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目标中国:石油大棋局
前言
香料战争与十字军东征
哲人乔治·桑塔亚纳曾言:“忘记历史,必将重蹈覆辙。”回首百年,世界诸多大事堪称史无前例;但若审视人类行为的本质,这些事件无非是历史的再现。
9·11之后,小布什发动反恐战争,“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可谓掷地有声,俨然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对决,而“新十字军东征”的说法更是意味深长,让各国尤其是中东国家不禁回想起“十字军东征”——欧洲对中东地区长达两个世纪的圣战。这一历史的比照发人深省,以至于小布什在其幕僚建议下迅速改口,再也不提“东征”二字。
早在800多年前,阿拉伯和北非地区就是世界地缘政治的角逐中心。在北非以及现在被西方称作“中东”的地区,阿拉伯商人垄断了当时最昂贵的商品——从亚洲运来的香料。
所谓的香料就是桂皮、胡椒、肉豆蔻等,精明的阿拉伯商人对其产地讳莫如深,堪比最高军事秘密。由于香料广受欢迎,他们费尽心机制造“物以稀为贵”的假象,为的就是在交易中轻松赚取40倍的利润。
当时威尼斯是亚得里亚海附近的城邦,与东方多有往来,阿拉伯香料商人在此贸易频繁。威尼斯之所以富甲一方,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海上帝国,正是源于它控制了阿拉伯商人运到欧洲的香料。
后来阿拉伯人威胁要中断香料供应,于是威尼斯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野蛮、也是最堂而皇之的掠夺战争——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明明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却披上了宗教圣战的外衣。
威尼斯从法国等地招募雇佣兵,用他们攻城掠地,许诺之后一同分赃,当然,走卒们拿到的从来都是蝇头小利。威尼斯派出军舰并提供军饷,雇佣兵拿着剑、举着十字架,开始了近两个世纪的征战与屠杀。这便是基督教版本的圣战。
于是乎,“香料战争”变成了基督教徒消灭伊斯兰“异教徒”的圣战,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控制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商品——东方的香料。数万名“圣殿骑士”挥戈东征,但他们却慢慢发现,自己所做的并不是收复被穆斯林占领的神圣领土,而是为威尼斯主子掠夺财富。
最血腥的一次东征始于1204年,其实并未以阿拉伯领土为目标,而是直指当时的基督教城市君士坦丁堡(现伊斯坦布尔)。这座大都市是东西方香料贸易的枢纽,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王朝定都于此,拥有的财富无与伦比,但被十字军占领后洗劫一空。当时正值基督教内东西教会大分裂,十字军不但铲除穆斯林异己,对东正教徒也不放过。
香料原产自印尼和印度,阿拉伯商人成功地控制了进货渠道,并编造故事渲染香料产地之遥远、货物之稀缺。他们甚至对欧洲人说,获取这些“极为珍贵”的物品风险极大,并不惜使用武力来阻止欧洲商人得知其中的秘密。后来,好奇的威尼斯人发现了香料的源头,并准备建立自己的买卖渠道。于是,就有了十字军东征,掀开了世界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不难看出,当时的宗教圣战其实就是香料战争。
石油战争与美国霸权
19世纪90年代,德国工程师鲁道夫·迪塞尔发明了使用汽油的内燃机,较之两个世纪前发明的以煤为燃料的蒸汽机,效率提高了5倍。不到20年,世界强国的海军和陆军纷纷采用内燃机,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开始了历史性的变革,世界进入石油时代。
正如香料战争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黑暗的一页,石油时代的历史同样伴随着刀光剑影,充斥着欺诈与谎言。
为了确保对世界石油的垄断,进而为夺取世界霸权做好铺垫,几个美英大公司由政府撑腰,炮制了当代科学史上的弥天大谎。他们声称石油是数亿年前的生物形成的化石燃料,因此储量有限,而且正迅速消耗。不管证据是否充分,西方地质学教科书把这作为白纸黑字的科学事实,不容些许置疑。进入石油时代之后,“石油有机说”被精心编造,几乎为世人所接受。
