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家族》的人本性意蕴和社会主义价值诉求
戴生岐[1]
（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710064）
摘 要：马恩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首领鲍威尔兄弟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为我们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人本性原则，这是对《手稿》中所确立的“积极的人道主义”世界观的进一步发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必须坚持以产业工人阶级为本的原则：二是必须把产业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诉求作为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神圣家族》所氤氲的上述人本性意蕴及其价值，对于当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共襄科学发展观的落实等宏大叙事不无裨益。
关键词：《神圣家族》 人本性意蕴 社会主义 价值
如果说马克思在1844年6月至8月撰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其中所阐明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秘密所在的话；那么，俟后在同年的8月底到9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在巴黎会面并联袂合作所撰写的第一部著作即《神圣家族》，则是他们根据《手稿》中所阐述的新世界观为方法论，在批判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战斗檄文。青年黑格尔派头面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同路人，由于在“不食人间烟火气”的“纯哲学”的研究中“不接地气”和脱离群众，被马恩两个人讽刺为“神圣家族”。在今天这个“以人为本”、共襄和谐社会构建为主流话语的社会主义中国，究竟还有没有类似于马恩在《神圣家族》中所批判的那样的人和事？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我们认为，人们只要重温《神圣家族》一书，再联系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发生的重大现实社会问题，就不难感觉体现在马恩上述经典文本的“当下”价值和意义。因此，挖掘这一光辉文本中所体现的思想价值和理论意蕴，这对共襄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构等宏大叙事不无裨益。
一、《神圣家族》的人本性意蕴举要
（一）“以什么人为本”：是“批判的批判家”，还是“真正的人”
作为世界观层面的人道主义哲学价值诉求尽管花色品种繁复多样，但它们都有一个共性的东西，这就是“以人为本”。但问题的关键是认识不能停留在抽象和一般层面。如果从一般走向特殊或者个别，那么，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人道主义就是《手稿》里所宣示的人道主义，即“积极的人道主义”。它是理论的人道主义和实践的人道主义的完美统一。前者是对无神论的扬弃和对唯物主义的接纳；后者则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持。而把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人道主义坚持下去的主体，只能是被恩格斯称之为“真正的人”的工人阶级。作为和现代化大机器工业紧密联系的产业工人阶级，甚至被马恩看成是“类的化身”。因为正是产业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全面发展并获得“自由个性”，而这种具有“自由个性”的人格养成，才有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组织形式“自由人联合体”合格成员的可能。显然，马恩心目中“以什么人为本”的“本”，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然而，在“以什么人为本“这个原则问题上，青年黑格尔派首领布鲁诺.鲍威尔兄弟和马恩之间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布鲁诺.鲍威尔说：“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他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换句话说，这些活动之所以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是因为作为他们的思想基础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它必须满足于对自己的表面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众的喝彩。” ①p102这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观。