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作为非正统的、散漫的和具有颠覆性的话语，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可 错性”、“核心在于方法”、“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自身”等基本理论立场，以反 叛姿态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和形式。不是其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判断和个别成 果，而是其永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和自觉的理论意识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注入了 重要资源。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发展史中，“新马克思主义”似乎总是一种否定性命名。然 而，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理论问题，它却以反叛姿态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和 形式。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成为一个理论口号时，我们应该认真关注这种 非正统的、散漫的和具有颠覆性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审视其理论逻辑对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建构的可能意义。用政治来比喻的话，如果20世纪50年代“一切按人民内部矛 盾处理”这个原则曾经有效地防止我国极“左”政策的过度后果，在主张“世纪宽容” 的今天理论界，我们更有理由保持对新马克思主义的宽容和理解态度。当然，这绝不意 味着在理论上和稀泥、提倡折衷路线和混淆政治立场的界线，而是主张以“统一战线” 来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世界的解释力，从而达到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现其历 史使命这一理论目标。
一、我们应该怎样定义“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
按照“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在使用“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时，我们完全可以 自信地宣布，“新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变体。这 种变体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就如“印第安人”与“人”的差异那样，并且不同的新马 克思主义变体之间的差异，就如印第安人与非洲黑人、欧洲白种人之间的差异那样，无 论如何大家都是“人”，因此大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吗?托克维尔在论及美式民主在美洲兴起而不得不面对印第安人消 失时，他干脆把美洲大陆称作为西方白种人准备的“空摇篮”，隐喻印第安人的不在场 性。(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页。)在马 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我们不是面临着类似事实：在有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由于“ 正统”的排他性、惟一性和垄断性，一切自以为由马克思主义这个龙种所孕育出来变体 不都变成了跳蚤，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为某些人预留的“空摇篮”?因为这个原因，西方 马克思主义肇始者之一柯尔施在1930年悲愤地发出叹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敌 对的哲学流派”。(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ｓｈí@①等译，重庆出 版社，1989年，第72页。)然而，他还是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与卢卡奇不仅是 内部的反对派，而且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用政治术语来说，这不 是统一体内部的身份问题，而是对抗性中的阶级问题。由此看来，新马克思主义绝不是 唐僧披上一个新袈裟，如果那样的话完全可以说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莲花座上 的红孩儿——假观音。所以，“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等等术语都是等质的(也因此，本文使用“新马克思 主义”这个术语统一指称与“正统”相对的全部马克思主义话语)，而对于它们，我们 总是要问：神仙，还是妖精?
问题一经提出，答案就已明了。就如电影《流浪者》所提供的著名例子，拉贡纳特作 为一个法官，他坚持“法官的儿子一定是个好人而贼的儿子则一定是个坏蛋”这种逻辑 判案时，无论被告做或没有做过什么不都已经是个罪犯?也因此，他本人最后也陷入那 种绝望，正是他本人把儿子拉兹逼上犯罪道路并成为试图杀害自己的凶手。在此，虽然 “只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个颠倒的例子，但是结果不正 如拉兹那样吗。作为一名法官的儿子，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其父的“原罪”。因此，在 诸多争论中，虽然我们善良地希望把争论视为一种人民内部矛盾并试图达到一种马克思 主义的共识，但结果却往往与愿望相反：不是一种和稀泥式的“大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就是把辩论对手推向敌人的位置。而在逻辑的终结处，我们则遭受到了政治的惩罚 ：大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时，马克思主义不在场；而马克思主义在场时，我们却倒不在 场。所以，在这里，我引用《流浪者》中丽达为拉兹辩护时对拉贡纳特说的第一句话： “老师，您常教导我，在法庭上不应该昧着良心说话，要公正。如果我在这里说的话使 你难过，引起你精神上的痛苦，您要原谅我。”(注：[印度]拉兹·卡普尔：《流浪者 》，长春电影制片厂1955年译制。)我的基本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关于正统的 争论使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成为一个被不断拖延的事件。
然而，在理论实践中，我们又不能没有任何原则、缺乏任何标准地把一切马克思主义 声称都视为马克思主义。那我们如何走出这种僵局呢?我的基本立场是，正如马克思亦 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人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存在既定的本真的马克思 主义。在此，托克维尔关于“空摇篮”的比喻出现了戏剧性效果!去掉它的欧洲中心论 假设，去掉它的目的论和神学假设，“空摇篮”意味着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摇篮——它 既不在法律上也不在事实上属于任何人，或者说，面对这个“空摇篮”，任何人都没有 被先验地赋予特权。这样，上述逻辑僵局便在社会历史中克服了，因为我们正是通过每 一种声称占据了那只“空摇篮”的具体话语来认识那只“空摇篮”本身的，熟悉黑格尔 哲学的读者立即会想到他在《逻辑学》中关于科学之形式普遍性的说明，事实上正是如 此，真正的普遍性是一个有待填充的空的形式。在此，我们也理解了这个基本事实，马 克思自己曾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却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列宁、毛泽 东都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最后他们都成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他最 初正是更多地通过车尔尼雪夫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才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并且 其后也正是在与“合法的马克思主义”、“马赫主义”等等各式各样思潮的斗争中才成 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公开承认：我们可以通过列宁、毛 泽东能够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亦能够通过布哈林、托洛斯基成为一个马克思 主义者，通过卢卡奇、阿多诺等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甚至波普尔、海耶克这些 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可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只有一味地读马克思的书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非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多了，我们就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如果上述结论能够成立，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首先问一下“新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马 克思主义?”