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党八股是党风败坏的表现，是脱离人民群众的表现。丧失群众、丧失读者的宣传还不如不宣传，党八股式的文风，更败坏了党埋头苦干、尚质省文的形象。我们感到：当前最大的危险之一是学风和文风的危机，如果我们经济发展起来了，合法性反而丧失了，丧失了“笔杆子”，处处消极被动、理屈词穷，那样就会失败，而且失败得很惨。
我们正在从事的，既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那么，我们首先必须说清楚我们的事业与五千年文明的关系是什么，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既有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是什么，与西方道路的关系是什么，这是理论创新的关键。当然，理论创新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做坚实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超过洋人和古人，超过资产阶级学者和传统的研究者，因为靠压服是不行的，靠说空话、背教条更是不行的，因为人家不买账，所谓“貌恭而不心服，苟免而不怀仁”，这难道不是今天的部分事实吗？怎么办？我们共产党人必须站在人类一切优秀成果的肩上，站在第一流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肩上，去超越他们。
洋八股、党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共产党人的文章不但要让人民群众欢迎、洛阳纸贵，而且要让第一流的学者佩服，而且是心悦诚服，而我们自己离这样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很远。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必须好好学习，必须改造我们的学习。包括向一切资产阶级学者、向我们的一切前人学习。当然，我们学习他们，为的就是超越他们。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道路的实践早已经超越了他们的想象，但是我们的理论工作没有跟上，对理论工，从事学术研究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是很大的失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语言和文化的革命，延安整风是一场文风和学风的革命，我们现在也需要文风和学风的革命。
学风和文风的问题，关乎天下兴亡，首倡“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指出：“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修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归淳之行。”共产党人认为，哲学不是教条，而是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尚质省文”、“实事求是”，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绝对不能小看。文风是作风的表现，这是历史的经验。
《人间正道》开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道路与中国传统文明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宋代宰相文彦博有句名言，一语道尽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他对宋神宗这样说：“殿下为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而共产党人则是以“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以“为人民公天下”，革了数千年封建政治的命，超越了中华旧文明，这是包括钱穆、黄仁宇、何炳棣、陈寅恪等在内的第一流的学者，超越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意识形态而得出的历史结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也许这句话听起来抽象，但仅举一个例子就能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在国民党的队伍中，最高荣誉是授予“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抗战中，国民党有170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其中省部、将官以上者143人，占83.1%，而普通士兵竟无一人。中共最高荣誉则为革命英模，抗战期间，获此荣誉者150人，其中连以下官兵146人，占97.3%，另外，还授予30名民兵及3名普通民众英模称号，这个例子说明：“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之道。
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和既有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是本书又一个正面回答的问题。首先，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究竟“新”在哪里？今天的很多年轻人可能并不清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是简单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以共产党领导的，四个阶级形成的“统一战线”为主体的革命，这就是五星红旗的含义。而这样的革命道路，是马克思和列宁从来没有提出过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
中国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当然与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论战有密切的关系。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依靠的是“工程师加电气化”，苏联工业化的领导力量是工程师，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则是雷锋、王进喜、邓稼先、钱学森，而不是“工程师阶级”，这是根本的不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旗手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就是一群工程师“以管物的方式管理人”，是“工具理性”的极端发展，今天看来，哈耶克对苏联道路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之一，主张决策在基层，反复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强调绝不能以管理物的方式来管理人，反复强调走群众路线，不走精英路线。
本书回答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吗？绝不是的，恰恰相反，我们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颠倒了资本的逻辑，改变了500年来西风压倒东风的历史潮流。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非常畅销，为什么？因为马克思第一个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头足倒置”的危机结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把实体经济建立在虚拟经济之上，虚拟经济支配了实体经济，资本增值这个唯一目的决定了生产与市场，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资本论》说：资本家阶级唯一追求的就是资本的升值，而不是产品和市场的发展，为了资本的升值，资本家阶级可以无情地破坏生产和市场。这就是《资本论》最了不起的发现。
但是，如何使货币、金融、资本为生产和市场服务，使得生产和市场决定资本，而不是听任资本决定和破坏生产与市场——即如何将被资本家阶级“头足倒置”了的社会再颠倒过来，马克思却没有作出清晰的阐释——因为《资本论》没有写完，马克思就去世了，当然，更重要的是：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实践。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这样伟大的实践，我们的实践表明：共产党人反对的是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反对的是资本为王，反对的是资本决定生产与市场的逻辑，但是，共产党人反对的不是资本，更不是资本为人民所用，无论是国有资本、民间资本还是国外资本，只要它是服务于生产和市场发展的，只要它是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只要它是有利于中国强大的，我们都应该利用。我们的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把资本与生产、市场的关系颠倒过来了，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
还有，本书回答的另一个问题：即中国道路与西方发展道路的区别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很关键。中国道路与西方发展道路的区别究竟何在？近代西方发展道路的根本特征在于如下两点：一、靠掠夺殖民地谋发展、谋崛起；二、靠垄断世界资本、垄断世界发钞权剥削全人类，从当年的金本位到美元本位再到今天的美元白条本位，500年来莫不如此。而返观中国的发展道路，第一是我们不靠侵略别人、不靠建立海外殖民地谋发展，而是靠我们自己的内需和市场、靠走能源创新的道路谋发展，第二是我们不走美国那样的靠发债、靠过度消费、靠愚弄全世界谋发展的道路。
当今中国面临的挑战很多，但是，最根本的挑战是信心的挑战、思想的挑战。今天，一切批评都是允许的，但一切批评都必须有建设性，起哄架秧子、“唱衰中国”算什么本事？何况中国不会被唱衰。埋头苦干、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这才是中国人应该具有的宝贵品格。魏源在《圣武记》中说得好：“欲战胜于疆场，必先战胜于庙堂”。而欲战胜于庙堂，必先战胜于思想。我们今天需要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的关键，就是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道路，乃是对中国传统、既有社会主义道路、西方发展道路的深刻超越，就是必须让理论创新跟上我们的实践和时代前进的步伐，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体制自信和文化自信。这就是《人间正道》一书的目的。
（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间正道》由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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