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戴笠（三）
薛萌 《报告文学》
第五章 “中国黑室” 倚重亚德利
要说“中国黑室”的事，不能不提到美国人亚德利。
亚德利是美国畅销书《美国黑室》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为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处破译上万份的外国电报。为此，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为亚德利提供了近10万美元的经费，要他组建一个专门破译日本密电码和密表体制的秘密机构。当时，该秘密机构为美国和平时期的商业贸易活动，提供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经济情报。后来，由于美国政府颁布了一项“保障通讯秘密”的新法律，亚德利组建的秘密机构因此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和抨击，不得已此机构于1929底关门解散。除破译外电密码外而别无所长的亚德利，也只好卷起铺盖返回了印第安纳州的老家。在老家的日子里，亚德利开始了著书立说，他先后写了《日本红日》、《美貌出众的伯爵夫人》、《美国黑室》等纪实小说。这些小说都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报和密码工作为背景，其中《美国黑室》一书的影响最大。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欢喜亚德利的这些暴露美国战时秘史的书籍，曾多次向他发出警告，并没收过他的文稿。
此后，亚德利不得不改行从事房地产投机生意。
可亚德利绝对没有想到，他所写的《美国黑室》引起了远在大洋彼岸的一位中国人的极大兴趣——他就是温毓庆。当时中国国内“九·一八”事件已经发生，温毓庆觉得中日之间的大战迟早会爆发，于是他认为中国应尽早组建一个类似“美国黑室”的秘密机构，用来专门破译日本的密电码。温毓庆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宋子文，并要宋子文报告给蒋介石。后来蒋介石虽然批准了温毓庆的建议，但态度并不积极也没有拨给任何经费。温毓庆只好找了几个技术上的伙伴，利用业余时间搜集一些日本电报底稿进行秘密研究。“七·七事变”后，温毓庆搞的密电检译有了一些眉目，所破译日本方面的一些情报逐渐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这就使温毓庆在每月召开的情报会议上有了他自己的地位。随着抗战形势的日益紧迫，蒋介石催要日方情报的次数越来越多。温毓庆因手下人员有限，只好去找曾在上海国际电讯台当过报务员已在戴笠手下任职的魏大铭，请他派人协助工作并代培电讯人员。戴笠原本就想与温毓庆联手，知道此事后就主动向温毓庆提出了合作成立一个日电翻译机构。但温毓庆不愿意将密码研究工作纳入特务情报的范围，便婉言谢绝了戴笠的建议。虽然戴笠没能如愿，不过他在与温毓庆的接触中完全了解了《美国黑室》亚德利的事。于是，他在与温毓庆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要军统局美国情报站站长肖勃暗中寻找亚德利，聘请他来中国帮助军统培训日电翻译人员。肖勃在美国的公开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馆副官，由于他行动自由很快查找到了亚德利。经过多次秘密接触，亚德利终于答应以一万美元的报酬来中国。不久，在肖勃的精心安排下，亚德利假装成皮革商奥斯本离开美国。
1938年年底，亚德利绕道香港转到重庆。
亚德利到重庆后，戴笠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和破译工作保密的需要，除了派专人进行保护外，还特地在重庆的乡间安排了一座花园别墅给其居住。这花园别墅人称为“豁庐”，它是一幢两层楼的钢筋水泥洋楼，内有二十多个房间。由于它所处的位置偏僻，一般人不会涉足此地，就连日本人的飞机也不太会注意这个地方。亚德利在“豁庐”为戴笠的军统局培训了二百多名破译人员，使他们基本上掌握了日本陆军密码的破译规律。对亚德利的工作，戴笠无话可说。可就在亚德利的签约到期时，发生了亚德利险些被日本的轰炸机炸死的事。原来自亚德利到重庆后，他就常常甩开跟随的警卫人员，独自跑到专供外国人住宿和娱乐的重庆宾馆去会女人及玩纸牌。而且他觉得“豁庐”太偏僻和幽静，经常在重庆市内居住。可在市区居住时，每逢日本的飞机来轰炸，亚德利又不肯钻进空气污浊的防空洞，宁愿用两个枕头压在头部和腹部然后躺在床上睡大觉。正因为每次如此，亚德利才真的差一点儿被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
就在亚德利险些出事的当天晚上，戴笠在曾家岩自己居住的地方为亚德利设宴压惊，力劝亚德利注意安全。同时，戴笠希望亚德利能继续与他的军统局签约，协助军统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国黑室”。亚德利对继续签约没有意见，但他坚持不要再给他配警卫，也不再愿意到“豁庐”那个地方去办公。戴笠对此毫无办法，只得依亚德利说的做，但暗中进一步加强了对他的保护。因为戴笠非常清楚，在成立“中国黑室”的过程中他不能没有亚德利。为了加快成立“中国黑室”，戴笠再次提出与温毓庆合作。由于在破译技术上温毓庆非常崇拜亚德利，而此时亚德利已经加盟军统局，再加上温毓庆所在的交通部人事上的矛盾难以调和，温毓庆也就同意了戴笠的建议。戴笠在争取到温毓庆后，即以提高工作效率和便于保密为由，向蒋介石提出把交通部、中统、军统的破译研究人员统一到一起，成立“中国黑室”——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此时正是抗战的艰难时期，蒋介石急需了解日本人的内部情况，见到戴笠的提议后就很快同意了。
1940年初，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正式挂牌。
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简称“军技室”，温毓庆为中将主任，魏大铭和蒋介石的侍从室机要主任毛庆祥为少将副主任，毛庆祥还兼主任秘书，成了实际上的掌权者。统一合并后的技术研究室共有五百多人，办公室设在重庆的黄桷垭的刘家花园内。军事委员会为此拨专款以购置器材，并每月还给5万元的研究费。但令戴笠感到不满意的是，该技术研究室不归军统局领导，而是由蒋介石的侍从室掌管。这与戴笠欲扩充军统势力的初衷是不相符的，但面对资历深和后台硬的温毓庆和毛庆祥，戴笠是知道深浅的。早年戴笠在上海“跑单帮”搞情报时，毛庆祥已经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了；而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温毓庆，已经在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提供情报了。尽管当时戴笠也有了相当的权势，但要与温毓庆和毛庆祥抗衡还不是时候，更何况从他们俩人的安排上戴笠已感觉到这是蒋介石的意思。
为此，戴笠只有忍耐。
好在温毓庆对“军技室”的实权落在毛庆祥的手上也不满，他把老婆从香港叫回重庆，利用她和宋家的特殊关系天天到宋美龄和宋子文那里活动，终于迫使蒋介石收回了毛庆祥兼任主任秘书的命令，改由温毓庆的一个亲信担任，温毓庆就此掌握了“军技室”的实权。戴笠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此他指示魏大铭四处放出谣言，说温毓庆将“军技室”所破译的日本政府的外交密电以高价卖给了英国的间谍。从表面上看，温毓庆是从没有把此类已破译的密电拿出来过，而且谁也不清楚这些密电的去向，形迹上确实有点像是出卖给了外国人。不知温毓庆是明知自己斗不过军统局，还是害怕蒋介石追问起来说不清楚，就以身患黄疸肝炎为由去香港后没再回返。毛庆祥原本对技术研究室具体的研究工作并不懂行，温毓庆的离去使毛庆祥一下没有了方向，他想管也管不到位。蒋介石得知情况后，只好任命魏大铭为“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代主任。
戴笠最终如愿了。
