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戴笠（一）
薛萌 《报告文学》
第一章 垂涎国宝 拿捏孙殿英
1933年的冬天迟迟不肯离去，长城边那厚厚的积雪白得有些耀眼。
这年的3月11日，日本军队突然向防守在长城要隘古北口的国民党中央军二十五师和东北军一一二师发动了进攻。这两个师的将士在雪野里经过近五十多个小时的拼死血战，最终因为伤亡惨重以及弹药不济撤出了战斗。古北口失手后，日本军队又很快进行了集结。蒋介石对日军会如此迅速的集结非常重视，担心华北地区会遭到日本军队全面进攻。但由于对日军的调动部署和一线战事的不了解，对对方进攻的重点始终不能明确。于是，蒋介石要当时已是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戴笠，报送这方面的情报。由于特务处成立时间不长，加上戴笠对华北地区情报工作重视不够，对长城前线战事的了解缺乏应有的布置，所以古北口一带日本军队活动方面的情报很少。为此，戴笠面对蒋介石心急如焚地催要这方面的情报，实在是无可奈何了。面对日本军队的逼人气势，蒋介石又了解不到长城战事的切实情况，不由得火冒三丈。他把戴笠找到办公室，大骂戴笠不懂情报工作的轻重缓急，并要戴笠迅速派遣人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报告长城战事的真实情况。
戴笠挨蒋介石痛骂后，本想要在北平的特务处华北区情报组立即派人到古北口前线。可他担心这些人办不好事，就自己带了个情报组赶到了离古北口不远的地区。通过多方面收集情报，戴笠认为日本军队虽然摆出步步进逼的进攻气势，但是还不具备向华北地区发动全面攻势的兵力集中和准备，其目的只是想通过军事压力，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削弱以至取消国民党政府对华北的主权，承认华北分治和日本军队对东北和热河的占领。蒋介石得到戴笠的准确情报后心中有底了，于是决定继续把中央军的主要力量留在江西“剿共”。同时，指令国民党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与日本人进行妥协。
但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没多久冯玉祥和吉鸿昌等爱国军人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时间得到了八方响应并且声势浩大。蒋介石面对这纷杂的形势，十分忧虑冯玉祥会就此坐大，并担心抗日同盟军的活动会失去控制，打乱他对日妥协的棋局。为此，蒋介石命令何应钦要不惜一切手段，迅速予以瓦解。对蒋介石的意图冯玉祥也有所察觉，为了给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争取更多的地盘，冯玉祥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国民党第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此时，孙殿英控制的地盘刚好与抗日同盟军的区域相接壤。冯玉祥为了争取孙殿英合作抗击日本军队，多次派人与孙殿英接洽。因为在这之前，孙殿英曾奉张学良之命率四十一军在热河赤峰，阻击日军进攻达7天7夜。接着在猴头沟门，又与日本军队激战了十多天。尽管最后以四十一军撤退而告终，可孙殿英赢得了他一生中惟有的一次光彩。所以冯玉祥觉得只要工作得当，此时的孙殿英是可以争取的。
何应钦得到此消息后，立即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派戴笠和刘健群去天津做孙殿英的工作，以阻挠冯玉祥和孙殿英联合。刘健群祖籍为江西吉安，祖上早年移居贵州遵义，他曾是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时的行营秘书。因刘健群能说会道，并在法西斯理论方面有一套，被何应钦引为亲信。后由于写了《我对党的一点意见》，又被蒋介石引为知己。蒋介石曾赞扬刘健群在法西斯理论方面的见识，要比黄埔系的进步10年。为此，蒋介石和何应钦想利用刘健群能言善辩的口才去说服孙殿英。
戴笠和刘健群到天津已是五月的天气了，但天津还是有些冷。
孙殿英的下榻处在天津的租界内，戴笠和刘健群在租界里费了好些工夫才与孙殿英见上面。因为刘健群在蒋介石和何应钦面前都是红人，所以戴笠此次行事全以刘健群为主。刘健群也当仁不让，与孙殿英见面后就论起了理论。他开口闭口不外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绝对拥护一个党和一个领袖”、“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等等一套理论，而这些孙殿英听的是云里雾里，好半天还明白不过来。孙殿英本是个流氓军阀，因东陵盗宝而声名狼藉，他一生所奉行的哲学思想便是“有奶就是娘”。就此时的孙殿英来说，正处于左右两难的境地，如果靠向冯玉祥等人的抗日同盟军，万一抗日失败怎么办？他似乎觉得抗日是抗不得的。如果听从蒋介石和何应钦的命令去攻击抗日同盟军，那么刚由热河抗战中得来的名誉又要丧失彻底，孙殿英觉得抗日同盟军也是打不得的。
虽然，孙殿英在戴笠和刘健群面前显得左右为难，其实此刻在他心里头什么抗日不抗日、是拥护蒋介石还是联合冯玉祥都不是主要的。孙殿英盘算的是在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谁能成为自己稳当的靠山，以保住由热河抗战中得来的荣誉和所形成的实力，好更快地发展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而刘健群虽然能言善辩，但毕竟书生气太重，揣摩不了像孙殿英这种人的心理。尽管刘健群把自己的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但使孙殿英的内心产生了极度的不痛快。不过，孙殿英还是给了戴笠和刘健群面子，以有要事在身不能久留客人而礼貌地要人送客。孙殿英这么一说，刘健群泄气了，他茫然地站在屋子里不知所措。而此时的戴笠要比刘健群老练的多，虽然在整个过程中戴笠没说什么话，但他的两眼几乎没有离开过孙殿英的脸。戴笠心里清楚，对孙殿英这样的人讲大话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他感觉到有利可图。此外，戴笠还从孙殿英的表情里感觉到，孙殿英对他和刘健群的地位并不看重。
当戴笠与刘健群走出孙殿英的住处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刘健群。刘健群听后不以为然，他认为主要是孙殿英对他的思想还没有认识。戴笠瞥了眼刘健群后沉默了，心想，如果下次再与刘健群来也许孙殿英连面都不愿见了。为此，当蒋介石要戴笠再次去天津做孙殿英工作时，他避开刘健群，对孙殿英所接触的人员和其周围情况作了仔细的了解。临行前，何应钦听从戴笠的意见，给孙殿英亲笔书信一封，信中以察哈尔省主席或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职位为诱饵，作为拉拢孙殿英的条件。戴笠接过信后，何应钦对戴笠说：“此次，能否成事就看你了。”
戴笠成了此举的关键性人物。
由于孙殿英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帮会，戴笠此次天津之行邀请了洪帮里有名的老头子张树声，以及孙殿英的好友北方出了名的政客张壁。到天津后，戴笠这次没有上孙殿英的门，而是到英租界里的利顺德大饭店开了豪华包间。利顺德大饭店建于1863年，完全是英国古典建筑的风格，该饭店是中国最早的涉外饭店，也是中外各界社会名流的高级社交场所。溥仪居于天津时曾多次到该饭店用餐，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胡佛在此居住过多年，还有孙中山等人也多次在此下榻。在天津有钱和有势的人中，没有人不知道利顺德大饭店的。戴笠心里清楚只要住进利顺德大饭店就是地位和权势的象征，更何况他要的是这饭店里最豪华的房间呢。