，答案是肯定，我们才认真面对它们，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把它当成一 条死狗来打?不承认他们，就能够证明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承认他们，我们 就永远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吗?绝不是如此。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在此，我给出自己对 “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的定义：新马克思主义是抢占马克思主义这个“空摇篮”的 一种冲动，这种冲动包括了诸多五花八门的形式，而这些形式折射出色彩斑斓的马克思 主义光谱，照亮了各种各样阻挡马克思主义之光传播的障碍，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对象 一步一步突显出来，从而为马克思主义这只“空摇篮”获得具体内容指明了可能性道路 。虽然每一种光谱的色彩和强度并不等质；虽然每一个棱镜以黑格尔的方式、海德格尔 的方式或其他方式分离出一种光谱时也不惜弄假成真把马克思打扮成戴着滑稽小帽出场 的小丑；虽然它也许使我们名誉扫地，就像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那样，但诚如不少学者已 经充分注意到的那样，革命年代感人的口号说得好“血不是白流的!”，这些为马 克思付出的代价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付出的代价，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场的最 真实现象。这便是我要大声说的：正是如此，成为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惟一接近马克思 主义的方式。没有人能够直接面对本真的马克思，没有人天生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只能通过别的棱镜来窥探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只能通过把自己变成棱镜，使马 克思主义在当代出场。这样，我们无须因为自己被贴上“新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而自惭 形秽，更不会以为自己是个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就夜郎自大，而是老老实实地学习研究我们时代给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
二、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在进一步探讨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之前，有必要强调的是，当我们悬置“妖精还 是神仙”这个问题时，我们并非简单地要求以同情和欢迎的态度拥抱各种新马克思主义 主张，相反，我们把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声称都视为竞争对手，并试图迫使他们一步一 步接近马克思，从而解放马克思所受的历史束缚。我们这样做，只不过遵循了列宁的教 导，他认为竞争对手往往正确地指出了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我们就不会拘泥于问， 他们到底是否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而是问他们究竟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或按照当 今学术行话来问，他们的提问方法是什么。我们绝不能低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年的 马克思正确地提出历史研究的科学前提从而描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轮廓时，不正是 强调与他竞争哲学批判的青年黑格派之错核心在于方法，与他竞争“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蒲鲁东“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注：马克思对青年黑 格尔的批判参阅《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参阅《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5页。)如果说，马克思是在理论的竞争中 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注：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是，马克思正是在与巴枯宁等人的理论 斗争中被戴上“马克思主义者”这顶帽子的。)那么在今天，除了竞争，我们还有其他 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吗?这样说来，我们研究其他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正是击穿 他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壳迫使马克思再次出场从而产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 径吗?而在这一过程中，逻辑(方法)不正是关键吗?
与“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新马克思主义之“新”恐怕首要地在于坚持了以下三 个基本立场：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可错性；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方法；第三， 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自身。这三个问题所针对的便是绝对的教条主义思维，而这恰 恰又是第二国际时代理论与实践关系所引发的。众所周知，由于资本主义在19世纪90年 代以后的急剧变化，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确实长期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危机：理 论与实践的脱节。在处理这个危机时，今天我们已经充分看到，马克思主义内部产生了 三种重要的路线：要么为保全理论的纯粹性而无视现实(考茨基路线)；要么为追求实践 的功利性而牺牲理论(伯恩斯坦路线)；要么重新把理论与实践统一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 (列宁路线)。在这三种路线中，列宁无疑代表着一种正确路线，这一点也为历史经验所 证明。但是，如何在理论上提炼和阐明列宁路线的科学原则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正如 葛兰西在“十月革命”后以“反对《资本论》的胜利”来判断它，新马克思主义首先看 到了体现在正确实践中的理论非教条性，即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可错的。卢卡奇 正是试图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贡献才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文本，然令他本人尴 尬的是，其论证方式恰恰在击穿了教条主义思维的同时也使得坚持列宁主义不可能，从 而实际地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道路。而更早，是伯恩斯坦率先提出了马克思的可错性 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主义民主党的任务》这个臭名昭著的文本中，他表白 ：“在这本书里第一次有一个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社会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 一系列原理进行批评，而在那以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讨论几乎永远只是围绕这些原理的解释和由它们产生的结论进行的”。(注：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 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65年，第268页。)在新马克思主义姿态中，伯恩 斯坦只占据了这一条，因为他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方法，因此只能援引外在的经 验“事实”来批评马克思主义。在正确地陈述了教条主义思维之弊端后，他亦未能走出 一条正确的道路。