如愿后的戴笠急于想利用“中国黑室”在破译日本密码上有所作为。也就在此时，亚德利给戴笠带来了惊喜。原来亚德利经过非常艰苦的努力，破译了日本间谍“独臂大盗”的书籍密码。“独臂大盗”是川军高射炮部队的一名军官，此人虽然出身土匪但能说非常流利的英语。他勾结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韦纳组建了间谍网，把中国高射炮的最高射距用密码告知日军。日军轰炸机由此在安全高度独来独往，中国高炮火力却对之无可奈何，使重庆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军统局在这之前虽然抄收了“独臂大盗”发出的大量神秘密码，但由于无法破译而迟迟不能下手。亚德利接手此事后，经过反复的研译，终于发现“独臂大盗”使用的密码是“无限不重复式”，即使用过的密码决不再用。于是，亚德利认为这种密码是书籍密码，底本是一本英文的长篇小说。为了能找到这本英文的小说，亚德利只得请刚认识不久而英语说的相当好的漂亮女友徐贞帮忙。据亚德利所知，徐贞与“独臂大盗”有往来，但不清楚“独臂大盗”是日本人的间谍。但当亚德利与她讲明了事情后，徐贞出于爱国热情慨然应允。经过一番设计后，亚德利与徐贞多次到“独臂大盗”家中拜访。终于，由徐贞从“独臂大盗”家的书房里弄清楚，其使用的书籍密码底本是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
亚德利设法找来一本《大地》后，连夜组织人员进行工作，最终破译了“独臂大盗”发给日本人的密电。过后，“独臂大盗”的所有间谍活动全在戴笠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参加这个间谍网的成员全被逮捕。蒋介石得知此事后，亲自召见亚德利并给予了嘉奖，也给了技术研究室很高的评价。不过，“独臂大盗”间谍网的破获也震惊了日本军方和汪伪政权，他们的间谍人员很快注意到了徐贞。军统局得知后即通知徐贞去香港，但徐贞在去机场途中渡江时，在被人蓄意制造的舢板翻沉事故中淹死。亚德利得知此事后，悲愤交加，提前结束了与戴笠的签约。亚德利回到美国后，为了纪念与徐贞的那段往事写了《中国密室》一书。此书完稿后，美国政府仍然以保密为由禁止其出版，直到1983年才得以付印发行。
亚德利是走了，但经过他培训的一批密码破译人材留了下来。
亚德利留下的这些人，成了戴笠的军统局对日本密电码侦测接收和破译的基础，也正是这基础才使“中国黑室”渐渐地有了自己的成就。1941年11月，“军技室”破译出一份日本外交密电，内容是：日本政府准备派富有谈判经验的原驻德国大使，去美国执行“和谈”任务，企图与美国结成联盟。戴笠觉得此事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当即将此密电呈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见此密电后，虽然并不清楚日本政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他清楚日本如果和美国结盟将是什么后果。蒋介石即令外交部长郭泰棋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美国向日本宣战，否则中国将“自己出卖自己”。美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在与中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磋商后，交给了日本政府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提出的主要条件有：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军队；在中国除支持蒋介石政府外不得支持其他任何政府或政权；以及废除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的同盟条约。备忘录中的这些条件显然是不可能被日本政府接受的，为此美国和日本的“和谈”最终没有任何结果，符合了蒋介石的本意。
此后不久，军统局的经济专家邓葆光在分析“军技室”破译的一份“日本外交密电本”时，发现日本政府正与苏联政府举行商务谈判，谈判的主题是日本准备用橡胶换取苏联的木材。日本本来就是个资源贫乏之国，这橡胶资源从何而来？邓葆光由此推断，日本军队将很快南下侵占盛产橡胶的东南亚诸国。邓葆光这份分析情报由戴笠转告给了英国远东军总部，但没有引起该总部任何人的重视。戴笠只好又将此情报转告给了美国海军参谋部，这次引起了美国人的关注，他们很快派人来与邓葆光接触。过后，邓葆光在对“军技室”连续破译的日方密电整理时还发现，日本在准备进攻东南亚国家的同时，还企图切断越南和缅甸通往中国的运输线，以其断绝国外对中国的支援，迫使中国向日本投降。戴笠得知这情报后，认为这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就立刻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看到后，为了证实情报的可靠性，马上给戴笠打电话，要戴笠立即了解厦门海面日本军舰的活动情况。军统局在厦门的鼓浪屿设有电台，戴笠答应马上呈报厦门海面的情况。可是几个小时过去后，军统总部没能与厦门的电台联系上。戴笠急了，他把魏大铭找来要他立刻查明情况，说话时的火气很大。魏大铭见状解释说：“厦门电台的电力弱，距重庆的距离有一千四百多公里，不容易收到信号，联络不上是常有的事。”魏大铭的这番解释激怒了戴笠，他手指着魏大铭情绪有些控制不住了：“你说得轻巧！我已答应委员长马上查清厦门海面上敌舰的情况，而你却说联系不上是常有的事，这责任你负得起吗？你马上自己上电台，要是两个小时内叫不通厦门，我就先枪毙了你然后再自杀，以谢委员长。我不能在委员长面前食言！”戴笠向来是尊重魏大铭这样的技术人才，以前从来没有在他的面前发过这么大的火。戴笠的话音刚落，魏大铭已从他焦急的语气里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临离开戴笠办公室时，魏大铭对戴笠说：“如果两个小时后，我还不能与厦门联系上，那时你戴先生真毙了我，我没有任何怨言。”魏大铭说完后，就立即去了军统局的电讯总台。因为魏大铭发报时指法得当，加上对军统所用的各种收发报机的性能了如指掌，没用多少时间厦门电台就有了回音，并且对方很快查清了海面上日本军舰的数目及到达的时间，证实了日本军队即将“南进”情报的准确性。而这整个过程，魏大铭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正由于这情报的及时准确，使蒋介石有了充足的时间将囤聚在缅甸的军用物资抢运了回来，并抢先做好了东南亚沦陷之后的外援物资的运输和潜伏等工作。
事后，戴笠自觉对魏大铭态度过于粗暴，便把魏大铭请到自己的住处吃饭，以示自己的歉意。魏大铭向来也敬重戴笠，戴笠的道歉使他原来曾有的怨气全消了。
1941年12月初，“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发现日本方面突然全部更换了电报密码，从此情况看估计日本军队将有一次很大的行动。于是，“军技室”除及时将情况汇报外，加紧了新密码的研究工作。由于他们早就掌握了日方密码更改的规律，很快就找到了日方新密码的破译方法。有了新的破译方法后，“军技室”很快从日本空军和海军来往的密电中发现，日本军事力量正准备向太平洋地区运动，有袭击美国珍珠港的迹象。此情报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戴笠通过在美国的肖勃转告给了美国海军情报署，要美方注意日本海、空军的动向。结果美国国防部根本就没有把这情报当一回事，认为凭中国那点技术能力不可能了解日本军方的动态，而且甚至认为中国这样做的目的是有意离间美日之间的关系。直到几天后，日本真的袭击了珍珠港，美国才记起了中国曾给予过的警告，也才开始向中国大使馆肖勃打听这警告的确切来源。虽然，肖勃在美国的公开身份是大使馆武官，但他毕竟是军统局的人，加上这情报确实由戴笠直接转来，当然他向美国方面叙说这情报的来源全与军统局有关。为此，戴笠领导的军统局给美国方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使很多人以为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情报是军统局破译的。
其实不然！要说清楚这里的原宥，不能不说到一个人，他叫池步洲。
池步洲是福建闽清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并与日本姑娘白滨英子结婚，生有一子两女。抗日战争爆发后，池步洲出于爱国赤诚，毅然冲破重重阻力，携妇将雏回到祖国。
1939年2月，因军政部长何应钦准备在军政部内组建破译日本军事密电码的机构，池步洲应邀参加，并担任了军政部研译室主任。军政部研译室的地点设在重庆市两路口，办公用房是租来的3间民房。池步洲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原始的工具和最简陋的设备，开始了对日军密电的破译。日军的密电码形式多样，有用英文字母的，有用数字组成的，也有用日文的，其中以用英文的为最多。但不论哪种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字符之间不留任何空当一律紧密连接，不像英文电报那样每个单词一组，也不像中文电报那样每4个数字一组。
