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主义卖淫理论的批判首先来自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贾格尔(Alison Jaggar)。
她说，乍一看来，自由主义对卖淫的看法是直截了当和不复杂的，其实不然。这个假象是欺骗性的。一个问题是，将卖淫看作是一种契约的假定，其合法性与其他企业契约相等。虽然自由主义视契约关系是范例性的社会关系，但他们并不认为所有契约是合法的。例如，穆勒否认个人永远放弃或转让他们自由的契约是合法的，据此理由他争辩说国家不应执行终生的婚姻契约或个人出卖他或她自己作为奴隶的契约。。。早期自由主义的信念是国家的主要目的是坚持契约的神圣性，这一信念在当代已被削弱，现在自由主义也期望国家反对那些由于契约一方的无依无靠而使契约不是保证自由，而变成伪装的剥削的工具的契约。
对合法契约的这些限制强得足以排除卖淫。更为可能的是，卖淫是使人们出卖自己，这足以使一个自由派拒绝接受这种出卖。认为许多卖淫契约是伪装得不那么好的压迫，肯定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那些简单地假定卖淫契约的合法性是过于匆忙了。为了确定卖淫不过是一项平常的企业契约，他们需要一个清楚的何种契约是合法的理论。他们也需要对卖淫作清晰的分析以及一种规范性的性行为理论。
然而，自由派迄今没有注意性行为理论。由于他们通常认为，性关系属于“私人”领域，因而在法律管制的领域之外，对他们的政治哲学来说，发展规范性性行为理论不那么重要。他们对卖淫分析的主要贡献是坚持认为一个妓女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因此，自由派会用性别中性的语言重写关于卖淫的法律，大概会修改《韦伯斯特20世纪新词典》(Webster's New Twentieth Century Dictionary)卖淫定义的第一部分：
“意1，妓女，为了金钱而从事混杂性交的一个妇女；婊子。”
自由派大概会用“人”来代替“妇女”，将“性交”广义地理解为包括任何性的个人之间的性行为。这种解释可将按摩院包括在“卖淫”定义内。自由派的这种修改卖淫概念乍一看来与普通用语和识是一致的，但是对卖淫有不同的解释，其界限也十分不同。
自由主义卖淫理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他们假定妓女是自愿地进入交易的。人们早已指出，自由的强迫概念十分弱。迫使一些人从事卖淫的经济考虑的确构成一种强迫，据此理由卖淫契约是无效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卖淫理论提出的反对意见。(Jaggar 1994, pp.102-104)
在美国“受卖淫系统之害的妇女要反抗”(WHISPER，Women Hurt In Systems of Prostitution Engaged in Revolt)全国性妇女组织工作的格洛布也对自由主义卖淫理论进行了批判。该组织的目的是揭露使妇女和儿童受商业性剥削以及使她们陷入卖淫系统中的条件，揭露和撕破有关在卖淫和色情中利用妇女的文化神话，终止买卖妇女和儿童。她们定义卖淫系统为购买、出卖，以及为了性利用和性虐待而作交易的任何工业。这些系统包括色情业、现场性表演、西洋镜、国际性奴役，以及通常定义的卖淫。所以这些工业只是男人拿妇女和儿童做交易的不同商业渠道。
她们之所以选择WHISPER（意为“窃窃私语”） 这个缩语是因为卖淫系统中的妇女在她们之间对性工业赖以立足的强迫、贬损、性虐待和殴打窃窃私语，而在色情业和媒介主流中以及一些自封的“专家”却在撒播卖淫的神话，企图掩盖卖淫的虐待性质。由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代表，他们错误地声称：卖淫是一种事业选择；卖淫集中体现了妇女的性解放；妓女提出她们与顾客互动的性条件和经济条件；皮条客与妓女的关系是妇女自由进入互相有利的社会或商业安排；以及成为一个妓女或皮条客是一种传统的带有商品色彩的职业等等。
格洛布认为性的自由主义理论的中心错误是：
它忽视了卖淫的残存者已反复作证说，她们没有体验过卖淫是一种事业。她们描述卖淫行动是“令人厌恶的”、“虐待性的”，“像是强奸”，解释说她们学会通过把她们自己与她们身体解离，或用毒品和酒精使肉体和情感上的疼痛麻木的办法来对付它。将卖淫行动描述为妇女遭受的侵害性的、不想要的和往往是公开暴力的性交更为确切。