在这些人看来，群众不但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且是把事情“搅黄”的“乌合之众”。只有他们这些高贵的“批判的批判家”，才有资格谈论历史和开创历史。诚如列宁借用狄德罗的话用来讽刺恩斯特.马赫之流的主观唯心主义时说的一样，神圣家族们就是一架“发了疯的钢琴”，以为整个宇宙的和谐都来自于他们所代表的琴键的震动。不，神圣家族们比这架钢琴还疯狂，因为钢琴还承认有一个对象物即钢琴的欣赏者存在，而在神圣家族们看来，宇宙中唯一存在的，就是他们那个大写特写的“我”。所以，主观唯心主义的极端形式就是唯我主义。然而，被神圣家族们看来一钱不值的工人阶级，却被马恩当成了历史的创造者。马恩讲到：“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觉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切。工人甚至创造了人，批判家却永远是不通人性的人，然而，他的确对于自己是一个批判的批判家这一点感到内心的满足。” ②p22。正是由于参与了发生于英法两国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才使得马恩两个人看到了工人阶级创造历史过程中所迸发出来的无穷伟力，也才使得他们脱胎换骨，从而促使两个人和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尤其是恩格斯，他是资本家的公子哥，但是，火热的斗争生活却使他洗心革面，从而在对人的看法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早在1843年，恩格斯在伦敦就认识了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和约瑟夫.莫尔，受新世界观的影响，把阶级立场转向劳动人民的恩格斯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三个初次谋面的人，他在给马克思写的书信中把这三个称之为“真正的人”，他说沙佩尔身材魁梧、果断刚毅，时刻准备牺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而鲍威尔则活泼灵敏、诙谐幽默，在矮小的身体里蕴藏着机警；至于莫尔，则是天生的外交家，在毅力和决心方面丝毫不逊色于他的战友，而在智慧上还更胜一筹。恩格斯对三个普通工人的赞美表明，他在思想深处已经牢固树立了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这就是积极的人道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人道主义坚实的哲学基础。
（二）“以人的什么为本”：是思辨的“自我意识”，还是“人的本质力量”
受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影响，在西方，尤其是在欧洲，崇尚抽象理性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源远流长。因为信奉上帝就是信奉真理，或者真理就是上帝的代名词。这种唯理论倾向表现在在轴心时代的古希腊罗马，就是柏拉图的理念说；表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就是经院哲学中的唯实论，表现在近现代工业化以来英法德等国家，则是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万能主义的一大独霸。在理性万能主义的熏染下，笛卡尔就有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罗丹就有了诠释这一理念的雕塑作品思想者；甚至在文学作品中，比如说在劳伦斯的小说《 查泰莱 夫人的情人》中，我们也能发现这种摒弃人的非理性和“下半身”，只要冷冰冰理性和意志倾向的角色大昌其道，如克利福德伯爵所代表的工商业巨子和资产阶级的政客们，就是世俗眼光所推崇的“成功人士”。其主要标志就是用理性代替感性，其典型话语就是克利福德伯爵给自己的夫人康妮讲哲学时说的：“宇宙（人的内宇宙，即人的身体状态，笔者注）是在物质（生物学意义上的欲望）上损耗而精神上（人类学意义上的理性）上升的”。我们从《神圣家族》中亦可以发现，鲍威尔兄弟也是这种唯理论哲学的继承者。这就是他们所宣扬的“自我意识”。由于过于夸大意识的作用，于是就使得布鲁诺.鲍威尔兄弟日益和现实脱节，从而陷入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淖不可自拔。所以，与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威望日益上升适成反差的是，青年黑格尔派首领人物的活动空间就日益逼仄。其所办刊物《文学总汇报》也就不能和《莱茵报》同日而语。然而，由于唯理论的社会基础根深蒂固，这样就对觉悟了的工人阶级造成一种价值观上的误导。为了以正视听并吸引工人群众加入革命组织以壮大无产阶级的队伍，马恩在《神圣家族》序言中就有针对性地指出：“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积极的人道主义，笔者注）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 ③p7那么，什么是鲍威尔所宣传的“自我意识”呢？