池步洲决定从数量最多的英文字母密电码着手研究。他每天都要在两路口的办公室里待很长的时间，面对着越来越多的从日本本土发出的英文字母电报反复沉思，探索这些排成“长蛇”的英文字母的结构和规律。终于池步洲有了自己的发现：首先这种用英文字母拍发的电报绝不是英文，而是一种用英文字母编码的日文密电；其次在这连成长串的英文字母中，有许多“双字母组合”是极有规律的。由此，池步洲判定这些电文不是用两个字母表示一个汉字，就是表示一个日文字母，而且还是使用频率极高的汉字或日文字母。有了这一发现，池步洲就好像找到进暗堡的入口，在密电破译研究上他很快就从主观臆测法转到了语法分析法上。这方法上的跃进，使池步洲在破译日文密码上有了科学的依据，并总结出一套破译技术上的秘诀。经过对日方密电的反复推敲，池步洲将日文密电彻底解密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就把日本外务省拍发到世界各地的几百封密电全都破译了出来。从此，军政部掌握了一部分日军的动向，为制定作战计划争取到了主动权，为这军政部给池步洲颁发了一枚光荣奖章。就在池步洲为破译日方密码做更多工作时，他所在的部门被并到了“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
池步洲单独取得破译日本外务省密电码成功，在当时的破译密电的群体里名声鹊起。合并到“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后，以成就而论应该更倚重池步洲才是。但由于池步洲的成就太大，相比之下显得其他破译密电码的人庸庸无能，特别是挫伤了温毓庆“密码权威”的名声。为此，池步洲及他的助手到“军技室”后，受到温毓庆的排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被安排在第一组做外交密电的研究工作。此时的日本外交密电的翻译工作已经总结出一套操作规程，一般懂得日文的人都可以操作，根本没有必要把池步洲等人拴在这里打发日常事务，而应该发挥他们的最佳效用去破译更加有用的日本陆军密电码。第一组的组长是霍实子，是早期的留日学生，在交通部电政司时曾协助温毓庆研究破译日文密电，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霍实子与池步洲并无工作和私人关系上的恩怨，只是他带来的几个报务员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截获到任何日本密电，使得池步洲等人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研究，为此池步洲想退出“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另找门庭。霍实子了解了此事后，要温毓庆出面做池步洲的工作。
在“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组建前，温毓庆就知道了池步洲的名字，也知道他所取得的成就，但从来没有见过面。当他得知内情后特地让霍实子安排与池步洲见了面。据池步洲后来对人说，这次见面温毓庆的风度和涵养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而温毓庆在与池步洲见面时，对池步洲到“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后上交的关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密电密码本的编排方法赞不绝口，几次说：“你们破译的密电码不但层次高，而且速度快，真是难得！”温毓庆说的这话是否出自内心也只有他本人清楚，但他的用意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希望池步洲打消另外的念头。而池步洲虽然当着温毓庆的面对自己的去向没有表态，但他对温毓庆说的那些话还是听进去的，后来他没有离开“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就是个证明。池步洲与温毓庆的见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没过多久温毓庆到香港治病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池步洲并不清楚温毓庆的悄然离去与魏大铭任代主任之间的内在原因，他只是觉得温毓庆就这样走了有些不明不白，甚至对温毓庆的走有些惋惜。这些池步洲与人说了，而且次数还不少。于是，有人很快把这话传到了魏大铭那里。魏大铭完全明白池步洲在破译日本密电码方面的能力和已经有的成绩，为此他对池步洲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孤立政策，就是他在任副主任的日子里也少有与池步洲接触。可当魏大铭听说了池步洲对温毓庆离去的那些话后坐不住了，他知道池步洲这样的话多了对自己掌控全局不利。为此，魏大铭派随从副官把池步洲叫到办公室里谈话，他想通过谈话摸清池步洲的心事。当池步洲走进魏大铭的办公室时，见魏大铭紧绷着脸一副傲慢无礼的样子，顿时心里有了不舒服的感觉。池步洲此时的感觉是，魏大铭与温毓庆不是同一种人。见魏大铭好久没有叫座，池步洲随手拉过张椅子坐了下来。他望着椅子前的地面既不点头也不开口，这不冷不热的场面使魏大铭尴尬了好一阵子。过后，不管魏大铭说什么，池步洲除了点头很少回话。魏大铭自感无趣，只得早早地结束了这次谈话。巧的是池步洲与魏大铭见面也只有这一次，没有过多长时间被“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的同仁们赶走了。
原来魏大铭代理“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主任后，就按照戴笠的意思，一心要把“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控制在军统局的人员手中。他首先下令，要全室人员各交二寸半身照片3张，企图把所有人员强行拉入军统组织。可魏大铭没有料到，这事遭到了“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很多人的反对，特别是原来跟随温毓庆工作的那些人更为激烈。戴笠听说后，他亲自出面请客吃饭，进行多方面的拉拢，但也没能奏效。魏大铭见软的不行就采用了硬的手法，他指使秘书室人事股从人事档案中，把温毓庆的亲信时任秘书室秘书的王维均等3人的照片取出，随函送到重庆卫戍部稽查处，以这3人有“通敌嫌疑”为由，要求稽查处派人监视。稽查处随后复函说：“本处人手不足，无力承担此项任务，若确有必要，可由贵室自派军统人员就近监视。”这封复函发到“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后，凑巧被王维均本人拆阅时发现。过后，王维均等人联名写报告给蒋介石控告魏大铭，并附上了重庆卫戍部稽查处的函件。此时的蒋介石对“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内部的矛盾已有所了解，在权衡利弊后，即下令撤了魏大铭在“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的任职，要戴笠将其调回军统局。魏大铭走后，蒋介石又命毛庆祥为“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的代主任。毛庆祥上台后，留下来的军统局的人员又处处为难他。于是，毛庆祥再次向蒋介石告状，迫使蒋介石下令在“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的所有军统人员全部退回军统局。自此，“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的一切活动，都与军统局没有任何关系。尽管戴笠对其人和事敢怒敢言，但对蒋介石的决定他只能言听计从。不过，魏大铭等军统人员回到军统局后，戴笠很快又命令他们重新组建了一个“特种技术研究室”，继续干着密电研究和破译活动。此时，“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与“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单位，但不了解内情的人容易把两者混在一起。