当该考虑的都考虑后，戴笠本想让张壁和张树声一起去孙殿英的门上，邀孙殿英来利顺德大饭店见面。临走时因张树声突然身体不适，只好把他安置在另外的房间后，让张壁一个人前去了。当张壁敲开孙殿英的门时，孙殿英正在烧烟土。多年没见张壁的孙殿英赶忙丢下烟枪让座，并吩咐边上的人上茶。茶上来后，孙殿英问起了张壁的来意。张壁呷了口茶说，有人要见你。孙殿英不解地问，谁？张壁放下茶杯接着说，就是上次到你门上来过的戴笠。听说是戴笠，孙殿英马上就没有了好脸。张壁看在眼里，目光在孙殿英的脸上停留了一下说，此人可绝对不能小看，他可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哪。听到这里，孙殿英不好看的脸上有了惊愕的表情。张壁又说，戴笠手中的权力可以让你上天堂也可以让你下地狱……。孙殿英愣了好一会，听张壁说戴笠在利顺德大饭店等时，马上让人准备了厚礼后，就轻装简从地跟着张壁到利顺德大饭店见戴笠了。
孙殿英毕竟是个混江湖的老手，见戴笠后还没有说话就倒地拜了三拜，一再地说：“失敬！失敬！上次相见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哪！”戴笠绝没有想到孙殿英会这样，尽管他觉得有些突然，但心里一下宽慰了许多，因为眼前这个“东陵大盗”显然是来讨好的。戴笠连忙搀扶起孙殿英，还没有来得及客套，孙殿英把声音嚷得响响地说：“我们都是在江湖上闯荡的，只要蒋委员长用得上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会割耳朵。今日见面实属难得，为了表示我的心愿，就送两颗红宝石作纪念吧。”看着孙殿英江湖豪杰的样子，戴笠仿佛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以前的影子，而正是这使他缩短了与孙殿英之间的距离。
孙殿英说完，向戴笠递上了一个非常考究和精美的盒子。戴笠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是两颗光泽润厚的红珠子。这时，孙殿英附着戴笠的耳边悄悄地说：“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原本有一百零八颗，数这两颗最大，都是无价之宝呀！”虽然孙殿英没有明说这两颗是送给谁的，但戴笠接过珠宝后马上表示，回南京后定面交蒋委员长。过后，在张壁的撮合下，戴笠与孙殿英谈得相当的投机，完全没有了第一次见面时的那种难耐和压抑。是的，孙殿英认为戴笠是位难得的知己，往日可以利用。而戴笠觉得孙殿英确有江湖上的豪气，今日正好网罗。当两人谈到如何对付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时，戴笠向孙殿英递上了何应钦的亲笔信。孙殿英凝视着信沉思良久，他明白何应钦要给的这份礼也不薄，但如果就任察哈尔省主席无疑会与抗日同盟军作对，还不如退往西北开垦青海。于是，孙殿英接受了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位置，并再三感谢戴笠的好意和厚恩。
戴笠此次的天津之行无疑是成功的。
当戴笠把两颗乾隆皇帝的御用朝珠面交蒋介石后，蒋介石十分高兴地对戴笠说：“好！好！你肯用脑子，能办事。”
1934年开春后，孙殿英的队伍开拔，远赴青海。
孙殿英原本以为这样既能屯边守土又能远离内战旋涡，但他绝没有想到就在他的队伍向西北推进不久，蒋介石暗中给宁夏军阀马鸿宾和马鸿逵发了电报，说他并不支持孙殿英出兵西部抢占回族兄弟的地盘。这可激起了马鸿宾和马鸿逵的不安和愤怒，在他们联络了青海军阀马步青和马步芳后，准备发起“四马拒孙”之战。孙殿英对西北有恶战是有考虑的，为此他派人与在陕西的红军给杨虎城做工作，以求能得到帮助。当时，孙殿英还给红军送了一千支步枪和一百挺机枪。为此，孙殿英部队过黄河时也得到了红军和杨虎城部队的协助。但孙殿英毕竟是孤军深入，在宁夏久攻不成后，被蒋介石撤消了青海督办的官职，而且还停发了孙殿英整个部队的粮饷。这时的孙殿英已掌控不了部队了，许多部下阵前倒戈。就在孙殿英左右为难的时候，山西的阎锡山出兵断了他的归路。顿时，孙殿英成了孤家寡人，无奈之下只得到山西太原的晋祠隐居了起来。
这隐居的日子过了3年多。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晋祠里闷得快透不过气来的孙殿英觉得是出山的时候了。终于在一个雨天里，孙殿英只身溜回了北平城。在经过好一阵口舌后，孙殿英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借了五百条枪。接着，他从北平出城，一路收容散兵游勇。出乎孙殿英意料的是，当他来到石家庄以北的东长寿时，居然已收容到两千多人了。就这样，孙殿英又拉起了一支队伍，他把这支队伍编成了4个大队。队伍有了，可孙殿英的心是悬着的。他知道要想进一步扩充实力，给自己在政治上重新造成气候，不从蒋介石那里取得正式的“名号”是不行的。要不然仅靠这两千多条人枪，顶多也只能做一时的江湖枭雄。由此，孙殿英想到了戴笠。但因与戴笠已多年没了交往，孙殿英对已权重位高的戴笠心里没了底。为了摸这个底，孙殿英先派擅长外交的一个亲信通过关系与戴笠取得了联系。随后，孙殿英又用东陵盗来的宝物打通了驻防保定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刘峙的关节，要刘峙电请蒋介石能见他一面。当这一切都做妥当后，孙殿英觉得是动身去南京的时候了。
孙殿英是带着大量珍宝去南京的。
此时已是8月的天气，南京城里骄阳似火。
孙殿英首先会的是戴笠，是戴笠手下的人把他带到鸡鹅巷五十三号的。由于这里都是不起眼的低矮平房，孙殿英一走进戴笠办公室后就有了阴凉的感觉。孙殿英是个惯于见机行事的人，他清楚这次与戴笠见面跟前几年在天津的相见绝不是同一回事。所以，孙殿英进门后眼神始终注意着戴笠的表情，不该说不说，就是该说的也很少说。孙殿英在戴笠面前站了好一会，始终没有找到恰当的话题。但总不能不说话吧？孙殿英犹豫再三，而后试探地对戴笠说：“我已有人枪近万，还可以号召旧部数万，进可以与日本军队决一雌雄，退可以与八路军争个高低。凭我闯荡江湖的一套本领，总不会落在别人的后面。所以，我这次来南京要全靠戴先生帮忙了。”孙殿英的这套大话自然骗不过戴笠，好在戴笠对孙殿英的处境和这次来的用意已有所了解。此时的戴笠不想扫孙殿英的兴，当他亲手给孙殿英泡了茶后，一来二去的两人之间的话变得投机起来了。说到高兴时，孙殿英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打开了随身所带的奇珍异宝。在所带珍宝中数一颗夜明珠最为宝贵，这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要是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戴笠拿着夜明珠搬弄了一番，果真如此，不由得连连喝彩。这时，孙殿英走近戴笠悄悄地告诉说：“……当时将慈禧的棺材劈开后，慈禧的尸身完好，看上去就好像在睡觉一样，就因为她的嘴里含着这颗夜明珠。”孙殿英话音还没落，戴笠就提议把这夜明珠送给蒋夫人宋美龄。孙殿英接着又拿出件宝物，对戴笠说：“这是慈禧在墓中用的枕头，名叫“翡翠西瓜”，你看送给谁？”戴笠望着这“翡翠西瓜”傻眼了，真的，他从没有见过如此珍奇的东西，连忙说：“此物还是送给宋子文先生吧。”当孙殿英把所剩宝物拿出来后，也由戴笠一一做主分给了孔祥熙和何应钦等人。只是孔祥熙夫妇后来看到宋氏兄妹的宝物后，极为眼红。经戴笠电告孙殿英后，孙又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后才算摆平。当然，这已是后事了。
对戴笠的细心，孙殿英莫不称是。
经戴笠安排，蒋介石如期接见了孙殿英。当孙殿英刚走进蒋的办公室时两只脚还没有站稳，站着的蒋介石就对孙殿英说：“你的情况戴科长已经向我说明白了，你要好好地为国家出力，我已手令你为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还没来得及感谢，蒋介石把他从头到脚看了遍后又说：“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太清白，趁抗日救国之际好好地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了，有困难可以找我。”孙殿英被蒋介石的话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赶紧跪地就拜，连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戴先生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从此，我一定忠贞不贰，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孙殿英还没有说完，就已经是泪流满脸了。
