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起因于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所谓自由主义“过度”的反动。在其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它糅合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各种观念,逐渐发展出一套独特的逻辑体系。②在哲学基础上,新保守主义深深扎根于列奥·施特劳斯(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的“自然正当”学说。
施特劳斯1899年生于德国一个中产阶级正统犹太教家庭,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将历史学和政治学结合起来,全面否定自17、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成果,对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思想进行重新诠释,使之恢复生机并适用于时代的新情况。施特劳斯一生著述甚丰,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其中,《自然权利和历史》(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1953)被认为是其“最为融贯而又完整地陈述自己观点”的著作。要了解施特劳斯的思想特质,该书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入口”。③
施特劳斯对西方古典思想的解读是以对西方现代性或自由主义的批判审视为起点的。施特劳斯认为,西方现代性的进展给人类建构了一个全新的观念即所谓的“历史观念”,人类自此开始用“进步还是反动”的分野代替了“好与坏”的区别。在历史观念的推动下,现代人在价值判断上已经本末倒置,不是用“好的”标准去衡量某种新事物是否对,而是反过来用“新”本身来评估一切是否好。④由于现代性、特别是卢梭所阐发的现代性表明,人之为人的特质并非自然的赐予,乃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它因此就相信人们能够在历史过程中找到行动的准绳。近代历史观念的潘多拉魔盒就此被打开了。既然各民族、各国家的历史过程千差万别、纷繁复杂,那么善恶对错、是非好坏的标准也就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正义的准则从而就是历史性的,也是反复无常的。既然历史观念认为“所有人类的思想都是历史性的,因而对于把握任何永恒的东西来说都是无能为力的”,①那么它就不能、也不愿提供超越时空的客观永恒的准则。于是,“永恒”随历史的演进而被弃置身后。在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上,是否还存在不依时间、空间、人事为转移的善恶好坏、正义与否的标准,或者是否还存在值得世人渴慕景仰、孜孜以求的永恒之事物呢?这正是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提出并试图解答的中心问题。
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ｒｉｇｈｔ一词兼有“权利”与“正当、正确、正义”之意,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则指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即一个是施特劳斯所谓的古典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学说,另一个是现代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学说。在论及前者时,施特劳斯的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用法意味着自苏格拉底以降,古典哲学家对“自然正当”或“自然正义”的思索和追寻。这里的“自然正当”/“自然正义”大体上相当于他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Ｈｏｂｂｅｓ:ＩｔｓＢａｓｉｓ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1963.)一书中所说“自然法”,即独立于人类意志的而又对人有约束力的客观法则、尺度和秩序;②在谈到后者时,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指的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近代“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说。施特劳斯就是巧妙地利用ｒｉｇｈｔ一词的双关语义来展开全书的论证框架的。他认为,西方现代性及其历史观念的兴起和发展,孕育了历史主义和标榜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颠覆、消解了西方古典的“自然正当”或“自然正义”观念,最终导致了彻底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历史主义的顶峰就是虚无主义”,③亦即根本否认世界上存在任何善恶、好坏、对错、是非标准,一切皆转瞬即逝,人间再无任何永恒的东西,惟一能够继续存在的乃是纯属主观性的、个人自由选择的标准。这种历史观念因之无情地冲刷着灵魂原有的深度、厚度和浓度,导致人类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使得人们完完全全地无家可归了”。这就是施特劳斯所谓的“西方文明的危机”或“现代性的危机”。④
