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2年，现代世界开始进入所谓的“哥伦布时代”[iii]。自此，一群海盗民族争相展开全球范围的航海和殖民活动，构建它们的海洋政体“新大西岛”，“大洋国”，或者说 “利维坦”，建立所谓的“世界新秩序”。而反观地处欧洲内陆的德意志民族，却正被那个“无水之地”上的“罗马幽灵”[iv]纠缠着。这个貌似强大的陆地性帝国，由无数彼此割据的封建邦国组成，它们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下，彼此相互拆台、内耗甚至残杀，成了霍布斯所说的地地道道的陆地怪兽“比希莫特”（Behemoth）[v]。它们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关于德意志这段持续千年的神圣历史，联邦党人在那本阐明其海洋政体理想的名著中做过这样一个颇为经典的总结：日尔曼的历史就是一部皇帝与诸侯和城邦之间的战争史；诸侯与城邦之间的战争史；强者横行，弱者受压迫的历史；外国侵略和外国玩弄阴谋诡计的历史；对人力的征调和财富的征收置之不理或部分服从的历史；企图实行完全无效或伴随杀戮和破坏，包括无辜犯罪的强制征募的历史；也是一部普遍的无能、混乱和苦难的历史。[vi]为一个早已逝去的陆地上所特有的、本质上是贵族性的生活方式和帝国理想大唱挽歌，这使得德意志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如伏尔泰所酷评的，它既不神圣，也不是罗马，更不是帝国，惟独不缺乏浪漫。
于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统一德意志民族并建立一支帝国海军就成为了德国一些有识之士的梦想。陆军天生就有一种割据和分裂的暧昧特性，容易成为窝里斗和内战的工具；而海军则天生就是统一和团结的象征，具有保家卫国、一致对外的天然趋势和特性。海洋上没有稳固的界限，无法割据；为了平息内乱，船舰也开不到陆地上去。观察一个民族是否在政治上达到了一种相当高的整合程度，一个可靠的标尺就是看其是否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然而，当德意志还处于邦国林立的割据状态时，没有哪个邦国会对建设海军有兴趣。在各个邦国的军事体系中，陆军是唯一的兵种，且被一小撮容克贵族垄断和把持，承续着贵族时代的严格的等级制，军队中决斗成风。尽管俾斯麦以普鲁士陆军为基础、用铁和血统一了德意志，但他缺乏建设海军并向海外投放力量的意识和魄力。于是，这位铁血宰相黯然下台。此后，德国的历史开始驶入似是而非的海权时代。
事实上，当那个骑在马背上的“世界幽灵”[vii]闯入闭锁狭小的耶那小城时，对海洋的渴望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的思潮，暗自在日尔曼森林中鼓荡。比如，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开设的“历史哲学”讲座中，对于“水元素”的自然本性予以重新勘定：“我们惯常于把水看作是分隔的元素，尤其晚近以来，人们坚持主张，以为国家必须按照自然的形态来划分。可是，反过来说，也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认为那结合一切的，再也没有比水更重要的了”。[viii]古代人认为海水分隔陆地是神赐的自然秩序，因而，航海被看作一件渎神的行为，因为它试图去“搅扰古老的女神”，把大自然分开的东西连接起来。[ix]对这一古老的自然秩序的认信决定了古代特殊的政治共同体的构建形态——城邦。与此一致，普世性的帝国在古代被认为是反自然的，不值得追求的。这一种认识记载在史家修昔底德对雅典的批判、哲学家色诺芬对斯巴达土地贵族政体欣赏、以及传记家普鲁塔克对亚历山大大帝的事业的轻松讥讽中。水元素的自然性质在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被重新勘定，与古代相反，水不再是分隔陆地，而是把陆地连接起来了。这种崭新的认识直接为后世所有哲学和政治上的普世追求奠定了地理基础。遗憾的是，黑格尔在大学讲堂上讨论水元素的性质时，大航海时代已经过去三百年了。