马恩认为，自我意识就是对客观存在的否定。而马恩“以人为本”视阈下的“客观存在”具体讲，有以下11个方面的规定：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即世俗社会生活中的“自然”，而且这个自然不啻是人身以外的自然，也涵盖着人自身的形而下 的“自然”；二是与思维相对应的“实体”和“存在”；三是与精神和理性相对应的人的“自发性的自然力”和“人的本质力量”；四是与精英人物单枪匹马从事精神生产的“活动”相对应的人的实践活动中必然产生的忧患和“痛苦”（主要是指利益受损集团的苦难以及同情者即无产阶级领袖们的感同身受，笔者注）；五是与“原子人格”相对应的来自于外部世界对每一个个人的“影响”；六是和认知性的知识相对应的人的“感觉和欲望”；七是与头脑中冰冷的算计和理性相对应的人的心灵活动；八是和主体有别的客体；九是和理论相对应的实践；十是和批判家本人不同的人，以及由这些人组成的现实的共同性。十一是与批判的批判者本人这个“我”相对应的“你”。④p180由此就可以看出，在批判的批判者即鲍威尔兄弟看来，自我意识就是上述十一个方面的前件所组成的系列，其中最为核心的存在就是非客观存在性的极端个人化的主观理性，用马恩的话讲，就是唯灵论或思辨唯心主义观照下的的“自我意识”；而在马恩看来，十一个方面的后件所组成的系列，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在这里，人的本质力量即“人的欲望”，则是统合后件十一个元素的关键词，因而也就是“以人的什么为本”中最应该被坚持的“本”。
（三）“人之本何以实现”：是摆脱宗教的政治解放，还是改造现实关系的人类解放
欲望是人的本质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论中最为重要的规定之一。然而，本质力量需要表现出来，表现出来的本质力量，就是人对自身利益性诉求的表达和利益受损状况的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本质性存在首先表现为人的利益性存在。惟其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从“莱茵报时期”，就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因为只有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才能在物的关系表象中揭示出人与人的利益关系的实质，也才能为解决“令人苦恼的物质利益问题”提供方案。这个方案表现在无产阶级那里，就是革命领袖带领人民通过社会革命等暴力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扬弃在资本压榨下令人沮丧的“失乐园”的“悲惨世界”，在否定之否定的层面上建构人民当家做主的“复乐园”的幸福生活。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把“以人为本”转换为在革命实践中坚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把“以人的什么为本”转换为以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为本。而要做到这些，就要把思想和利益统一起来；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把人类解放的“头脑”即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和人类解放的“心脏”即无产阶级整合起来，一句话，即要把宣示主义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然而，神圣家族们并不这样看：首先，神圣家族们在误读蒲鲁东的哲学思想中就显示了轻视现实关系的倾向。蒲鲁东的重要理论贡献就是揭示了私有制的反人道性质。认为正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才造成了工人的贫困潦倒。而神圣家族们却不屑于考察工人贫困和财产占有状况之间的任何联系，从而表现为对民众苦难一种麻木不仁的贵族态度。而马恩则指出，工人阶级的“不拥有”（即生产资料，笔者注）不只是一个范畴，而且是最悲惨的现实。“不拥有是最令人绝望的唯灵论，是人的最完全的非现实，人的非人生活的最完全的现实，是极其实际的拥有，即饥饿、寒冷、疾病、罪恶、屈辱、愚钝以及种种反人性和违反自然的现象的拥有。” ⑤p5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改造人性乃至改善人的现实处境的两种不同的致思理路：神圣家族们会把人性的不完善和人的处境的拮据归结为精神性的因素，因而他们会对包括宗教在内的社会意识的改良抱更多期待；而马恩则认为，造成人性阴暗和人生痛苦的原因在于畸形的现实关系作祟，因而寻求人民幸福的药方也应该在改造现实关系中觅得。其次，神圣家族们就以犹太人问题为例，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在于国家摆脱宗教的“政治解放”，就在于不变革现实生产关系的情况下人性的改良。比如说，犹太人是自私的和利己的，这种劣根性也给他们自身带来苦难。那么，如何改变这种境况呢？按照布鲁诺.鲍威尔看来，犹太人的不幸则完全是由于犹太民族所信奉的宗教使然，一个受动性和结果性的元素比如宗教信仰，在这里反而成了派生令人感到龌龊和卑污的犹太人民族个性的原因。