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三联书店最近出版了梁晓声先生的一本叫做《未死的沙威》的文集（2006年10月1版1次）。多年不读梁先生的文章（我这里指的不是他的小说）了，翻了翻这本文集，感觉梁先生的文字和过去一样，还是那样的与众不同——不过，我现在先不谈梁先生这本新出版的文集了，这本新文集的出版倒让我想起了1997年梁先生的一本《凝视九七》（陕西旅游出版社和经济日报出版社联合出版，1997年11月1版1次）的文集，这本近十年前出版的文集中，有一篇题为《毛泽东与“帝国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中，关于中美关系史的论述，错误不少，而且，绝不是一般的错误。1999年暑假，我曾经因梁先生的这篇文章，重新温习了有关的历史和著述，并写下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近十年来，我从没有看到过批评梁先生这篇文章的任何材料。下面的文字，就是从我当年的笔记中整理而成的，现在发表出来，也许仍然多少会有一点意义。
一、近代
梁先生在《毛泽东与“帝国主义”》一文的开始便给读者上了一节“生动”的历史课：“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没有过什么宿仇遗恨。中国与日本有，与俄国有，与英法有。甚至，连小小的葡萄牙，也占领了中国的澳门作殖民地。
“但是与美国却没有这种不睦的历史关系。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友好。美国的历史太短。短得它还来不及在中国也占领一块殖民地，‘二战’就爆发了。
“更多的中国人，是由‘二战’才知道世界上有美国这么一个国家的……” （第294页）
梁先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在历史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虽然谈不上什么友好，但它同日本、俄国、英国、法国、葡萄牙与中国的关系相比，还是不同的——话说白了也就是：在近代历史上，美国没有侵略过中国；中国人民过去喊了多少年、唱了多少年的“打倒列强”的“列强”中，是不包括美国的!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近代以来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美国在上海就有租界；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就有美国军队！
如果在梁先生看来，这些离现在还都比较“近”，还算不上中国与美国的“宿仇遗恨”的话，那么就让我们看看鸦片战争前后——英、法、日、俄等国成为中国人民的“宿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的事吧。
在罪恶的鸦片贸易中，美国烟贩贩运到中国的鸦片，其数量仅次于英国。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外国烟贩贩运到中国的鸦片，总量为4500箱（每箱50~60公斤），其中出自美国烟贩手中的就有1900箱。当时在广州的美商，几乎都经营鸦片走私的勾当，臭名昭著的普金斯洋行和旗昌洋行，就是美国在中国的巨大的贩毒组织。（参见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1版1次，第21页）
1842年8月，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以后，被迫与英国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获得这一消息后，美国总统J•泰勒（1841~1845在任）立即派出一个叫加勒•顾盛的人（此人就是长期在中国经营鸦片走私的约翰•顾盛的本家兄弟）为特使，在三艘炮舰的武装下，来到中国。1844年2月加勒•顾盛到澳门后，便给当时任清政府护理两广总督的程矞采发了一份“照会”，其中说道；“上次中英战争，实由于广州当局漠视英国官吏的权利所致。……如果在过去五年经验的面前，中国政府回复到已经招致灾祸的途径上去，我们只有把这种行径，看作中国企图再与一个大国战争的证据。”美国的武力威胁和强盗逻辑在中国清政府的投降主义面前，初试成功，5个月后，即1844年的7月，清政府便与美国政府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定了《中美望厦条约》（代表双方签字的分别是耆英和加勒R26;顾盛）。《望厦条约》是美国政府逼迫中国清政府签定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除了没有割地赔款以外，几乎包括了《南京条约》中的一切内容，而且有些内容，规定得比《南京条约》更具体，更多地损害了中国主权。比如，根据《望厦条约》，“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这就是在半殖民地中国存在了长时间的“协定关税”制度。由于这一制度在《南京条约》中规定得还不是清楚的（用的是“秉公议定则例”这种含糊的说法），所以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协定关税”制度是由美国人确立的。根据《望厦条约》，美国在中国有了领事裁判权，美国兵船在中国沿海港口有了航行权，美国人还可以在通商口岸修建教堂了，等等。
19世纪叶，在侵略中国的列强中，美国的确没有捞着像英国那样的“排头兵”的地位，但美国对于自己的作用，却是从来没有“低估”过的。《望厦条约》签定后，加勒•顾盛在给美国国务院所写的报告中就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转引自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2版，第64页）帝国主义国家狼狈为奸，相互间各摆“战功’的丑恶嘴脸，在此暴露无遗。
可见，在是否侵略过中国的问题上，美国与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说美国与中国不像日本、俄国、英国、法国甚至葡萄牙与中国那样，没有过“不睦的历史关系”，是绝对说不过去的。中国人民当然是爱好和平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就可以忘记历史，更不意味着可以允许某些人去篡改历史。
二、现代
梁先生说：“更多的中国人，是由‘二战’才知道世界上有美国这么一个国家的。美国一参战，便当然是苏联的盟军了。苏联是中国的近邻，所以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似乎也离中国近了。苏联又是中国革命的榜样，所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并无敌意。”（第294页） 在梁先生看来，美国不仅过去与中国无怨无仇，而且到了“二战”期间，它简直就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和伙伴——因为美国帮助苏联，而苏联既是中国的近邻，又是中国革命的榜样——这样，粱先生就按照他的逻辑，大胆地作了一个推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并无敌意”！
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各自的利益，中国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结成了同盟；为了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也是支持这种同盟关系的。但是，如果以为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梁先生把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叫做“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这在党史研究上是别出心裁的）对美国就没有“敌意”了（梁先生用了“敌意” 一词，真可谓煞费苦心。但他应该明白，这“敌意”也是互相的，退一步说，即使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政府并无敌意，美国政府就对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敌意了呢？），就失去了对美帝国主义的警惕，那就又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了。