伴随着对水元素的讨论的是黑格尔对“陆地”与“海洋”的崭新认识：“占有耕地的人民仍然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既然他们的航海——不管这种航海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和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关系，完全只是由于被其他民族寻找、发现和研究出来的缘故……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航海的人都想获利，然而他们所用的手段却是缘木求鱼，因为他们是冒了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因此，他们所用的手段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恰巧相反。这一层关系使他们的营利、他们的的职业，有超过了营利和职业而成了勇敢的、高尚的事情的可能。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因为勇敢的人们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秘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权谋——机警。这片横无边际的水面是绝对柔顺的——它对于任何压力，即使一丝的风息，也是不抵抗的。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十分无邪、驯服、和蔼、可亲；然而，正是这种驯服的性质，将海洋变做了最危险、最激烈的元素。人类仅仅靠着一叶扁舟，来对付这种欺诈和暴力；他所依靠的完全是他的沉着与勇敢；他便是这样，从一片巩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不稳的水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而巧妙的动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这一种工具的发明，是人类胆力和理智的最大光荣。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多么壮丽的政治建筑，他们自己也只以大海为界——就像中国就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洋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洋不发生积极的关系”。[x]
类似黑格尔的这种渴望，一直到俾斯麦统一了德意志时，才有机会得以实现。德意志民族持续千年的内部争斗和残杀终于结束，他们可以翘首海洋了。十九世纪末叶，皇帝威廉二世以至于发出如下经常被引用的宣言[xi]： “我们的未来在水上”[xii]，“三叉戟[xiii]一定要攥在我们的手里”，“不把我们的海军提升到和敌人相似的水准我死不瞑目”，“只有当我们成为海洋的霸主，我们的殖民目标才能实现”，等等。与此相呼应，“自由的海洋”（the free sea）[xiv]这一格劳修斯的经典命题在德国朝野很快得以复活和传扬，其矛头所指自然是当时的海权霸主大英帝国。格劳修斯的这个命题，源自罗马法以及自然法的抽象推理，其实际政治意图乃是为了对抗当时横亘在荷兰海权之路上的绊脚石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有后来居上之势的英国。此后，这一命题和口号又相继为法国、俄国、德国、日本以及美国予以传承和发扬光大，以服务于各自的海权扩张和海外殖民战略。从历史上看，“自由的海洋”这一命题成了任何一个有海洋雄心的民族试图打破现状、挑战老牌海洋霸主的便当武器和永恒的修辞。然而，大英帝国之后，在所有向海权发起过冲击的列强中，只有美国是一个幸运者，其他列强的海权梦则相继搁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海权追求遭到重创，魏玛共和国也轰然倒地，德国与海洋并不和谐的蜜月终止了。于是，德意志民族的航程开始重新予以调整。
1938年的春天，柏拉图的幽灵引导着一个德国科考远征队，经由印度北部，翻过喜马拉雅山，最后来到了目的地拉萨。这个科考队的西藏之行试图呼应和论证第三帝国的一个官方信念：柏拉图所说的那个世界上最古老、最高贵的大西岛民族，乃是德意志民族的先祖亚利安人，海岛沉没后，岛上幸存下来的居民漂流至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最后在西藏存留下来。这个最具雄心的科考队由党卫军头子希姆勒（Heinrich Himmler）亲手成立的“先民遗产基金会”（Ahnenerbe）负责组建和协调，先后于1938年何1943年两次入藏考察。科考队的成员由一些地理学家、人类学家、生物学家以及地球物理学家组成，它肩负着第三帝国的一个光荣梦想和神圣使命：为德意志民族找回高贵的起源和根基，使之深深地植根于土壤（soil）之中，与代表海洋文明的基督教民族相抗衡。