正是基于这样一条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路线，布鲁诺.鲍威尔兄弟就开出了让犹太人摆脱世俗社会指责和批判的唯一道路，这就是让犹太人放弃犹太教，并进而让一切人放弃一切宗教信仰。惟其如此，才能带来人类的自由、进步和幸福。神圣家族们之所以这样做，就在于他们害怕群众革命，所以他们就拼命妖魔化法国革命，视根本改变社会现存结构的社会革命为洪水猛兽，视根本改变现实畸形物质利益关系的任何斗争为多余。似乎只有不谈利益才显得高雅。为此，马恩给神圣家族们以迎头痛击。马恩讲道：思想离不开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⑥p103针对无产阶级的老师，即资产阶级发动的1789年的革命失败之案例，鲍威尔兄弟说正是“利益”这个“东东”，成了“搅黄”革命并使之从成功变为“不成功”的罪魁祸首。为此，马恩针锋相对地说，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绝不是“不成功的”，它“压倒了”一切，并获得了“实际成效”。“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致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⑦p103布鲁诺.鲍威尔兄弟之所以轻视“利益”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为他们所宣扬的英雄史观留下地盘。在这些“贵人”看来，影响历史方向和决定历史事件的根本力量就是观念和思想。而马恩则认为，被历史所承认的群众的“利益”是不可战胜的。而且他们还预测到，“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使群众队伍的扩大。” ⑧p103由于鲍威尔们过于看重思想的力量，所以他们在总结法国革命失败时，也就把思想没有超出革命前的秩序范围当成了革命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马恩则针锋相对，他们说：“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⑨p152而且，在马恩看来，这个代替资产阶级的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和实践唯物主义新哲学的结合以争取实现自身利益的实际运动，才是人类获得真正解放的康庄大道。
二、《神圣家族》的社会主义价值诉求
从《神圣家族》发表到现在为止，历史已经走过了整整167年时间。这期间人类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历史的幽灵总是喜欢抓住活人，所以，马恩两人联袂合作撰写的这一光辉文本，就依然有她不可磨灭的社会主义价值诉求。初步概括，发现在以下四大方面对我们有深刻的启迪。
（一）坚持人民史观，重建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
受中国传统文化官本位价值观念影响，加上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理念的精英主义倾向作怪，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三千年王朝史中，我们大多数时间把“以人为本”当作了“以官为本”。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的“人”和“民”一直是相对的不同概念。历史发展到现代社会，即从鸦片战争开始以来，中国人才把“人”与“民”统一了起来。毛泽东开发的“人民”概念，就是这样的理论创新成果。这样就从价值关系层面上把社会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统一了起来。在这里，“君主”之“主”仅仅是从管理关系角度而言的。普天之下惟民最大，所以“君以民为本”中的“本”，才是价值关系中的“主体”。这时的执政者其真实的社会角色就是表现社会公平正义价值诉求并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只有在这时，以往皇权系统中唯我独尊、不可分割、不可易位的权力系统，才从升官发财和以权谋私的目的降为为民谋利的手段，才变成公民社会权利实现自身价值诉求的工具。可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太深，加上市场经济对既得利益集团带来的挑战等原因，从我国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思想价值观念上的保守主义就开始萌芽。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历史学家黎澍等人发表在《光明日报》权威刊物上的文章所披露的唯心史观的理论信息。现阶段“夸耀肉体的来源”、宣示出身主义价值观的“我爸是李刚”的叫嚣，仅仅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唯心史观鼓噪先声的当下回响。和当年神圣家族们不懂得自然科学和工业的重要性，把研究自然科学和从事工业生产同历史认识、历史内容、历史演进对立起来的观点如出一辙， 黎澍 先生认为，以生产资料的生产为基核的社会发展史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只有政治史、法律史、内政史、外交史、军事史、文学艺术史、思想史、哲学史乃至宗教史等等才是真正的历史。