青年卢卡奇确实在理论上极大地走出了一步，因为，他不仅正确地指出所谓马克思主 义的“正统问题”仅仅是指方法而言的，而且实际上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 理解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基础问题。所以，即使青年卢卡奇的道路最终证明仍然 是一条失败的道路，但说他指出了问题的所在是不过分的，正是从方法角度及其延伸出 的本体论问题构成20世纪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向。而这个问题自然地与新马克 思主义的第三重要论题——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自身——直接联系起来。
卢卡奇反对自然(实体)本体论而试图从社会存在(关系)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特征，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终结性的历史科学，因为后来反驳 这一路线的阿尔都塞试图证明的是同一个东西。那这一路线的至关重要的贡献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于彻底地捍卫历史生成性的观点，从而把历史唯物主义置于历史之中。在 青年卢卡奇看来，扬弃“完全独立的、自我封闭的自律体系”之外观，这正是历史唯物 主义理论的基本贡献，也是其区别于资产阶级科学的基本特征。(注：参阅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 。)更清晰地说，这一路线试图把马克思历史化的同时使之拥有与历史生成性一致的开 放性。而这一点恰恰是通过把马克思黑格尔化来完成的，因为在形式普遍性上，正是黑 格尔的《逻辑学》正确地提出科学的开端问题和“自己创造自己的对象，自己提供自己 的对象”的具体科学问题。我们再说一遍，虽然卢卡奇从本体论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混淆 了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界限并以前者替代了后者，这是成问题的，但就这个问题与黑 格尔的关系来说，他抓住黑格尔是正确的。列宁不正是在阅读《逻辑学》过程中发出这 样的感慨：“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 》，特别是它的第1章。”(注：《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1 页。)如果说列宁发出“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这 种感慨原因是马克思主义者把黑格尔当成一条“死狗”给抛弃了，那么提出这个问题不 正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吗?也正是这一原因，我们看到一种似乎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 史的宿命：马克思和黑格尔成为相望却不能分开的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科学的起点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所维系的。而正因为此，阿尔都塞和卢卡奇这两个冤 家在骨子里却出奇地相似，它们是同一种基因孕育出来的孪生子，但是因为一前一后的 出生却相互反对。然而，无论如何，卢卡奇说，“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运用于自身”，( 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43页。)阿 尔都塞同样说，“必须把据以思考一般的现实理论形态(哲学意识形态、科学)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概念运用于马克思本身”(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 书馆，1984年，第13页。)。也即是说，虽然他们一个试图以黑格尔的姿态重塑主体性 哲学来为无产阶级革命论证，另一个则相反要求正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人本主义特征理 解它的科学实质，但都同样坚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自身”这个原则。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人本主义和反人本主义两种对立的路线看，在马克思身后， 各种“新马克思主义”虽然给马克思主义戴上五花八门的帽子，但上述三个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基本态度却出奇地一致。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新马克思 主义者被迫把马克思打扮成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甚至弗洛伊德的形象?或者说， 他们为什么能够让马克思戴上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这些帽子?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全部新马克思主义中的独特位置，或许与他们更明显的自觉理论意 识有关。但无论如何，可错性、理论方法和自我反思这三个由全部新马克思主义共同提 出面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其意义不只是使马克思本身历史化，更重要的，它迫使马克 思主义进入一个有限的然而却是开放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一 个纯粹形式的“空的摇篮”、“没有水的桶”，而是居有、统治、消耗并建筑着世界的 理性。当我们今天高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要做的不就是建构这样的科学 吗?
三、向“马克思的幽灵们”致敬
由于马克思喊出拿起武器做最后一次了断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便受到人类历史上从未 有过的礼遇：一方面，它成功地动员了全球人口的多数，亦迫使自己的敌人空前地团结 起来；另一方面它以摧古拉朽的力量迫使各意识形态撤退或偷偷地挪用它，亦同时几乎 在一切领域遭到各种甚至相互敌视思潮的共同攻击、歪曲和诽谤。因此，整个马克思主 义理论历史上，它一次次地遭到各式各样的“突然袭击”便是一种常事：
――以最新科学发现的名义宣布马克思过时。从以“物质消失”的名义批判唯物主义 到以“耗散结构”来改写辩证法便是如此；
――找到马克思的错误论调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不实。在经济学领域对马克思危机理论 的攻击、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歪曲等等；
――强调马克思未曾考虑到或展开的事实。丹尼尔·贝尔从《资本论》第三卷的“社 会发展图式”推导出的所谓“后工业社会”即是如此。
――夸大马克思的内部矛盾。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学”关于两个马克思的神话 是最著名的。
面对这些突袭，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投降了，另一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捍卫者、正直的 马克思主义同情者则采取不同的策略进行应战，例如：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反击；卢森堡从世界体系内的资本积累问题入手对马克思主义科学 方法的解说；戴维·哈维从剩余价值理论对所谓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说明；阿尔都塞从科 学认识论角度对马克思历史科学的辩护等等。
虽然并不能简单地把全部新马克思主义都视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辩护的话语，但说它 们认真对面对了马克思主义的外部挑战和内部矛盾并不过分。而在这一意义上，不同的 新马克思主义话语无疑具有“突围”的意义，正因为此，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和形式因它 们大大地拓展了。
因为上述原因，我们难道不应该重新考虑自身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策略?用政治术 语来说，努力实现世纪团结、联盟或统一战线；用伦理的语言来讲，以宽容的姿态包容 马克思主义内部可能出现的多元化。事实上，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团体已经充分 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此，我愿意从中国学者的立场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套用德里达的表 述，把它描述为“向马克思的幽灵们致敬”。(注：虽然我并不认为在德里达那里存在 着一个从解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问题，但我认为，正是在阿尔都塞所言策 略的意义上，经由解构构造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可能的。因此，国内学者给予德里达 甚至是过高的赞誉亦是可以理解的，这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多元理论 姿态迈进。参阅陈学明的《走近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2年)、杨耕的《德里达：从解 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
