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沉思： 回顾沧桑变迁
杨斌著作《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节选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从饱受同西方列强侵略掠夺的屈辱经历，深知西方宣扬的自由主义理论是不现实的天方夜谭，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更加准确地反映了现实世界。但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感受发生了变化。昔日敌视、傲慢、封锁遏制中国的帝国主义，仿佛变得友善、不吝啬并主动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慷慨地资助中国人访问并学习西方国家的经验，列宁论述的贪婪、腐朽的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变成了令人羡慕的“美欧发达市场经济模式”，被某些著名经济学家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方向，中国人在长期斗争中相信的马列主义，不言而喻在某些人眼中已经过时、失效了，有些人不仅丧失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甚至还重新发掘历史材料的蛛丝马迹，为当年西方列强掠夺和日本侵华大屠杀翻案。
十年前，该章结合中国面对改革道路的现实抉择，回顾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论述了人们历经曲折产生的种种疑问困惑，指出如何看待历史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对于帮助广大干部、群众认识中央强调的“六个为什么”，捍卫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成就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古人云“亡人国先亡人史”，美国实施扩大经济文化交流的“缓和”战略，也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攻击性的“攻心战”，隐含战略目的是误导人们无法正确看待自身历史，动摇人们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心，前苏联领导人正是误入了美国“攻心战”的陷阱，无法正确看待历史和选择改革道路，才导致了制度解体、经济衰败和国家分裂。 2010年新年前夕，笔者有幸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列宁专题文集》出版座谈会，聆听中央领导同志发表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的讲话倍感鼓舞。党中央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搞资本主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而不搞私有化，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而不搞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坚持走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道路不动摇、不走回头路。这意味着中国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正日趋成熟坚定，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彰显“中国模式”优势后，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宪政改革”、“华盛顿共识”正丧失诱惑力。中国必须清醒认识到美国“软战争”的意识形态攻击性，才能成功抵御美国“攻心战”并避免重蹈前苏联覆辙。
有些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非常羡慕所谓“美欧市场经济模式”，就积极宣扬美国推荐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将其视为中国推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模式，殊不知自己应邀访问西方看到的富裕景象，其实完全不能归功于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而应归功于西方国家在社会主义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借鉴马克思主义而非依据凯恩斯主义理论，进行的违反垄断资本主义贪婪本性的社会改良。尽管二战后西方国家在冷战压力下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改良政策，包括国有化、金融管制化、政府干预和劫富济贫的财税政策，同“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取消政府干预和偏袒富人的财税政策截然相反，遭到哈耶克等著名新自由主义学者的激烈抨击，被贬低为浪费资源、效率低下甚至是“通向奴役之路”，但事实上，幸亏实行这些社会改良政策才挽救了资本主义濒临失败的命运，改善了旧自由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野蛮、丑陋形象，出现了资本主义诞生数百年以来历史上罕见的 “黄金时期”。十年前该章强调中国不可盲目羡慕美欧市场经济模式，同是美欧市场经济模式也有仿佛天堂和地狱般的巨大反差，必须严格区分社会改良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对于中国抵御美国在经济诱惑下竭力推荐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前，人类文明以及中华文明，都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经历了上千年的沧桑变迁，特别是二十世纪的社会剧烈动荡，走到千年之交和世纪之交的门槛，值得回顾一下历史的经验教训，展望历史转折关头面临的新挑战。