黎澍还认为，小人物所从事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活动仅仅是为大人物彩排历史活剧“搭台子”的工作，只有大人物才是历史活剧的“主角”。由于社会思想层面上的畸变，导致社会心理层面的堕落。审视今天的现实，可以发现这种堕落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一个总的趋势就是英雄史观的抬头和精英主义治理理路的尾大不掉。今天的人民群众已经很难感受到革命战争年月以及建国后前十七年独立自主和当家作主的豪迈之情。在今天，颠覆实践和生活观点的“被生活”的精英主义工作理路，已经成了阻挠人民群众尊严感和幸福感上升的主要瓶颈因素。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在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遗产基础上，恢复和重建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二）掌握利益思维方法论，打造均衡利益机制
受中国传统儒家实践理性精神的积极影响，应该说我们中国人的利益神经还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这正是我们能够在物性层面上取得盛世辉煌的历史基因。应该说这样的利益偏好和利益思维冲动是弥足珍贵而且要倍加呵护的思想文化资源。利益思维，显而易见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包括《神圣家族》文本在内的许多地方强调的思维方法论。同时，儒家基于资源相对稀缺和人们怕吃亏的社会心理，还开发出了殷忧均安、淡化贫寡的社会治理的公平正义原则，这都是我们应该传承的优良传统。有鉴于现阶段社会财富总体膨胀、局部失衡的现实以及社会心理层面相对剥夺感的渐滋暗涨，掌握马克思主义利益思维方法论就显得非常重要。首先，一如既往地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人民论观点，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次，有鉴于现阶段利益谋取中的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新情况，比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总量可能是一个相对少数的量，而少数人的利益总量可能是一个相对较大的量的尴尬现实。我们认为落实马克思的公平正义观念，让强势人群通过“有限牺牲”反哺弱势草根就势在必行。提出“有限牺牲论”是基于以下三点考量：一是《神圣家族》“拥有理论”的启迪。马恩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和谐，就在于资本家的“绝对拥有”和产业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群众的“绝对不拥有”。资产者的“绝对拥有”姑且不论；无产者的这种“绝对不拥有”有时被马恩称之为“自由得一无所有”或者“只有一条套在广大劳工阶级脖子上的锁链”。而“有限牺牲”也就是有限拥有，我们认为，惟其“有限拥有”，才有望使业已失衡的社会和谐起来。二是政治伦理学之道德终极标准诉求和公平正义价值诉求对我们的启迪。政治伦理学认为“平等”是公平正义中的核心诉求。“平等”有基本人权平等和非基本人权平等。而基于基本人权平等所产生的道德终极总标准即“增进全社会和每一个人的利益总量”，以及“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或者最大幸福”之道德终极分标准，应该具有优先操作的地位。即便这个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总量小于少数人的较大的利益总量，我们也只能把维护最大多人的较小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个出发点的终极指向就是力争把最大多数人的较小利益做大做强，虽说不能和少数人的较大利益总量持平，也至少不能悬殊太大。就非基本人权平等讲，其实质是一种“比例平等”。由于在这里依然通行着能者多得和按资分配的“资产阶级的权利”，因而必然会造成事实上人们在占有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上的差别。但由于强势群体在和弱势群体的“社会合作”中利用了过多的社会合作机会或者“社会资本”等资源，因而他们致富以后就有反哺弱势草根的义务。换句话说，广大草根有索取富人部分财富的权利，这和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绝对平均主义无干。例如，文艺明星刘德华在赚钱上可以“上不封顶”，但他却有关心他的粉丝的义务，即便是杨丽娟这样的不合格的粉丝。所以，一旦杨丽娟父女在热捧他时造成了杨父跳进香江自杀的悲剧发生，刘德华就有给杨丽娟老爸安顿后事并支付一笔抚恤金的义务。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模式的启迪。这就是重庆模式对我们的激励。薄熙来在重庆通过扫黄打黑唱红治恶和大下访、结穷亲、三进三同的办法反哺弱势草根的成功经验就值得效仿。基于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主导型之和谐社会建构的现实制约，我们认为，“有限牺牲”将会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第一，这将是一个自我牺牲的过程。