向幽灵们致敬，当然不是对他们结论的无条件欢迎，而是在本文第二部分理论逻辑上 说的。这意味着把这种逻辑视为沟通马克思主义的基始问题和新马克思主义自己提出的 问题之间差异的中心线索。如果说差异是理论意义所在，那么真正的幽灵不在于某种精 神气质，而正是隐含在差异背后的以自发方式呈现的历史条件。因为，面对思想史，最 难解的不是为什么在某一时刻突然某一哲学家提出某种哲学观点，而是为什么差异万千 的理论观点总是指向某种朦胧暧昧的内核，这使我们感到多样纷繁的理论外观只是那个 内核的具体表现，而内核则是捉摸不定的幽灵。这样的幽灵有不少，“存在”、“主体 ”等，而现代社会最终的基础则是“资本”。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共产主义不是观念而 是现实的运动，因此它是确凿的，但是正由于这一点，我们亦必须把它视为一个幽灵， 因为它必须随着“资本”显形的方式变化而变化。这就好比是二郎神追逐孙悟空，如果 没有七十二变的本事，那么他就只能望着孙悟空的变化无可奈何地叹息。因此，在今天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遭遇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当我们面对2000种金融衍生工具每日推动 着2万亿以上美元流动，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理论眼光，我们就看不到资本的存在。至 少，把比尔·盖茨的成功当成“资本雇佣劳动”这一资本定律的终结，与此相反，一提 到资本家，想到只是贪婪奸诈的威尼斯商人，最多是老洛克菲勒，这种理论水平与马克 思的要求相差不知有多少。例子当然可以举出许多，道理只有一条，资本变了的时候， 我们中的许多人还坚守着一两个19世纪的教条。美国学者德里克在反思社会主义挫折时 ，他强调20世纪的社会主义没有跟上时空变化，灾难性地模仿了19世纪的工业化道路，此言并不虚。事实上，这让人重新想起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执行过程反复强调过的“更大 的灵活性”，他把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比喻成“换车”，这种换车并不转换路标走资本主 义的道路，而是“向资产阶级学习”，走的仍然是“共产党员要走的路”，这正是辩证 法的基本要求。在此，我们可以进一步问，如果资本主义不断变化，我们是否也应该持 续地“换车”?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两种目标竞赛的事实面前，只有到社会主义获得 全部胜利的那一天，或许我们才可以稍许停下来息一口气，“谢天谢地，总算不需要追 赶资本主义这个幽灵了”。
面对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苏东的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替代提供 一条有效的道路这个基本事实，或许我们不应该谈论经由新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 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新马克思主义确实在理论姿态上提出了马克思主 义的灵活性这个问题，并且他们自己面对的问题也并不是虚幻的。我们以生产力问题为 例。众所周知，马克思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问题源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他从来没有直接批评过生产力本身，然而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线的却有生产力批 判这一条。在这种差异中，究竟孰是孰非?他们是否故意把马克思主义引上了歧途?当然 不是，首先，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性这个前提，并把替代资本主义作 为实际的政治目标；其次，在20世纪，核武器的出现、人造卫星的上天、能源危机、生 态灾难发生时，技术的过度发展并没有带来生产关系的彻底变化，按照安东尼奥尼的《 红色沙漠》男主人公科拉多的台词来讲，现代社会是“公正不够，而进步过多了”。在 此背景下，总体的社会革命恰恰因为过度解放的技术而更加复杂化了。也就是说，虽然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终没能开出一个有效的药方，但其对现代社会的诊断却没有错。当然 ，我们也不能说马克思错了，因为他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青年卢卡 奇强调的当代社会遭受生产力奴役问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理性―工具理性的哲学批判、马尔库塞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的政治批判等等，都已经成为当代理论的重要资源。在此，从这样的例子中，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仍然是，现成的答案是不存在的，在与资本主义这个幽灵的斗争中，我们需要更大的灵活性。
在这一立场上，在关注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时，必须注意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及其 对立面社会主义的复杂变化所造成的复杂全球势态：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的挫折，马 克思主义的主题急剧收缩撒退至《共产党宣言》――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克服 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散裂又迫使马克思主义形式离开《共产党 宣言》以突出的非中心化方式扩散――无产者之外的全球其他阶级、种族、社群的联合 。或者可以这样来说，虽然在工人阶级这个中心点上，马克思主义退缩了，但在一切敲 诈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运动和理论中，我们似乎都可以看到马克思被肆无忌惮地用作炸弹 ，这便有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等不同的变体。
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敲诈者而是其死亡的预言者，故它从不以新社会运 动的局部胜利为满足。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向这些马克思的幽灵们致敬。因为，在现实 中，没有人像阿里巴巴那样拥有开启宝藏之门的秘语，喊一声“芝麻开门”而直接站到 历史的终结点。如果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少数人走捷径的固定口令，迫使大多数人在寻找 解放之途时必须穿过这条小路，那么它将以自身的神秘性而荒芜。事实上，从马克思主 义诞生以来，当它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是无产阶级的，并且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是 真正革命的阶级”时，(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 995年，第282、307页。)它只是坚持自己的历史使命保证其不被其他任何特殊的权利运 动污染，但它从未排斥其他阶级及其权利声称，因此当拉萨尔派断言“劳动的解放应当 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坚定说，这是 “荒谬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第282、307页。)因此，在今天，在共同反对全球资本主义运动中，如果有马克思主义 者对女性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同性恋者或其他非无产阶级派别说，你们只能和资产阶 级一道组成反动的一帮，这同样是荒谬的，他肯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如此， 向存在于这些运动和理论中的马克思幽灵致敬又何妨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指望马克思主 义借由这些运动而得到普遍化的认可呢?在所谓后现代语境中，我们到哪里去找阿尔都 塞所言的那种“十分特殊的”“大知识分子”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呢?(注：阿尔都塞所言 的“大知识分子”是一个专门化的特称，它指“作为活动家出现的，在许多方面具备空 前才能的一类十分特殊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真正的学者，有很高的科学造诣和理论修养 ，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对这些形式的现实和变化，他们都十分熟悉， 并时时刻同这些形式作斗争，他们敢于在理论实践中进行反潮流，敢于同‘官方真理’ 相抗衡，并且能不顾各种流行偏见的禁止和阻挠，断然走上由马克思开辟的宽广大道。 如果他们对工人阶级没有清醒的和坚定不移的信任，如果他们没有直接参加工人阶级的 战斗，从事这种性质的和这样的事业真正是不可想像的。”(《保卫马克思》，顾良译 ，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页。))