蒋介石的接见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而孙殿英觉得这短短的几分钟实在是太长了。从蒋介石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后，孙殿英面对着天长叹一声后笑了。他这次南京之行终于利用戴笠是蒋介石的心腹和亲信的地位，达到了他自己所信奉的“骑马要骑的巧，耍人要耍的好”的目的。不过，孙殿英面对戴笠还是有几分内疚，这次他没有给戴笠留下一件珍宝。也许是给戴笠一些宽慰，或者是还有其它的目的，孙殿英离开南京前与戴笠说出了藏在内心的秘密。孙殿英告诉戴笠说，他藏有一件非常名贵的九龙宝剑，剑长五尺，剑柄特长，上雕有九条紫金龙，剑体光华四射，不锈不污，锋利无比，吹毛可断，削铁如泥。特别是剑鞘是用名贵鲨鱼皮制成，上面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阳光下它会满目灿烂，令人炫目。戴笠听孙殿英如此一说，瞬间有了极大的兴趣。戴笠问，此剑不假？孙殿英说，他得到此剑后曾暗中托人考证后，才知此剑是清乾隆二十八年春，由新疆爱乌罕和哈萨克等部落所派使节来京入朝时献给乾隆皇帝的。当时乾隆皇帝在龙位上佩上此剑，顿时满殿生辉，犹如万朵彩云在殿中飘舞，满朝文武大臣莫不称幸。乾隆皇帝见此龙颜大悦，特以“龙泉”二字命名，并设宴使节和文武大臣于紫光阁。从此以后，乾隆皇帝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戴笠听到此时，又问孙殿英，此剑从何而来？孙殿英随之对戴笠附耳低语，说此剑是从东陵盗宝所得，得此剑后他就一直把它藏在秘密的地方。孙殿英接着对戴笠解释说：“本想此次把此剑带上只因太匆忙，只待下次机会一定把那剑带上，是转献蒋委员长还是何应钦部长由戴先生自定。”戴笠听后会意地一笑，虽然他没再多说什么，但这“龙泉宝剑”在他的脑海里烙下了很深的印记。
戴笠再次与孙殿英见面，已是1939年的冬天了。
那时国民党刚开完五届五中全会，会上蒋介石提出了“防共、溶共、反共、限共”的政策。会后，蒋介石对戴笠说：“当前许多实力派控制的军队中钻进了中共人员，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掌管了地方武装的领导权，形成了与中央军抗衡的力量。据有关方面报告，刚改编为新五军的孙殿英所部就钻进了许多共产党人。你要以校阅新五军为名，规劝孙殿英反共，清除新五军中的中共组织。对其它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也要照此办理，以确保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政策能切实贯彻落实。”自从华北沦陷后，晋东南的中条山区和太行山区成了国民党的惟一的敌后根据地，控制住了孙殿英，就等于保住了这块根据地。为此，戴笠对蒋介石的良苦用心是心领神会的。其实，戴笠对孙殿英早就看得很透了，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只要谁对他孙殿英有利，他就利用谁为他服务。为防止孙殿英通共和投降日伪，戴笠尽管在这之前已利用各种手段和名义对他进行了控制，但这种控制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当蒋介石要他去新五军时，戴笠即刻就动身了。
戴笠到达后，孙殿英比往日多了些警觉。
新五军驻防在河南的林县，处于国民党晋东南根据地的前沿。由于周边情况复杂多变，孙殿英为了自身的生存在与国民党上层搞好关系的同时，也与共产党有着不少的接触。按照孙殿英的话说，他是想利用共产党的献身精神以及做思想工作的方法来教导和训练自己的部队，并且还邀请共产党里面的人来他的部队任职。戴笠到达后，对新五军的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了解，发现在孙殿英的身边确实有不少共产党人。但孙殿英把军事主官只交给自己的旧部军人掌握，始终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实职，这说明孙殿英对共产党仅限于利用而已。戴笠据此认为，孙殿英确实精明狡诈，但投共绝非是他所愿，投日伪虽有这样的可能，可不到已入绝境，他不会出此下策。然而，目前要孙殿英断然采取反共的立场，似也不太现实。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逼迫他采取反共和清共的措施，确保其为国民党所用。
过后，戴笠与孙殿英会晤时，主动提出与孙殿英拈香结拜为兄弟。孙殿英听后，自然是喜从心来。其实，这是戴笠为控制孙殿英所采取的一种手法，当然戴笠也想以此使孙殿英有所欢喜后再提那“龙泉宝剑”的事。而孙殿英似乎对“龙泉宝剑”一事早已忘记，在与戴笠结拜后他也没有把话往这方面引。戴笠可忍耐不住了，有意无意地把话往东陵盗宝的事上说。孙殿英自知已难以回避，终于经过一番周折后拿出了那把“龙泉宝剑”。戴笠细看此剑后，确认是此生从未见过的稀世珍宝，他连忙拍着孙殿英的肩头说：“有了此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
戴笠得此剑后顿时觉得肩上多了好些分量，因他还要继续前往中原各部队视察，检查贯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定的反共方针的落实情况，生怕带着此剑过于招摇，经过考虑后他把此剑交给了马汉三。马汉三原为军统北平区张家口察绥站站长，他被戴笠召到孙殿英部队驻地后改调为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内蒙一带的情报工作，并对进入陕西作战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进行监视控制。在林县分手时，戴笠要马汉三在安全的时候将此剑交给何应钦，而后再由他本人亲自献给蒋介石。自从在林县与马汉三分手后，戴笠在外转了好久回到重庆后，始终未见马汉三将“龙泉宝剑”送来。戴笠情急之下，连着给马汉三发电催问。马汉三回电说，由于战局变化太快，为了安全起见，他又把“龙泉宝剑”重又留在了孙殿英处。戴笠不放心，又拍电报给孙殿英，询问此剑下落。因此时的孙殿英正暗中与日本人商谈投降的事，以为此时戴笠来电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害怕会惹出什么麻烦来也就迟迟没有给戴笠回电。而戴笠因久等后仍不见孙殿英回电，以为因此剑实在珍贵孙殿英反悔了。
此时，因抗战形势严峻，戴笠也只好把此剑的事搁置一边了。
这一搁，就搁到了1946年初。
此时抗战刚结束不久，戴笠受蒋介石之命负责全国整肃汉奸的工作。当在上海整肃汉奸的事告一段落后，戴笠把重点移到了北平。来北平之前，戴笠就听说有汉奸用十八尊金罗汉买通了时任北平肃奸委员会主任和北平民政局长的马汉三后，而被私放回家。由于马汉三是军统局里的高级干部，多年来又得到了戴笠自己的重用，为此在逮捕了华北地区的所有大汉奸后，戴笠也没有向马汉三提及此事。因为，当时针对共产党在内蒙地区的活动军统急需要开展情报活动，而马汉三不但熟悉内蒙的情况并与内蒙伪政府的上层人物多有来往，为此戴笠想在这方面发挥马汉三的作用。当然此时的戴笠还想到了另一个人，那就是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早在抗战结束前，川岛芳子为了打通与国民党上层的关系，曾通过汉奸周佛海与戴笠拉上了关系。川岛芳子传话说，只要戴笠肯与她见面，她愿将南京伪政府的特务分布网和北平谍报人员的名单送给戴笠。戴笠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早有所知，于是答应进行初步接触。当戴笠派亲信在北平与川岛芳子接上头后不久，因日本军队在进攻缅甸时陷中国远征军于绝境，这种接触也就中断了。戴笠到北平后，考虑到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地区活动，不但熟悉内蒙的情况而且还可能掌握有可用的关系，决定秘密提审川岛芳子。其实，川岛芳子被捕后自知难逃死路，在通过各种关系甚至是向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求情无用后，她又利用手里掌握着的日伪谍报网欲与戴笠联系，想用军统局的手来挽救自己的生命。出乎川岛芳子意料的是，正在她为与戴笠的联系苦恼时，戴笠自己找上门来了。