梁先生文章的题目是《毛泽东与“帝国主义”》，那就让我们看看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是怎么说的吧：
1938年10月，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友谊是增长的，中、美、苏三国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但是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1版1次，第17页）
1940年12月25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对党内的指示中，毛泽东说： “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的‘敌人只有一个， 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 我们则应该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64~765页）
“二战”刚刚结束，美帝国主义的本性便很快暴露出来，它与蒋介石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准备围攻中国共产党，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打内战了。对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早有预料。
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义正词严地指出：“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同上书，第3卷，第1085页）
1945年6月11日，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即《愚公移山》中，毛泽东说：“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同上书，第3卷，第1103页）
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讲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毛泽东说：“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同上书，第4卷，第1132~1133页） 美帝国主义在二战前和二战后的表演，早已成为历史了，难道这一历史能证明梁先生所说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并无敌意”吗?这一历史只能证明，“二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和揭露是极其正确的；而且，正是依靠这一正确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正确方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取得了1946~1949年的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三、纸老虎
梁先生说：
“毛泽东在1946年曾经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当年，在国际上，他主要指法西斯国家德、意、日而言；在国内主要指蒋介石及其军队而言。 “十年后他提出了‘美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第301页）
这当然又是错的。
1946年6月，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五次到中国访问。8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会见了她，并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发表了重要谈话。毛泽东这次谈话的内容，收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上。按照先后顺序，毛泽东谈话中涉及到“纸老虎”的论断，依次为：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94页）；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同上，第1195页）；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同上）。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毛泽东在这里是一口气给原子弹、一切反动派（包括蒋介石反动派和美国反动派等）下了一个“纸老虎”的论断的，这哪里存在什么毛泽东在1946年先有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只是到了“十年后”，才有了“美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的论断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呢?1946年，新中国尚未成立，十年后，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七年，即1956年。按照梁先生的说法，只是从1956年起，毛泽东才有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不错，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确多次提到过他的这一著名论断，但那只是重复他在1946年的观点呀！
梁先生对1946年8月毛泽东说的“一切反动派”作了自己的解释：“在国际上，他主要指法西斯国德、意、日而言；在国内主要指蒋介石及其军队而言”——也就是说，毛泽东1946年所说的“反动派”，在国际上，是不包括美国的。
笔者实在不理解，梁先生为什么要有意歪曲毛泽东的话。如上所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帝国主义便开始帮助蒋介石反动派，为蒋介石反动派打内战做准备，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庸； 1946年6月，“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毛泽东语，同上书，第1491页）终于全面爆发了——这就是毛泽东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历史背景。上引关于“纸老虎”论断的话，就是毛泽东在回答斯特朗所提的“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的问题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显而易见，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首先就是针对美帝国主义说的。毛泽东在回答斯特朗提出的问题时提到，沙皇、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他要说明的问题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同上书，第1195页），也是“纸老虎”。
如果梁先生认为毛泽东说的某些话，在当时就不正确，或者说在当时是正确的而放在现在不正确了，他完全可以提出来批评，但他没有权利篡改毛泽东的话，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
（1999年暑假一稿，2006年10月9日二稿，2006年10月20日三稿，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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