在此，我斗胆批评哲学市场中一个怪现状：许多人一旦戴上“马克思主义”这顶小帽 ，他既不愿意为它的荣誉而战，又不愿意把它施舍给别人。这不仅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 的纯洁性，相反，它把许多可能通向马克思主义的小道给堵死了。而事实上，我们已经 反复强调，既不存在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存在着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就 像从不同的地头在一块地里寻找食粮的田鼠，我们各自挖洞在偶然间遭遇到马克思主义 。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指望女性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甚至同性恋等等这些 所有的田鼠共同把资本主义这块田翻个遍，以偶然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必然化?
因此，别吝啬“马克思主义”这顶帽子，愉快地把它奖赏给那些以它为荣的理论家们 吧，我们亦因此不再为“马克思主义”之“新旧问题”而做无谓的争论，把眼光真正投 入到当代提出的那些问题上。
四、寻找“马克思当代性”之阿基米德支点
在本文中，由于我宽泛地定义“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无疑，它亦带来这样一个 问题：如果流行的含义主要指涉本土之外的语境，我们这里便包含了本土语境，那么， 本土语境的新马克思主义究竟指怎样一种理论立场呢?它与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何 种关联呢?在新近与张一兵教授和张亮博士合作完成的一个项目中，我们探讨了西方马 克思主义在近20世纪中国语境中的遭遇问题，在其中已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在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影响进行了评估。我们认为，除了包括“异化”、“实践 ”等一些具体观点外，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界影响很大的突破传统哲学教科书框 架以及“重新解读”或“重建”“马克思的当代性”的努力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实质性影响。而在根本上，这种影响又表现为当代中国学者自身理论研究方式的进步 。(注：参阅张一兵、胡大平、张亮：《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转换和当 前课题》(未发表)。)在某种意义上，我把这项研究看作是对这两个问题的部分回答。 因为从我的定义出发，由于教科书的“正统性”，凡是对它提出挑战的理论观点都可在 逻辑上视为本土新马克思主义冲动。所以，在此，我继续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例，来探 讨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地平意识”的意味。虽然在大多数时候这个地平意 识并未以清晰形式来表达，而代之以诸如“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 存在论境域”等等这样飘忽或者坚硬的形式，但它确实已经成为支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界理论繁荣的基石。
“地平”作为一个比喻，其意义每个人都不会读错：作为我站立的土地，既是理论的 出发点，又是它的落脚点。因此，以实践为旨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把现实作为自身 的地平，正是这一原因，马克思非常明确地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 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然而，理论总会溢出现实，在它自我划定的圈子中 作循环往复的运动，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亦不例外。虽然我们并没有发展到拿它来讨论 鬼神问题，但是毕竟没有人阻止把它作为终极关怀问题讨论的一个注脚这种做法，更不 必说让它纠缠于绝对体系梦想和形而上学的“实践”观讨论了。因此，“地平”在相当 长一段时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是一个缺失的东西，人们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都是教条，从教条出发为教条论证。也因此，当中国学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遭遇 时，大声说出的是“这种修正主义!”，小心翼翼地问道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否?”。
现在，我们无须对这种第一次亲密接触时不可避免的狐疑和唐突感到不安，虽然尚有 人仍然停留在判断的水平上。因为，毕竟，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头上的那顶滑稽小帽( “西方马克思主义”)因多数人感到不适而摘掉了。(注：说它滑稽，是因为在逻辑上， 正确的方法是把引号打在“马克思主义”头上――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当然，这又 会失去“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术语的意义，称“西方‘马克思主义’”吧又 太烦。)人们充分意识到，直接转述传统教科书的观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否定 性宣判，这种做法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与之相对，深度解读开始成为一种技术选择 。(注：张一兵：《深度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卢卡奇》，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8 期。衣俊卿：《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年。)正是在这种技术模式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内在合理性才会激发我 们自己的创新动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成为一种内在的理论需要。今天，开 始为人们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这个口号无疑表明了这一点，而这 个口号本身的西方语法则暗示着它与西方哲学的关系。
最初，我们小心翼翼地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我们只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 已经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努力吸取各门科学发 展的最新成果，是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即使当它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 时，有时也还包含有一些真正由实践产生的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注：徐崇温 ：《“五月风暴”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动态》1988年第9期。)而我们今 天已经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简单地发展出几个概念，事实上，不仅它用 新概念描述的是西方社会历史变化的基本事实，如上面提到的生产力问题；而且它所采 用的理论战略也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干将们绕开了官方的马克 思主义，取道尼采、弗洛伊德来讨论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在形式当然与马克思主义几 乎不相关。但如果我们注意到在30年代霍克海默担任所长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的成 果，这些成果包含了一系列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结论的改写，例如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 间关系的改写，那么他关于批判理论的见解恰恰是作为一个总结出现的。在其中，马克 思的政治经济批判虽然没有在前台出现，但是却仍然是退隐在后台的基础。