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是相信存在美好生活,并要求人们必须寻求美好生活。但由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彼此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对此,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做出的最大理论尝试之一,就在于提出价值多元主义或价值相对主义,致力于颠覆古典政治哲学。它将解决美好生活的问题从政治中剥离出来,限定政治的任务只是提供秩序。它抽取了价值判断上的永恒、绝对和惟一,把美好生活的问题转变成个人信仰和个人选择的问题,借此将美好生活降低为和平的同时也是平庸的生活。为了彻底批判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避免现代性的缺陷和进步的幻想,施特劳斯选取了一个超越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的视野,即西方古典思想。他研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重申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追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内容只有一种,并不是因人而异,那就是符合自然正当的生活,而自然正当是一种超历史、跨不同社会的客观永恒的是非善恶标准。在施特劳斯看来,这种对自然正当的追求是西方伟大的传统,但近代以来逐步被抛弃了,罪魁祸首就是自由主义。⑤由于对自然正当的思考从来就是政治哲学的根本任务,所以现代性的危机就是政治哲学的危机。鉴于此,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提出的纲领是:回到古希腊,回归古典政治哲学,追求自然正当的美好生活,寻求合乎自然的最佳政制。
有感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给政治价值判断造成的困惑和混乱,施特劳斯特别强调“政治态度”的不可避免性。这种“政治态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态度,是对置身其中且自身为其一部分的社会文化及其外在表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和恒久性的评价。“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乃是制度。”在这个主题面前,任何社会科学家都不应该回避做出道德判断和规范评价的历史责任,⑥而应该清楚地了解政体之间的差别以及每一种政体对在其中生活的人们的灵魂所施加的巨大影响。如果对政治现象不加以评价———例如它们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残忍的或仁慈的、破坏性的或建设性的,就不可能按照它们的本来面目来真正认识、把握和理解它们。所以,政治制度的区分在实践上不仅是可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在施特劳斯看来,纯粹的最佳制度———明智者的绝对统治———固然很难达到,但法律之下的高尚之士的统治却是实际可行的最佳制度。①后者是高尚的、正当的、合法的,它超越政治反思对价值判断的束缚和限制。当然,制度有好就有坏,制度规范下的政权同样如此。政权有好也有坏,好坏之分同时也意味着敌我之别,这是古代哲人关于人类自然品性的政治教诲。好的政权有责任反对坏的政权,或换言之,公民社会的道德要求公正的人热爱和保护他的朋友,伤害并仇恨他的敌人。②至此,施特劳斯完成了时空的巨大跳跃,穿过了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跨越了中世纪的基督教,直接回到古希腊,把自然正当和以牙还牙作为至高的标准,将政治再度还原到敌我身份区分上来。
施特劳斯本人仰慕大英帝国,敬佩二战英雄丘吉尔。但大英帝国已成过眼烟云。关于现实政制,他认为美国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人类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比之更好的替代方案,以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考虑到不同国家/政体之间竞争的必然性,施特劳斯强调“强者取胜的自然法则”。他宣称,“有的人生而比其他人优越,因此,按照自然权利,他乃是统治别人的人。”③施特劳斯特殊的自身经历———从纳粹德国死里逃生,后辗转到达美国,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造就了他关于国际问题的极端现实的思想。他认为,“公共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④他对任何潜在的威胁都抱着异常警惕的态度,相信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是使敌对势力产生敬畏、进而是保持西方世界安全和信心的惟一途径。由于美国/西方民主是好的、符合自然正当的,其他政制是不正当的,所以,对于施特劳斯来说,保卫美国民主,对抗野蛮敌人也是符合自然正当的。这不仅是一个自然权利,而且是一项责任和义务。在这样的视界下,代表自然正当的美国文明与其他文明之争,就不再是多元利益和多元文化之间的斗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较量。⑤
施特劳斯的政治思想和学说原本属于象牙塔内的新异之作,很少直接关涉美国现实政治。施特劳斯生前从不参与美国当代的任何政治辩论或政治活动,他似乎完全沉浸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不仅如施特劳斯的政治思想和学说原本属于象牙塔内的新异之作,很少直接关涉美国现实政治。施特劳斯生前从不参与美国当代的任何政治辩论或政治活动,他似乎完全沉浸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不仅如