这种理论没有考虑卖淫的社会功能，是除了在家庭体制内丈夫和父亲享有的特权外，将无条件在性上获得妇女和女孩扩展到所有男人。有的卖淫残存者谈到在她家庭和婚姻内所受的肉体和情感上的虐待与她后来被皮条客拉去卖淫之间的联系：“我基本上认为，妇女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男人的性快乐，以换得你头上有个屋顶，肚子里有点食物。”
有些性自由派将卖淫辩护为黑种女人的利他主义创造。“卖淫不是与黑人妇女格格不入的。 1920和1930年代在每个南方城市黑人贫民区铁路轨道的另一边，用两美元妓女的帮助年轻的白人男孩发现了他们的男人身份。早在民权运动以前，妓女使黑人与白人成为一体。”[Carmen et al. 1985, 184-185] 居然会认为白人及其子孙买卖黑人妇女是解除种族隔离的先锋，这实在令人惊讶。实际情况是，白种男人的至上权威加强了使黑种女人特别容易被征召和强迫进入卖淫的压迫性条件。通过限制教育和就业机会，促进对不充分的和惩罚性的福利制度的依赖，种族主义创造了经济上的脆弱性
“当黑人来到印第安那，那里有钢铁厂，他们雇佣男人。所有男人在钢铁厂得到了工作；很少女人得到工作。你不得不非常聪明，或者认识人，除非你认识人或知道些什么，否则厂里和办公室里没有你的工作；但脱衣舞场所、舞厅，甚至工厂外的一些饭馆和酒吧有许多工作等待着你。”(WHISPER, 1988)
种族主义对黑人妇女的逼迫和使色情书店、西洋镜、赤露上身的酒吧和卖淫集中 在贫穷黑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种族主义政策，创造了一个黑人妇女在其中特别脆弱的环境。种族主义政策不向陷入包括卖淫在内的虐待性关系的黑人妇女提供有效干预规划，这就向她们发出了一个信息：她们不该得到帮助。种族主义的执法政策过分地对黑人妇女进行骚扰、逮捕、监禁和罚款。这些行动建立了一扇转门，妇女通过这扇门从街道转到法庭，转到监狱，然后又转回到街道去赚钱来支付这些惩罚。采用禁止卖淫的法律事实上是这样一种管制：白种男人设计、维持、控制虐待性系统并从中通过税收获利主要反对黑人妇女。最后，种族主义的体制迫使黑人妇女去白人支配的机构寻求救济，医治她们的创伤。如果她们说出她们在社区中受到的虐待，她们就会遭到孤立，她们的诉苦就可能被用来加强种族主义陈腔滥调，她们就可能得不到有效的救助。如果她们不吭一声，她们就只有有限的资源来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所以，种族主义将黑人妇女扣作维系家庭忠诚和社会联系的人质。种族主义在征召妇女进入卖淫系统中的作用是复杂而多方面的。必须理解黑人妇女被迫生活在白种男人至高无上的文化中这一社会现实，改革的任何战略必须来自黑人妇女，尤其是商业性剥削的残存者。
自由主义支持卖淫的论证基于虚假的假定和彻底的谎言。他们声称，卖淫既是妇女性自由，又是性别平等的表现。妇女自由地选择卖淫作为一种事业。妇女既控制她们与顾客之间的性互动，又控制他们间的经济互动。皮条客作为管理人，可以也应该通过劳工协商来使他们对他们的雇员负法律责任。
每年大约有100万成年妓女进入卖淫系统。其中许多是黑人妇女，许多有需要她们抚养的孩子。进入卖淫的平均年龄是14岁。其他是‘传统的妇女’，她们逃离她们虐待性的丈夫，或被他们抛弃，为了维持她们和她们孩子的生活，被迫去卖淫。此外，在美国在性工业大约使用100万儿童。没有有效的干预，大多数这些儿童会长大成为成年妓女。
卖淫中的妇女条件很差。大多数没有从中学毕业。很少人在性工业外有就业经验。大多数在进入卖淫以前是儿童性虐待、乱伦、强奸和或殴打的有害者。卖淫体制的功能是使男人能无条件地在性上获得女人和儿童，唯一的限制是他们支付这一特权的能力。资料分析表明，促使或强迫妇女和儿童进入卖淫并有效地阻碍她们逃脱有一套得到文化支持的权力和控制的策略，包括儿童性虐待、强奸、殴打、剥夺教育、就业歧视、贫困、种族主义、阶级歧视、性别歧视、异性主义，以及执法不平等。个别男人用同样的策略来使妇女陷入卖淫以外的虐待性关系中。
参加WHISPER口述历史计划的90％的妇女报告说，她们在儿童期受到不少的肉体和性上的虐待：90％在家里被殴打；74％在3－14岁遭受性虐待。在这一组中57％在1－5年内反复遭到虐待；93％ 被一个家庭成员虐待。此外，该组50％受到过非家庭成员调戏。