(注：霍克 海默非常明确地强调，批判的社会理论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为基础的，参阅《批 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由此可见，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问题作 为中心提出，不是否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地位，不是简单地否定生产力对生 产关系的归根结底的作用，而是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变化已经使得文化的地位发生了极大 的改变。在丰裕社会条件下，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作为革命基础的生产力不仅不再是匮乏问题，而且成为过剩问题；与之一致，另一方面，文化成为维系资本主 义统治的基本手段，成为革命必须加以重视的一个问题。这显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逐 步明了的资本主义现实。同样，我们可以肯定，多斯桑托斯所论“帝国主义与依附”、 阿明所论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交换”以及其他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言说的话语，直 到最近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都不是妄言。当我们从逻辑上理解诸种新马克思 主义话语的合理性源自其自身面对的经验事实，我们自己马克思主义言说的经验基础不 就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吗?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伯恩斯坦及其后的社会民主党人“修 正主义”路线，还是卢森堡和卢卡奇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无论是列宁―毛 泽东―邓小平正确的实践立场，还是斯大林教条主义纲领；无论对与错或正宗与异端， 凡是冠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一种是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简单复制。在此，我们似 乎遭遇到一个无法解开的理论悖结，仿佛一种正确的学说一发端就开始了自我否定的过 程。然而，我们必须大声说：正是如此!因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 ，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 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 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 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注：马克思：《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74页。)马克思说，那些试图独立于 现实生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相反，“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 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 反映。”(注：列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1页。)正因为历史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 我们无须在走入一个马克思本人不曾遭遇的历史环境之际，总是小心问“如此这般行否 ?”。我们必须强调，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迫使我们自己学会面对现实。
所以，当人们真正理解新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基于自身地平建构服务于自身当代社 会历史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这样看，如果最初有学者假借 西方马克思主义战袍吓退教科书体系，这是出于一种无意识，那么在今天，阐述马克思 哲学之当代意义、澄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语境、探索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出场路径等等研究不正代表着一种自觉的理论追求吗?
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如果新马克思主义在其精神中包括了“当代性”的自觉意识， 那么中国学者从中悟到的正是：我们自己必须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阿基米德支 点。
五、后退，再后退
从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看，1968年，理论经历了判决性检验。结果是残酷的：虽然 作为总体称谓的新马克思主义在学术和思想中仍然延续着，但它的过去，无论是狭义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前苏东的“新马克思主义”等等却都已经成破碎的镜子。在此背 景下，我们如何继续言说马克思主义之“新”呢?在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种 “新的言说”总是向前的，永远指向正在物化的现实或即将出现然而注定要物化的将来 。相反，理论往往要回溯性地面对过去――在我们的批判指尖悄悄溜走的另外一种可能 性，这种可能性既以昙花一现的现实样态存在过，又散落在各种为自由打开空间的概念 工具中。因此，我们总会在某些时刻感到“返回”、“重温”、“反思”的迫切性。基 于此，我在本文中提出一个听起来过激的观点：在今天，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 形势不是创新，特别不是当代市场中那种为维持竞争而刻意制造差异假象的那种创新， (注：这种创新既表现为三菱公司与本田公司同一类型产品(如SUV运动型汽车)之间的“ 品质差异”，也表现为同一公司同一类产品(如联想公司的微机)的“代际差异”，然而 正如阿多诺早就指出的那样，这些差别“不过是好奇心不同的孩子们所产生的幻觉而已 。鉴赏家们之所以能够指出各种产品的优劣，只不过是为了维持竞争的假象和选择的范 围罢了。”(《启蒙的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8 页))而是“后退、再后退”。
在一个创新成风的时代，提出“后退”口号可能不适时宜，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却不 必害怕。无论是革命领袖的策略指示，还是久经时间考验的生活常识，不都是说“退一 步是为了进两步”吗?因此，后退不是别的，而正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策略。
让我们看看为什么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中提出“后退”策略吧。首先，在理 论态度上，严峻的政治现实要求我们直面这个问题：前苏联的失败给理论研究提出了什 么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本能上辩护，说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 义的失败，理论不应该为之负责。诚然如此，但是仅仅由此提出创新口号就够了吗?反 观苏联和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从20世纪40年代以铁托“自治”为核心的新理论 、到后来南斯拉夫的“实践派”运动、波兰的人道主义运动，创新一直不都是个事实吗 ?更不要说戈尔巴乔夫臭名昭著的“新思维”了。然而，随着实践的失败，这些创新也 烟消云散了。为什么会这样?当然，这其中包含着许多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但是我们 不应该反过来考虑一下自己的理论态度吗?我们的理论家真的理解了毛泽东在20世纪40 年代有关学风问题的讨论，落实了“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这个理论研 究的基本态度，贯彻了“实事求是”原则?(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 民出版社，1994年，第813页。)看一看现实吧，一方面，令人叹为观止的体系构想、惊 人的创新论调、华美的篇章每年消耗着上千吨的纸张，另一方面而颐侨词歉芯趸共还?nbsp;完善、问题还没有说到点子上、与实际需要还有很大的距离。在这其中，除了时代变化 太快，除了我们的水平有限，难道和我们的理论中仍然存在着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和党八股”这三种弊端就没有关系?而要从根子上“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正确 的方法不就是从宏大理论回到现实问题、从自满式的理论自我创新向“实事求是”这个 马克思主义基本态度的后退、从无节制的向前跑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后退?
