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与红旗渠》再版，陈奎元作序，宋平题写书名 -

书名题写：宋平

再版序言

陈奎元

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4年9月出版的《杨贵与红旗渠》，是一部动人心弦的文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历史著作。这本书生动地记载了穿越巍巍太行山的人工天河——红旗渠的修建历史，真实地再现了以杨贵为首的河南省林县县委一班人为改变林县世代缺水的困境，带领全县55万人民奋战十年，打通太行山，由山西省平顺县将漳河水引到林县的一段奋斗历程和气壮山河的精神。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这一部反映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群基层干部、共产党员带领翻身农民艰苦创业的英雄史诗修订再版，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出版社和杨贵同志约我为本书再版作序，我深感惶恐，觉得在那些修建红旗渠、打造人工天河的英雄群体面前，自己实在是卑微渺小，没有发言的资格。本书的初版序言是新闻界得前辈穆青同志所作。穆青同志多年不遗余力地颂扬修筑红旗渠的业绩，宣扬红旗渠精神，不避风险为杨贵同志正名，从他写作的序言中，我们能够更深刻地体会红旗渠精神。本书再版，也可以寄托对穆青同志的思念。

修建红旗渠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事，从1960年2月11日动工，到1969年6月全部竣工，历时十年。林县县委决定修渠，从山西省引水入林县，是三年困难的时期，后边的几年处在文革动乱年代，可以说红旗渠诞生于新中国在曲折中前进的艰难时期。在那样的年代，一个年仅32岁(1960)的县委第一书记和他带领的一班人，不管遇到多么严重的困难，不顾头顶多大的压力和风险，始终锲而不舍，硬是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中开凿出一条71.6公里的主干渠，建成总长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

当人们回顾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一段岁月时，往往着力于那时的曲折和失误，其实，那个时期党和人民在艰难的环境下仍然顽强地构建社会主义的新天地。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两弹一星”研制等诸多方面，进行艰苦卓绝地拼搏，在面对东西两个霸权主义的封堵和压力下顶天立地自立于世界。“红旗渠”就是那个时代一颗耀眼的明星。1971年1月大型纪录片《红旗渠》在全国上映，《红旗渠》的主题歌“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唱遍全国。周恩来总理称赞红旗渠是新中国建设的一个奇迹，这是由衷的赞叹。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把红旗渠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同列入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传统。江泽民总书记说“红旗渠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典范”，“红旗渠精神不仅是林州的、河南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胡锦涛总书记说“红旗渠精神不能丢，一定要发扬光大，红旗渠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仍需要大力弘扬”，他还提出“要把红旗渠精神代代传下去”。

现在，国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对于红旗渠那一类革命传统的记忆逐渐淡漠。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有渐行渐远的趋势，年青的一代人，对于创业的艰辛更是知之不多，这是党和国家应当关心之事。《杨贵与红旗渠》一书，为我们展现了当年林县人们修建红旗渠的场景，再现了以杨贵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为人民无私无畏艰苦奋斗的精神，以任羊成等为代表的新中国农民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从中受到教益。

2000年10月，我由西藏调至河南省委工作，对红旗渠的往事有较多的了解。我与杨贵同志相识较晚，但对他带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事迹无比钦佩，认为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些为修建红旗渠捐躯的无名英雄和为红旗渠无私奉献的人们应当永垂青史！

2011年2月1日

注：陈奎元，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前任河南省委书记

第一版序言

穆青

国内外参观过红旗渠的人很多，但见过或了解杨贵同志的人却不多。实际上，从红旗渠的决策指挥到建成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杨贵与红旗渠就一直分不开。我和许多新闻记者曾多次采访杨贵与红旗渠，自然也就和杨贵与红旗渠结下了几十年的情结。现在，《杨贵与红旗渠》就要出版了，我乐意也应该为杨贵与红旗渠写几句话。

杨贵同志小我7岁，15岁入党，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经历了战略相持到战略反攻的艰难岁月。他17岁当区长，带领武工队保护群众，打击敌人，在解放战争中身经百战，至今臂膀上还留有敌人的枪伤。全国拥军模范靳月英的丈夫，就是为掩护杨贵而牺牲的。我1998年访问靳月英，她还能唱出50年前的纳军鞋歌谣———“纳呀、纳呀、纳军鞋，杨贵、杨贵、好区长，鞋壮、路长、打胜仗，保卫咱解放区好时光……”可见，年轻的杨贵在老区人民心中的分量。