从意识形态上说,新保守派最初属于自由派、“社会主义者”甚至托派。因对民主党和自由主义感到“幻灭”,后于20世纪60、70年代纷纷趋向保守,转投共和党阵营,遂被贴上“新保守派”(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的标签。⑦若以粗线条来描画,不难发现新保守派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展演变的轨迹。新保守派的教条———新保守主义兴起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创始人主要包括欧文·克里斯托尔(ＩｒｖｉｎｇＫｒｉｓｔｏｌ,有新保守主义“教父”之称)、⑧诺曼·波多雷兹(ＮｏｒｍａｎＰｏｄｈｏｒｅｔｚ)、珍妮·柯克帕特里克(Ｊｅａｎｅ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等。作为施特劳斯的崇拜者,克里斯托尔等人自里根时代起开始成为政策制定人的座上宾,或忙于为已经决定的外交政策提供思想根据,或直接参与政策实践,为里根外交冲锋陷阵。⑨新保守派元老淡出政坛后,其新生代逐渐填补了前辈腾出的政治空间。在当前美国政治中,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ＰａｕｌＷｏｌｆｏｗｉｔｚ)、前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ＤｅｆｅｎｓｅＰｏｌｉｃｙＢｏａｒｄ)主席理查德·珀尔(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ｅｒｌｅ)、美国新世纪计划(Ｐｒｏｊｅｃｔ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从意识形态上说,新保守派最初属于自由派、“社会主义者”甚至托派。因对民主党和自由主义感到“幻灭”,后于20世纪60、70年代纷纷趋向保守,转投共和党阵营,遂被贴上“新保守派”(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的标签。⑦若以粗线条来描画,不难发现新保守派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展演变的轨迹。新保守派的教条———新保守主义兴起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创始人主要包括欧文·克里斯托尔(ＩｒｖｉｎｇＫｒｉｓｔｏｌ,有新保守主义“教父”之称)、⑧诺曼·波多雷兹(ＮｏｒｍａｎＰｏｄｈｏｒｅｔｚ)、珍妮·柯克帕特里克(Ｊｅａｎｅ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等。作为施特劳斯的崇拜者,克里斯托尔等人自里根时代起开始成为政策制定人的座上宾,或忙于为已经决定的外交政策提供思想根据,或直接参与政策实践,为里根外交冲锋陷阵。⑨新保守派元老淡出政坛后,其新生代逐渐填补了前辈腾出的政治空间。在当前美国政治中,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ＰａｕｌＷｏｌｆｏｗｉｔｚ)、前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ＤｅｆｅｎｓｅＰｏｌｉｃｙＢｏａｒｄ)主席理查德·珀尔(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ｅｒｌｅ)、美国新世纪计划(Ｐｒｏｊｅｃｔ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ＮＡＣ)思想库主席、《旗帜周刊》(ＴｈｅＷｅｅｋｌ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ＷｉｌｌｉａｍＫｒｉｓｔｏｌ,系欧文·克里斯托尔之子)等。沃尔福威茨是位高权重的国防部二号人物,直接参与外交决策。他早在1992年起草的《防务计划指南》(Ｄｅｆｅｎｓ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Ｇｕｉｄｅ)中就已经提出了先发制人、美国保持绝对军事优势等现今布什主义的基本战略思想。①他对美国外交政策和世界局势有一套根深蒂固的观念,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强权政治和道德主义在他的思想里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沃尔福威茨在外交政策上的道德主义和乐观精神深为布什总统赞赏,他因此被舆论誉为布什政府的“首席战略家”,“实际决定布什政府军事和外交战略”;②与沃氏不同,威廉·克里斯托尔则另辟蹊径,从外围对美国外交施加影响。他不仅参与谋划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影响深远的共和党“保守革命”,而且通过其主持的思想库和论坛不断地为布什外交提供理念支持,如发挥积极的全球领导作用,谋求“无赖国家”的政权变革以及在全球推进自由、民主和人权等,③帮助诠释和完善布什主义,由此奠定了他作为共和党主要战略家和策略家的地位。
新保守主义与施特劳斯主义的内在关联,不仅在于后者是前者的哲学基础,而且在于前者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施特劳斯主义的精神气质。新保守主义的“教父”欧文·克里斯托尔在他的自传中坦承,促使他开展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学术动因是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和莱昂内尔·特里林(ＬｉｏｎｅｌＴｒｉｌｌｉｎｇ)的文学批评。的确,克里斯托尔的思想深受施特劳斯的影响,以致两者从思想特质到论证方式都有许多雷同之处。例如二人在各自的著述中都多次提及虚无主义(ｎｉｈｉｌｉｓｍ),后者用来警告历史主义的危险后果,前者借以抨击自由主义对美国社会的危害。④此外,同施特劳斯视宗教为维持大众幻想的工具的看法如出一辙,克里斯托尔和波多雷兹也致力于把宗教引入美国政治,特别是共和党内和基督教右翼阵营,期望教化和凝聚美国民众。如果说新保守主义与施特劳斯主义的关联在源头上还较多地局限于学术思想层面,因而不太容易看清的话,那么,在其后期的发展过程中,新保守主义与施特劳斯主义的姻亲关系就令人一目了然了。新保守派的后起之秀不仅在思想渊源上,而且在人际关系上都与施特劳斯主义者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密切联系。仅以前文述及的当下新保守派代表人物为例。沃尔福威茨1972年获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博士学位,他既是施特劳斯的真传大弟子阿兰·布鲁姆(ＡｌｌａｎＢｌｏｏｍ)的学生,又师从施特劳斯主义者、芝加哥大学数学家和核战略学家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ＡｌｂｅｒｔＷｏｈｌｓｔｅｔｔｅｒ);珀尔是沃尔斯泰特的得意门生;威廉·克里斯托尔是施特劳斯的东部大弟子哈维·曼斯菲尔德(ＨａｒｖｅｙＣ.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Ｊｒ)的高徒。珀尔和克里斯托尔同时也上过布鲁姆的课。正是这些继承施特劳斯衣钵的新保守派把施特劳斯主义注入了布什政府的战略思维之中。因此,如果说欧文·克里斯托尔是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教父”,列奥·施特劳斯可谓新保守主义的精神“教父”,而《自然权利与历史》就是新保守派的“圣经”。