关于德意志的历史，最早的记载来源于恺撒的《高卢战记》。那时的日尔曼人还在森林中游荡，过着野蛮人的生活。他们居无定所，没有文字，更谈不上撰写自己的历史。历史从来都是“发现”者的历史，而日尔曼人是“被发现者”。对于第三帝国的统治者来说，这种起源是令人尴尬的，也是相当羞辱的。他们决心针对自己的历史来一次重新“断代”，从而“发现”更加高贵的起源，甚至要超越罗马和希腊。于是，第三帝国的考古界开始了一项庞大的“地理大发现”工程。他们到处掘地三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挖遍了小亚细亚、埃及、欧罗巴、甚至美洲的一些遗址。最后，他们开始将铁锹伸向中国的西藏。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地理大发现”是以古典学养为支撑，以柏拉图关于大西岛的记载为阿里阿德尼线团。然而，常识感告诉他们，历史上真正的“发现”是借助战争，而不是言辞；前者属于火元素，属阳，后者属于气元素，属阴。在西方古典宇宙论传统中，火元素属于男神宙斯的领地，气元素归女神赫拉所有；前者掌管战争和统治，是男人的职责，后者掌管神庙和言辞，为女人的本分。当德国女人被要求以“三K”的生活方式[xv]为帝国尽忠时，德国的男人们在陆地上、海洋上和天空中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然而，神意最终还是抛弃了第三帝国，他们在盟军的法庭而不是“世界法庭”[xvi]上受到了神的审判，罪名是“不正义”。——因为他们战败了，所以他们不正义，仅此而已。实证法永远比自然法显得有力量。国族之间的冲突固然是诸神之争，但这种争执最终都要交托给尘世中的男人以战争的方式予以了断，随后又以神的名义予以审断。
根据前苏格拉底宇宙论，一个正义或者说和谐的宇宙秩序应该包括土、水、气和火四种元素，寒冷和炎热、干燥和潮湿应该交替进行，相互补足中和，达致平衡。如果其中的任何一种元素缺失或不足或过于发达，就会导致整个宇宙秩序的不和谐或者不正义。比如，在地球的北极和赤道地区，由于过冷和过热而且同样一种气候持续过长，建立和保持一种正义的秩序就几乎是不可能的。黑格尔甚至说，这些区域根本就没有资格参与进世界历史的进程：“有好些自然的环境，必须永远被排斥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的地盘……亚里士多德说过，‘迫切的需要既然得到满足，人类便会转到普遍的和更高的方面 去’。但是，在极热和极寒的地带，这样的迫切需要可以说是从来都没有间断过，从来都没有幸免过的。人类时时刻刻被迫着当心自然，当心炎日和冰雪。”[xvii]纵观历史，但凡伟大且正义的政治秩序，大多是在气候适宜的温带建立起来的，如西方的罗马，东方的中国。——“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xviii]至于那位死在亨利八世手里的英国宰相托马斯·莫尔，为什么有意将其正义的“乌托邦”安排在终年炎热、缺乏正义的赤道地区，则是一个颇具喜剧色彩的永恒之谜，如果考虑到他那悲剧性的死的话。然而，无论如何，他缘何以宰相之身惨死在断头台上，却不是一个谜：这位柏拉图的现代天才传人，阻挡了亨利八世驱逐“无水之地”上的“罗马幽灵”的行动，阻挡了英国进军海洋的现代政治意志。尽管表面上莫尔的死起因于一个名叫安妮的女人，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xix]的母亲。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亨利八世试图驱逐而莫尔试图挽留的那个“罗马幽灵”，当时已经在德意志这块“无水之地”上肆虐了一千年。根据前苏格拉底宇宙论，德意志自古就是个“无水之地”，这直接导致宇宙中的各种元素（土、水、气、火）之间无法进行正常的物质交换和能量循环。其后果是，日尔曼的土地不得不经常遭受烈日的曝晒，而得不到大气的护佑以及雨水的滋润，土地异常干旱。更加糟糕的是，自中世纪起，霍布斯所说的“罗马幽灵”翻过阿尔卑斯山，盘踞在日尔曼的大地上，再也不愿意离去。此后的一千年里，这股妖风把日尔曼大地吹得一片干裂，沟壑纵横，支离破碎，邦国林立，内战频仍。以至于联邦党人感叹道：各成员之间的论战和战争是如此普遍，以致日尔曼的史书全是血淋淋的描写。[xx]当哥伦布扬起现代海洋时代的风帆时，这股妖风在日尔曼的“无水之地”上刮得正紧。又过几百年，俾斯麦终于止住了这股妖风，德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但却是极为短视和功利的引水灌溉工程，以图局部地改善内陆贫瘠干燥的土壤和大气环境。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项引水工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改善民生的目的，海水退潮以后，留下无数的美丽湖泊，安详地点缀于日尔曼森林中，如今已成为宝贵的旅游资源。当笔者几年前去德国时，那里已经是一个湖光山色、游人如织的国度，游客大多是美国人。但基尔港似乎是个例外，那里清冷，破败，寂寥。曾几何时，这里乃是德意志帝国海军的栖息地，如今它已被人忘记。
