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上网有些纳闷，为什么近段时间的托派越来越多，而且各种花样的都有（我是指中国内地）。我记得萧武曾半开玩笑地说，正如自由派在八十年代泛滥一样，将来托派可能也会流行起来。
自2005年以来，我总是蠢蠢欲动地想写写“什么是托派”“托派史”“共运史”这样的大题目，但是我发现，目前只有下面这篇文章的能够把握住这篇文章的主题框架。文章不长，却很有深度。——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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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运动的前世今生
托洛茨基主义、托派、不断革命论，这些概念是近几年才出现在中国大陆左派圈的。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与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中国社会有何关系？下面是本人对这个问题的一家之言。要立即申明的是，我是托派，决不追求所谓「超然、持平的学术态度」。我们走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里来，纯爲个人及本阶级根本利益的驱使，爲的是推翻资産者的统治，在现代生産力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另创一个无阶级的自由世界。我们所有的活动，包括我写这篇文章，都是爲此服务的。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落实民主改良的前提是建立工人政权
首先要点明的是，「不断革命论」并非托氏独门功夫。在1905年俄国革命工人运动大发展背景下，托氏与另两位社会民主工党的大活动家帕尔乌斯和克拉辛共同提出「不断革命论」。这三个人认爲，大工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由于産业无产阶级有能力取代资本家集体管理社会[1]，资本主义作爲一个全球系统，就进入了爲继续生存而挣扎的阶段。资产阶级与其它各剥削阶级可以妥协、让步，对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却定要毁之而后快。与此同时，20世纪初全球资本主义系统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少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后起资本主义地区形成了分工体系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后起地区的社会进步和工业发展被限定在「边缘身份」的框架内，当地资产阶级对中心有极大的经济依附和政治（军事）联系，无力进行彻底的民主改良。基于以上两个理由，不论帝国主义中心地区也好，后进资本主义外围也好，每当无产阶级在争取改良的时候走得太远，组织性和阶级觉悟增长太快，本土资产阶级就与其它剥削阶级连手一道扼杀群众运动，以免工人闹到夺权的地步。在这个过程中，帝国主义中心与后进地区的资本家们通常都要求助于公开的军事独裁；后进地区的资产阶级同时还必需容忍许多前资本主义残余和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作爲合伙镇压工人的代价。
虽然工人运动的日常工作是争取具体、局部的改良，但爲了不让辛苦争来的改良隔段时间就付诸东流，工人阶级不得不设法剥夺资本家的産业和政治权力，爲此，前者被迫组织起自己的政权。也就是说，在帝国主义时代，爲了落实民主改良，工人阶级不得不先行建立自己的政府。实践表明，有産者不经过激烈战斗从不认输。这意味着内战。工人之外的被剥削阶级和阶层（小农、城市贫民）在经济上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多重压迫，他们的日子往往比工人更难过。内战中这些阶级和阶层是工人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同盟军。
然而，工人政权在内战中取得军事胜利后，它往往仍面临着肃清前资本主义残余的重大任务。这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从早期苏俄对同性恋的态度试析不断革命论
在十月革命中，列宁派和支持它的先进工人的目标是剥夺资产阶级并建立工人政权。可是，这个政权却又以国内绝大多数人（从首都贫民区的家庭主妇到塔什干的手工艺人，从年轻的先锋艺术家群体到鞑靼封建主的奴隶），而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作爲自己的社会基础。这是怎么回事呢？