关于进入２０００年的世界前景，西方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世界将进入富裕和平的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将人类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跨越国界的一体化市场促进各国的和谐发展，仿佛了成了相互依赖共同生存的“地球村”；还有一种则认为意识形态的冲突，将让位于更加危险的各种文明的冲突，强者总是迫使所有受他们支配的人们，接受自己的文明准则和价值观念。
对于世界各国的善良人们来说，无疑会敞开胸怀拥抱前一种观点，而对后一种观点则根本不肖一顾，他们相信“冷战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世界已进入了“冷战后时代”，“缓和”已代替“对抗”成为历史趋势，经济全球化正促进各国的和谐发展，“和平与发展”乃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但是，善良中国人虽然喜欢祥和吉利，却在千年之交和世纪之交的时刻，看到的仿佛都是不吉利的凶兆，美国给世界送来充满血腥气的贺礼，先是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接着美国导弹野蛮夺去了同胞生命，美国还公开宣布了新干涉主义战略，赤裸裸暴露了谋求世界霸权的野心。尽管善良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迹象，似乎验证了文明冲突论的不祥预言，但是，他们却越来越紧密地拥抱着“全球化”，仿佛这是化解国际冲突的“灵丹妙药”。殊不知，“全球化”也并非什么新鲜事情，回顾历史就会清楚看出这一点。
一、 全球化对世界来说并不陌生
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曾是最富裕、强盛的文明，但是，它从来没有倚强凌弱谋求世界的霸权，而是以和平方式同各国进行着友好交往，但是，西方文明崛起的短短两、三百年中，却将弱肉强食的野蛮规则强加给全世界，将全世界各种文明都带入了危险境地。大英帝国凭借着工业革命和航海技术，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扩张贪欲相结合，率先四处侵地掠财建立了“日不落帝国”，众多西方列强紧随其后竞相效仿，世界仿佛变成了群狼激烈角逐的竞技场。尽管那时西方强加的“全球化”潮流 ，也曾伴随着科技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却给亚非拉众多民族造成了深重灾难。
今天，有些人将近代中华民族的不幸遭遇，归罪于自我“封闭保守”和儒家文化，但是，那时遭到不幸的又何止是中华文明？曾经一度灿烂辉煌的印度文明、埃及文明，甚至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希腊文明，也都在弱肉强食的文明冲突中惨遭厄运。难道说我们应该责怪这些文明都“封闭保守”，因而落后于“先进的、开放的”西方文明吗？“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乃是丛林竞争中猛兽奉行的残酷法则，难道居然也应该成为人类文明的准则吗？
非洲大陆据说曾经是人类的起源地，数百年前曾接待过文明、友好的中华使者，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以儒家的“仁义礼仪”，来对待相对落后的非洲文明和部落居民。但是，非洲随着西方文明到来却面临灭顶之灾，无数非洲黑人像牲畜一样被掳掠为奴。１９７８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召开专家会议，提出一份报告称在十五至十九世纪期间，非洲因奴隶贸易损失了两亿一千万人。奴隶贸易造成非洲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从１６５０至１８５０年间，欧洲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增长了２４％，而非洲人口所占比重却下降了５６％。仅１７８３至９３年的短短十年中，英国利物浦商人从西非运出奴隶三十多万人，获利一千二百万英镑。斯塔利亚夫在《全球分裂》一书中记述到，“先是从内地跋涉到沿海的旱路，继而是惊涛骇浪飘洋过海前往新大陆的中途转运，几经折腾，就断送了３６００万条生命。非人的拥挤，窒息的炎热，恶劣的饮食，奴隶苦不勘言，往往蹈海自尽”。［３２］