毛庆祥主政后为了发挥池步洲的作用，特地在“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内成立一个专员室，并任命池步洲为主任专员。在“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里长期被排挤的池步洲，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虽然，职称变化后薪金照旧，但池步洲工作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了，所破译日本外交密电的成效也更大了。从1941年5月开始，池步洲在破译日本外交密电中突然发现，日本外务省与美国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来往电报的数量剧增。檀香山是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所在地，著名的珍珠港就在檀香山的旁边。珍珠港是个便于防守的天然良港，当时美国太平洋空军和舰队司令部都驻在这里。池步洲所破译出的六十多份密电，内容总的是日本外务省要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报告：1.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军舰艇的总数以及同类舰种的数量和舰名；2.美军舰艇和航空母舰停泊在珍珠港的位置及进出港的时间；3.一周中哪一天美军停泊在珍珠港内的舰艇数量最多；4.珍珠港内美军官兵上岸和下海的时间和规律，特别是星期天美军官兵休假的起止时间；5.收集夏威夷的气象情况等。池步洲觉得这些情况很重要，就把破译出的电报交给了当时还管着他的霍实子。霍实子也非常重视这些电报，他要池步洲继续密切注意日本方面有关珍珠港的往来密电，并要池步洲每个月专就此事写出报告。然后，由霍实子再将这报告转报蒋介石的侍从室。
此时，中国方面已经预测到日本将对珍珠港有所行动。
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又破译了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的特级密电。日本外务省与驻各国使领馆之间的密电有通用型的和专用型之分，池步洲破译的这份特级密电用的是日本外务省与驻美大使馆之间专用的密电码。这份特级密电的主要内容是：
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
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迅速把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
三、帝国政府已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断然行动。
根据此份特级密电，并综合了以往破译的密电内容，池步洲判断日、美开战在即。池步洲还估计，日本发动战争的时间应在星期天，要突然袭击的地点很可能是珍珠港。日本和美国一旦开战，对缓和中国战场上的压力和对中国抗战取得胜利，分明是有极大的好处的。这样的消息，正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期盼的。为此，当池步洲明确了密码的翻译内容后显得异常兴奋，他马上把译出的电文拿去给霍实子看，同时说了自己的判断和估计。霍实子听后频频点头，连声称是。也许是这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霍实子当即提笔在译出的电文上签署了意见：“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经我驻沪陆、海、外三方乘出云旗舰到吴淞口开会，已作出决定，饬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码电报本子。’说明日寇已决定对我国发动全面战争。现日本外务省又同样饬令日本驻美大使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子，这就可以判明日本快要对美发动战争了。”霍实子签署完意见后，一刻也不敢怠慢，跑步把译出的电文送到了毛庆祥的办公室。毛庆祥看完后更不敢耽搁，立刻亲自送到了蒋介石处。蒋介石看了译出的电文后，一面口头嘉奖“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的工作成效，一面要毛庆祥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联系将此情报迅速转告美国方面。由于毛庆祥从来没有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联系过，为此他找到了戴笠，由戴笠把日本要袭击珍珠港的情报转发给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肖勃。身为武官的肖勃其实是军统局美国站的负责人，他的言论举止肯定是站在军统局的立场上。所以，当美国在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后，向肖勃查询是谁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时，肖勃为军统局说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更何况当时确实是戴笠向他提供了这方面的情报。因此，长期以来不论国内还是国外，都认为这是军统局的人员所破译，这无疑给戴笠和军统局的脸面上贴了金，而池步洲渐渐地被人遗忘了。
被人遗忘的池步洲，却永远地记住了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的情景。
有一段时间里，池步洲甚至怀疑自己所破译的情报是否真的告诉了美国政府。为此，池步洲多次地追问过，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美国政府为何对此无动于衷呢？除了上面已说到的美国人不相信中国人破译日本人密电码的能力外，池步洲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搜集过西方媒体的报道，说的最多的是“忍痛牺牲论”。因为，池步洲所破译出来的日本外务省与驻美国大使馆和檀香山领事馆之间的这些密电，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军事常识的人，也不会看不出日本的企图，也绝不会不作任何的防范。而当时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面对被摧毁的军港和数以千计的死伤军民，不能仅仅以“疏忽了中国的警告”而就能交待得过去的。于是，有人在罗斯福的日记里寻找到了答案。罗斯福在日记里写道：他之所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事上“装糊涂”，完全是因为众参两院迟迟不肯通过对日宣战的提案，他只得采取了“断臂战术”，以牺牲局部来换取国会的举手通过。可以给罗斯福日记里所说的“牺牲论”作旁证的是：第一、美国国会尝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保持中立两边卖军火趁机发财的甜头，确实不愿参战；第二、美国海军原本驻珍珠港的航空母舰有三艘，可日军偷袭珍珠港时竟然神奇地一艘也不见了。这些航空母舰都到哪里去了？如果说罗斯福总统日记里的叙述不错的话，那么只能说他不愿牺牲太大，事先悄悄地调走了。
这能自圆其说吗？只有天知道！
但是不管历史的真实如何，后人的评说又是如何，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立即对日宣战，并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这总是事实。而且这事实，使正在苦苦抗击日本军队的蒋介石有了喘息的时机，也给戴笠提供了与美国人合作的机会。
正是与美国人的合作，戴笠终于走到了他一生最得意的时候。
第六章 戴梅合作 享誉美利坚
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三天，军统局所属的“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了几份从越南西贡起飞的日本轰炸机上发回西贡空军基地的电报。其中有一份电报说：“我飞机已飞临×地上空（距新加坡百余海里外），英海军舰只正向南移，我第一批轰炸机正开始向主舰‘威尔斯亲王号’攻击，已炸中舰面。英舰高射炮火力微弱……”另一份电报说：“‘英威尔斯亲王号’锅炉被击中，引起弹药库爆炸，逐渐沉没。英‘却敌号’亦被炸沉……”戴笠得到这些情报后，立即呈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马上叫下面的人，打电话通知了英国驻华大使柯尔。柯尔接电话后根本就不信，连连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在中国人面前，英国人有时比美国人还要傲慢。在柯尔的眼里，中国破译密电的技术是不值一提的，更何况“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是英国最新和威力最大的两艘军舰。其中“威尔斯亲王号”的排水量5万多吨，时速30海浬，舰甲板共有3层，舰上配有10门14吋口径的大炮和16门高射炮，还有30多挺高射机枪及4架飞机，前不久还在南美的乌拉圭外海击沉了德国的俾斯麦号战舰。像这样一艘被英国人称为“炸不沉”的战舰，柯尔是怎么也不会相信会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沉的。为此，他放下电话后根本就没有当回事，甚至有些怀疑中国人的用心。可是，第二天柯尔从英国政府发来的电报得知刚派到远东的“威尔斯亲王号”确实已经炸沉，这证实了中国方面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