这个文集由三篇相关的作品组成，是施密特关于陆地与海洋的历史的和形而上的反思。当德国在陆地上和海洋上的争夺失败之后，他又将德国的最后希望投向天空，并呼唤着新秩序的诞生和德意志的领导权。施密特认为，这一源自天空的新秩序由先进的科技（属于气元素）作支撑，这将使陆地与海洋这一古老的两分法不再有效。二战末期，当第三帝国逐渐失去了海洋上和陆地上的主导权的时候，他们也的确在秘密研制和试验各种新奇的太空武器，以至于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不明飞行物（UFO）很可能就是当时希特勒政权留下的秘密遗产。但我们如今完全有理由把这当作笑谈。或许德意志人应该向新大陆的联邦党人学习，后者也同样渴望着在历史上达到某种“危险的高度”。[xxi]但历史和经验告诉他们，要想达到某种危险的高度，必须首先要体察卑微，联邦党人所构建的“利维坦”正是依托于最卑微的海平面[xxii]。它虽然缺乏陆地上所特有的居高临下的贵族气，但这并不妨碍它同样能够上升到某种“危险的高度”。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弥尔顿在《失乐园》里描绘的那个遨游九霄云天的海洋霸主利维坦，它出行时，烈日炎炎，遮天蔽日，威风八面。
在这个问题上，施密特或许还可以向文艺复兴巨人、制空权之父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谦卑致以敬意。这位出生卑微的托斯卡乡下人一生对天空和飞翔情有独钟，但这不是为了吟诗作赋，附庸风雅，因为他不属于佛罗伦萨那个显贵的文人圈子；也不是为了进行形而上学的神学思辨，在他那个时代，飞翔在大气中的有翼天使和精灵们很快将被悉数驱除，天空开始变得清朗。他对天空的迷醉完全是为了战争。和美国国父汉密尔顿一样，他认识到，象他那样出身卑微的人只有凭借战争才能迅速获取声明和出人头地。或者如一位伟人所说，火药的发明在欧洲的最大贡献乃是迅速摧毁了一个寄生的贵族阶层。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达芬奇曾投身于骁勇善战的米兰公爵门下，为其研究和设计各式各样的杀人武器，尤其是太空武器。在他留下的书稿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大量的航空器的草图，它们乃是后人发明飞机和直升机的最重要的灵感和素材。达芬奇天才地认识到，为了研制这种新式航空武器，必须要通晓气元素（air）的力学原理；为了研究气元素，最便当的门径是研究卑微的水元素。因为，与土元素（earth）迥然不同，气元素和水（water）元素在最根本的一点上是息息相通的，两者都动荡不居，桀骜不逊，具有极强的机动性。而这种机动性正是战争（fire）制胜的秘诀，也是战争的精髓所在。在后人整理出的《达芬奇笔记》[xxiii]里，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关于水的观察、试验和推理，以及关于海战的反思和总结，甚至还有一些新奇的船舰和潜艇的草图。在这个意义上，达芬奇堪称是近代海权之父。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飞向那个“危险的高度”。但无论如何，达芬奇生得太早，他死去时海洋才刚刚被发现。他的航空器要想发挥最大效能，还得以一个强大的海洋政体以及制海权为基础。相比之下，米兰甚至意大利这个弹丸之地与他的视野和雄心相比，的确也太不匹配了。[xxiv]
2003年秋季，在张志扬先生和萌萌老师的大力支持下，我在海南大学社科中心为那里的研究生开设了“陆地与海洋：西方政治哲学专题”的讨论课。这几篇东西都是我挑选的阅读和讨论材料，由我和我的夫人周敏女士从德语翻译成汉语。今承蒙倪为国兄的远见，把它们整理出来交付出版，在此谨表谢意。附录中的《元素与空间的现象学—政治学考查：以中国先秦思想为例》是志扬先生和萌萌老师门下的高足王凌云君所撰，它足以成为切入中国思想和问题的一个门径。征得本人同意，也一并发表。在此也顺便感谢海大社科中心所有参加讨论班的研究生们，他们的聪慧和好学使我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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