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据说是一万多年前的冰河时期，途经白令海峡迁移美洲的亚洲人种，他们虽然脱离了祖先文明的“束缚”，却遭到了更为悲惨的种族灭绝命运。印第安人曾友好地接待了英国殖民者，帮助他们适应环境度过最初的难关，但是，随着殖民者扩张欲望膨胀爆发了冲突。北美殖民当局一个立法会议曾作出决议，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骨或俘获一名印第安人，赏金４０英镑。１７２０年又宣布，每张头盖皮赏金增至１００英镑。１７４４年又在马塞诸塞州宣布，每剥一名１２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赏新金币１００镑，俘获一名男子赏金１０５镑，俘获一名妇女和儿童赏金６０镑，剥一名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赏金５０镑。就这样，随着崇尚自由的英国殖民者的带来，数千万印第安人不仅失去了自由，而且被残酷的屠杀夺取了生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英国统治着全球殖民帝国的时代，历史居然同今天有着惊人的相似。十八、十九世纪也曾经流行过一种时髦的潮流，叫做“世界主义潮流”， 也曾流行过一种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就是亚当·斯密创立的“自由贸易理论”。 英国大肆宣扬表面上关心全人类的“世界主义”，鼓吹通过“自由贸易”促进各国和谐发展，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凭借领先的工业实力独占世界市场。当时英国正借助“炮舰政策”向世界各地扩张，强取豪夺地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和资源，但是，英国统治阶层却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宣传，资助御用经济学家发明“自由贸易”理论，还通过“机密费”操纵世界各国的舆论，将其损人利己的政策包装成“世界主义”。
十八世纪，亚当·斯密发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时，曾获得了英国东印度垄断公司的积极资助，为摧毁英国工业品进入别国市场的壁垒，提供了迷惑社会舆论的强有力理论依据。当时代表大贵族利益的英国垄断公司，正凭借英国政府的坚船利炮四处掠夺，甚至干尽贩卖奴隶和鸦片的坏事，亚当·斯密无视英国垄断资本谋私的罪恶，却编造了一只美妙的“看不见的手”，宣扬私有产权不受限制地追求自身私利，自由市场经济却会自发地实现社会利益。亚当·斯密创立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不单纯是具有辩护色彩的“庸俗理论”，而且是具有强烈的“进攻性”色彩，为英国垄断资本谋求私利的隐蔽战略工具。
当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如德、俄、美等国，曾经因被英国所欺骗遭受了巨大损失。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曾崇拜亚当·斯密的学说，但是，德国工业遭到“自由贸易”扼杀的残酷现实，迫使他重新思考并创立了贸易保护理论。李斯特曾著书批评亚当·斯密，有意鼓吹忽略国家利益的“世界主义”，仅仅有利于少数强国而不利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美国的先贤华盛顿和林肯前总统，他们发动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也是为了反对英国的“自由贸易主义”。美国轻信英国宣扬的“自由贸易”时期，本国工业曾经长期一蹶不振，为了摆脱作为英国原料产地的依附地位，美国历史上曾同英国爆发过两次战争，英国为了扼杀美国工业和独占世界市场，曾对美国进行全球范围的封锁和围堵。美国、德国和日本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曾长期实行高关税政策保护本国工业，坚决反对英国损人利己的“自由贸易主义”。正是在这一盛行“世界主义”潮流的时代，中国被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大门，被迫卷入了西方主宰的全球化经济体系。
二、 回顾中华民族崛起的艰难历程
今日，有些中国人非常崇拜西方文明，羡慕其自由、开放和生活富裕，自卑自己祖先贫穷落后导致挨打，责怪儒家文化过于“封闭保守”。但是，海外华裔学者杨文静撰文指出，数千年的漫长历史岁月中，中华文明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方，比欧洲任何地区都富裕和开放。中国曾经同世界各种文明友好交往，通过历史悠久的古丝绸之路，开辟同阿拉伯国家和西方的贸易，唐朝曾有十万外国客商云集长安，还吸收了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又将汉字文明传播到了朝鲜、日本。显而易见，我们的祖先并非那样“自我封闭”，也没有自高自大地盲目排外。倘若西方传教士也像印度佛教徒一样，恐怕不会激起民间的义和团运动。
西方一些学者也撰箸写道，尽管进入工业革命时代，西方的生产力获得很大进步，但直到爆发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仍居世界第一，对英国的商品出口远远大于进口，甚至每年有上百万两白银贸易顺差。正是英国不愿遵循公平贸易原则，不惜大量从事肮脏的鸦片贸易，结果造成了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导致了大量白银外流和经济萎缩，民众沾染恶习社会动荡不安。当中国为维护民族利益禁运鸦片时，英国却使用武力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开放门户并索取巨额赔款。看到英国从中国掠夺了的巨大财富，众多西方列强垂涎欲滴纷纷要求利益均沾，一个曾经富裕、强盛的善良的文明古国，仿佛转眼间被一群猛兽撕咬得鲜血淋漓。自此中国根本丧失了国家主权，只好依照西方规定的游戏规则，纳入了西方主宰的“自由贸易”体系。