新保守派几乎从不出国,也很少讲外语,但却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他们研究古希腊、古罗马,解读柏拉图著作文本,许多人都是古典问题专家。他们认识到施特劳斯在诠释希腊古典著作方面的博学,阅读他的文章,借鉴他的思想,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这种特殊的心路历程决定了新保守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奠基于深厚的哲学基础之上,而不仅仅是一些鹰派人士的政治冲动。新保守派嫁接施特劳斯主义的方式是将自己置身于施特劳斯的两条思想路径的结合处。第一条思想路径与施特劳斯的个人经历有关。施特劳斯早年目睹了俄国十月革命和纳粹德国的暴行,这使他极为深刻地意识到邪恶的可怕。他的结论是,正义需要用强大的武力来捍卫。第二条思想路径是施特劳斯阅读古典著作的结果。施特劳斯认为,对所有人而言,最基本的问题是塑造人性的政治制度。20世纪之所以造就了两个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因为现代性使人们抵制作为民主基础的道德价值和美德,抵制“理性”和“文明”的欧洲价值。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施特劳斯呼吁超越现代性,回归古典的自然正当。
经由施特劳斯主义的洗礼,新保守派在追求“自然正当”上比施特劳斯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反对自19世纪以来的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思潮,坚持形而上学的“价值普遍主义”立场和古典的“德行”概念,强烈信奉存在着超越历史、民族、特定文化传统的普遍价值和适用于—切社会的政治制度。同时,新保守派具有浓厚的尼采主义倾向,认为“价值普遍性”需要采取政治乃至军事手段从外部强行输入,主张对持有异议的社会进行干涉。新保守派不仅继承了施特劳斯主义,而且将其“发扬光大”,直接把古典的自然正当观念与现实政治挂钩。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自然正当等同于美国式自由民主价值观。他们无视因不同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特性,崇尚“美国第一”,相信美国民主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①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终极形式。他们把美国看做西方文明自古希腊以来的正宗传人,认为美国是普遍价值体系的体现者,美国价值超越阶级、种族、宗教、国籍、历史、文化的分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人们只有分享美国价值才能过上美好生活,否则注定滑向生存的边缘。因此,从新保守派的角度来看,美国价值观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是无可置疑的,美国显然是世界的领袖,是道德与德行的化身,是全人类普遍真理的代言人,肩负着在全球推行自由、民主和人权,拯救人类的历史使命。②
在安全观上,新保守派与施特劳斯一脉相承。新保守派从未当兵打过仗,但他们好战,使用武力的门槛比军方还低。他们迷信武力无所不能,极力鼓吹美国拥有压倒优势的绝对军事力量。冷战期间,他们坚决反对美苏缓和及与苏联达成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力主取得对苏全面优势。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新保守派借机宣扬巩固冷战胜利的成果,呼吁继续增加军费开支,以确保美国无可匹敌的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同时主张撇开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制,利用美国的力量和价值观重塑世界秩序。③
“自然正当”无疑预示了先发制人的打击。受施特劳斯主义的耳濡目染,新保守派明确地将人类区分成“我们”和“他们”、“朋友”和“敌人”,把国家定性为“好”的和“坏”的、“正义”的和“邪恶”的。在新保守派看来,“敌友区分”的理念在国际政治中就意味着“冲突”乃至“战争”,而“政治上的成熟”则表明首先要认清自己的“政治敌人”,然后把自己变成那个敌人的敌人。④由于“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好”国家,“他们”是专制独裁的“坏”国家,“我们”对“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具有神圣性。所以,为了维护自然正当,对敌人和“邪恶”政权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道义上都是天经地义的,更是符合自然正当的。