建国初，杨贵担任林县县委书记。他不忍心林县人民在政治上翻身后还受干旱缺水的煎熬，组织县委一班人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摸大自然的脾气”，决心带领全县人民“重新安排林县河山”。1955年起相继修建了抗日渠、天桥渠、英雄渠和3个中型水库，1960年动工兴建红旗渠。当时正值国内三年困难时期，国际反华势力又卡我们的脖子，面对重重困难和来自上下两个方面的反对、指责，杨贵和县委坚信，修建红旗渠符合林县人民的根本利益，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就一定能够建成。经过5年艰苦奋斗，1965年建成了最艰险的总干渠，1966年又建成了3条干渠。对红旗渠和林县山区建设的成就，新华社、《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等许多新闻媒体和记者都及时作了宣传。周恩来、李先念、谭震林、陶铸等中央领导也多次表扬杨贵和林县县委，《人民日报》曾两次发社论称赞“林县县委是全县人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核心”。我作为新华社领导成员，曾参与组织、编发过这些报道，对杨贵和红旗渠是由衷敬佩的。

我第一次采访杨贵与红旗渠是在1966年春。之前，1965年12月我和冯健到郑州为召开国内分社工作会议调研，就打算到林县采访报道红旗渠。只因为周原说到焦裕禄和豫东灾区的情况，就先去了兰考。1966年2月，我们采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后，在林县长期深入基层的新华社老记者华山看后很激动，要我一定到林县去一趟，写写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和那些修建红旗渠的英雄们。华山与我一起在延安“鲁艺”学习，在东北解放战场并肩战斗，几十年情同手足。1965年，华山写的反映红旗渠建设的《劈山太行侧》报告文学，已引起我很大兴致。

3月，我又去兰考写了篇《再访兰考》，4月便赶往林县。华山一见我，非常高兴，领着我跑遍了红旗渠的整个工程，一起采访了杨贵、马有金等县委领导和红旗渠特等劳模路银、任羊成、常根虎、王师存、李改云等。记得杨贵对我说:“我们是为了人民修渠，依靠人民修渠，所以才敢想敢干，又实事求是，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说，“你这三句话就是建设红旗渠实践形成的红旗渠精神。”采访中许多劳模和干部群众都说:俺杨书记就像你写的焦裕禄，一心为俺林县人谋幸福。红旗渠是一渠水，一渠粮，一渠电，一渠社会主义的蜜，是俺林县人民的生命水、幸福源……遗憾的是，正当我们准备深入采写杨贵与红旗渠时，国内形势突然变化，我不得不匆匆赶回北京，接着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宣传杨贵与红旗渠的计划也不得不被迫中止。这件事无论对我还是华山，心灵上一直是个难平的创伤。

“文化大革命”中，杨贵被打成“走资派”撤职罢官，长期遭受批斗毒打。林县群众暗中保护他，给他兜里塞鸡蛋，往他怀里揣烙饼，把他从造反派的囹圄中抢出来送到山西李顺达劳模家，后又辗转来到北京，躲在新华社记者胡敏如、方徨和程竞明、李后家里。不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几位记者联名写信给周总理反映杨贵与红旗渠的情况，周总理指示河南把杨贵保护起来。我当时自身难保，但也为我们的记者仗义执言暗自欣慰。这样，杨贵到1968年才被“三结合”，得以出来工作，继续组织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

1969年冬，我第二次到林县去。那时，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已全部竣工，杨贵刚被外调，可省里军管负责人却在林县组织批杨贵、肃流毒，说“杨贵穿新鞋，走老路”，“红旗渠是唯生产力论的活标本”。我到离县城不远的胡家庄看望华山，他住在两间石砌的小屋里，生着煤火炉，吃饭自己做，生活很清苦。华山本来就有肝病，说到有人批杨贵和红旗渠，气得满脸涨红，说“上面有人捣鬼”。我劝他少动怒，或者回郑州或北京治一段病，他说，“和老百姓在一起，我才活得痛快！”这样，我想再次采写杨贵和红旗渠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1972年10月，康克清同志到林县参观红旗渠。华山闻讯找康大姐反映情况并写了一封长信，用大量事实揭露了造反派在河南军管负责人支持下诬蔑红旗渠、迫害杨贵和大批干部劳模的倒行逆施。康大姐看后觉得问题严重，及时把华山的信送给国务院领导传阅。周总理看后当即要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和杨贵同志来京汇报批林整风。会上，周总理拉着杨贵的手质问那个负责人，你为什么反红旗渠？为什么整杨贵同志？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制止了造反派在林县的倒行逆施并解放了杨贵同志。党的十大杨贵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周总理又提名杨贵到公安部担当重任，处理复杂局面。