这次秘密提审的地点是在北平住弓弦胡同十四号。
当川岛芳子带着脚镣和手铐被押着走进戴笠在的那个房间时，她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傲慢和征服过好些男人的那种娇媚。戴笠望着川岛芳子蓬松紊乱的头发和毫无光泽的眼神，沉默了好久没有说话。这是两个都有特工天赋男女的第一次见面，只不过一个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政府要员，另一个是等待着下地狱而又渴望求生的囚犯。终于，有人告诉川岛芳子坐在她对面的就是戴笠时，她惊诧地睁大了眼睛，身子像触电似地抖动了一下。川岛芳子凝视着面前这位气度不凡的中年人，她隐约地感觉到自己已经无望的人生忽然间有了一丝希冀。川岛芳子瞬间有了精神，只要戴笠问及的她都无话不说，戴笠没问的她也没有保留的全盘托出。也许是川岛芳子想向戴笠证明自己所说的没有假话，她告诉戴笠说，马汉三在逮捕她时从她家中搜去了一把“龙泉宝剑”。戴笠听说是“龙泉宝剑”，表情瞬间变得惊异了，他马上想到了孙殿英当年给了他的那把“龙泉宝剑”。它们是同一把吗？戴笠揣着疑虑，向川岛芳子仔细地询问了她那把剑的情况。当戴笠从剑体的外观、长度和剑柄上的雕龙及剑鞘上嵌玉的数量与形状等断定，川岛芳子所说的这把剑就是当年在河南林县交给马汉三的那把剑时，他内心里既惶惑又恼怒。
那么，这把“龙泉宝剑”是如何到了川岛芳子的手上的呢？
原来，当马汉三在河南林县从戴笠手中接过这把“龙泉宝剑”时，立时被这件稀世珍宝震惊得心魂不定了。他知道这把剑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一旦此宝物能带出国的话，不但自己终身荣华富贵有了保证，就是子孙后代也会享用不尽。马汉三本来就是贪婪无比之人，自得到这把剑后更是茶饭不思，既舍不得轻易把这件到手的珍宝送到重庆，又担心躲不过戴笠的追查。在经过了好一阵痛苦的考虑后，马汉三决定此剑暂时不交出，静观局势发展后再说。当时正是日本军队长驱西进，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大片国土沦丧，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面对如此形势，马汉三自忖如果国家和民族都不保了，那么军统自然也就不会存在了，自己就完全可以携带此剑脱离军统。万一局势有好转，戴笠对此剑又紧追不舍，再找个迟缓上交的理由，以此摆脱戴笠的怀疑。所以，当戴笠从中原回重庆后向马汉三电催此剑时，马汉三以局势太乱宝剑已送回孙殿英处予以搪塞。而此时的戴笠根本就没有想到马汉三有胆量对此剑会有异心，或许戴笠也不想马上把此剑献给蒋介石，再加上追问孙殿英的电报孙又迟迟不回，也就没有再查询下去了。
马汉三虽然暂时躲过了戴笠这关，但很快又陷于绝境。
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因其大把地用钱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特机关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自20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华北、东北和内蒙等地，策划过多起阴谋事件，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特工老手。当马汉三的身份被田中隆吉的手下查清后，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将马汉三逮捕。马汉三被捕后，听说是落在田中隆吉的手中自知大势已去，当即供出所有情况。同时，马汉三害怕性命难保，主动献出了“龙泉宝剑”，以求田中隆吉给他一条生路。田中隆吉得此宝剑后，果然欣喜异常，不但免马汉三一死，而且还下令将其释放，条件是马汉三暗中必须要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这年开春后，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任命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不久，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回国前，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平时得罪人不少，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担心回国后会有不好的结果。为此，田中隆吉在路经北平时找到了川岛芳子，并把“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调查时而被收缴。田中隆吉在上海任特务机关长的时候，川岛芳子曾在他的手下工作。两人不但有肉体上的关系，而且在情感上也有许多情真意切的地方。也正是这情真意切，川岛芳子成了田中隆吉在中国惟一可信的人，他觉得把此剑放在她这里是最安全的。
田中隆吉回国时，川岛芳子特地赶到上海送行。
当田中隆吉回国的消息被马汉三得知后，他心里最放不下的是那支“龙泉宝剑”。据马汉三自己分析，田中隆吉是因在中国战败而被招回国内，为此他不可能冒险将那宝剑带回国内。于是，马汉三开始多方面了解田中隆吉回国前所接触的人员。没过多久，他清楚了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之间的关系。为证实“龙泉宝剑”是否藏在川岛芳子处，马汉三派人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的身边，但那宝剑的事始终没有消息。就在马汉三要失去信心时，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马汉三忽然间觉得有了希望，他通过毛人凤向戴笠说情，不但被任命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而且还争取到了北平肃奸委员会主任的位置。没过两天，马汉三带人在平津地区整肃汉奸行动开始前逮捕了川岛芳子。然后，又命人在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三十四号川岛芳子的住处进行了大搜查。这是一处建筑相当考究的有三进院落的四合院，是原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川岛芳子的。经过几个小时地毯式的搜查后，终于在房后的地窖里查到了那把“龙泉宝剑”。当马汉三复得此剑后不久，孙殿英在战后又重新投靠国民党，并且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这使马汉三坐立不安了，他心中明白只要戴笠和孙殿英一见面，自己私藏宝剑的事就会暴露。而戴笠一旦清楚了真相，以他的手腕，马汉三自知就是有几个脑袋也是保不住的。
就在马汉三为自己的活路苦思冥想时，没有想到戴笠来北平后就秘密提审了川岛芳子。
