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审：pandychen 谁养鱼 斯坦纳小姐 helene0921 一根棒冰 土拔鼠 nc（特邀）
终稿：谁养鱼 helene0921 zzard 斯坦纳小姐 一念木兮 土拔鼠
在我完成《美国生存体验实录》初稿的时候，还是一个看似财富无边的繁荣年代：技术革新者和风险投资家一夜暴富。他们疯狂购买麦克豪宅，类似于我在缅因州做清洁工时呆过的房子，有些甚至面积更大。就连那些高科技公司的秘书都因为股票期权而大赚一票。有流言说，商业盛衰周期将不复存在，往后的日子会一直欣欣向荣下去，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在美国的资本主义界蔓延开来。旧金山一个电子商务公司的广告牌上赫然写着：“不打仗，只做爱”，然后又在最底下写道：“去他的，只赚钱”。
2001年5月，《美国生存体验实录》出版之时，网络公司的虚假繁荣泡沫刚开始破裂，证券市场也刚开始摇摇欲坠，但这本书的出版显然还是令人惊奇不已，甚至对很多人而言有如醍醐灌顶。在书出版后的一两年里，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来找我，开口对我说的都是“我从没想过……”或“我还没意识到……”这样的话。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美国生存体验实录》很快就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并开始获奖，当然批评也在逐年累积。但总的来看，读者对书的接受程度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甚至还受到一些较富裕阶层的欢迎。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女士来信说，看这本书之前，她一直对穷人颇有微词，因为在她看来，他们得肥胖症就是自作自受。现在她明白了，很多时候，健康饮食对他们而言都可能是种奢侈。有不少人告诉我，他们给小费的时候比以前大方多了，要是我为他们中的每个人拿出25美分，那么我自己的基金会都可以建立起来了。
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美国生存体验实录》这本书在低薪阶层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前几年，已有数百人写信给我，跟我分享他们的故事：一个母亲，刚刚诞下婴儿，家里却断电了；一个妇女，没有医疗保险，却被诊断出患了癌症；还有一个男人，刚刚加入到无家可归的行列中，只能在图书馆上网发邮件给我。
在写《美国生存体验实录》时，我不确定书里所指的这种人究竟有多少，主要是因为官方定义的贫穷标准——个人时薪7美元，着实荒谬至极，平均下来我的时薪就有这么多，但我早已脱贫。然而，在书上市3个月后，位于华盛顿的经济政策研究所发布了一篇题为《苦难在美国：工薪家庭的真实故事》的报告，并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29%的美国家庭的收入远不足以支付必要的日常开销，包括住房、儿童保育、医疗保健、食品、交通和税赋，以及另一些应该提出来的非必要支出，包括娱乐、外出就餐、有线电视、网络服务、度假和节日礼物。或许将此标准定义为“贫穷”更为合理。29%虽然只是少数，但并不能令人宽慰。21世纪初的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数据。
那么10年之后的今天，处于收入分配倒数第三层的人，如酒店房间清洁工、仓库工作人员、餐馆洗碗工、照顾小孩和老人的保姆、超市理货员，对他们而言，情况究竟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简单地讲——情况变得更坏了，特别是2008年经济大萧条开始之后。
后危机时代的贫穷
在为这本书搜集材料时，我发现人们经受着各种艰辛：吃饭有上顿没下顿，看病没有医保，偶尔还需要在汽车或货车里过夜。当你在我的书中读到这些时，你要记住这还是发生在经济鼎盛时期。经济一直在增长，如果不计报酬，工作岗位至少还是充沛的。
2000年，我走过街头还能得到一些工作机会。不到十年间，其中许多工作都消失了，剩下的工作机会则竞争惨烈。就算我想重复在《美国生存体验实录》中的“试验”，也已然不太可能了，因为我可能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
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我一直试图找出问题的答案，经济衰退之下，在穷忙族的身上都发生了些什么——这次我采用了采访一类的传统报道技巧。我从自己的大家族着手，其中很多人不是没有工作，就是没有健康保险。我还设法继续跟踪采访那些在我写《美国生存体验实录》时遇到的人。