阶级斗争不是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而是参与斗争的各方利益有机结合与分化的结果。前资本主义残余不是「自顾自」的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里，而是已经整合到主导剥削制度中去了。在沙俄，一个资本家可能具有民主主义思想，从思想上说他似乎应该反对奴隶制，但如果奴隶劳动有助于他降低成本，他就会站在奴隶主一边。同样，自由主义教授可能对限制人身权利的户籍（护照）制度痛心疾首，但爲了阻止工运的扩散及其对私有産权的威胁，他又会每每呼吁「费尔泼来应该缓行」，诸如此类。在这张由形形色色的压迫绳索编起来的大网中，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占据中心位置。
1917年11月俄罗斯全国工兵农代表总委员会（所谓的苏维埃）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在随后迅速通过的一系列重要法律性决定中，除了广爲人知的《和平法案》和《土地法案》，工兵农代表总委员会还废除了许多旧俄社会——文化禁令，包括对同性恋的禁令。毫无疑问，迫害同性恋者是前资本主义残余的一个体现，俄国工人政府在扫荡此类残余的时候，顺手解放了同性恋者。不是说同性恋者的抗争可以取代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但既然俄国资产阶级在这个本来属于民主改良的课题面前暴露了充分的无能，已经夺取政权的革命工人只好替民主主义解决诸如此类的麻烦。
另一个大课题是「良心自由」。俄国革命工人运动主张无神论，在夺权后大力推行无神论教育，这是事实。但作爲旧俄思想专制和民族压迫的一部分，官方东正教之外的宗教（比如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萨满教），以及东正教内部非主流宗派，曾长期遭到官方排挤甚至屠杀。工人政权有义务让各个教派都得到传播的机会，虽然这决不等于鼓励信教。即使是对东正教会，工人政权也仅剥夺了教会财産（主要是地産和贵重金属[2]），并未妨碍它及其信徒公开活动。所以20年代的苏俄十分矛盾地成了一个教派（包括许多小宗派）繁荣的地方，尽管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大前提就是解除唯心论对群众的思想控制。当然，在具体执行「良心自由」原则时，工人政权的诸多作法有可商榷之处。在中亚，工人政权一度承认过「伊斯兰法庭」（沙立阿特）的合法性；东正教教宗自彼得一世以来就由沙俄政府任免，1917年后被允许恢复旧的内部选举制，结果新选教宗把东正教会变成了反苏活动的最坚强堡垒。尽管有过有失，「良心自由」是工人政府在内战中赢得少数民族地区数千万支持者的几大原因之一。
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需要受到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并对劳动力进行至少是起码的「护养」，以免过早「损毁」或「生锈」。但是，当现实生活中许多地区阶级斗争的激化已导致无产阶级政权的出现，当地文教卫生水平却还十分落后。于是，在1917年的俄国和后来的中国，大众教育、卫生又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改良应落实而未落实的课题。包袱甩给谁了呢？又是工人政府。苏、中建国初的「全民识字运动」、
「全民卫生运动」是至今许多人耳熟能详的。
严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总要明确指出它的阶级内涵和政治作用，因爲不如此就不能反映出革命使哪个阶级受益。所以，我们通常都反对「人民革命」一类含糊不清的说法。但是，工人革命在摧毁资产阶级统治时，它不能不打破剥削社会世代相传的许多文化和民族偏见。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深翻」，涉及范围确实是全民性的。1917年秋，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爱国派、保皇将军和英法金融资本组成了统一战线，阻止工人上台。爲了镇压工兵农代表总委员会，他们向首都派出了当时俄军最有战斗力的特种兵团「野蛮师」。「野蛮师」由高加索山民（车臣人、印古什人、阿瓦尔人）组成，资产阶级以爲「车臣人动刀子不眨眼，又那么恨俄罗斯人，让列宁去跟他们讲国际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吧！」。结果呢？「野蛮师」跑到工人一边去了。车臣文化属于原始社会末期，但山民们听懂了彼得堡工人的话：「革命后分给你们地种庄稼」，这就足够了。
打了一百多年反俄独立战争、对《资本论》闻所未闻的车臣山民拥护十月革命，引经据典的「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们却反对十月革命[3]。这种种看似「说不通」的现象，说明了什么？爲什么与列宁派同在一个党里的孟什维克，当他们一生奋斗的梦想——无产阶级革命近在眼前时，会走到它的反面去？
不断革命论与左派内部分化重组