柯尔在震惊之余，连忙打电话向中国有关方面表示致谢。
当柯尔将此事向国内汇报后，英国政府当即决定在中国设立中英情报研究所和建立一支游击队，由中国出人，英国负担经费和武装。蒋介石对此也深感兴趣，就把此任务交给了戴笠。英国人是否真的对中国的情报研究有兴趣戴笠心里没有数，但通过合作达到保护他们在远东的利益是很显然的。戴笠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他把发展自己的特务武装与英国人的合作联系到了一起。于是，戴笠急令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围龙，赶到重庆与英方代表谈判，并很快在重庆小龙坎成立了“中英合作情报研究所”以及“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由周围龙任司令，同时由周围龙牵头举办了西南游击干部培训班，重点培训由英国远征军蒙巴顿元帅派来的40多位英军年轻军官，为日后中英合组的游击队做准备。其实在这之前，戴笠的军统局已与苏联方面进行过合作，建立了中苏情报合作所。也由苏方提供主要的电讯器材，主要侦收和研究日本军队的电讯密码。后因德国对苏联发动了战争，苏方无暇顾及，加上苏方提供的电讯器材不够先进，合作也就逐渐地停止了。也许是有了这方面的教训，在与英国人的合作上进展始终不快，而且戴笠全让周围龙去与英国人接触很少自己出面。这并不是戴笠担心与英国人的合作也会与苏联合作那样不了了之，而是此时美国人向他伸出了要求合作的手。
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中国军队几乎所有的机构中都有美国的顾问从中主持和操纵，只有戴笠所管辖的情报机构与美方没有任何关系。这对戴笠来说无疑是件憾事，他为此曾多次示意在美国的肖勃，要他动用所有关系以引起美国情报部门的注意。戴笠当时主要的想法，就是想用美国的势力和技术来充实军统的武装和所用电讯器材上的不足。肖勃应该说是非常努力的，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过后仍然没有任何结果。使戴笠没有料到的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却帮了他大忙，美国人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了。
美国海军部情报署是首先对戴笠感兴趣的。
戴笠是从肖勃那里得知此消息的，接着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按照国内的指示也上门来，话题就是肖勃已告诉过的：在对日作战中进行情报合作。戴笠对机遇的把握既敏感而又很有分寸，他明白上门来的迪帕斯虽然是照章办事，但迪帕斯对他戴笠的看法将直接影响到下一步与美方的合作。戴笠不想让机遇在自己的手里溜走，当晚他在曾家岩自己的公馆里宴请了迪帕斯并邀请了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和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等人作陪。席间，戴笠很少说军统的事，杨宣诚和周至柔说到军统的事时又恰到好处。所以，初次与戴笠见面的迪帕斯，对戴笠本人和军统局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过后，戴笠加紧了与迪帕斯的联络，同时密令肖勃抓紧时机在美国进行活动。因为此时蒋介石已向美国建议，成立中、美、英、苏等国的军事同盟，联合抗击日本军队。由于珍珠港事件的发生，美国此时已放弃了利用中国抵抗日本而自己不参战的意图，美国总统罗斯福很快同意了蒋介石的建议。
为此，戴笠感到如果再把握不住这次机会，就很难抬高自己和军统局的身价。就在戴笠焦急等待美国方面的消息时，肖勃来电说，美国海军出于战略考虑有意援建中国海军，决定派海军情报署的要员梅乐斯中校访华。戴笠还从肖勃的电文里了解到，梅乐斯来华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中国海军的现状，提出帮助建设中国海军的计划。尽管美国来人并不是为了戴笠的军统局，但他读着肖勃的电文，一个酝酿已久的念头油然而生了。是的，随着戴笠以及他的军统局的地位的越来越稳固，他内心里想的就不是仅仅当个特工头目了，而是要在蒋介石身后出现的最高权力的角逐中能有他说话的地位。然而要做到这点，必须手中要有兵权。也正因为这样，戴笠在发展特务武装上做了许多的努力，但这毕竟还不能成大事。于是，戴笠在好长一段时间里考虑如何能打进军界去，以争取自己的地盘，但这又谈何容易。陆军素来是黄埔系的天下，前有何应钦“一夫当关”，后有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三强鼎立”，不可能有他戴笠的立足之地。至于空军向来由宋美龄“主持”，他戴笠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与“夫人”去争高下。余下的就是海军，海军司令是陈绍宽，这个人没有后台也不讨蒋介石喜欢，戴笠觉得只有在这里可作些努力。可以说在这之前，戴笠在插手海军的事务上曾动过多次脑筋，但都由于时机还没有成熟也就没有去实施。
此刻，美国海军情报署的梅乐斯要访华，戴笠认为这正是天赐的良机，一方面可开展正常的情报合作，另一方面他可依靠美国海军的力量支持自己出掌海军大权。为此，戴笠明白把来访的梅乐斯紧紧地控制住至关重要。
戴笠缜密地拟定了自己的计划。
按一般的外交惯例，美国海军派出的代表应由中国海军部门负责安排和接待，如果这样的话，戴笠的计划很有可能落空。所以，戴笠一再地密令肖勃，要他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的便利身份加强与梅乐斯的接触，至时陪同梅乐斯来华访问，并具体安排梅乐斯的访问议程，切断梅乐斯与中国海军司令部方面的联系。接着，当梅乐斯访华的公文从外交部转到军委会一厅，军委会一厅正准备转到海军司令部办理时，戴笠得知后抢先一步取走了公文，而后直接找到了蒋介石。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军统局的客人”梅乐斯将访华。蒋介石不明底细，加上此时蒋介石对戴笠是最信任时期，也就把接待梅乐斯的公文批转给了戴笠。
1942年4月底，梅乐斯起程来中国了。
当梅乐斯在肖勃的陪同下到达重庆后，戴笠以军统局的最高规格安排和接待梅乐斯，并通过肖勃明确地告诉梅乐斯：“在中国这块地盘上找陈绍宽没有用，他老了，不行了。要搞海军，我来做，首先从人做起。”梅乐斯来中国之前，已经知道戴笠这个人了，这主要是肖勃从中起了作用。肖勃曾对梅乐斯说：“戴笠将军是蒋介石委员长幕僚中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是个很好的人完全可以安排你在中国的一切，也只有在戴笠将军的协助下你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肖勃的这些话很起作用，所以当戴笠说了上面那段话后，梅乐斯一点也没有奇怪的感觉，反而觉得戴笠是个非常爽直的人。结果，梅乐斯在整个访问期间，只是礼节性地与陈绍宽见了3次面，其余时间全由戴笠陪同着，包括梅乐斯拜见蒋介石、参观军统局的下属单位和游览重庆和西安的风景名胜等。
梅乐斯此次访华有一个实地视察中国沿海海湾和东南沿海军港的计划，中国海军方面已安排好人员准备陪同前往。但此时的梅乐斯对戴笠已是十分信任，已不把援助中国建设海军的计划放在心上，更不把中国海军司令部的安排放在眼里。为了能在面子上过得去，梅乐斯只是跟着中国海军司令部的人员走了几家水雷厂就草草了事了。不过，梅乐斯对去东南沿海仍兴趣很浓，因为来华前美国海军部要他在这一带寻找可靠位置，以便为美国海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准备。当梅乐斯将此意思告诉戴笠后，戴笠不但答应了梅乐斯的要求，而且还愿意陪梅乐斯前往。梅乐斯见戴笠如此干脆有些出乎意料，望着戴笠好长时间不知说什么好。其实，梅乐斯不知，在他来华之前戴笠就已准备去东南沿海一带。主要原因是“中英合作情报研究所”英方要技术控制权没达目的后，拒绝提供原来答应的物资和器材并撤走了所有的人员，使蒋介石同意建立的“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成了空架子。戴笠自然不愿放弃已经批准的特务武装机构，他下令在东南沦陷区内的特务武装——便衣混编队，全部到江西的上饶集中，而后将他们全都编进了“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尽管此事已经办妥，但戴笠心里还是有些放不下，再加上潜伏在上海和南京的军统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他原本早就赶赴东南沿海一带处理这些事务。由于梅乐斯的到来，戴笠只好推迟了自己的行程。