即通过强势集团的自我提升而作出的一种自愿放弃的行为。第二，这将是一个从“善人者”“风光无限“、相信“赢者通吃”到获有自知之明和忧患意识，并情愿各占三分之一，并实现各归各位和协同互补的历史过程。在这里，“善人者”是指集权钱名三大社会资源与一身的人，他们处在社会十大分层的前四位。和“善人者”相对应的即是“不善人者”，即那些既没钱、又没权、还没文，而且在道德上也被富人绑架的没有出路者。他们处于社会分层结构的底层。第三，这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得到具体贯彻的历史过程。从社会学角度考量，我们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啻是党的建设理论，而且是中国的社会流动理论。因为三个代表理论的主体必然是中国社会十大分层结构的前四位，即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党政公务人员，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国企和民营经济中的管理者，先进文化的代表者---科教文卫系统中的知识分子。这三类人员的率先垂范和以身作则，将是激励后六大阶层不断通过向上性社会流动得到发展的楷模。显而易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之日，将是“铁三角”土崩瓦解和去行政化和去老板化（对文化之代表者而言）、去学术化和去老板化（对人民利益之代表者而言）、去行政化和去学术化（对生产力之代表者而言）的历史过程。就目前讲，为了使上述目标得以实现，打造均衡利益机制就迫在眉睫：一是利差测量机制。就是优化科学的测试利益差距的标准，为准确估量利益分化状况提供分析工具。二是利损表达机制。就是建立利益受损集团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以便通过公共传播系统的关注再造受众，进而引起社会受众的同情和共识，并最终耸动掌握社会资源的社会权力集团的视听，以期使问题的解决朝着草根期待的目标转化。三是资源调动机制。就是由政府集中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和道义性资源，为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创设者客观条件。四是利益反哺机制。就是通过优化分配制度，把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通过看得见的实惠体现出来。五是财富阳光机制。在当前，就一定要加大反腐建廉工作的力度，通过财富阳光机制，把强势人群的财富晾晒在光天化日之下，按照马克思的还历史的公道和给人民以应得的公平正义原则和毛泽东的“退赔文化”的操作方法，把腐败分子剥夺人民的资源还给人民，用这些富可敌乡、富可敌县、甚至富可敌省（或者富可敌部）的物质财富解决“新三座大山问题”。在这里，对于退还积极、彻底的腐败分子，只要国家财产没有遭受大的挥霍浪费，可以不杀头。惟其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诉求中的全民族共同的理想才会构建起来。
（三）贯彻欲望辩证法，提升人民群众尊严水平
由《神圣家族》有关论述可知，人之为人的规定性，并不啻是冷冰冰的理性，而且也包括人的欲望在内的许多非理性的规定。这就是人的本质力量。人的欲望包括人的“物欲”和人的“人欲”两重规定。前者表现为人的形下性的物质财富的创造和被满足的过程；后者表现为人的形上性精神财富的创造和被满足的过程，其中包括的核心元素就是人道精神的培育、平等观念的内化以及受此价值观念灌注其中的权利制度的建构。首先，相比较而言，我们认为在现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急剧膨胀以及基于前者因素的社会财富的相对涌流，我们在满足人的“物欲”方面还是成就巨大。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因为受庸俗生产力论和经济一元导向的发展主义的影响，我们在做大蛋糕中却忽视了生产关系的优化，最令人遗憾的是把优化财富分配制度的工作抛掷脑后，其结果导致社会生活中公平正义的缺失。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贯彻薄熙来同志的新精神，把公平也是生产力，民生才是硬道理的观念重新揭橥标的在广大公务人员的心田，并且通过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推进和具体工作的落实，使人民群众在共享改革进步繁荣成果中感觉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其次，相对于满足“物欲”方面的成就巨大，我们在满足人的“人欲”方面的工作则严重滞后。从而表现为人的尊严水平的停滞不前甚至在局部范围的倒退。人的尊严水平的缺乏主要表现为社会生活中人道精神和平等意识的“缺席”，从而导致人的非人化和“人学的空场”。说到底，人道精神的根本要义就是一句话，即使人成为人和把人当人看。前者具体表现为自我尊重感的提升过程；后者表现为尊重别人的社会氛围不断强化的过程。在现阶段，由于国家权力对公民社会权利的挤压，也由于资本逻辑对社会逻辑的颠覆，我们国人自身自我尊重的尊严水平已经有所下降，具体表现就是庸俗、媚俗和恶俗之风盛行，戾气、霸气和邪气高张。从而导致人的精神世界的坍塌和自身人格尊严的萎缩以及浩然正气的流失。