1905年革命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化越来越深刻。托洛茨基提出「彻底改良就意味着工人夺权」；列宁派认识到了革命时出现的工人委员会的巨大意义，孟什维克派却停留在老一套「左派+自由派+反专制斗争=民主革命」的旧观念里。在反动时期最黑暗的时刻，一部分孟什维克干脆借口奸细太多，要求取消反对沙俄专制的政治纲领（后来他们被叫做取消派）。在他们看来，既然在技术上目前无法开展政治工作，那就不要开展。把这一立场推论到底，等于承认政治纲领的诞生不是社会生産发展和阶级矛盾的産物，而取决于特工部门对革命运动的监控程度。
从不断革命论的立场来看，孟什维克的堕落不是偶然的。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战略任务由帮助资产阶级民主派取代专制，转变爲直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那么，任何拒绝这一转变的社会主义者（党）就等于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走到工人阶级对立面去了。这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孟什维克（或是后来三十年代后的斯大林分子）都自动地、不可逆转地成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自觉帮凶。并非如此。这里首先是指一个政治流派的历史大趋势；一种内在的动力。1905年后孟什维克派同列宁派一样有时间总结教训，前者没能迈过「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搞社会革命」的思想门坎，就决定了1917年它作爲资本家政治殉葬品的命运。
20年代的托洛茨基派是怎么回事？
在消灭资产阶级后，工人阶级如何管理社会？过去的革命工人组织在工人国家的位置和作用在哪里？俄国内战以工兵农代表委员会的胜利告终后，这些问题显得突出起来。十月革命的一大矛盾，就是俄国産业无产阶级具备了夺权的力量和决心，却极度缺乏物质力量和文化知识，来建设一个比资本主义更美好的社会。这是怎么回事？
与西欧和北美相比，沙俄是个后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薄弱，长期靠出口原料（主要是粮食）换取所需的机械设备。俄式后进资本主义的几个特点是：工厂少，但大工厂多；産业工人少，但半数以上集中在大企业里，可以很快动员起来；先进工厂多，工人收入却很低；新兴资本与专制皇权相结合，抵制改良；俄国资本野心很大，力量不足，爲了参与国际竞争，不断加大对本国工农和殖民地的压榨强度；专制当局反应迟钝、统治手法落伍，主要依靠赤裸裸的暴力；知识界以自由主义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爲主流，害怕群众运动，主张「稳定压倒一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俄国工人阶级政治经验丰富，战斗性和阶级觉悟的高度非同一般，它的对手则外强中干，昏聩而残忍。
这一切都是俄国无产阶级夺权的胜利基础。
夺权后，工人阶级的任务变了。夺权时的有利条件成了工人国家发展的桎梏。工厂少、工人少、设备少、专家少，工人生活和文化水平低成了新政权的头疼事。内战时期，农民的偏见、愚昧和小生産者的狭隘性始终在同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政治远见和全局精神争夺革命的主导权。爲了确保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大批工人开赴前线，在农民爲主的红军中起到凝聚、指导和纠偏的作用[4]，代价是无数先进工人战死沙场。战争和饥荒使1917年的三百万俄国産业工人变成1922年的一百万。1920年，当伊万·卡列宁（老布尔什维克，俄共中央委员）到彼得堡某工厂演讲时，工人向他脸上扔水杯，高呼「我们要吃饭，不想听你讲德国革命」。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换届选举到处遭到布尔什维克党的人爲阻挠，因爲在少数按期选举的工厂，当选的大都是孟什维克。
怎么办？季诺维也夫对此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在世界革命到来前，俄国工人国家的性质只能由我们的革命良知来保证」。良知这玩艺儿玄妙得很，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与领袖们神出鬼没的良知相比，工人的态度很简单：从1914年大战爆发到1920年内战结束，他们以三百万人领导涵盖一亿七千万人的革命，承受了过多的压力和苦难。工人失血过多，丧失了对管理社会的精力和兴趣。职业官员作爲社会群体壮大并固定下来。职业官员先是在内战的紧张中没在意工人监督的悄悄消失，很快，他们发现不受监督原来好处多多，开始有意识地强化这一趋势。维持现状、不思进取在干部中流行开来，他们热心于住房、吃喝的改善[5]，给家属安排好点的工作，看芭蕾舞，男性干部普遍再婚。
个人生活特权化只是浮面现象，根子在于职业官员从工兵农代表委员会得到的授权，已不被衰弱的后者监督。官员的工作错误无法及时纠正，有时官员们甚至故意做出一些损害工人国家全局的决策，以满足各个小圈子既得利益集团的眼前需要（「批条工程」、「拍脑袋工程」）。