这并不容易，因为短短几个月内，通过当初获得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多数人我已无法联系到了，这有可能出于搬迁或者电话服务中断的关系。过去几年，我一直与“梅丽莎”保持着联系。她现在仍在沃尔玛工作，她的工资已经从7美元/小时涨至10美元/小时，但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却失去了工作。“卡洛琳”现在已年逾半百，由于身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算是部分残疾了。她已经离开了游手好闲的丈夫，现在偶尔做些清洁和餐饮的活，勉强维持着生计。经济萧条似乎对她们俩的生活并没产生太大影响，但这也是因为她们已然生活在永久性的经济萧条之中。
可以理解的是，媒体的焦点已经转向了“新贫一族”——往日的中产阶级，甚至上层中产阶级，他们失去了工作、家庭，或许还要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和紧跟其后的经济滑坡带来的投资损失。但是本次经济萧条中受到重创最大的还是蓝领工人阶级，自从上世纪80年代“去工业化”以来，他们的生活质量一路下滑。
例如，在2008年和2009年，蓝领失业率的增长速度是白领的3倍，非裔美国工人和拉美工人的失业率是白种工人的3倍。就像本书中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样，低薪蓝领工人由于没有足够的资产和储蓄，一旦失业，他们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原本就贫穷的人们又是如何应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处境呢？一种显而易见的方法是削减医疗保健方面的开支。《纽约时报》2009年的一篇报道称，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再也无法遵从处方，负担相应的医药费，使用医疗护理的人数也减少了很多。其他人（包括我大家族中的成员）索性放弃了医疗保险。
事实证明，在困难时期易受影响的另一项开支是食物，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村贫困人口转向“食品拍卖”，但通过这种方式提供的食品可能已过期。对于那些喜欢鲜肉的人来说，他们还可以选择城市打猎。在威斯康辛州的拉辛市，一位51岁的下岗工人告诉我，为了填补他的日常饮食，他会“打一些松鼠和兔子，炖、烘、烤换着法吃”。在底特律，随着人口的减少，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增长。一名已退休的货车司机在那里贩卖浣熊肉，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的，他还推荐用醋和香料腌制浣熊肉。
但是，最常见的应对策略只不过是，增加住所内每平方英尺付费者的人数，常见的方法有将合租人数翻倍，或出租给沙发客。
在过度拥挤的情况下很难确定人数，因为没人会愿意向人口普查人员、记者或者任何和政府稍有关联的人交代这种情况。
在洛杉矶，房地产专家彼得·德赖尔说：“那些已经失去工作或者至少失去第二份工作的人，为了应对这次经济萧条，他们会出租过分拥挤的公寓，将合租人数翻一番或者翻三倍，否则就得用50%、60%甚至70%的收入来支付租金。”根据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某社区的一位组织者的说法，在一栋多数住着临时工的楼里，标准的公寓会有2间卧室，每间卧室最多要容纳下一个五口之家，再加上另外一个要求睡沙发的短租客。
没有人会认为自杀也能算一种“应对策略”，但是面对失业和债务缠身，一些人会选择一死了之。目前全国尚没有统计资料显示自杀与经济萧条之间存在相关性，但是美国防自杀生命热线的统计显示，在2007年至2009年期间，他们接到的电话数增长了4倍有余。像印第安纳州的艾尔克哈特等失业率特别高的地区，自杀率直线上升，令人堪忧。止赎权时常是自杀的导火线，甚至会引起更惨的结果——杀人后自杀，毁掉了一个个完整的家庭。
"对贫困家庭的折磨和虐待"
当然，我们有一个从总体上缓解个人和家庭困境的途径——建立一个政府安全网，以防止穷人每况愈下，直至一贫如洗。但是过去几年它对经济危机的应急只能说是略有成效。食物券项目在应对危机时效果很好，目前该项目已惠及约3700万人，比经济衰退前的水平提高了30%。但是社会福利在经济衰退的最初两年中只扩大了约6%——1996年的“改革”以前，这一直是穷困破产者的最后希望。