如果说当戴笠从川岛芳子的嘴里清楚了那“龙泉宝剑”的真实情况后，对马汉三的隐瞒和欺骗顿时感到非常恼怒的话，那么马汉三的背叛投敌更激起了他的愤恨。戴笠在军统局用人也跟蒋介石一样，首先是浙江人或是出生于南方，再就是在黄埔军校就读过。而马汉三这两点都不具备且多次得到重用，有人私下里就问戴笠用马汉三的原由。戴笠说：“马汉三眼不正，其心也不正，这点有谁不知？我现在用他，是他确有可用之处。马汉三自加入军统后，他在北方干了许多的大事，而这些事别人是干不了的。对马汉三，我放手让他干事，同时我严密掌握住他。他在樊笼之中，难道还怕养虎遗患不成？”而事实是，戴笠并没有控制住马汉三这只樊笼之中的虎，他一想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疏忽，身子就有了寒冷的感觉，真恨不得把马汉三生吞活剥了。但此时此刻的戴笠毕竟是冷静的，马汉三的“叛变”只有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而川岛芳子本是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还有，戴笠曾对孙殿英说那“龙泉宝剑”是献给蒋介石的，而他内心实在是想自己秘藏，所以从没有向外透露过，也更没有向蒋介石报告此事了。如果马上以宝剑的事把马汉三扣押起来，并签报蒋介石处以死刑，蒋介石如果要了解“龙泉宝剑”的来龙去脉，戴笠觉得难以向蒋介石解释。为此，戴笠心里已有考虑，对马汉三只能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再对马汉三发难。
当川岛芳子该说的都说了以后，戴笠马上让人把她又送回了监狱。
戴笠离开北平住弓弦胡同十四号后，也许是实在想念那把“龙泉宝剑”，他要随行的军统局人事处长龚舫仙去马汉三处递话，说是想看看从川岛芳子处搜查出来的那把宝剑。戴笠虽然没把话说明，但当龚舫仙向马汉三提到宝剑的事时，马汉三即知戴笠已从川岛芳子那里了解到了所有。生存的本能促使马汉三与“无人能敌”的老板戴笠作次生死的较量。就在马汉三为自己的行动作最后决定时，他偷看了戴笠发给军统局的一封信。信中不但肯定了他马汉三抗战期间的功劳，而且戴笠在信中要军统局报蒋介石给马汉三给予重用。马汉三见到此信后，顿时那种走向死路的感觉消失了，他觉得戴笠在听了川岛芳子的话后并没有全信她的，而对自己只不过多了些猜疑，要不戴笠是绝不会在这个时候还想到用他的。于是，马汉三极快地交出了那把“龙泉宝剑”，并且再三地向戴笠说他是如何出生入死地保护了这把剑。
戴笠的精明就在于心中有数，但引而不发，他对马汉三那些难以自圆其说的话只是笑而不语。其实，那封信是戴笠的一计。因为，当时的北平是李宗仁桂系的天下，马汉三在这里不但党羽遍布，而且他与李宗仁的关系密切，戴笠自知一旦打草惊蛇，会激起狗急跳墙，而这后果不得不防。这戴笠的心事马汉三是难以揣测的，他在戴笠收下那把“龙泉宝剑”后，又预备好十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和古董及一些金银财物送到了戴笠的住处。戴笠含着笑全收了，此时在他的眼里马汉三此举无非是想以巨宝“赎罪”和“堵嘴”。马汉三是个利用权力大肆搜刮汉奸财产的大贪污犯已无疑，要不然这些宝物从何而来？不过，戴笠是来不及深查这其中的原由了，他急着要去青岛和柯克见面，还有蒋介石的连续催逼……戴笠带着那把“龙泉宝剑”和十大箱的金银和宝物离开北平，临上飞机前戴笠对前来送行的马汉三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了。”马汉三听了戴笠所说的话愣了好长时间，直到戴笠的专机起飞了还是失魂落魄的样子。
第二章 恩怨莫辩 追杀王亚樵
戴笠曾追随过王亚樵。不过，那时他叫戴春风。
王亚樵是安徽合肥人，其父既行医又开棺材店，一边救人活，一边又盼人死，一生都在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状态下生活。王亚樵虽然早年攻读经史并苦练书法，但始终没能摆脱父亲对他的影响。不过，辛亥革命爆发后王亚樵似乎变了个人，他积极参加反清活动，在合肥组织军政府并宣布独立。此后，王亚樵因为与同盟会上海总部任命的合肥军政分府总司令等人发生矛盾而被通缉，只好逃亡到南京参加了社会党的活动，并任为社会党安徽支部负责人。
不久，社会党安徽支部被宣布为乱党而受到镇压，王亚樵匆忙之中只身逃到上海，加入了无政府主义小组，立志要打倒社会上的一切强权。过后，王亚樵在上海用50把斧头强行接管了安徽旅沪同乡会会馆，专事接待旅沪的皖籍穷人，并积极地在皖籍上海工人中开展帮派活动。在此基础上，王亚樵组织了一支腰插利斧的敢死队，只要有事这帮人就一拥而上，抡起利斧横劈竖砍凶猛异常。不要说一般的地痞流氓不敢如此拼命，就是黄金荣和杜月笙等流氓大亨对此也惧怕几分。由于“斧头党”声名大振，王亚樵也由此成了上海滩上的名人，他所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会员有10万之众。
王亚樵在上海滩得势时，戴笠正在上海底层的人流里寻找着“铲除强权，报效国民”的出路，一心想寻找一支真正为国为民的队伍。尽管在这之前，戴笠与杜月笙有过较好的交往，杜月笙也不止一次地要他参加他们的帮会。但戴笠与杜月笙交往越深，也就越瞧不起帮会。他认为上海滩的青帮也好或者是洪帮也好，无非是民间的一些无业游民，为争取自身的利益而纠集在一起的乌合之众，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于是，王亚樵成了戴笠所追求的理想人物，但苦于没有门路晋见，也就只好在上海滩上茫然地等待着。
就在戴笠觉得投门无路时，一个在王亚樵手下颇受信任的江山老乡，把戴笠引到了王亚樵的面前。王亚樵见眼前这位侍立于前的青年人面色微黑，两眼炯炯有神，所露的神态给人以谦逊的感觉。顿时，王亚樵见棱见角的脸上有了和蔼可亲的笑容。他热情地与戴笠握手后，即扶着戴笠的肩膀关切地询问他的情况。戴笠一一如实相告，并表示了想拜师的想法。王亚樵听后二话没说，就痛快地答应了下来。王亚樵的慷慨热情，对已入困境的戴笠来说自然是感激不尽，回去后连忙写了张门生帖子让老乡呈送了上去。此后，戴笠混在王亚樵的门徒中，帮着跑腿和抄写东西，这种日子倒也轻松自在。
但这日子久了，虽然生活用钱不成问题，可戴笠见王亚樵等人老是用“斧头”去对付那些欺侮工会会员的工头和老板，渐渐地觉得这种生活不是自己所要追求的。特别是当他了解到王亚樵的团体也是个属于洪帮的帮会组织后，心中不由得有了悔意，而且越来越觉得不能再跟着王亚樵混下去了。戴笠见王亚樵为筹集经费而办学校和组织工会，心想，自己为何不能回到家乡，也从乡间教育开始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呢？主意定后，戴笠即告别王亚樵返回江山保安村。临别时，戴笠对王亚樵还真有些依依不舍，他觉得王亚樵确实够朋友讲义气。而王亚樵对戴笠也是印象极好，认为他是个有抱负的年轻人，应该有更好的发展。所以，当王亚樵明白了戴笠的想法后不但不责怪他的离去，反而给足了他返乡的路费。面对王亚樵的慷慨和大度，戴笠走时向王亚樵深深地鞠了一躬，并说：“我会终身不忘！”
戴笠回到江山保安村后不久，由于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不承认靠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的地位，福建的军阀孙传芳为此准备讨伐浙江。消息传来，江山保安村一带的百姓顿时恐慌不安，因为如孙传芳要入浙江，位于保安村附近的仙霞关是必争的险关要道，而保安村正处在仙霞关下，若有兵乱，必首当其冲，这一带的乡民必遭兵乱之苦。在外混了多年的戴笠深知其中的道理，在乡绅们的资助下发起组织了保安自卫团，并自任团总。每日里，戴笠除了领着青壮年操练备战外，还要为购置枪支和自卫团的伙食而不得不到处赊借。结果没过多少时间，戴笠就负债累累。他自己无力偿还，那些乡绅们又不肯多负担自卫团的供给，终于使戴笠到了骑虎难下而又欲罢不能的地步。就在这时，王亚樵给戴笠来了信，说是他已被浙江督军卢永祥命为浙江别动队司令，正在湖州等地招兵买马组织军队，希望戴笠能前去协助工作。这对绝境里的戴笠无疑是“大旱里遇到了甘霖”，既然王亚樵被本省督军卢永祥委任为别动队司令，已不再是当年上海滩的那个洪帮头目了，他觉得此时再投奔王亚樵正是时候。