今天，当许多中国人羡慕西方市场经济，迫切希望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之时，旧中国一百多年开放门户的曲折历史，纳入西方全球化体系的痛苦经历颇值回味。近代史上，中国对于经济全球化并不陌生。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一直借助炮舰推行所谓“自由贸易”，强迫中国拆除阻碍商品、资本流动的壁垒，迫使中国接受西方列强倡导的经济全球化。旧中国曾被迫实行一百多年“开放的市场经济”，实行“国际接轨”并按西方“规范惯例”运作，西方跨国公司曾自由进入中国沿海和内地，旧上海曾是全世界的三大贸易金融中心之一，西方跨国公司、跨国银行曾云集上海外滩，各种商品、外汇、证券、期货市场一应俱全，其外汇金融市场交易和投机活跃的程度，仅次于英国的伦敦和美国的纽约。旧中国不仅早就有了“产权明晰”的私有制，而且还广泛实行公司制和股份制，旧上海的股票市场不仅买卖现货而且交易期货，不仅能买到中国股票而且还能买外国股票。西方跨国公司还在中国大量投资开设企业，遍布铁路、航运、工矿、金融、贸易等领域。
这种经济景象乍一看来，似乎接近眼下不少人追求的“规范市场经济”，但是，纳入当时西方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开放市场”，仿佛就像将羊的血管接在恶狼的身上，高效率地吸噬中国的社会财富和自然资源，无论是“产权明晰”的公司制、股份制，还是遍布旧中国大地的私有企业和跨国公司，不仅始终未能帮助旧中国实现工业化，倒是将劳苦大众置于残酷的剥削掠夺之中。西方金融投机家攻击东南亚国家的作法，其实并非是现代全球化经济的新发明创造，当年西方金融资本通过操纵旧中国外汇市场，从中国货币白银贬值中掠夺了大量社会财富，通过控制其他市场掠夺的财富更是无以计数。据有关史料统计，从１８６４至１９３２年间，按中国银元对美国比价计算，中国从货币贬值蒙受的损失，高达一百六十多亿银元的损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丧失了自主制订关税的主权，被迫将关税大幅度降低为几分之一，外国商品享受种种免税特殊待遇，而国内生产产品却面临种种苛捐杂税，民族工业因此遭到了沉重的打击。［３３］
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利用西方列强无暇顾及的喘息之机， 民族私有工业曾一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的跨国公司又卷土重来，加强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民族私有工业顿时陷入严重萧条之中；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垄断资本又图谋独占中国市场，利用大量过剩商品和军火向中国进行倾销，１９４６年中国沿海二十二个城市中，有６０％左右的民族私有企业停业破产，平、津两市民营私营工厂倒闭十之七、八，青岛的民营私有工业几乎全部歇业，沈阳三千多家公司中倒闭了两千多家。一百多年来，在西方倾销廉价优质产品的打击下，中国民族私营工业如同“风烛之光”，始终未能摆脱“危在旦夕”的处境。
许多中国人错误地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在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只要下决心实行开放的市场经济，同国际规范接轨并且按国际惯例办事，包括引进西方规范的公司制和股份制，纳入全球化的商品、资本市场体系，就能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实际上，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经历过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在西方控制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中，始终处于外围资本主义的从属地位，这种依附型的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民族私有工业根本无法获得充分发展，必然具有强烈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
旧中国20世纪三十年代著名人士章士钊先生，也曾提出不应信奉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而应实行德国李斯特的“保护主义”，无奈是否实行“保护”并非是理论上的失误，旧中国当时是西方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已经根本丧失了保护民族经济的国家主权。我们的先辈曾在资本主义道路上拼死挣扎，却始终未能摆脱民族生存面临危难的命运，为了动员广泛的社会民众挽救国家危亡，在革命事业中付出了数千万人生命的代价，推翻了万恶的依附型“开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换来了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应时刻牢记社会主义制度的来之不易，切不可轻率地回头去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课，也不应盲目轻信西方宣扬的经济全球化，主动放弃保护本国民族经济的国家主权。
今天某些人谈论中西方差距和改革面临的困难，总是将其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企业，将希望主要寄托于非公有制企业和“国际接轨”，但是，倘若我们回顾中国的近代史，不难发现旧中国早就有产权明晰的公司制、股份制企业，也有门类齐全的股票、商品、外汇、期货市场，外商投资、合资企业也曾遍布中国大地，但是，私人资本积累和工业发展速度非常缓慢，西方列强可以任意欺负、掠夺和侵略中国，民族私营企业只能在跨国公司占领市场的夹缝中苟延残喘。