这两个项目有何区别？领取食物券有法可依。你到相关部门，只要满足法定的条件，他们就会帮助你。而对于福利，那些大权在握的街头官僚会直接说不。以特拉华州的克里斯汀和乔·帕伦特为例，他们一直认为只有“不想工作”的人才去寻求政府的帮助。他们的麻烦来临时，正值经济衰退前夕。那时乔(家族中的第四代管道钳工)背部受了伤，就连轻轻抬起胳膊都觉得困难。一连好几个月，他一直萎靡不振，后来他打起精神，参加了一个政府资助的电脑维修再培训课程，却发现这些技能已经没有市场了。他明明可以求助于残疾津贴，但是“第22条军规”中那种互相矛盾的情形发生在了他身上，乔申请的时候被告知要想取得资格，他必须提交最近的一次磁共振成像扫描结果。而这将花费800至900美元，帕伦特家可负担不起。而且不像家庭的其他成员，乔没有资格获得医疗补助。
两人年纪轻轻便结了婚，当时的计划是让克里斯丁呆在家里看孩子。但是，2005年前后，由于乔行动不便，而且还要养活三个孩子，克里斯汀只得走出家门，四处应聘服务生。最终，2008年她在一个“非常高档的水上场所”找到了工作。随后，经济危机来袭，她也被解雇了。
克里斯汀聪明伶俐，人长得也不错，而且从她对自家小厨房的掌控来看，给十几桌的订单，她多半也能做到有条不紊、从容应对。在过去，她总是能在几天内就能找到一份新工作，现在却是毫无门路。和当时44%的失业者一样，她没能满足极其复杂，有时候还有些专横的失业救济金的资格要求。他们的生活开始分崩离析。
于是，帕伦特一家转而寻求硕果仅存的福利——TANF，贫困家庭临时补助（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1996年TANF取代了抚养儿童家庭补助计划。与后者不同，TANF并不直接提供现金援助。这是一个针对在职父母的收入增补计划，该计划基于一个乐观的假设，即总会有大量的工作提供给有足够进取心的人们。
克里斯丁提出申请之后，六星期内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钱，也没人回电话。在学校，帕伦特家七岁小孩所在的班上，老师让孩子们写下他们会向精灵提什么愿望，如果精灵确实存在的话。布丽安娜的愿望是她妈妈能找到一份工作，因为家里已经没有吃的了。老师认为她的愿望会带来困扰，没法和其他孩子的愿望一起张贴在墙上。
当帕伦特家终于被纳入“组织”，并且开始领到食品券和一些现金资助时，他们发现了为什么有些受助者把TANF叫做对贫困家庭的折磨和虐待（Torture and Abuse of Needy Families）。TANF从一开始给人的感觉就是“羞辱”，克里斯丁说。那些社会工“把你当乞丐一样，好像你得到的每一美元都是从他们薪水里扣出来的。”
帕伦特一家发现他们每人每周预计要申请40个就业岗位，可是他们的车快报废了，而且他们没钱买汽油、付通行费，也雇不起保姆。此外，克里斯丁每天必须开车35英里去参加有一个叫做Arbor的私人公司提供的“就业培训”课程，她说这“简直笑死人了”。
康涅狄格大学法学院的凯伦· 古斯塔夫森认为，全国上下，“政府福利申请更像是被警察记录在册”。通常会拍张大头照，按个手印，还要接受有关亲子关系的冗长盘问。表面上这是为了防止福利欺诈，但是这让人们从心理上觉得贫穷本身成了一种罪行。
安全网如何变成天罗地网
我在研究经济萧条时期穷忙族的命运时发现，在美国贫穷已经成为一种罪名，其程度之深，令我尤为震惊。
或许，我对在低薪工作场所遇见的毒贩和小偷的持续怀疑，提醒我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当你脱离相对安全的中产阶级时，你可能也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公民权益，并且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家里。
例如，大多数城市都设有一些法令，通过取缔诸如坐、闲逛、睡、躺等必要的日常生活行为，以驱赶路上的穷人。城市官员们吹嘘道，这些法令不存在任何歧视：“不管你是无家可归还是腰缠万贯，只要躺在人行道上，就是犯法。”2009年六月，佛罗里达州圣彼德堡地方检察官发表声明，援引阿纳托尔·法郎士不朽的评述：“法律，在其堂皇的一视同仁下，禁止富人，以及穷人睡在桥洞下……”
且不管任何缘由和怜悯，随着经济低迷、贫穷滋生，由贫穷导致的犯罪行为愈演愈烈。全国无家可归和贫困法律中心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伴随着来自穷人更多的“温和”的违法行为的骚扰——如乱穿马路、乱丢垃圾或者手持开口容器，自2006年起，针对公开贫困人口的限令数持续攀升。
报告列出了美国十大“最小气”的城市——其中最大的包括洛杉矶、亚特兰大、以及奥兰多——但是，新的竞争者层出不穷。科罗拉多州格兰姜欣的城市议会正在商讨一项乞讨禁令；亚利桑那州坦培市在六月末展开了为期四天的针对穷人的打击行动。不过，你怎么知道谁是穷人呢?如拉斯维加斯的一则法令中写道，“穷人是理性的平常人认为他理应得到社会援助的人群。”
那可能是吹干头发、画好眼线之前的我，然而这就是阿尔·石基理每日的常态。这位头发花白的62岁老人坐在轮椅上，常会出现在华盛顿的G街——正是这个城市最终要对1972年在越南富牌射进他脊柱里的那颗子弹负责。
他本享受着室内大床的奢侈，但是，直到2008年12月的一个午夜，警察手持搜查令，扫荡了收容所。结果证明，石基理——在职牧师，不酗酒，不吸毒，不在女士面前说脏话，确确实实有一点构成“犯罪”的地方是因为他有几次在大街上睡觉。所以，他被拖出收容所，关进监狱。