于是，戴笠在接到王亚樵信的第二天，就悄悄地瞒着众人的耳目去了湖州。当戴笠与王亚樵见面后，才明白了他当上别动队司令的原由。原来，曹锟靠贿选当上总统后，直皖军阀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江苏的督军齐燮元属直系军阀，而浙江的督军卢永祥却隶属于皖系军阀，两者为争夺上海这块风水宝地，已明争暗斗多年。上海本属浙江管辖，卢永祥已派有亲信坐镇，而齐燮元的人在上海淞沪警察厅任厅长，手下拥有好几千武装警察。卢永祥担心直皖战争爆发后，上海的这些武装警察会直接进攻杭州，故买通了王亚樵，将那个淞沪警察厅长给杀了。按照事先的约定，王亚樵就当起了这个别动队的司令。王亚樵见戴笠能接信后就来，心里甚为高兴，当即就任命他为分队长。
值得一提的是，也就在这个时候，戴笠在流浪杭州时认识的胡宗南也来投靠王亚樵了。胡宗南原是浙江孝丰县的一个小学老师，他在王亚樵处待了不长的时间就考上了黄埔军校。虽然，胡宗南与戴笠接触的时间很短，但都有怀才不遇之感，从此两人结下了长达近25年的交情。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戴笠当分队长后，凭借自己在乡间当自卫团团总时积累的经验，练兵一丝不苟，极为严格，有时几近残忍的程度。有一次，因一个士兵操练时规定动作没有做好，戴笠罚他在中午的太阳下暴晒，致使该士兵因中暑而昏死过去。王亚樵得知此情况后勃然大怒，他把戴笠找来训斥道：“爱兵如爱子哪，只有平时爱兵才能使兵在阵前甘冒危险和冲锋陷阵。你用残兵立威的办法进行训练，貌似从严，可是兵的心里不服，甚至产生仇视心理，将来我们必受其害。”这件事后，戴笠从王亚樵的身上懂得了驾驭人不但要树威慑服，更要用心去关怀。同时，也使戴笠明白了王亚樵的“斧头党”为何能在上海滩横行无忌和久摧不散的道理。自此，戴笠一改过去单纯严厉冷酷的治兵方法，注意了与士兵之间的关系。
王亚樵性本刚烈豪放，见戴笠知错就改，也就更加信任他了。
不久，酝酿了两年之久的直皖之战终于爆发，王亚樵的别动队奉命镇守湖州地区。尽管战事艰苦而且充满了危险，但戴笠的心中始终燃着一团火，总以为战争结束后即会苦尽甘来。可是，他哪里知道，战争开始没多久，卢永祥派往镇守仙霞关的炮兵团长就投降了福建的孙传芳。于是，孙传芳的部队顺利通过仙霞关，直逼杭州城。腹背受敌的卢永祥，寡不敌众，只好通电下野，出走日本。王亚樵的别动队也只好作罢，其本人返回上海重新当他的“斧头党”党魁。
燃烧在戴笠心里的那团火终于熄灭了，当他无奈地与王亚樵分手时绝没有想到，许多年以后眼前这位曾给他过好些启迪而又令他敬佩的男人，成了他苦苦追杀的对象。
这时，刚好是1924年10月。
两年后，戴笠也考进了黄埔军校。不久，戴春风的名字更改为戴笠。
当戴笠被蒋介石逐步器重时，王亚樵与蒋介石却闹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1927年4月18日，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没有几天，他亲率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在南京省立体育场举行“奠都”典礼，与会的有各界知名人士和市民二十多万人。王亚樵由粤系头面人物孙中山之子孙科推荐，以劳工总会代表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表祝词。虽然，在这之前蒋介石已内定王亚樵出任津浦铁路护路司令，但由于王亚樵对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大屠杀非常不满，就在大会上冒言直谏南京政府应以国家民族为重，勿忘总理遗愿，停止屠杀，保证人权。王亚樵的演说极富感染力，使在场的闻者无不悚然深醒。王亚樵此举无疑把蒋介石推到了极其难堪的地步，也使自己的安危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会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首都卫戍司令陈铭枢对王亚樵说：“你怎能与蒋介石唱对台戏，这可是犯了大忌，他必疑你亲共，不会放过你。”果然，蒋介石对王亚樵十分恼火，就在“奠都”典礼的第二天就下指令逮捕王亚樵。好在王亚樵已有所准备，经过一阵拼杀后逃离了在南京的临时住所。几天后，被人秘密送往上海。至此，王亚樵完全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开始了一系列反蒋介石的暗杀活动，而且无论对方是何种派系只要是反蒋介石的，他就与其合作。
于是，当“西南派”领袖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汤山后，王亚樵受命于“西南派”的要求，在庐山组织手下人员准备行刺蒋介石。后由于杀手在山道上忽遇蒋介石，造成心里紧张，结果因子弹射偏而行动失败。过后，王亚樵在南京一次蒋介石的演讲会上，亲率杀手欲致蒋介石于死地。后又因王亚樵的妻子临场过度紧张，在动手刺杀前发错了信号又使刺杀蒋介石未能成功。两次失手后，王亚樵又受“西南派”的“倒蒋必先除宋，乱其经济组织”方针的影响，在上海火车北站组织了对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的暗杀行动，结果误把宋子文的秘书当成了宋本人，宋子文终于逃过一劫。连续的刺蒋和刺宋事件的发生，极大地震动了蒋介石集团。就在南京国民政府组织力量对这连续的刺杀进行侦破时，王亚樵又通过朝鲜志士安昌浩等人，用特制的定时炸弹在上海虹口公园日本军队庆祝日本天皇诞辰的活动会上制造了爆炸，炸死了日本军界、政界和商界的要人有十三人之多。其中被当场炸死的白川大将，是整个抗战期间死在中国的最高长官。此次爆炸犹如一场地震，撼动了日本朝野，并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关注，也使蒋介石为之震动和关切。蒋介石觉得策划和实施此案的人绝非一般，如果此人能为自己所用，中国还有什么政敌不能清除呢？
为此，蒋介石要刚担任复兴社特务处长不久的戴笠，迅速查明这起爆炸案的幕后者是谁。戴笠经过调查，确认该案系王亚樵所为，当即向蒋介石作了如实汇报。蒋介石知情后，要戴笠对王亚樵进行收买。可是当戴笠派人拿着巨款在上海找到王亚樵后，遭到了王亚樵的拒绝。蒋介石见用钱收买不成，又令胡宗南写信给王亚樵，提出由胡宗南和王亚樵一道组建安徽省政府。此举仍被王亚樵拒绝。在两招不灵后，蒋介石就派与王亚樵一道参加辛亥革命的老乡，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登门拜见王亚樵，答应只要王归顺蒋介石即可得到陆军中将的实职。结果，杨虎被王亚樵笑骂而回。也就在这时，国际联盟根据国民党政府的一再要求，派以李顿为首的代表团到中国调查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后的情况。调查中，李顿发表了偏袒日本的谈话，激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也激起了王亚樵的愤怒。由此，他派出二十多名杀手潜伏在李顿下榻的酒店周围准备行刺。正在下手的关键时刻，王亚樵被人劝说后，觉得此案发生后易引起国际纠纷，而且于国家和民族不利，于是下令放弃了此次行动。可出乎意料的是，王亚樵手下的几个杀手在撤回到南京路时，持枪抢劫了一家钱庄，结果被随后赶到的大批军警抓获。不久，他们为了活命，不但承认了是王亚樵的人，还供出了王亚樵刺杀蒋介石和宋子文的过程。这事报给蒋介石后，蒋介石大怒，严令上海军警配合戴笠限期追捕王亚樵归案。
戴笠和王亚樵终于开始了面对面的较量。