由此可见，令人困惑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为何落后，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为何效率低下，而是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企业为何拥有如此巨大的优越性，实现了一百年来无数先辈梦寐以求的夙愿，雪洗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蒙受的奇耻大辱，根本摆脱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面临的威胁，这才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兴衰和改革成败，而又迫切等待国人解答的真正的谜。
为何旧中国既有“开放的市场经济”，又有“产权明晰”的公司制和股份制，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上拼命挣扎了上百年，工业基础和综合国力却非常薄弱，始终无法摆脱贫困落后和民族危难的局面？为何尽管西方列强长期封锁遏制新中国，计划经济存在着某些体制僵化的弊病，经济建设中还多次犯了左的严重错误，但是，新中国建设依然取得了巨大的辉煌成就，仅用三十多年就完成西方上百年的工业化历程，综合国力进入上百年来最强盛的时期，彻底摆脱了民族生存面临危险的局面？
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无数革命先辈抛头撒血，为我们赢得了保护民族经济的国家主权。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掠夺和索取巨额赔款，搜刮走了中国发展民族经济的资本积累，又通过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控制了中国市场，扼杀了中国民族私有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使中国经济陷入了一穷二白的落后境地。有人说，旧中国的经济落后是战乱不止造成的，甚至认为是人民的反抗斗争造成的，但回顾历史，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中，西方列强暂时放松了对华的经济侵略，恰恰是中国民族工业的短暂繁荣发展时期，一旦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垄断资本又卷土重来，中国民族工商业又纷纷破产倒闭。由此可见，在诱惑人“世界主义”和“自由贸易”幌子下，西方垄断资本进行的经济侵略，对中国民族工业的打击更甚于战争灾难。旧中国也曾有交易活跃的金融证券市场，也曾有“优胜劣汰”的破产兼并机制，那不过是西方金融投机家的赌博乐园，是跨国公司廉价吞并民族私有企业的血泪史。
三、 改革开放良好环境须饮水思源
现在人人皆知解放前后今非昔比，我国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许多人简单地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成就，都是“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带来的。回顾中华民族崛起的艰难历史，不难发现解放前也有“市场与开放”，而且甚至远远超过了今天，但是，广大民众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综观世界，不难发现俄罗斯的市场改革更为规范，对外开放也更为全面、彻底，但是，却深深陷入泥潭无法自拔。这些事实提醒我们，“饮水不忘掘井人”，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今日的经济建设成就，同无数先辈的英勇抗争，建国前三十年的艰苦奋斗，也同样是无法分开的。
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的经济差距，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闭关自守”造成的，倘若中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搞开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美国就会像对待台湾一样，扶植中国的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早在抗日战争的炮声隆隆，中国和美国作为盟国浴血奋战之时，美国的权威国际地缘政治战略家斯皮尔曼，在谋划二战后的远东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时，早已将中国列为重点的战略遏制对象。二战结束后，美国果然趁其它西方列强衰落之机，大举进军并企图全面独占中国的市场。１９４６年，美国一方面提供军火支持国民党大打内战，一方面胁迫其签订了卖国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规定在投资、贸易、航运、金融、教育等方面，美国人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国民待遇”。
随着中国向美国的商品、资本敞开门户，美国大肆倾销的质优价廉的过剩商品，当年中国民族私营企业就陷入灾难之中，短短两年里中国沿海和内地的私营工业企业，大多数纷纷陷入了破产倒闭的悲惨境地。但是，美国没有料到其对华的经济军事侵略，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反抗的革命热情，武器装备落后的共产党军队，竟然打败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朱自清先生“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面粉”，就是当年中国人民同仇敌忾，进行英勇反抗精神的真实写照。