在工人消沉的背景下，干部群自成一体，它希望的前景（得到更多个人权力、过更奢侈的生活、保障个人权力和财富的延续性）与工人国家的前景（自由的无阶级社会）越来越对不上号。与此同时，一部分共産主义者开始敲警钟，有的人发现企业里工人早已靠边站，有的被老战友的腐化生活所震惊，有的对国内工业发展滞后而主大局者抱残守缺十分忧虑。最敏感的人受不了这样的打击，20年代中期党内出现了自杀风。与此同时，苏俄被国际资本及其仆从（比如中国、伊朗）包围着，始终存在战争危险；国内农村正经历新的阶级分化，农业资产阶级以富农的形式産生和壮大着；城市资产阶级也在新经济政策下重新活跃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1923年第一个全党范围的反对派（自称「左翼反对派」）发表纲领性文件，要求全面纠偏。托洛茨基当时仅是签名者之一。由于当权派在打笔仗时故意强调托洛茨基从来是自成一派的非我族类，后来（特别是在海外）托洛茨基坚持反对派纲领又最彻底，到了30年代就最终形成托派的称呼。
左翼反对派失败的原因
由于工人国家的诞生及其随后的蜕化变质是两个从没有过的历史现象， 20年代的托派一开始只能就事论事，它来不及对篡权官僚作出整体判断。总的来说，左翼反对派（爲行文方便以下简称托派）认爲需要在三方面纠偏：停止对富农的退让，开始有步骤的农业集体化；加快提高工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复兴苏维埃；停止在国际领域同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无原则合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托派类似于革命前的革命工人组织，是工人阶级最先进、最觉悟的那部分。可是，托派的直接斗争对象不是有産者，而是工人国家的一部分；这场斗争是爲了维护工人国家而与工人国家内部的官员专制趋势进行的，因此它空前复杂。
托派面对两难的局面：它既要遏止官员专制趋势蔓延下去，又要提防革命前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那些老改良派、机会主义派与国内资产阶级勾结起来趁机上台[6]。所以，它主要在党内活动，忙于说服党员和干部争取党内民主，而没有争取组织独立。苏联工人的总体消极自然影响到党内士气，多数党员是新人，没有革命前的政治头脑和独立思考精神，许多人算不上政治积极分子，只是爲官员哄托气氛的陪衬[7]。至于干部，从个人弄权享受的角度说，每个干部包括托洛茨基在内，都是官员专制趋势的客观受益者。在官员层中除了很少一批「死不改悔」的列宁派中坚干部[8]，大多数对托派的呼吁并不热心。斯大林在20年代中期公开声称，要当权派交出权力只有「经过新的内战」。
托派也意识到争取党内民主的斗争缺少速胜的基础，所以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德国革命和后来的中国革命上面。托洛茨基指出，以先进工业和庞大工人阶级爲基础的德国工人政权，会大大改变苏维埃联盟和共产国际的官僚化。可是苏联官僚也明白国外工人革命对它是个威胁，百般牵制。而托派被党内斗争的形式限制着，只能就国际革命问题编写完全正确但只有一二百人能看到的中央内部辩论文章，无法直接影响德共和中共。于是，形成了「苏联国家官僚化——官僚牵制国外革命——国外革命失败——苏联官僚专断的趋势更甚」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由于在20年代托派来不及对官僚篡权的历史现象做出整体判断，它把当时富农和商业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布哈林等人）当作主要敌人，低估了官僚机器本身的潜力。事实表明，篡权官僚可以搞农业集体化或重新「包産到户」，可以推行「超高速工业化」，可以同国际资本结盟或毁约，这都在官僚集团政治灵活性的许可范围之内。托派以爲一切会在几年内见分晓，要么资本主义复辟，要么工人重新掌握对社会的管理。这个估计在政治上是对的，在时间上却错了，而时间是政治斗争极重要的一部分。
由于工人国家的潜能超过了所有人（包括最最乐观的社会主义者）的预料，官僚主导的工人国家上升性发展居然成了几十年的历史时期。在上升性发展的初期，一切似乎充满希望。昨天是一片荒地，今天盖起了厂房；昨天穷人家的娃娃们还在街上玩垃圾，今天已坐在教室里听讲。剥夺资产阶级和推行计划经济向苏俄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对建设个人身心全面自由发展的无阶级社会来说，这个可能性还是太小；但它足够维持官僚集团的统治合法性。在2、30年代，时间是托派的敌人，只有极少数具有深刻洞察力的革命者，能理解「没有工人民主的工人国家」的历史局限性[9]。托派越是批评苏共主流路线，就发现自己越是孤立。苏联工人和全世界绝大多数左派群众都被30年代苏联的经济奇迹和社会生活大跃进迷住了眼睛。在这场事关工人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苏联工人一直是消极的旁观者。就总体而言，苏联工人甚至没有发觉这场斗争存在过。
承前起后的世界托派