没想到梅乐斯也急着要去东南沿海，这刚好与戴笠不谋而合。
由于从重庆到东南沿海要途经好几个省份，而且其中有些已陷入敌人之手，戴笠带着梅乐斯经化装后，潜越了多道封锁线后才到达闽浙沦陷区考察。这期间，戴笠在福建的浦城召集了一次军统各潜伏组织的负责人会议。会上，这些负责人根据梅乐斯提出的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梅乐斯听后非常满意，对军统的工作效率和能力大大嘉奖了一番。其实，戴笠离开重庆前已电令东南沿海的各潜伏组织，告诉了梅乐斯到后所要了解的主要问题，这就使辛苦而来的梅乐斯有了满意的答复。在浦城的第二天，戴笠接到情报说日本的飞机要来轰炸县城，他立即与梅乐斯驱车到城外的田间躲避。果然，没一会有十多架日本人的飞机来浦城上空轰炸。过后，梅乐斯对戴笠说：“你们的情报很准确。”戴笠要的就是这句话，他清楚梅乐斯能说出这样的话，这说明军统局的实力已经在梅乐斯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于是，戴笠通过翻译对梅乐斯说：“你们美国希望在中国做的许多事情，比如像气象的报告和海上军舰、飞机的指示，以及掌握敌军的行动意向与作战活动情报等，这些都要有人来操作和保护。所以，我希望你们美国能给我装备，让我训练5万游击队，这样就有人来保护你们美国军人作业了。同时，还可以利用这游击部队打击日本军队。如果美国允许梅乐斯先生接受中国军队任命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共同来运用这支游击队。”梅乐斯明白了戴笠说话的意思后，认为戴笠的要求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也可以为日后美国军队在中国的登陆创造条件，为此他答应回美国后向海军部汇报。
此后，戴笠因有要事赶回重庆，由他手下的人继续陪同梅乐斯在东南沿海一带考察。梅乐斯在实地勘察了多处地区的地形后，拍摄了许多的照片，还收集了很多关于水文和气象方面的资料。考察结束后，梅乐斯已深切地认识到，要完成美国海军部的任务只能和戴笠合作。
梅乐斯回到美国后，已不提如何援建中国海军的事，而是在海军部和情报署汇报到中国考察后的情况时，一再说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是个强大的特工组织，其组织遍布中国城乡的每一个角落和世界的主要国家。梅乐斯说的最多的是戴笠个人的能力，其次是军统局在电讯方面的力量和破译技术上的先进性。为此，他极力主张与中国的军统局进行情报合作，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梅乐斯的主张赢得了海军部和情报署许多人的赞同，为此当他将再次去中国对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进行考察的计划报上去后，很快就获得了批准。
1942年的秋天，梅乐斯又一次来到了中国。
这次，梅乐斯是带着美国海军情报署的十多个特工人员一道来的。这些同行的人员中，大多数是电讯技术专家，主要是来与戴笠的军统局进行密码破译技术方面的合作的。说是合作，其实这些美国海军情报署的人就是想搞清楚军统局的人，是用何手法破译了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码的。对这点戴笠心里有数，为此他让魏大铭非常热情地对待这些美国人，但就是不涉及破译日本密电的核心内容。由于梅乐斯此次来有自己的任务，对美国海军情报署的特工人员是否了解到了事实真相很少过问。因为美国迫切需要的是在中国的沿海建立情报组织，搜集有关日本军队动向的情报，特别是要把气象资料提供给美国海军，以有利于美国军队在太平洋区域的作战。为此，梅乐斯到重庆后，找得最多的是戴笠。
通过第一次与戴笠的接触，梅乐斯完全明白只有戴笠才能帮美国人完成在中国所要做的事。戴笠的心计大都来自于他的敏感，当他从梅乐斯谈吐中感觉到美国人真的需要他时，戴笠与梅乐斯说出了早就想说的话：“只要我当了中国的海军司令，你们美国人所要办的事可能会更方便。”这话是戴笠在没有其他人在场时与梅乐斯说的，尽管梅乐斯没有当即说什么，但对戴笠的心情表示了理解。为此，当第二天梅乐斯在与中国海军司令部的一位官员见面时，就直言不讳地说：“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对陈绍宽将军不信任了，我看是要另换可以信任的人吧。”梅乐斯的话让中国海军司令部的那位官员有些摸不着头脑，但这话传到戴笠那里后他对美国人似乎更有底了。
不过，此时中国海军司令陈绍宽从梅乐斯的话里听出了些名堂，尽管梅乐斯对他和中国的海军表现出相当的冷淡，但为了中国海军的地位，陈绍宽仍然希望能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于是，陈绍宽亲写请柬邀请梅乐斯到海军赴宴。但此时此刻的梅乐斯已完完全全地成了军统局的客人，陈绍宽的请柬发到军事委员会二厅后马上被退了回去，理由是请梅乐斯赴宴须军统局的戴笠批准才行。陈绍宽秉性刚直，吃了这个闭门羹后不再理会梅乐斯。
从此，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部没有了更深的关系，而戴笠却如愿以偿地把梅乐斯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里。而梅乐斯在与戴笠和军统局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和深入的洽谈后，他还到军事、行政和外交等部门对军统局的情况作了全面的了解。在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和数据后，梅乐斯在重庆就起草了给美国海军部的报告，他对戴笠的军统局主要印象有三个方面：一.军统局无线电设备虽然受条件限制够不上一流水平，但制度管理好效率高。尤其是军统局的密码破译技术确有先进之处，在有些方面比美国的经验还要丰富；二.军统局在中国沦陷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布置有强大的力量，对日本军队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这对美国海军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三.军统局是个庞大的特工组织，几乎控制了国民党政府所有重要的部门，通过军统组织可以窥视到蒋介石统治幕后的所有秘密。
就在梅乐斯完成这份报告的同一个时间里，美国16架Ｂ—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首次对日本本土东京等地进行了轰炸。完成任务后，原预定到中国浙江的衢州机场降落。但由于对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气象和地形等资料不熟悉，飞抵浙江上空后因风雨交加一时找不到机场，在所有的飞机燃尽油料后机上人员只得弃机跳伞。结果75名机上人员中，67人被中国军民救起，另有8人落入日本军队的手中并很快被杀害。这事对美国海军的震动很大，为此当美国海军部收到梅乐斯的报告后，很快被转报给了总统罗斯福。
美国海军决定，加快与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的实质性合作。
1942年12月下旬。
梅乐斯根据美国海军部的指示，在重庆杨家山的戴公馆正式向戴笠提出，由中美双方共同成立一个情报机构，这个情报机构的名称叫“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梅乐斯要求通过这个情报机构，要军统局在配合美国海军方面做到：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所有情报；协助美方在中国沿海及内地指定地区建立气象和水文研究机构及无线电台；美方人员在中国如有失踪及死亡或有意外事件发生时，军统局应设法寻找和救护。作为合作条件，梅乐斯答应戴笠，美国海军方面将无偿供给军统局必要的武器、无线电和气象器材、交通及医药器材等。当戴笠把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计划报给蒋介石后，蒋介石并没有马上批准。蒋介石对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大规模开展中美之间的情报合作活动是支持的，他也希望这种合作能不断扩大和加强。但是，蒋介石对戴笠与美国特工间的合作又带有一种警惕的心理。对美国人企图直接控制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重要机构，蒋介石一直是心中有数的，而且始终是高度警觉的。此刻，美国方面主动上门来要与戴笠的军统局合作，他们会不会另有所图呢？虽然，在这期间戴笠向蒋介石作了许多的解释，甚至戴笠还让宋子文帮忙出面讲话，但并没有减轻蒋介石内心的疑虑。这并不是说，此时蒋介石已看出了戴笠个人企图，而他对美国人的过度热心确实有些不安。不过，此时此刻的蒋介石非常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抗衡日本军队，考虑再三后，还是在戴笠递交的计划上签了字。过后，国民政府于1943年1月正式行文，批准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按照原先的商定，戴笠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梅乐斯为副主任。