“你能想象吗？”埃里克·希浦托克说道，他们从收容所里逮捕流浪汉，理由是这些人无家可归？”埃里克是无家可归人士的拥护者（他自己也住在避收容里），正是他把我介绍给了石基理。
官方针对穷人的敌意之恶毒可以说是惊人的。几年前，一个名叫“要食物不要炸弹”的团体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公园里向饥饿的人发放免费的纯素食食物。以拉斯维加斯为首的若干城市通过了一批法令，禁止在公共场合给穷人分发食物。这致使许多中年白人素食主义者遭到逮捕。
在奥兰多，一项反分享法刚刚被推翻，但是对非法施舍的战争仍在继续。奥兰多市正在申诉，而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正处于镇压之中。更是最近，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市开始强制执行一则法令，限定慈善厨房一天只能向130人提供食物；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已经启动区划法，制止一个当地教会为无家可归的人发放早餐。
对于尚有家可归者，犯罪有两条主要途径，其一就是负债。任何人都可能被债务缠身，而且尽管我们对债务人监狱的撤销引以为傲，但至少有一个州，德克萨斯州，那些支付不起过期罚款单的人们或许会被关进监狱，直到蹲出罚单来。
在更为普遍的情况下，牢狱之灾是这样发生的：一个债主起诉你，法院向你发出一张传票，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你没有出面（比如因为地址变更而没能收到传票）。好吧，那你这就是在“藐视法庭”
或者假设你没按时付费，你的汽车保险过期了。于是，你无法再得到类似坏掉的车头灯（仅灯泡就大约130美元）一类的赔偿了。现在要么扣下车，要么罚一大笔钱，或者两者皆有：这要视情况而定。于是，你可能又要接到法庭的传唤了。“循环一旦开始就会没完没了，”耶鲁法学院罗伯特·所罗门说。“它只会愈演愈烈。”
因贫穷而被判为有罪的第二种，也是目前最有可能的一种方式，就是生错肤色。当知名教授认同种族定性时,人们的愤怒就变得高涨,但实际上整个社会已经对这种可疑的深肤色与贫穷的结合定性了。掸一下香烟就说你在"乱丢垃圾"；穿错上衣颜色就说你在向帮会宣示效忠；只是在有问题的街区散步就被当成"潜在嫌疑犯“。而这时你万万不能生气,否则就是在"拘捕"。
政府取消对穷人的资助而把执法作为重点的行为已成为司空见惯的模式。取缔公共住房，然后把无家可归变为一项罪名。不提供公共部门职位,继而把负债作为实施惩罚的理由。穷人的经历,尤其是有色穷人,就像困在笼子里的老鼠挣扎着避免不规律的强制的电击。如果你试图用一次短暂的、药物引起的快感来逃避这一恶梦般的现实，你就会再一次“被抓住”，因为，显然那样做也是违法的。
导致的结果就是令我们惊愕的，全球最高水平的监禁率。如今，230万人正被囚禁在监狱中，恰恰与公共住房的居住人口数相同。保留下来的公共住房变得越来越像监狱，有警察突击检查，以及越来越多的城市计划着对居民进行药检。安全网，或者说它的剩余部分，已经演变成为了法网。
经济上的萧条最终能否迫使我们打破贫穷与惩罚这个怪圈尚不可知。即使官方公布的贫困人数也在增加——2010年已超过14%，鉴于此，一些州开始通过各种手段放宽对贫困人口的刑事定罪：实施替代刑、缩短缓刑时间以及减少因技术性违规而被关押的人数，比如错过法院的制定日期。但是在其他州，情况不妙，惩罚的力度正在加大：不仅增加了“罪行”的条目，还向犯人们收取食宿费，保管他们被释放时背负的债务数额足以令其走上犯罪之路。
然而如何解决那么多美国工薪族的贫穷问题呢？十年前《美国生存体验实录》首次出版之时，我经常回之以一份标准自由愿望单——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全民医疗保健，经济适用房，良好的教育，便捷的公共交通，以及其他一切我们本该享有，却被忽视了的愿望——在发达世界中，我们是唯一出现这种情况的国家。
如今，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变得更简单，却也更具挑战性了：若想缓解贫困，我们就要停止那些害其落魄，又使其长此以往的行径。不再克扣工资，不再把工薪阶层看成是潜在罪犯，而要让他们拥有组织工会，争取更好的薪资待遇和工作环境的权利。
当人们向政府寻求帮助，或者露宿街头时，不要再用行政手段去骚扰他们。或许，正如当下许多美国人所相信的那样，我们已无力负担那些可以真正缓解贫穷的项目——虽然我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但是，作为底线，我们应该做出决定，不再落井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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