其次，在理论观点上，我们必须问自己：马克思到底支持和反对什么样的“主义”?在 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曾经对有关人道主义观点提出一个批评意见，他指出这些观点“不 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去了。”(注：邓小平：《邓小平 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页。)我认为，这个意见并没有被我们充分 重视，因为我们在“创新”过程中，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反讽地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之前去 。关键原因在于，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之前”(事实上，也即是什么是马克思主 义)根本就没有自觉的意识，总以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个别段落发挥 一下就是创新。而事实上呢，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流行的许多几成教条的陈辞滥调， 如关于“人”、“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它们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学说 过程中加以克服和清除的。对此，孙伯@②先生有一个朴素然而极其重要的提示，他说 ：“只要认真地研究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就可以获得明确无误的证明。”(注 ：孙伯@②：《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这不就是回 到经典著作本身的重要意义吗?
最后，在理论方法上，我们不仅必须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且必须问“ 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这个问题，我们不正是通过回溯的方法来解决这两个对 创新具有至关重大作用的问题的吗?如果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关于辩证法、关于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的论述是正确的，那我们应该问自己：列宁之后为什么我们仍然 不断地重复列宁所批评的错误?而正是这个问题使我们认真地面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史，重温马克思主义在被实践围困、被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突袭时一次次的突围。实践方 面的例子无须多说，让我们还是关注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吧。当卢卡奇从本体论入手实 际开辟西方马克思主义道路时，在哲学史上，提问方式并不是新的，它的“新”只是相 对于第二国际时代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缺乏本体论维度这一点而言的，事实上呢，这 种从本体论维度重建被第二国际毁坏的马克思主义的努力最多是一种自我退缩――通过 退回到前马克思主义的基地(黑格尔)――从而为理论的重新展开打开一个缺口。如果我 们正确理解由马克思阐明的理论以及实践策略的条件性，那我们就会把“问题本身的普 遍性与答案的相对性”作为一个自觉的理论意识，就会认识到：在理论进步过程中，在 给出具体答案时重新提出基本问题本身，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回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不正是正确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个根本问题的基本手段，并且也正是在 回顾过程中我们将获得自身对“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这个问题的正确理解?
当然，在理论上，诚如大多数人担心的那样，“后退”或者“回到”往往是维护“原 教旨”的行动。在这一点上，新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例外。当卢卡奇强调“我们坚持马克 思的学说，决不想偏离它、改进或改正它。这些论述的目的是按马克思所理解的意思来 解释、阐明马克思的学说”，他的“退缩”不正是为了维护原教旨吗?(注：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41页。在这里，必须进一步 强调的是，卢卡奇在1922年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他是完全自愿的，并没有受到任何意识 形态的直接强制。)因此，当前有学者重提“回到马克思”这个口号时，关于它的原教 旨性质的批评也就应声而起。我是属于这个“回到马克思”的学派成员之一，在此，我 有义务为这个学派进行辩护。前面已经阐述了对“回到”这个问题意义的理解，接下来 ，我进一步对当前可能的选择进行定位。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这一部分的辩护中，我 并没有严格地坚持学派的整体立场而试图从纯粹个人立场的出发而对这一口号进行发挥 。我的观点包括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正如这个口号所蕴含的“退一步”与“进两步”的辩证法，张一兵在其最重要 的著作《回到马克思》中已经对这一口号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因此，只要注意到他关于 自己以及我们这个学派的非原教旨性质的辩护，就不会继续向他提出“既要‘回到’( 过去)，又何来‘面向’(未来)”这样的问题。在此，我坚持认为，这类问题不是蒲鲁 东式的幼稚，就是别有用心。因为，“回到”是对创新基础――我们创新的前提和出发 点、我们进行创新的基本方法、我们面临的实际任务以及我们自身的理论意识等――的 审理，而不是反对创新本身。缺乏上述基础的保证，创新就仅仅是一种意识的骚动、词 句的造反、理论叫嚷。让我们重温一下马克思在第一次正面阐述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 想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篇首是如何评论这种“创新”的吧，他说“正如德国的玄想家 们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 的解体过程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在普遍的混乱中，一些 强大的王国产生了，又匆匆消逝了，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现了 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这是一次革命，法国革命同它相比只不过是儿戏；这 是一次世界斗争，狄亚多希的斗争在它面前简直微不足道。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 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闻的。在1842―1845 年这三年中间，在德国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 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62页。)在所谓知识经济条件下，我们所经历的与此没有相似之处吗?