那是一段特殊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但杨贵同志没有辜负总理、先念、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托。在那段岁月里，我和杨贵以及到水电部工作的郑永和同志相互勉励，兢兢业业。不想一段时间后，一些人却和林县“文革”中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借机否定杨贵与红旗渠，致使一大批修建红旗渠的劳动模范和干部群众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尽管1979年中央已调杨贵到五机部工作，1982年又任国务院“三西办”副主任，但在林县一提红旗渠，就被指责为“杨贵流毒”。然而，林县人民对杨贵与红旗渠的感情是隔不断的。90年代初杨贵两次回林县，广大干部群众潮涌般扑向杨贵，场面非常感人。时任河南省委领导的李长春同志感慨说: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像杨贵同志那样，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离开岗位多年还依然受群众拥护和爱戴。新华社记者武成德根据现场采访写了篇《杨贵同志回林县受到群众欢迎》的内参稿，在领导干部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1993年，河南省委作出了在全省学习林县人民创业精神的决定。国务委员陈俊生又专程到林县考察并向中央写报告，江泽民、李鹏、温家宝等中央领导都作了重要批示。那年初冬，我和冯健、周原重访河南，原计划在豫西、豫中采访后再到林县，没想到由于大雪封山，把我们困在了安阳。任羊成等几位红旗渠劳模得知后，特地赶来安阳看望我们。我左手拉着任羊成，右手拉着王师存，问马有金、路银、常根虎等其他劳模的情况。当年的铁姑娘队长郭秋英说:他们已含冤去世了，俺仨也是替他们来给您说说心里话……说着说着，劳模们不禁失声啜泣，我和其他在场的人也止不住热泪盈眶。我一边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一边劝慰他们:以前不愉快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红旗渠是咱中国人的骄傲，更是林县人民的骄傲。你们是红旗渠的功臣，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这次难忘的相见后，我写了篇《两张闪光的照片》，追记了我和任羊成等红旗渠劳模几次相见的情况，收在了《十个共产党员》一书中。不想，王师存看到我的书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1998年深秋，我和杨贵一起重访红旗渠。当任羊成和郭秋英在青年洞口对我说，当年杨贵书记和群众一起同甘共苦修渠，比现在正在播出的电视剧《红旗渠故事》更艰苦、更生动时，我一手拉住杨贵，一手拉住任羊成动情地说:“正是有了杨贵这样的县委领导，有了任羊成为代表的修渠劳模和电视剧里‘刘技术’那样的工程技术人员，才创造了红旗渠这样的人间奇迹。江泽民同志前年在这里已经说过，‘不要忘记洞中岁月，不要忘记修渠的人！’”

回到北京后，我和许多了解杨贵和红旗渠的老同志都感到，江泽民同志强调的“不要忘记修渠的人”并未完全落实，曾两次向中央领导和河南省委写信反映杨贵同志以及红旗渠劳模的情况。既然在新时期还要大力弘扬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敢想敢干、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旗渠精神，就应该让杨贵和所有修渠有功的人扬眉吐气！

2002年6月，林州市新一届领导班子特地邀请我和杨贵前往参加新落成的红旗渠纪念馆开馆仪式。河南省委副书记王全书代表省委讲话说:红旗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古有都江堰，今有红旗渠，古有李冰，今有杨贵。当年，红旗渠的策划者、建设者之所以决心修建这样一条太行山上的人造天河，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几十年后，红旗渠精神之所以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红旗渠精神与“三个代表”是完全一致的……看到任羊成、李改云、郭秋英等红旗渠劳模和所有到会的人都热烈鼓掌，我和杨贵会心地笑了。

那天下午，我和杨贵住到了远离县城的石板岩山区，还一块上山看了家乡人为活在福建人民心中的县委书记———谷文昌修建的“文昌阁”。不想，许多劳模、干部和群众还是冒雨赶来看望杨贵。走了一拨，又来一拨，等候的人排起了队。有的就是来见个面，握握手，有的干脆带着照相机来合个影，还有的怕我们着凉带来了衣服，甚至山西平顺、壶关两县的干部群众也闻讯赶来了。傍晚，离我们住处五六里的陈改莲非要拉杨贵和我到她家吃饭，说杨贵“文化革命”挨斗在她家没吃好饭，几十年来她一直心不安。这一说，我和杨贵只好去了。吃着山韭菜包的素饺子，喝着炒米杂面汤，不禁回想起三年前我们从青年洞下来路过任村桑耳庄，许多群众给杨贵捧来柿子、核桃、山楂、板栗硬往我们兜里塞。林县人民对杨贵同志的那种感情，令我十分感动。

现在，《杨贵与红旗渠》一书经过几年收集材料和辛勤写作，就要出版了。尽管书中的杨贵还不够鲜活，有些话没能讲透，一些章节详略欠当，分寸的把握也还值得商榷，但确实收集了大量素材，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且能够秉笔直书，客观真实，感情质朴，语言流畅，还杨贵与红旗渠本来面目，实属难能可贵。至于我这篇序言对杨贵与红旗渠的叙说，与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杨贵与红旗渠相比，多一句，少一句，深一点，浅一点，又有何妨呢？