应该说在这之前戴笠对王亚樵还是十分尊重的，尽管王亚樵曾相继派人暗杀过淞沪警察厅长、安徽省建设厅长和上海招商局长等人，但戴笠认为这些人被杀都是事出有因。由于王亚樵具有很强的组织和演讲才能，加上平日里仍然对朋友和门徒重交情和讲义气，戴笠曾想过请他参加特务处的工作，以报往日的善待之恩。考虑到王亚樵在上海颇有名气，戴笠特意向蒋介石报告了吸收王亚樵的想法。不料，蒋介石口气坚决地说：“此人爱招摇，革命团体不能用这样的人。”戴笠从此再也不敢言及此事。本来，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井水不犯河水，事情不成情义还在，可王亚樵竟然把子弹射向了领袖，对此戴笠自然对王亚樵有了极大的愤恨。所以，戴笠从南京到了上海后，立即指挥军警特工人员对已掌握的王亚樵的几个住处进行了搜查，结果全部扑空。这早就在戴笠的预料之中，他知道王亚樵长期生活在险恶的处境下，早已养成了谨慎、机警、多疑和善变的性格，不但行踪飘忽不定，住处也是一日数变。就是家人与其联系也是由王亚樵到一处地方后打电话告之，而通话又常用暗语，外人就是听见也很难明白说的是什么。但戴笠也不是无能之辈，在报经蒋介石同意后，他指挥军、警、宪、特等机关严密封锁了上海所有对外的陆海空通道，以防王亚樵逃出上海。戴笠认为，只要王亚樵始终被围在上海这个天地里，就会有抓住他的那一天。为此，戴笠还对已发现的王亚樵的各居住点，均布下了便衣特务，进行了严密监视。同时，公开悬赏百万元擒拿王亚樵，这钱在当时相当于一个中型银行的全部资金。戴笠深知，尽管王亚樵虽然部众很多，但大多是乌合之众，只要给以重金诱惑就不怕没人出来密告王亚樵的行踪。在此基础上，戴笠还建立了一支快速反应的缉捕队伍，日夜处于戒备状态。
戴笠的这些手段看起来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但在戴笠的督促和监视下部下执行起来都非常认真，因此很快发生了作用。随着王亚樵的保密点的连续被发现，他活动的地盘越来越小。有时，王亚樵刚刚转移到一个地方，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军警特务们就跟踪而来了；有时，王亚樵刚从一个地方离开，后脚就有戴笠手下的人破门来搜查了。在戴笠的高压威逼和利诱下，王亚樵手下的人也开始分化瓦解，密告王亚樵行踪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个安徽同乡会的叫柏藏香的人，打听到王亚樵就住在上海郊区的一幢秘密住宅里，就向军警机关报了案。戴笠得知情报后，先派人对柏藏香的背景进行了了解，在确认了柏藏香原是王亚樵的朋友后，他令柏藏香带着多名特务在那座秘密住宅的周围布下了监视网。经过连续十多天的监视，终于在一个深夜里发现王亚樵坐着轿车进了这所住宅。当即，早就候在近旁的数百名军警在上海租界巡捕房的配合下，把那座住宅围得严严实实。可是当军警们破门而入后，除了王亚樵睡过的被窝是热的外，搜遍了住宅的所有角落没有见着有王亚樵的影子。原来，王亚樵在军警围上来之前已发现情况有异常，随即就用阳台上早就准备好的绳索溜到了楼下，然后利用住宅后面的一片建筑物的背影悄然地脱险了。
对王亚樵的漏网戴笠确实有些遗憾，但他已感觉到苦于逃命的王亚樵在上海的立足之地是越来越小了。于是，戴笠重新进行了布置，更收紧了围捕王亚樵的网络。不久，戴笠手下的特务们经过多次跟踪，发现了王亚樵发妻王亚瑛的住处。戴笠的神经又变得兴奋了，他下令不准惊动王亚瑛，并以王亚瑛的住处为中心撒下了一张大而严密的网，专门等着王亚樵的出现。终于，一个即将黎明的清晨，王亚樵利用浓黑的夜幕从后门进了王亚瑛的住处。王亚樵对王亚瑛是宠爱有加，而王亚瑛对王亚樵也是爱心一片。当王亚瑛见王亚樵悄然而入，兴奋之余那颗多日来为王亚樵担心受怕的心放下了。当王亚瑛还没有从惊喜的心情里解脱出来，王亚樵习惯地走到窗前拨开布帘看后神经瞬间绷紧了，他看见楼下的弄堂里有好些可疑的人在走动。情急之下，王亚樵来不及与王亚瑛多说什么，就脱下王亚瑛的外衣穿在了自己的身上，接着在头上扎上块头巾后就快步走出了王亚瑛住处的后门。在弄堂里，王亚樵紧跟随在几个女菜贩子的后面，所以没有引起特务们的注意。当他刚走出弄堂口，连续不停的警车呼啸而来了。
王亚樵再次破网而出。
戴笠对久捕王亚樵而没能成功，觉得在上海这块地盘有失脸面，特别是蒋介石有了怨言后心里更是感到了心焦和不踏实。怒气之下，戴笠与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商量后把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抓了起来，想以此逼王亚樵露面。王述樵是公开挂牌的律师，他的恩师是全国律师公会会长沈钧儒先生。当沈钧儒得知王述樵因哥哥的事被戴笠他们抓捕后，当即在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王亚樵有罪，其弟何罪？”谴责当局无视法律，滥抓无辜。沈钧儒的文章登出后，法律界及上海各阶层人士纷纷向当局提出了抗议，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蒋介石。蒋介石对这种弄巧成拙的做法极为恼火，辛亏杨虎仗着自己当年与蒋介石一起在永丰舰上护卫过孙中山的交情主动承担了此事，蒋介石才没有过多的责备戴笠。事后，蒋介石对戴笠说：“王亚樵不是等闲之人，他在上海经营十多年，绝不是朝夕之间就可以得手的。你还是与他谈谈条件，只要他不再与我们作对，以前的一切我们都可以不再追究。不过，释放王述樵的前提条件是王亚樵必须遣散部属，本人要么出国，要么到南京来投降。当然到南京来之前，王亚樵得向‘西南派’的胡汉民打上一枪，以示诚心。”
蒋介石态度的突然转变，戴笠先是惊愕而后是疑虑，但这已由不得他多想了。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很快辗转托人跟王亚樵开始了对话。可是，当时的戴笠毕竟还不是王亚樵的对手。王亚樵一面答应戴笠提出的条件，一面暗中将妻儿老小悄悄地送到了乡下，并积极地策划自己离沪赴香港的事。当王亚樵得知其家眷已顺利返乡后，经易容后化装和精心安排，从上海太古码头乘上英国豪华客轮去了香港。临走前，王亚樵亲笔给戴笠写了封信：“……我对你没有话讲，委员长礼贤下士，你就和颜悦色；委员长疾言厉色，你就嫉恶如仇。我清楚你所提条件均为委员长之旨意。其它条件尚能照办，但让我卖友求荣我不能答应。如果你们因此不释放我的人，我誓与之周旋到底。”戴笠收到此信后，尽管心里有气，但也无可奈何，他明白此时王亚樵已离开上海。王亚樵的悄然离去，犹如一条巨蟒潜入了大海，说不定何时又会弄出什么翻江倒海的事来。
想到这里，戴笠不禁打了个寒颤。
王亚樵被戴笠逼走香港后，并没有停止暗杀蒋介石的活动。
1935年10月，当王亚樵得知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就要召开时，便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他买了假发和山羊的胡子，把自己打扮成绅士后照了相，想以报社文字记者的身份进入会场后亲手杀蒋。王亚樵自小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五十步内不用瞄准举枪就打而且弹无虚发，三秒之内点射五发可保证瞬间击中目标。为了以示自己的决心，王亚樵还对自己的后事做了安排。但王亚瑛坚决反对王亚樵亲自出马，她认为戴笠已数次布置捉拿王亚樵，已对王亚樵的生活规律和嗜好以及接触人员的圈子都相当的熟悉和了解，如果王亚樵出现在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的会场，实在是在冒天下之大险。况且组织和掩护也需要全面指挥，而此事也只有王亚樵才能担当得了。经过对利弊关系的再三考虑后，王亚樵终于放弃了亲自出马的意向，挑选随机应变能力极强并且枪法准确的孙凤鸣承担了此次的刺杀任务。孙凤鸣是江苏铜山人，他原是十九路军的一个排长。孙凤鸣16岁跟着父亲闯关东，饱尝了人间辛酸，也看透了社会的黑暗，磨炼出了一副勇于斗争和不畏生死的刚强性格。他自从与王亚樵结识后，深为王亚樵的爱国和正义所动，遂相随于左右。
不久，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召开。
这天，孙凤鸣天还没亮就到达中央党部礼堂的大门口，由于接到出入证的时间较晚，等他进入礼堂大院时，参加会议的一百多名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已站在礼堂前准备照相了。由于蒋介石迟迟没有出场，行政院长汪精卫只好领着“中委们”开始照相。当照相完毕，那些“中委们”陆续向会议大厅走去时，在旁边等着蒋介石出现的孙凤鸣急了，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掏出枪向近边的汪精卫开了3枪。枪响后，孙凤鸣很快被现场的警卫枪击成重伤，与汪精卫一道送进了中央医院。后因孙凤鸣流血过多，于第二天凌晨死去。