第二，在对第一种立场进行辩护的过程，我逐渐比张一兵教授走得更远，现在我坚持 认为，必须重新强调原教旨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这个口号所推动出 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原教旨不是别的，而是对资本及其造成的物化永不妥协的 批判精神。本文第三部分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例子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由于这个保 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比许多批评他们的正宗马克思主义者不知要马克思主义多少倍! 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坚持了这一点，而且实际地在政治立场上坚持了这一点，所以他们采 取了自觉的边缘化策略，不准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在物化社会中的通行证，把它当 成商品社会中用以兑换自己所需要生存资料的商品。与之相反，许多自由主义的斗士， 虽然他们是马克思的敌人，但亦体现了这种可敬的品质，如果没有他们对自由主义原教 旨――斯密传统、冯·米瑟斯传统――的捍卫，自由主义亦不可能有今天的现实。由此 ，我们可以反问，不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是否能够拥有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在这里 ，被“原教旨”指责吓怕的理论家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更进一步。第三，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的更为矛盾然而却比其他任何可能立场都更现实 的选择是：通过对原教旨教条的内部颠覆来捍卫原教旨本身。这不是一个学理的推论， 也不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而是积极的主动的策略。如果人们常说的“人最大的敌人在于 自身”是一种真理，那么，一种理论或学说实现自身的最大障碍恰恰也在于它的教条， 正是这些教条在它自身与它所欲改变的对象世界之间划出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无论是 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的主义，都已经用铁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本文对新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理解正是从这一逻辑出发的。卢卡奇身上体现的这种“原教旨”和“修正主义”奇 怪的结合提出了这个令人惊异的问题：必须通过毁坏原教旨的方式来实现对原教旨的忠 诚。阿多诺亦以某种不被人理解的方式开启了“晚期马克思主义”先河。而从实践的角 度，我们从列宁、毛泽东身上不同样地看到这一点吗?在此，如果存在着矛盾，矛盾的 不是理论，而是现实。这种现实是，一种科学理论在耗尽其全部的生命之前在实现自身 之前必然反复遭遇“恶的循环”。如果这一点成立，那在当代，我们在捍卫马克思主义 时不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恶的循环”：回到―颠覆―重建。
如果我们不是在表面上谈论这个貌似黑格尔的“扬弃”的辩证法路线，而是在新时代 所造成的空间中踏实地工作，那么在当代“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运动中，不仅它的 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六、结语(注：在初稿中，为使论述完整，我专门讨论了在当代重建过程中如 何避免“后马克思主义”悖论的问题。由于篇幅，现在我必须收住话头，而寻找另外的 机会来公开这一部分内容。)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公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这是一个激动 人心的口号。要完成上述目标，我们必须面临两个重要而困难的理论任务：一方面必须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内在思维方式进行诊断；另一方面则必须对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的生长环境进行定位。说它们重要，是因为如果离开这两点，我们 便无法在一种自觉意识层面上来讨论理论的发展，在鉴别每年公开出版的成千上万篇有 关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实际意义时，我们也就缺乏最基本的平台。这样，我们便习惯流于 以数量来压倒质量，满足于空洞无物的议论。说它们困难，是因为，只要我们仍然满足 于以既定体系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新形式探索，以已经获得权力的权威来评 判新内容的阐述，那么在根本上，我们便缺乏对当代中国语境的自我判断。然而，只要 肯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需要发展，不管怎样困难，总得要有人来做这样的事 。本文即是尝试从一个侧面来理解第一个问题，通过对新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评估，提 倡一种理论立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抛弃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思维方式，以宽容的姿 态鼓励多种可能性形式。
在我看来，阿尔都塞下列说法是正确的，“青年马克思的确在向着马克思主义发展， 但这要以马克思努力挖掘自己的老根为代价，要以对德国历史所灌输给他的种种幻觉作 英勇战斗为代价，要以全神贯注地发现被这些幻觉所掩盖的现实为代价”。(注：阿尔 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4、17、66页。)因此，我 们在努力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不抛弃教条主义、唯意志论、神目观的真理以及 各种各样西方先知们所灌输给我们的幻觉，我们也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新 马克思主义，虽然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种反叛，虽然它包含着理论错误，但其以 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集大成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体系为导向研究，其以自觉的理论 意识而不是照搬教条这种做法，恰恰也能够给我们提供积极意义。
当然，同样套用阿尔都塞用过的一个比喻，“闪电的光只能眩目，而不能照明；对于 划破夜空的闪光，再没有比确定它的位置更困难的事情了”。(注：阿尔都塞：《保卫 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4、17、66页。)如果说，新马克思主义 在积极的意义上是这样一种闪光，或更准确地说，是一根根已经擦亮的火柴(这意味着 注定要熄灭)，那么，我们也不能仅仅凭借这样的亮光便看清未来。相反，如果有未来 的话，我们自己必须战胜眼前的幻觉，直接面对像一堵墙一样的事实。因此，我最后仍 然以用阿尔都塞的一句话来阐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基本态势。“假如大家同 意暂且不谈马克思的发现，先肯定马克思创立了一门新的科学学说，肯定这一学说的出 现与历史上所有重大科学发现相似，我们必定也会同意，如果没有阐明一个新的对象领 域，如果没有创造一个把旧的幻影和神话清除掉的新的境界，就谈不上实现了任何新的 伟大发现。”(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4 、17、66页。)马克思经历了这种宿命，我们这些旨在捍卫马克思从而也捍卫我们自己 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也必然经历这种宿命，并且这一历史已经开始了。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