注释：穆青，原新华社副社长，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与冯健、周原合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穆青曾多次到林县采访报道红旗渠，和杨贵、任羊成等红旗渠修建者结下了终身的友谊。

再版前言

2010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考察河南听取省政委、省政府汇报时再次强调：中原大地孕育的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是全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各级党委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继承好、运用好这一宝贵精神财富，加强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记党的宗旨，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杨贵与红旗渠》一书客观反映了红旗渠的修建过程，具体体现了红旗渠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部生动教材，2004年9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后，深受读者喜爱并荣获河南省“五个一过程”优秀图书奖。伴随着红旗渠精神日益深入人心，该书竟至一册难求。我们由衷感到欣慰并与出版社商定，在喜迎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再版该书。

更让欣慰的是，很多读者特别是一些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读后概叹红旗渠伟大的同时呼吁为杨贵同志正名。1973年11月周恩来总理提名杨贵同志到公安部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他又主持公安部的全面工作。在那段特殊时期处理复杂局面，因遭到谣言诬陷曾使他受过不公正的对待。根据党中央领导指示，中纪委实事求是，经过认真复查于2006年3月认定：杨贵同志到公安部任职是周恩来同志提名的；他在公安部期间保护了干部群众，抵制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他带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是有功劳的；在河南干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调农业部后为扶贫事业倾力奉献，做了大量工作。中央决定：改变公安部对杨贵的原审查结论，恢复杨贵同志副部长职级，医疗上享受正部长级待遇。这对杨贵本人、对我们、对跟着杨贵修建红旗渠的劳模干部、对河南省、公安部以及所有关心杨贵与红旗渠的全国读者，都深感欣慰！

本书再版之际，德高望重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欣然挥毫为本书题写书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前任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同志拨冗为本书作再版序言，我们深感荣幸并由衷感谢！

书初版《后记》曾说：“一些未及走访的中央部门及河南省委老领导都希望前去走访，更有许多关爱杨贵的个人、农民抱怨没有找他们。”这次再版，杨贵同志几次表示：既然广大读者认可了初版版本，就不要再大改了。所有，只对个别文字误差做了订正，尽量保持初版原貌。同时将本书初版后对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秘书、国务院外事办原副主任程振声同志的访谈记录和钱学敏在《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8日发表的《钱学森的百姓情怀》及著名作家蒋子龙的《红旗与渠》，收入本书敬请读者垂注。

再版之时，我们对生前一往情深关注杨贵与红旗渠并为本书作序的新华社原社长穆青同志以及本书之一李永生同志的逝世寄托哀思。

河南省洛阳今磐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董事长柳向前热心资助本书再版，我们深表感谢！对安阳日报社党委和甘良东、王新喜、王楷德、王建增、梁吉超等同志的宝贵支持表示感谢。

祝愿本书主人公杨贵同志健康长寿！

但愿更多的读者能喜欢这本书，从中受益。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作者

2010年12月12日于北京

简介：

上世纪60年代，河南林县人民在年轻的县委书记杨贵的带领下在巍巍太行上苦战十年，在悬崖峭壁间修建成了名震中外、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红旗渠。然而，文革之后，杨贵被以“四人帮帮派体系”为名从公安部副部长的岗位上被撤下来，红旗渠的特等劳模、县委成员等大批干部受到牵连排挤，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本书再现了杨贵为首的林县县委一班人带领全县人修建红旗渠的艰难过程，以及围绕红旗渠及其修建者发生的是是非非，从一个特殊角度反映了那一年代的政治斗争的波云诡谲，读罢令人怅惋。

目录
第一章太行山的儿子
　孤儿寡母
　仇恨入心
　组织抗粮抗捐
　15岁入党
　面对陷害
第二章战火青春
　告别家乡
　拨掉日寇据点
　17岁当区长
　葛箭突围
　大王屯挖枪
　三里屯负伤
　宋窑血战
　良相伏击
　赢得淇县解放
第三章在过流时期
　岳飞庙前演讲
　郭王度蹲点
　林县抗旱工作组长
第四章 26岁的县委书记
　一份报告引起中央重视
　摸大自然的脾气
　山区前途大讨论
　水利建设从小到大
　全国山区建设典型
　周总理派来医疗队
第五章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第六章红旗渠工程动议
第七章千军万马战太行
第八章困难面前不弯腰
第九章五年建成总干渠
第十章马列主义县委
第十一章在文革风雨中
第十二章全部建成红旗渠
第十三章林县红旗不能砍
第十四章不负周总理重托
第十五章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
第十六章心底无私天地宽
第十七章杨贵与红旗渠再度辉煌
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一部好教材——读《杨贵与红旗渠》有感
附录红旗与渠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