一旦卖淫，这些妇女和儿童进一步成为皮条客和嫖客的受害者。79％的受访者曾遭皮条客殴打。所以受访者曾遭骚扰、袭击、绑架和或受皮条客或皮条客集团之胁迫参与骗局。在遭袭击时有些妇女有皮条客在场，并不会使其他皮条客不去侵犯她们。74％报告受顾客袭击，79％报告被顾客殴打，50％报告遭强奸。这些妇女在卖淫中受到的这些遭遇重复了她们在她们父亲和丈夫手中受到的虐待。
卖淫是在家中教唆的，社会上被性自由意志论的意识形态批准的，并由教会和国家推行的。这就是说，保守右派和自由左派的男性等级体系一起教唆妇女并将妇女保持在卖淫中：右派要求妇女在婚姻中在社会上和性上服从一个男人，左派要求妇女在卖淫和色情业中在社会上和性上服从所有男人。他们的共同目的是保持在私人和公共领域拥有和控制妇女的权力。
卖淫不是别的什么。反之，一切都像卖淫，因为它是妇女状况的模型。妻子与妓女－圣母与妓女－之间的界线从1960年代开始越来越模糊，当时妇女将她们自己从双重标准中解放出来的努力被自由左派认可和鼓励‘花花公子哲学’的政策所挫败。结果是双重标准被单一男人标准所代替，在这单一标准中性解放与男人在性上将妇女对象化（客体化）和无条件在性上获得妇女成为同义词。随着色情有线电视节目和录像带侵入家庭，“好妻子”成为等同于“好婊子”，因为越来越多的妇女被迫去模仿色情脚本。在这种情景下，妻子被迫、被引诱和或被强迫进入妓女的角色，而她丈夫则扮演嫖客的角色。计算机公告板使家庭制造色情东西成为可能。妻子被迫扮演‘色情王后’的角色，而丈夫扮演制造色情节目人的角色。‘乱交者’杂志和‘换妻俱乐部’的发展使男人能够同时扮演嫖客和皮条客的角色，代价是用自己的妻子来换取别人的性伴。当男人们策划与包括他们妻子在内的妓女一起性交时，区分妻子与妓女角色的最后壁垒被冲垮了。一个妇女残存者谈到这样的经验：
“许多男人喜欢把我带去作为第三者与他们妻子在一起。通常是我们一起看色情影片，然后他说：‘好，我要你和我妻子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妻子是受害者，我在那里伤害妻子。我觉得那是真正的权力游戏，男人显然是对妻子说：‘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就离开你。’这里有很强的操纵和强迫的暗示。”
妓女以种种方式象征妇女在社会中的价值。她是妇女在社会、性和经济上从属地位的范例，在这种地位中她的地位是衡量所有妇女价值以及所有妇女可以还原的基本单位。一个男人对妓女的态度树立了他可以对待在他控制下的妇女－－妻子和女儿的标准。
妓女的角色通过父亲性虐待教给女儿。在性工业中75％的妇女在儿童时遭受性虐待这一事实提示，儿童期的乱伦和性凌辱的后果是使妇女和儿童进入卖淫。
妓女的角色通过社会认可色情制造者对妇女在商业上的性剥削而教给作为个人和作为一个阶级的妇女，而被性自由派兜售为性解放。格洛布收集的资料反驳了性自由派关于色情是无害的幻想，或性解放的娱乐的论点，反而提示色情是引诱妇女和女孩进入卖淫的重要因素。访谈的妇女52％揭示，色情材料在教她们作为妓女人们期望她们什么起着重要作用。30％报告她们的皮条客经常给她们看色情材料以向她们灌输去接受所描述的实践。
由于嫖客使用色情材料使这种情况复杂化。80％的残存者报告，她们的顾客给她们看色情材料以图例说明他们所要从事的性活动种类，以及剃光阴毛制造青春期以前的假象。
因此，格洛布的结论是：
①卖淫不是一种“事业选择”。正如有的卖淫残存者所说：“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孩子，我期望被人提供食物、衣服、住房，作为一个人，期望受到尊重和亲切对待。我从未想到我带着成为妓女的愿望来到这个世界。 我认为这是社会上某些动因把我置于这种处境。”
②卖淫不是一种“没有受害者的罪行”。正如有的卖淫残存者所说：“卖淫是反对妇女的暴力。它是最坏形式的反对妇女的暴力，因为你被嫖客虐待，被皮条客虐待，被警察虐待。一般来说，社会把背对着你。”
③卖淫是男人以最传统的形式反对女人的罪行。它不过是将妇女在传统家庭中遭受的性虐待和不平等商业化。正如有的卖淫残存者所说：“法律由男人制定，男人要把女人保持在卖淫中，因为他们要控制她们，所以改变卖淫不是使它合法化，而是终止它，制止它。我不认为男人要这样做，而妇女必须这样做到这一点。”取消卖淫体制是当代女性主义面临的最艰难的任务。〔Jaggar 1994, 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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