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疑心此事是蒋介石策划，认为他事先知道要出事，所以不出来照相，便与蒋介石大哭大叫了起来：“蒋先生，你和他不和是人所共知的，你不叫他干就明说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平白无辜地背上了谋杀汪精卫的嫌疑，本指望凶手招供后能洗刷他的不白之冤，可孙凤鸣一死，他完全没有了辩白的机会。由于社会上各种谣言四起，加上此案的侦破没有丝毫的进展，蒋介石肚子里的怒气无处发泄，一个电话把戴笠招到了官邸办公室。戴笠刚走进办公室，蒋介石就控制不住内心的激愤大声责问戴笠：“人家都打到中央党部了你还不知道，每月在你们的身上都要化很多钱，就为酿出这样的祸事来吗？你知不知道这案子查不清楚，我就要背一世的黑锅……”
戴笠接受此案后，首先从孙凤鸣身上的那个记者通行证开始。据戴笠所知，新闻机构历来管理是很严格的，要做出孙凤鸣那样的记者通行证必须要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逐级审批，如果沿着这条线索查下去肯定会有收获。果然没出戴笠所料，很快就查出了此案的另一个嫌疑人南京钟英中学校长李怀诚。戴笠当即派人对李怀诚进行了严刑逼供，最后李怀诚经不住非人的折磨说出了此案总策划是王亚樵，而且要刺杀的对象原本不是汪精卫而是蒋介石。戴笠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搞清了此案的来龙去脉，使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无话可说。蒋介石对此也很高兴，只是对王亚樵又把他作为刺杀对象感到震惊。于是，他严令戴笠亲自带人赴香港追捕王亚樵。
戴笠知道王亚樵的情报也是相当灵通的，有些方面不亚于自己的专业特工网络。为此，戴笠此次去香港尽管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启程的，但还是被王亚樵事先知道了。王亚樵与香港总督和警方有良好的关系，他亲自会见香港警务处勃朗处长，告诉了戴笠带人到香港来捕人的消息。由于以前戴笠到香港秘密捕人时多次得罪过香港警务处，对王亚樵提供的消息勃朗处长是心领神会，而戴笠对此却一无所知。所以，戴笠也绝不会想到当他乘坐的豪华游艇在香港本岛卢吉道三号码头靠岸后，就被穿着深蓝色警服的港警给盯上了。此时，戴笠的第一反应是把手上的高级皮箱与副官贾金南手中的皮箱进行了对换。因为，这箱里装的是两支美制无声手枪和大量的美金。戴笠明白香港法律禁止私人携带武器入境，而他这次怕走漏消息就没有向英国使领馆办理枪照。可是戴笠与贾金南对换皮箱的事还是被港警发现了，当他们发现皮箱里装的是手枪后就把戴笠带到了警务处。
到警务处后，无论戴笠怎样向勃朗处长解释，勃朗处长还是依据香港的法律把戴笠关进了拘留所。这对戴笠来说是种耻辱，但他无可奈何，直到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出面了才被放出来。走出拘留所的戴笠把所有的羞愤全发泄到了王亚樵的身上，他当即对查获王亚樵的踪迹进行了布置。由于追捕王亚樵的事得不到香港总督的支持，加上王亚樵深居简出而且行踪飘忽不定，王亚樵的踪迹迟迟无法确定。正当戴笠一筹莫展时，终于查到王亚瑛的胞弟在香港轩尼诗道开的“茂源绸布庄”，极有可能是王亚樵的秘密联络点。戴笠闻报后，立刻带人把那“茂源绸布庄”包围了起来。可谁也没有想到，此时此刻王亚樵正在里面商量撤离香港去广西的事。接着就是非常激烈的枪战，当这激烈的枪战停止后，王亚樵又一次在戴笠眼前悄然脱险了。但王亚樵的高参余立奎，为掩护王亚樵脱险时负伤。尽管余立奎也逃脱了包围圈，但在香港皇后酒楼吃饭时被香港警方逮捕。
几天后，王亚樵撤离了香港。
戴笠也押着余立奎回到了南京。
1036年2月中旬，王亚樵带着眷属和部分骨干成员经过多日颠簸，终于在广西梧州的李圩落下了脚。
广西是桂系的天下，当正在准备反蒋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得知王亚樵到来后，有些喜出望外。他们知道王亚樵是蒋介石的死对头，他的到来正是用得着的时候。当即，他们派人秘密前往梧州看望王亚樵，并约王亚樵到南宁晤面。同时，还决定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王亚樵五百块银元作为生活补贴。已经在戴笠的追逐下疲惫不堪的王亚樵，受到如此的厚待自然感激不尽。于是，还没有完全缓过气来的王亚樵又参与到“两广事变”中去了。但使王亚樵感到失望的是，“两广事变”只经过了五十多天就告结束，而且李宗仁和白崇禧与蒋介石重新又握起了手。
没多久，广西省政府取消了对王亚樵的经济资助，并声称“惟恐安全受到威胁”要王亚樵尽早离开广西。王亚樵虽然没有经历过政治海洋的沉沉浮浮，但他许多年来一直斡旋于政治人物的身边，政治上的世态炎凉更使他感到心寒。此时的王亚樵明白梧州已不是久留之地，为此他有了想去延安投奔共产党的想法。他在给共产党所在地延安的一封信中写道：“……当今各派势力都有与蒋介石苟合之可能，而惟独中共与蒋介石决不妥协，思前虑后，愿率随从前往延安，在正义之师中得遂正义之志……”就在王亚樵坐卧不安地等待着延安方面信息时，戴笠已经悄悄地盯上他了。
原来，余立奎被捕带到南京后，他的小老婆余婉君仍留在香港没有走。戴笠分析，王亚樵对手下的人历来重恩情，更何况余立奎是为了王亚樵脱险潜逃而被捕，王亚樵绝对不会对余婉君不问不管，只要打通余婉君这个关节，必知王亚樵的行踪。不出戴笠所料，王亚樵得知余立奎的情况后每个月都给余婉君寄生活费。为此，戴笠指使特务处香港站派人想办法靠上余婉君。于是，特务处香港站一个叫陈质平的特务，在余婉君家的隔壁租了套公寓。陈质平年轻漂亮，不但很快结识了余婉君，而且没有用去很多的精力就勾引余婉君上了床。余婉君终于上钩了，她不但吐露了王亚樵在广西梧州的李圩，而且愿意带着孩子去广西梧州找王亚樵。
戴笠得到陈质平的报告后，马上要陈质平带上精干的情报人员暗中护送余婉君到梧州寻找王亚樵。同时，戴笠还派特务处湖南站站长吴赓恕率领二十多名身手不凡的行动队员，秘密从广州转到梧州执行暗杀王亚樵的任务。为这次行动能最后成功，戴笠还密派自己的贴身保镖王鲁翘伪装成商人，取道香港转到广西梧州担任枪杀王亚樵的主要枪手。此时，先一步到梧州的余婉君已与王亚樵接上了头。
1936年10月20日晚，王亚樵参加完广西梧州巨商李任仁的宴请后，按约到余婉君的住处看望。为了不引人注目，王亚樵让他的警卫人员远远地跟着。当他推开余婉君住的房门，见没有开灯，立刻感到不妙，刚想抽身退去，可已晚了半步，早已埋伏在房内和房外的王鲁翘等人，在几束手电筒强光的照射下乱枪齐发。王亚樵乃一代枭雄，在他感到周围有异常的瞬间，身子微微一晃动，看似是抽身撤步，岂知他不退反进，向空中纵起。随即在半空中把枪掏出，向黑暗中甩手就是几枪，落地后即卧下连续不停地还击，直到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完。这时，不知从何处甩出数个石灰包击中了王亚樵的脸，顿时他觉得眼睛火辣辣的刺痛，接着什么也看不见了。身陷绝境的王亚樵甩了没有了子弹的手枪，亮出匕首摸黑与周围的特务展开了近身肉搏。戴笠亲自挑选的这批特务也都是训练有素和武艺高强之徒，面对王亚樵连续的搏杀动作虽感愕然，但很快镇定了下来。在明白了眼前的王亚樵已不能辨别方向后，他们手中的枪一刻不停地朝王亚樵拼命射击。此时的王亚樵虽是功力还在，但最终因寡不敌众，几分钟后便被乱枪打倒在地。名震中外的“暗杀大王”，终于躺在血泊之中再也没有起来。王亚樵死时，身中五枪三刀。虽然，远随在后面的警卫人员闻枪声后曾拼死相救，但很快这些人全被戴笠手下的人乱枪打死。离开前，在场的王鲁翘为了向戴笠证实王亚樵已被刺杀，用刀割下了王亚樵的脸皮。
第二天上午，王亚樵发妻王亚瑛得知凶信后，带人赶到现场时王亚樵的身体已经僵硬，那惨不忍睹的样子王亚瑛见后悲痛难忍。
两天后，王亚瑛等人将王亚樵安葬于梧州倪庄。
当戴笠确信王亚樵被追杀于广西梧州后，他内心里也有过短暂的不安。这不安在戴笠的内心里消失后，他把王亚樵已杀的消息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听说后，连说了三个“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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