苏共党内反对派的全军覆没，埋葬了当时世界共産主义运动最宝贵的一群无产阶级革命者。这些人未必比其它人更有学识或更聪明，但他们经历过布尔什维主义和十月传统的训练，因此具备独一无二的政治分析能力和判断力，以及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非凡的信心。1929年被驱逐海外的托洛茨基得不到这样的队伍。30年代初他评论某意大利左派小组的一篇文章时，生气地写道：「我干了三十年革命，没见过这样糟烂的文章，每个句子里都有两三个政治错误」。五光十色的左翼组织和小组聚集在他周围，被认爲是「托派」，但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可说绝大多数）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出于各种原因与莫斯科翻了脸。很快，一个个具体的政治事件暴露了他们真实的立场：和平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爱国主义……
第二支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何时能够出现呢？1940年托洛茨基在一家美国托派刊物采访时说：「过去十几年里，一整代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共産主义战士已经显露头角，但外在生存环境不允许他们长得更高些」（大意）。
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世界托派只能首先保全布尔什维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思想与战斗传统，比如工人革命的现实性，列宁一贯强调的无产阶级政治独立性，等等。其次，在苏共篡权官僚的全面修正下，革命工人运动的组织文化在30年代已细若游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辩论自由，公开性，集中而不集权」的原则，在后进革命者听来象天书。托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这些原则，已经是极难得的了，也因此备受斯大林修正主义集团的攻讦。三四十年代的托派是一帮中规中矩的马克思主义者，重复着「社会主义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建成」、「工人民主」等等马列主义ABC。但恰好是他们在革命理论和组织原则上的「墨守成规」，而不是他们本身，成了斯大林修正主义害怕他们的主要原因。「风中之烛」，正是三四十年代托派的最好写照。是一片黑暗好，还是略有光明好呢？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一些人想从「真正的列宁式革命党」那里寻找立即胜利的灵丹妙药，托派让他们失望了。革命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哪个特殊材料制成的「黑超特警」所能办到的。1905年革命失败后最苦闷的日子里，伟大的列宁也只能靠骑自行车和登山调解身心。
另一些人想看到一片「净土」，托派让他们失望了。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会接受「托派都是好人」的廉价捧场，更不会这样去想。阶级斗争不是「好人」与「坏人」的道魔之争，而是硬碰硬的利益之争。即使是健康的革命组织，它也只能提供给你一定的原则和活动空间，让你有机会维护你认爲正确的决定和路线。革命组织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浸泡和熏陶下，它不能跳得比自己的头顶更高。口头正确的「革命者」也可能是真小人，不能接受这一点的，不如去看偶像剧，但那不是生活。
有些人怀疑「保持马列道统」的重要性。然而我们知道，巴黎公社的领导权不属于马克思派，而属于普鲁东派与布郎基派。他姓马的没兵没粮，却在千里之外指手画脚，弄本小册子《法兰西内战》到处给人看，又算哪棵葱呢？普鲁东派与布郎基派早已灰飞烟灭，公社的原则却是永存的，这就是马克思的结论。他看到了哪里才是无产阶级革命正确的方向，并努力宣传它。马克思被证明是对的，无産大众最终掌握了他的思想，1905年和1917年俄国的苏维埃证明了它，1925年中国省港罢工证明了它，1956年匈牙利工人委员会证明了它。
「我们总不能只满足于思想的正确」，有人异议道。很对。托派的斗争实践极其丰富，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它毕竟起到了承前起后、薪火相传的连带作用[10]。
「爲什么托派没有成功革命的例子给我们看？」，这个问题不断的重复。到目前爲止，世界无产阶级只有一个成功的革命例子：俄国十月革命。所有其它工人国家的出现都不是本地工人运动的直接産物。在苏联篡权官僚与世界资产阶级共同努力下，全球阶级斗争出现了一种不稳定、但却是长期性的胶着状态，一种均衡。这种均衡残酷而不公正，但它曾是强大的事实。篡权官僚们辩解说，均衡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代价，许多无産者相信了他们，更多的人默认了现状。阶级力量对比的改变归根到底要由各阶级自身来完成，托派比它的敌人想象的要强，但它不能取代无产阶级。
