的智利；另一方面，是由於這項理論在1906年時已經有系統地作出闡析的那樣，在很大程度上能讓我們對20世紀的革命作出預測和解釋。20世紀的邊緣國家所發生的革命，全都是「不間斷」的革命；在俄國、中國、南斯拉夫、越南和古巴，所有這些國家的革命的整體輸廊，皆和托洛茨基的中心見解相符。即是，處於外圍的資本主義國家，不論是資本主義附庸國或是殖民地國，它們皆具有合二為一的、不間斷的革命——民主革命及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1917十月革命之後的革命運動的領袖（除了少數的例外，如捷古瓦拉）之沒有承這些革命的「不斷」性質，或他們僅是在事後用不同的術語來承認，這個事實，並沒有損害不斷革命論的歷史效力。
#不斷革命仍在21世紀的議程內
不斷革命論受到確認的另一個層面——主要是以負面的形式加以確證——就是不斷革命論的觀念，乃是斯大林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的反面。托洛茨基認為，社會主義只能夠在全世界的範圍內存在；在一個外圍國家所發生的革命，只能是朝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一個稱得上為社會主義之名的社會，是不能夠在一國的民族界限之內建造。這個見解，由蘇聯在1991年不光彩的崩亡證驗了。事情誠然是沒有一若托洛茨基所希望般發生——他希望出現反官僚的政治革命——但蘇聯官僚失敗的經驗之確證了托洛茨基的主要理論假設，也是非同小可。
不斷革命論不僅讓我們能夠理解20世紀偉大的社會革命，而且它在21世紀嶄露之時，仍然出人意表的有著時代的相應性。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首先，乃由於在絕大部份資本主義外圍國家——中東、亞洲、非洲或拉丁美洲——真正的民主革命仍未完成：國家的民主化（以至世俗化！）、從帝國的箝制中解放出來、社會排斥絕大多數貧苦民眾，及農民問題的解決，凡此種種，仍希望是議事日須處理的事項。附庸採用了新的形式，但兇殘和制肘之甚不減昔日：「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及不久將來的「條件貿易組織」對負債國通過用新自由派的「調整」方案及償還外債的嚴厲條件來實行的獨裁專政——實際上，就是對南方所有國家進行獨裁專政。人們可以說，由這些一般地為帝國主義強國而尤其是為美國服務的全球性的機構和金融體系，它們對南方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所施展的權力，較諸昔日的新殖民地主義制度是更要直接，更要專橫。
所以，在這些國家的革命，就只能夠是和推翻資本主義的複雜結合。在今日，便和昨天一樣，在邊緣國家的革命演進的議事日程，乃是和處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心的那些國家的議事日程不相同的。在印度發生的社會革命，從綱領、策略和驅力的觀點來看，是不會像英國般是一個「純粹的」工人革命。今天，在多個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托洛茨基並未有預見到的——的土著運動和農民運動，顯示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和社會爆炸性，並且是與民族問題緊密扣連。
例如，人們無法想像，巴西的社會革命是不會同時處理國家的民主化、民族解放、激進的農業改革，及尋求一條照顧大多數人的社會需要的自主的經濟發展的道路。反過來說，唯有一個社會革命——也即是反資本主義的革命——才能在「不間斷的」社會演變的進程中，把民主綱領完成。
#越超種種民族主義妄想
在南方國家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反對世界性的金融機構，反對由「國際貨幣基金會」高壓施行的、造成嚴重社會後果的「結構調整」的政策，和反對不人道的外債制度的鬥爭中，民族問題重新獲得了迫切的相關性。
就在這種客觀情狀裡，人們看到一股新生的民族主義型的妄想——源出於斯大林主義的黨派也有份參與這些妄想——那就是，妄想能有「民族發展」（資本主義的）的可能性，妄想大力發展民族工業（資本主義的），妄想與民族主義的軍人結成同盟，又或是妄想取得各階級合作支持「一條獨立的經濟道路」，以面向國內市場發展。
不斷革命論讓我們能夠超越這些妄想；這個理論把民族解放的熱情和反對帝國主義支配的種種鬥爭的新形式的的熱情，放在一個決定性的位置，讓我們堅執民族民主鬥爭和社會主義鬥爭在一個單一的歷史運動內的不可分割性。
在許多資本主義外圍國家裡，以及在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民族問題並且採取了一種新的，特別使人不安的形式：種族間的、社群間的、宗教間的血腥衝突。這些衝突每多時由法西斯的勢力的反動派所鼓吹，有的受到西方集團的擺佈。
同樣的，在這些國家裡，只有提出一個真正民主的聯邦或聯邦聯合體的解決方案，保障小數民族的權利，為所有民族的工人統一創造條件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革命，才能打破社群仇殺、互相殘害和報復的可怕循環。這樣仍一種解決方案，對東南亞、中東和巴爾幹地區尤其適用。
對於托洛茨基來說，不論依賴國的社會矛盾是多麼的深重，革命不是「必然」會發生的；十也不是資本主義危機和貧窮白熱化的「必要」產品。人們所能夠提出來的，是一個設限性的命題：一個可靠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在「不斷」的仕程中——沒有發生，則南方國家和外國資本主義的民族將不能著手解決折磨著他們的莊嚴的（用曼德爾的說法）困難：貧窮、苦困、失業、社會極端不平等、種族歧視、缺水和麵包、帝國主義支配、寡頭集團政體和大莊園地立對土地的壟斷。
（史丹譯自《國際觀點》2000年9月——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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