1943年4月15日，在重庆缫丝厂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大礼堂，中美之间举行了签字仪式。美国方面除梅乐斯外还有美国海军部部长等人，罗斯福总统也派来了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斯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中国方面原定由外交部长宋子文和戴笠共同主持签字仪式，后因宋子文临时有要事不能出席，改派外交部常务次长胡世泽参加，这无意中形成了中美两国参加人员在规格上的不平等。宋子文当时是否真的有要事没人能知道，但他确是在接了蒋介石的电话后才临时缺席的。不管怎样，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这次中美间的合作确实有着复杂而又微妙的心理。其实，按原来戴笠和梅乐斯的意思，为了保密起见，彼此之间秘密合作就行了，无须正式签订什么合同。因为所有合同的内容，早在梅乐斯考察东南沿海期间及他返回重庆的那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已经确定下来并已付诸实施。
那么为何还要搞个合同签订仪式呢？
原来，当时梅乐斯到东南沿海考察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曾派人陪同，这人叫鲁赛。鲁赛不但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的耳目。他随梅乐斯东南之行期间，不仅对梅乐斯与戴笠秘密达成的协议一清二楚，而且对戴笠在中国的地位和实力也有了相当的了解。回重庆后，鲁赛立即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向杜诺万写了详细的报告。杜诺万原为美国军方情报协调处处长，珍珠港事件后该处改组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杜诺万自然也就成了局长。此人不仅野心极大，而且有严重的妄自尊大的“白人至上”的种族偏见。他得到鲁赛的报告后，便一心想把美国海军部与中国军统局组成的中美合作所，置于战略情报局的领导之下。杜诺万采取的第一步骤就是要说服海军部，同意让梅乐斯兼任战略情报局驻远东的代表，企图借梅乐斯之手，达到由战略情报局控制“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目的。杜诺万采取的第二步则是要美国陆军方面直接与梅乐斯交涉，由陆军派教官来华协助军统局训练游击队。与此同时，杜诺万还乘美国副总统访华之际，派进一些美国特务，企图在中国西北地区另建据点，而且还私拟了一份“神龙计划”想与戴笠合作……然而，由于戴笠和梅乐斯有协定在先，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目的是配合美国海军对日作战，为日后美国海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做准备。所以，杜诺万所有的计划都分别被美国海军部、梅乐斯和戴笠否定了。
杜诺万仍不死心，他利用美国海军部与陆军部多年来存在的矛盾大做文章。他一方面怂恿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及陆军中印缅战区司令史迪威，让他们出面要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美方人员划归中印缅战区司令部管辖。另一方面，杜诺万在美国军界大肆宣扬说中美合作的业务控制权由中国人掌握不是明智之举，言外之意就是应该由美国人领导一切。杜诺万的举动无疑对戴笠和梅乐斯已经开始的合作是一种干扰，为了避免再次受到杜诺万的干扰，戴笠和梅乐斯决定正式起草一份合作协定，交由中美双方的首脑签署。可是按照美国的法律，凡由总统签署的涉及外国政府的文件，均需参议院先同意。此事在美国海军部长这里当然没有异议，可是到了马歇尔那里问题来了。他不但迟迟不肯签字，而且电告史迪威说：“由于战略情报局的工作遍及世界各地，分别隶属各战区司令官之下，因此联合参谋本部考虑，中美合作协定内容应为，梅乐斯及其率领的美方人员归属阁下系统，戴将军所率的中方人员归蒋委员长节制。”在马歇尔看来，同意戴笠及中方人员归蒋介石节制，就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而史迪威，又是个最藐视国民党的人。因为他曾在中国待过好长一段时间，所以懂中文，会讲中国话，被美国人称为“中国通的中国通”。也许正是史迪威对中国了解的太多了，他始终看不起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国军队中的高级将领。珍珠港事件后，史迪威作为美国总统的代表来到中国。此时，他还兼任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总司令和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到中国后，就向蒋介石提出正在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要由他全权指挥。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傲慢无礼非常生气，但又急欲借美国人的军事和物质力量来打败日本军队，所以表面上同意他提出的要求，暗地里却坐在重庆遥控着中国远征军。为此事，史迪威气得大骂蒋介石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
不过，史迪威收到马歇尔的电文后并没有意气用事，他觉得如果美国通过中美合作完成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任务的话，让戴笠为主任控制业务管理上的权力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史迪威也清楚在中国的许多事情上如果得不到戴笠的首肯，就很难行得通。惟有让史迪威不赞成的是，梅乐斯帮助戴笠训练特务武装，进行游击战争。恰逢此时，史迪威指挥的部队在缅甸战场被日本军队击败，致使整个缅甸失陷。这时，美国国内有篇评论文章说：“……日本在缅甸的战斗部队不过四五万人，所以缅甸失陷不过是使日本可以多调动5万人以内的部队来对中国作战。但是整个中国失陷了，则将有100万以上的日军可以抽调出来，进攻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夏威夷乃至美国的太平洋海岸。5月间，仅在中国金华一地集结的日军，就多于缅甸战场的日军人数的两倍……”为此，梅乐斯就拿着这篇评论去找史迪威，向他说明在中国东南沿海训练特务武装并进行游击战的重要性。史迪威听后无话可说，尽管心里仍然不满意梅乐斯和戴笠间的合作，但他已提不出反对的理由。于是，史迪威给马歇尔发去电报说：“如果按将军所言‘分而自之’的话，我们将无法获得戴笠将军的合作。戴笠是个极端保守和极端多疑的人，他绝不会允许自己与梅乐斯之间再有个第三者……”马歇尔对史迪威一向信任，既然史迪威不同意“分而自之”，他也不再坚持。但马歇尔仍旧坚持把中美合作中的美方人员及梅乐斯，作为史迪威管辖下的一个海军组。不过，该海军组在中美合作中无须受史迪威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领导。这样，戴笠和梅乐斯拟定的合作协定很快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批准，也就有了中美之间在重庆签订合作协议的仪式。
但是，美国内部的争斗并没有结束。