中国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渴求的夙望，赢得了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主权。美国看到丧失了独霸中国市场的机会，就效仿当年大英帝国对付自己的办法，对新中国进行长期的经济军事封锁遏制，企图以此来阻挡新中国的工业化步伐。美国为了将台湾变成“不沉的航空母舰”，被迫给予了大量援助并向其单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台湾退出西方主宰的关税贸易总协定体系，实行高关税政策保护当地民族工业的发展，给予其它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享有的特殊待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拉美国家选举上台的民族主义政府，稍微采取了一些类似于台湾的保护措施，美国为了维护其跨国公司的投资贸易利益，甚至不惜策划军事政变并进行了血腥镇压，美国在危地马拉扶植的右翼军事独裁政权，其残酷镇压导致了数十万人民的死亡。由此可见，倘若没有无数革命先烈不惜生命进行拼死抗争，今天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只能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
冷战时期美国的国际政治战略家早已深知，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越性，单纯依靠美国的力量难以遏制其扩张趋势，正因如此，美国才改变了将德国、日本变成农业国的初衷，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西欧、日本和台湾、南韩。尽管美国竭尽全力封锁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仍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建立了包括重工业在内的完整工业体系，短短十多年完成了西方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
经过西方列强上百年的残酷掠夺，旧中国的工业资本积累非常薄弱，１９４９年时，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如钢产量美国相当于中国的５８２倍，英国相当于中国１１０倍，煤产量美国相当于中国的１６倍，英国相当于中国的６．７倍，发电量美国相当于中国的９０倍，英国相当于中国的１３倍，化肥产量美国相当于中国的４４９倍，英国相当于中国的１３１倍，旧中国的机器制造工业几乎为零，汽车、拖拉机、机床产量方面，美国、英、法均相当于中国的数十万至数百万倍。
但是，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建设，尽管有“文革”等错误造成的损失，到了１９８０年，中国的经济面貌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钢产量增长了２３５倍，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５７９倍，同日本的差距缩小了２９倍，比英国超过了７０％，比法国超过了６０％；中国的煤产量增长了１９倍，已超过英、法、德、日，居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发电量增长了８３倍，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８３．６倍，同英国的差距缩小了１３．１倍，同日本的差距缩小了９倍，比法国超过了６０％；中国的原油、化肥产量几乎从零起步，一跃超过了主要西方工业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中国的机器制造业也几乎从零起步，机床产量迅猛增长了千百万倍，从汽车、飞机、各种工矿业设备，到洲际导弹、核潜艇和人造卫星均能制造。［３４］
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钢、煤、水泥、化肥、棉布的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位，发电、化纤、纺织轻工、各种家电产量位次均已列世界前茅。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主要归功于改革开放，用“后二十年”来贬低“前三十年”，但是，没有前三十年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就不可能击败美国冷战赢得良好开放环境，更不会有后二十年改革开放的硕果累累；没有前三十年中国钢铁工业增长２３５倍，为中国的全面工业化的奠定坚实基础，就无法发展机械、建筑、石化等重要产业，钢铁工业也无法在后二十年增长三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生产大国。