最为典型的就是连人文知识分子也不“人文”了。人文精神的批判超越意识在这些人身上已经荡然无存，有些为老不尊的文化名人已经压根儿忘记了范曾大师所倡言的“主敬重礼”的人文底线，堕落为替资本张目、为权力辩护、为世俗社会的一切喝彩的“三陪老头”，而且，他还以承担这样的社会角色为荣。在尊人方面，主要表现为人的相互承认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表现为社会缺乏相互承认的氛围，也没有一套保障这种氛围的权利制度。主要原因就是用市场经济的逻辑颠覆公民社会生活过程，从而导致坑蒙拐骗盛行和诚信友爱等社会生活的基础结构的瓦解。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一是培育人文精神，限制市场经济对社会价值的伤害，把人的世界还给人。二是培育平等情愫，构建平等社会互动的价值基础。三是打造权利制度，形成相互尊重的体制环境。四是改造权力系统，使之向体现“善治”的“C管理模式”回归。其中包括的工作有：其一是完美公务员职业道德。主要是强化与公务员的权利意识相匹配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从而使得公务人员社会角色扮演中的权利和义务规范更加对等和统一。二是优化社会管理机构的组织伦理。主要是要强调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善治”伦理。其三是培育行政管理的体制价值。主要是汲取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民本主义价值理念。其四是强化公务人员的公民精神。主要是强化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的精神气质和价值操守。
（四）高扬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构建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集中表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前后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稿中。其中最为重要的文献有《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篇章。初步梳理，可知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一是“对象性活动”或者“真正的生产活动”或者“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活动”是人生幸福的真正源泉。二是“异化劳动”或者劳动人民“绝对不拥有”生产资料的窘境，是人生不幸的根源。而资本家的“绝对拥有”，包括绝对拥有生产资料和绝对拥有奢侈性生活资料与生活方式也不一定生活就很幸福，因为他们内心的亏欠感和恐惧感与日俱增，这些因素往往抵消了资本家的幸福感。三是组建家庭并生育后代，也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元素。因为生育是表现别人生命的方式。这个活动与表现自己生命的劳动的方式相结合，就是人世间表现生命欢娱和生活幸福的两个主要元素。四是道德是幸福的守护神。马克思认为，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有三个⑩p104：其一是科学的方式；其二是艺术的方式；其三是宗教的方式和实践的方式。惟其第三个方式，才是保证人们有道德的生活的前提。因为只有掌握这个方式，我们才能树立道德理想，标的人生方向，积淀交往理性，合理控制欲望，强化精神动力，一句话，才能幸福的生活。五是幸福是一种结构性存在。她既是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统一，还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结合，更是事实幸福和体验幸福的一致。同时，幸福还是实践才能、主观努力、社会机遇和道德操守的四位一体。在现阶段，我国国人幸福指数之所以连年下降，就是因为我们既疏远了以中国儒家为代表的幸福生活的精神传统，表现为对家庭文化和家庭哲学乃至家庭价值观念的抛弃；也在于我们无视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的指导。从而把幸福仅仅理解为个人物欲的满足。其主要表现就是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大昌其道。但是由于客观上物质资源的相对匮乏，个人式贪欲的不能满足，于是就产生了以“相对剥夺感”为主要心理元素的不幸福的心态。这种不幸福的心态通过心理投射和迁怒性社会行为的爆发，已经构成了威胁社会和谐的敌人。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的学习，结合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幸福价值诉求，把优化国民心态当成重中之重，惟其如此，则和谐社会的建构目标庶几可成。
参考文献
[1] [2][3][4][5][6][7][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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