缅甸战役失败后，史迪威与蒋介石在对日作战、美国援华物资的分配和国共合作等方面，都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在蒋介石的施压下，罗斯福总统只得召回史迪威，其位置由魏德迈将军继任。魏德迈到中国后，对美国海军部与中国军统局的合作仍然成见很深。他对“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主任一职由中国人担任很不满，并坚持“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必须受他的指挥。当这要求遭到了梅乐斯和戴笠的反对后，魏德迈以辞职相威胁。美国参谋本部在协调无用的情况下，只得发布命令：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工作的美军人员，自梅乐斯以下均接受魏德迈指挥。对这样的命令梅乐斯表面上是无法抗拒的，但实际上仍然是我行我素，根本就没有把魏德迈放在眼里。魏德迈对此毫不犹豫地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进行报复，即严密控制空中航线，使美国海军每月提供给“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一百五十多吨物资，连半数都到不了中国。美国海军无奈之下只好自己组织飞机和车辆，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运输物资。但这也被魏德迈坚决地阻拦了。美国海军部愤怒之下，表示要用军舰先把给“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物资运到印度，再经雷多公路运往重庆。但要真正做到，实在不是件易事。美国海军部原准备调往“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工作人员为三千多人，因为得不到魏德迈的支持，有两千人左右滞留在印度，不能飞越驼峰。直到抗战结束，又由印度返回了美国。为了能得到美国陆军和空军的支持，美国海军部要梅乐斯整理了与中国军统局的合作成果，准备在国内外的报纸上发表，结果遭到了美国国内主持军方新闻发布机构的反对。梅乐斯知道此事后气得发抖，准备在重庆举行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揭露魏德迈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上所做的不道德行为。此事，被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察觉，美国政府担心梅乐斯如此下去会损害美国利益和形象，就以梅乐斯神经错乱为由，派人把他押回了国内。
戴笠在这场美国内部竞相争夺与军统的角逐中，本来完全可以保持沉默，因为不管美国方面的结果如何，最后得利的还是他戴笠。但由于戴笠与梅乐斯事先已有了较好的私人关系，并有通过美国海军支持他出任中国海军的默契，所以不论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都站在美国海军一边。据说，当时美国战略情报局杜诺万为了争得与军统局的合作，来中国找过戴笠。在酒会上，杜诺万离座举杯与戴笠走到一旁交锋了起来。杜诺万对戴笠说：“如果你在与美国海军部的合作中，阻碍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在中国搜集情报，那么战略情报局将单独行动。”戴笠听后微微一笑说：“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话，那我会杀死你们所有的人。”杜诺万也笑着回敬说：“你若杀死我手下一个人，我会杀死你一个将军来抵偿。”戴笠的脸上顿时没有了笑容，声音冷冷地说：“你不能这样与我说话。”杜诺万毫不犹豫地回话说：“我就是这样对你说话！”是否真有这场针锋相对的对话已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样,通过这场美国内部的角逐，使更多的美国人知道了戴笠。
是的，戴笠成了最大的赢家。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后，戴笠下令把重庆磁器口的钟家山一带划为禁区。这禁区的范围大约有十多公里，包括渣滓洞、白公馆、梅园等地也均列入了禁区。禁区内先后建有能使1000多名美国特工人员生活的宿舍、办公楼、大礼堂、军火库和监狱等，整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人员在不长的时间里达到了6000多人。美国海军方面也按照戴笠所提出的要求和开具的清单，很快运来了中小吉普车200多辆和十轮大卡车2000多辆。过后，又先后向军统局提供了可建156座气象台的器材设备，可供1000张病床使用的全套医疗设备和药品，调拨了9000余吨的特工器材和武器。这些全由美国海军无偿地赠送给军统局，这大大缓解了军统局因经费紧张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也有利于中美之间合作的全面展开。
戴笠完全明白，要想通过这种合作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就要更多而又准确地获得日本军方的情报。为此，在他的策划下军统局在利用沦陷区潜伏的特工网络和一批汉奸的关系外，还在越南、泰国、缅甸、菲律宾、新加坡和印度等国家设立了工作站，通过美国提供的电台日夜侦收，搜集到了大量质量较高的日军情报。这些情报，通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很快转报到了美国海军部，对美军的作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4年8月，美军就是根据“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提供的情报，奇袭了日军的塞布基地，一举击毁了日军飞机70多架和军舰11艘，从而保证了顺利进驻菲律宾。同年10月，日军集中了一部分海空军，企图固守雷伊泰岛，待机夹攻美军。其中一路舰队，在穿越海峡时被“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侦悉。美军据此发动了突然袭击，整个舰队除一艘巡洋舰负伤脱逃外，共击沉航空母舰4艘，驱逐舰4艘，其它战舰两艘。此外，美国海军还利用“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提供的情报，顺利地击沉日军大型军舰有20多艘，所击沉的小型军舰和货运船只也就更多了。抗战结束前，美国海军部在一份总结性的材料中写道：“中美所（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在中国沿海岸地区的侦察人员，在帮助美国潜艇对日本航运的攻击中也贡献很大。他们经常将日本船只的行动探查确实后，迅速报告给合作总部。美潜艇即根据此项情报，能按时出击，在预知地点将航行船只击沉。”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与美国打了几次海战后损失惨重，就把剩余的舰只隐蔽了起来，准备休整后再作最后的挣扎。美国海、空军联手欲将其消灭，可是多次侦察后就是找不到目标。后来还是军统局搞到了准确情报，原来日本把那些军舰伪装成了一个岛屿。美军轰炸机按照这情报，把那“岛屿”夷为平地。事后知道，此次轰炸共击毁日方大小舰只八十多艘，还有飞机二百多架。
为此事，美国总统罗斯福还专函，向中国表示感谢。
于是，就有了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向参加会议的蒋介石提出，他想见戴笠。在美国人的眼中，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是无能和低效的，而戴笠的军统局以极高的工作率，给美国在军事上带来了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这不能不使美国人另眼相看。所以，美国总统想见戴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至于当时蒋介石是如何答复罗斯福的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戴笠至死也没能与罗斯福见上面。
不过，戴笠更多的心事是在利用美国人的钱和技术上，来加速训练和发展自己的特务武装上。当时，在梅乐斯的努力下，美国人帮戴笠开办了各类特种技术培训班20多个。特别是对戴笠手下的5万多忠义救国军进行了全面的正规化训练，并全部配备了美国的武器。过后，戴笠继续在帮会和三教九流中招兵买马，利用美国人的训练方式和武器装备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特务武装。到抗战结束前，军统局的内外勤职业特务已有20余万人，拥有的各类特务武装也接近20万。据军统局的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戴笠用手中掌握的特务武装，共对日伪军突袭2814次，击毙敌方人员18000多人，击伤6000多人；炸毁火车机车490多辆，火车车厢1600多节；摧毁汽车500多辆，飞机70多架。应该说，对这个结果蒋介石是满意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个满意的结果，戴笠在事业上达到了他最得意的时期。
但戴笠绝不会想到，此时的蒋介石已对他有些不放心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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