施特劳斯主义———新保守主义的逻辑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新保守派都是国际主义者,强烈主张美国扮演全球干预主义角色。在冷战后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中东地区成为新保守派施展全球抱负的第一个舞台,而伊拉克又成为中东地区的首选。他们的推论是,萨达姆政权是邪恶的,它不仅“支持恐怖主义、训练恐怖分子”和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是“挑战西方价值的象征”,⑤所以伊拉克非打不可。打下伊拉克既可以摧毁邪恶的萨达姆政权,捍卫受到“威胁”的自然正当/西方价值,又能把自然正当带给伊拉克人民。他们说服了布什总统,伊拉克战争爆发了。布什是这样评价对伊战争和呼应新保守派的:美国要“解放”饱受苦难和折磨的伊拉克人民,给他们带去“统一、稳定和自由”的文明社会。⑥显然,如果自由民主是自然正当的,那么强迫伊拉克人民接受自由民主也是自然的、正当的。
然而,伊拉克只是新保守派国际战略征程的第一站。新保守派在美国外交政策上表现为一种激进的道德帝国主义,追求“美利坚———新罗马”帝国是他们的理想所系。他们的帝国梦想集中体现在美国新世纪计划于2000年9月推出的《重建美国的国防》(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Ｄｅｆｅｎｓｅｓ)研究报告上。该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美国军事力量的四项“核心使命”:保卫美国本土;同时在多个全球主要战区作战的能力;执行国际警察职能,塑造关键区域的安全环境;改革美国部队组织以充分发挥新军事技术革命的潜力。⑦新保守派的帝国冲动同样根植于自然正当的窠臼。在他们看来,古罗马帝国是自然正当的典范,但现在,西方文明以外的人们忘却了这一点。他们过着邪恶的生活,受了蒙蔽而不自知。因而,新保守派认为美国有责任在世界上建立一个“美利坚———新罗马”帝国。这是一个全新的帝国,完全可以超过古罗马和大英帝国。它既能体现人类美德,又能拯救全世界人脱离邪恶文化的影响,使之过上美好生活。①
施特劳斯主义之所以对华盛顿产生很大影响,除了新保守派的牵线搭桥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缘于它和美国总统布什的世界观有暗合默契之处。事实上,布什的“邪恶轴心论”、黑白分明的道德观及不能容忍模棱两可的心态,已经透漏出浓重的施特劳斯主义气息。也许,最能令人顿悟的还是施特劳斯和布什本人对各自思想的宣示。施特劳斯说:“诸如正义之类的根本问题,无论它们可能会被某些时候对它们的合理性所做的否认弄得多么含糊,也无论人类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一切解决办法是多么地变化不定,它们仍然在一切历史变迁之中保持着其同一性。”②同样,布什2002年6月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宣称:“有些人担心大是大非的语言不够礼貌或外交辞令。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不同的环境需要不同的方法,但并不需要不同的道德。道德真理在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地方都是同一的。”③在精神气质上,两者何其相似乃尔!可谓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施特劳斯主义———新保守主义由于高举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旗帜,又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因而对标榜“道德主义”的布什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这种感召力在政策层面的表现就是新保守派对布什外交的巨大影响力。事实上,布什是如此地认同和倚重新保守派,以致毫不掩饰对他们的溢美之情。他称赞新保守派是美国“最杰出的大脑”,感谢他们对美国“面临的一些最严峻的挑战进行研究”。④因为有施特劳斯主义———新保守主义的理论支撑,布什政府除“最保守”外还得到了“最有思想”的雅号。
但是,施特劳斯主义———新保守主义的表面风光却掩盖、弥补不了内里的薄弱。作为施特劳斯主义的核心概念,“自然正当”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不确定性。究竟何谓自然正当?由谁来定义自然正当?人认识的自然正当是否是真正的自然正当?不同人的自然正当之间是否有交集的可能和对话的必要?对于这些问题,施特劳斯没有、也不可能给出一劳永逸的答案。另一方面,自然正当本质上是理性的。这种理性的源头是苏格拉底的那种理性,它是以信仰的、不可证伪的形式出现的。它与启蒙运动以后的理性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具有神圣性。从历史上看,只有不可战胜的武力才能保证一种自认的“真理”不被“证伪”和“神圣不可侵犯”。否则,其真理性和神性是无从谈起的。换句话说,自然正当的神化和普世化,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对此,施特劳斯倒并不讳言,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在相当程度上,正如新保守派的许多思想观念与施特劳斯主义一脉相承一样,施特劳斯与柏拉图的“自负”也是一脉相承的。柏拉图宣扬“哲人王”理论,在隐约间,自己代表了哲人王。施特劳斯宣扬“自然正当”,在潜意识中,自己代表了自然,为自然立法。这种哲人式的“自负”若仅只是哲人的“自负”,也许并不可怕,但当这种“自负”落到实处时,就难免会带上一股血腥味和杀伐气,如柏拉图称许斯巴达、加尔文烧死异端、美国“输出自由论”等。所有这些都传递出一个信息:“我”代表真理,因此“我”不同意“你”的选择,并且也有力量阻止你的选择。强权政治的逻辑在此显露无遗。
至此,大概可以就政治层面为施特劳斯主义———新保守主义下一个简短的评语了。如果一种“真理”自诩带给人类和平繁荣的美好生活,却在原则上不能克服自身的不确定性,在技术上复归于“以武力立言”的原始模式,那么,可以说它仍远未超越种种“救世良方”的固有局限,它所许诺的世界和平依然充满危险和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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