今天人们经常指责计划经济时代“闭关自守”，但实际上，这种状况并不是我们的自愿选择，而是西方长期推行的封锁遏制政策造成的。新中国政府为了打破西方的封锁遏制，曾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外贸联系，高瞻远瞩地保持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作为新中国进行对外经济交往的重要门户。尽管西方通过封锁遏制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并未被西方列强的威胁吓倒，而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短短三十年就建立起部门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根本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由此可见，从新中国诞生至改革开放之前，并不是一段“自我封闭”导致落后的历史，而是中国人民发扬大无畏的民族自尊精神，彻底战胜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遏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建设成就的光荣历史。的确，西方长期的封锁遏制给我们造成了损失，但是，并未阻止中国人民工业化建设的历史步伐，这充分地说明，国际经济贸易往来的机会固然重要，但是，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主权更为珍贵。近代史上西方列强曾逼迫中国人民作出选择，或者是“依附的开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者是“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华民族曾付出千百万先烈的生命选择了后者，历史证明这种悲壮的选择是正确的。
今天我们固然应该珍惜扩大对外开放的机遇，但是，绝不应贬低当年捍卫民族尊严的历史选择，因为，正是中国人民不惧西方列强的封锁遏制压力，自力更生建立的强大工业体系和综合国力，才为我们赢得了平等互利地扩大对外开放的良好外部环境。当年美国为了保护民族工业不惜两度同英国交战，承受英国发动的全球经济军事封锁围堵，却从未谴责先辈犯了“封闭自守”的历史错误，难道曾不畏西方列强枪炮的中华民族子孙，竟然不珍惜自己先辈争取民族自强的光荣历史吗？
尽管旧中国也曾融入西方的全球化体系，跨国公司也曾踊跃进行投资兼并活动，世界工业、通讯技术进步也曾突飞猛进，但是，西方全球化体系的生产关系制度安排，决定真正受益者仅仅是西方垄断资本，中国人民宁愿付出巨大牺牲忍受封锁，也坚决拒绝那种罪恶的全球化和开放市场。事实证明，正是中国在脱离西方体系的三十年中，才实现了一百年未曾实现的工业化夙愿，为今天平等互利扩大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我们不应忘记当年罪恶全球化造成的灾难，不应忘记中华民族久经磨难的屈辱历史，不应抛开生产关系笼统地迎合西方全球化，因为，世界上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力，西方为谋求私利可以有意识掩盖这一点，但是，炎黄子孙却不应忘本苟同西方的论调。
尽管美国对新中国长期实施了封锁禁运，不断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军事干涉，但是，既没有动摇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意志，也没有阻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步伐。20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美国深深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遭到了国内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迫使美国垄断资本重新思考遏制中国的战略。美国的战略家在同中国的反复较量认识到，美国通过封锁禁运阻止中国工业化的企图，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新中国已经成功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包括重工业、民用工业和强大的国防工业，拥有了制造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的能力，倘若美国继续执行敌视中国的冷战政策，只能像在越南战场上一样付出惨痛代价，因此，提议从“冷战”战略转变为“缓和”战略，局部放弃封锁遏制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有意给予一些贸易、技术、贷款方面的好处，利用经济依赖性作为谈判筹码和诱变手段。今天我们利用国际文化经济交流促进现代化，一方面应冷静地洞察美国的国际战略动机，一方面应牢记今天改革开放的良好外部环境，正是来自无数先烈英勇牺牲换来的民族独立，来自新中国不惧美国长期封锁遏制压力，维护民族尊严自力更生取得的工业化成就。
值得指出，美国采取这种“软硬兼施”的手腕，也仅仅限于中国这样获得了独立发展工业能力，封锁难以奏效而且代价过高的大国。今天，美国仍不顾违反国际法和世界舆论的谴责，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古巴的封锁遏制。尽管有许多美国专家和学者也曾提出，为何不邀请大量古巴官员学者去美访问，用美国的高收入和物质消费作为攻心武器，来动摇古巴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但是，美国政府和国际战略家崇尚的是实力政策，他们根本不屑于给古巴这样的小国如此“恩惠”，甘愿不顾众多国家反对和违反国际法律，以赤裸裸的霸权顽固坚持对古巴封锁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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