当代托派：一杯越冲越淡的茶
1927年在莫斯科授意下，中共派员充任武汉资产阶级政府的农业和劳工部长。当时托洛茨基指出入阁事件是苏共尾巴路线的集中体现，而这些红色部长只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人质。76年过后，2003年1月1日，巴西工人党领袖席尔瓦（卢拉）成爲巴西总统。应工人党之邀，全球最大托派组织「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巴西支部「社会民主」派员加盟卢拉资产阶级政府，充当农业部长。
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它就不会停止一点一滴地、或明或暗地改造和驯服工人运动，包括最觉悟的那部分工运。托派并非刀枪不入的金刚之身。篡权官僚对共运数十年的控制，随着工人国家被官僚最终搞垮而消失了；可是那个马列主义一度的掌灯者——托派，经过七十多年的风吹雨打，也早分化得面目全非。今日托派不仅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而且各个团体在路线上也常大相径庭，有极左的，也有机会主义的（例如现在的巴西「社会民主」），能够坚持托洛茨基所代表的革命社会主义路线的团体，已很少见。
在拉丁美洲，不少托派组织越来越公开地主张「反帝革命是第一阶段，然后才是无产阶级革命」。在2001——2002年阿根廷危机中，当地较有影响的左翼组织「工人党」（自称托派）提出「招开制宪会议」的口号，以达到「申张民族意志、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工人党」的倡议等于是承认在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内，在本国资产阶级不被工人剥夺的前提下，阿根廷仍有可能走自主发展的路，而且能否走上这条路取决于一部「好宪法」（！）。这是对不断革命论最彻底的否定。在欧洲，几个较大托派团体有工会地盘、学生支持者、自己的公众人物、选票和欧洲议会的办公室。在他们身上，已经很难分清是工人革命者的成分多些，还是朝九晚五的改良主义事务员成分多些。
自有后来人
20世纪是人类已知历史中最有希望却又最血腥的世纪。21世纪从自己的「前任」继承了它全部的能量和矛盾。可以肯定地说，前面等待我们的要么是成功的国际工人革命，要么是最恐怖的资产阶级极权统治。在1940年托洛茨基被暗杀，命在旦夕时，他留下了这样的话：「请告诉我的朋友们，就说我坚信第四国际的胜利，前进！」。这番话决不仅是对那个具体的政治团体「第四国际」的信念，而是对无产阶级终将争得自由的信念。我想，无论黑夜如何漫长，每个真诚的共産主义者都会继续斗争，斗争，斗争，直到全人类彻底地、不可逆转地埋葬一切剥削制度，直到自由实现的那一天。
5/06/03/
[1]第一个俄国工人政权雏形出现在1905年的纺织城市伊万诺沃。它以全市联合罢工委员会的形式出现，与旧市政府形成两重政权的局面。在罢委会最强的时侯，市政府每张布告都要先交罢委会审批。不过，罢委会还没来得及对社会直接管理，就被镇压了。
[2]教会的贵重金属被工人政府用来进口粮食抵御饥荒和支持德国革命，工人政府这一举动被当时和现在的俄国基督徒知识分子骂爲「禽兽不如」。
[3]说来难以置信，内战时期，一些社会主义者（盟什维克）参加白军政府的理由是「托洛茨基-列宁反革命小集团出卖民主革命」。
[4]内战时不少红军部队与白军一样，对犹太居住区进行过屠杀和抢劫。据苏共的资料，红军与白军分别屠杀了两万和十五万犹太人。没有革命工人入伍，局面不堪设想。
[5]内战初期的工人政府官员由于工作不稳定和没有特殊待遇，生活水平一般都低于城市工人。内战中期对八千名党政军干部实行的特种供应等级制，本来是以保护干部健康爲目标、却开了官员特权化的先河。
[6]但老机会主义派还是打回来了。不少孟什维克在内战后加入执政党，20年代中期被党内当权派请去充任各种官职。
[7]苏共当权派在列宁去世时搞了个突击入党，美其名曰「列宁的号召」，主要是没有理论准备的工人。当权派在与托派斗争时，便总以「几十万工人共产党员」的名义打压后者。
[8]所谓托派的领导层和骨干，很多是列宁在1905年—1917年培养的中坚力量，在十月革命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反倒是革命前与托洛茨基有很深渊源的「区联派」干部，除去世的以外，绝大多数追随了苏共当权派。
[9]托洛茨基在1924-1925年间具备军事政变的能力，但这几乎肯定意味着新的内战。托洛茨基没有发动内战，对还是不对，就很难说清了。
[10] 托派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它的薄弱，而是它对工人革命的主观信念并不自动保证路线的正确性。托派也只是广义左派的一部分，带有左派的一切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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