本书对“石油有机说”这一迷思追根溯源,同时检视了石油在绵绵不绝的国际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从冷战一直到近来中东等地的局部战争,其实都是为了石油,尤其是控制石油交易及随之产生的石油美元资金再循环。掌握控制权的一直是一小撮美英石油公司——曾被称作“石油七姊妹”,如今合并为四家:埃克森美孚、雪佛龙、BP、壳牌。
20世纪80年代末,一种新的金融工具“石油期货”大行其道,开启了美英合伙控制石油的新套路。这种机制抛开了传统的石油供需法则,可以在关键时期控制石油价格,为他们利用石油发动经济战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本书回顾了石油的百年历史,探究了那些美英精英们如何制造石油稀缺的神话——也就是当今被奉若神明的“石油峰值论”,以及他们如何利用种种骇人听闻的策略来维系其全球霸权。
书中还介绍了俄罗斯的“石油无机说”,即石油生成于地幔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这一理论被传统石油地质学驳斥为异想天开。新学说最初成形于美苏冷战的巅峰时期,指出一旦摘下西方石油有机说的假面具,石油的价格就会像当初的香料一样,难以继续维持高价位。
9·11之后,纽约世贸大厦轰然倒塌的场景被反复播放,本·拉登的形象也一再刺激人们的神经,让美国人倍感无助,但这一恐怖袭击事件也为华盛顿发动战争赚足了吆喝。民众对反恐近乎宗教般的狂热让事实上的能源战争师出有名。从喀布尔到巴格达,从达尔富尔到开罗、的黎波里,美国操纵的战争一轮接着一轮,舆论更是铺天盖地。人们被告知战争是为了“自由与民主”,但实际目的是为了控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品——石油,可谓逢油必夺。
2010年12月17日,年轻的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阿齐齐纵火自焚,原因是当地执法人员不让他在街上摆摊。事件引发了一连串的抗议、暴乱、冲突,并迅速蔓延到伊斯兰世界,从埃及到也门,从北非到中东。
自苏联垮台后,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地区局势动荡,起因却和真正的民主毫不相干,当地民众的民主诉求被人加以利用。真正的原因是一个式微的超级大国对全球权力的争夺,并借此谋求再度独霸天下。
中东之乱,并非针对腐败王朝或极端政权,当然这些的确存在,其幕后主使真正的目标是万里之遥的北京和地中海之滨的欧洲。
到2011年,中国已迅速崛起为全球经济大国。甚至有论调称,中国将在10至20年后成为能够挑战美国霸权的超级大国。多年来,美国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试图告诫北京,美元的主导地位不容撼动,但成效并不明显。
到2010年底,华盛顿及华尔街财团愈发清楚,中国在自身发展方面更加自信且成果明显。北京在全球发起的经济和政治攻势颇有成效,目的之一就是确保未来的发展有充足的石油供应。即便在非洲这片被西方遗忘的大陆,中国政府和企业也有大手笔,与不少国家签订了经济合作协议。
笔者伏案作序之际,2011年伊始。从中东到北非爆发了所谓的“推特革命”(Twitter Revolutions),推动油价急速飙升,众多国家对此十分警惕,尤其是中国和西欧诸国。他们担心长此以往,整个伊斯兰世界会被美国搞得永无宁日。小布什在2003年曾提出“大中东计划”,剑指西起摩洛哥、东到中国的广袤地区。事实上,美国正竭力促变,希望看到未来主导大中东的是市场的极端私有化、美国的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F-16战机,以及远程控制的无人机。
正如香料战争一样,最具战略性的问题是谁来控制最关键的资源,而当今地缘政治博弈中最大的筹码就是石油。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国务卿,基辛格曾一手策划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他曾讲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到2011年,华盛顿的战略已经明白无误,控制中国及其在欧亚大陆的朋友才是战略要义。只是,这盘大棋局才刚刚开始,美国作何结局,仍需拭目以待。
威廉·恩道尔
2011年3月于德国法兰克福
第一章 本性难移 “大中东”狼烟四起
始乱突尼斯
21世纪伊始,克林顿总统即将任满之际,华盛顿的战略人士愈发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全球霸权的惟一潜在对手就在欧亚大陆,确切地讲就是防止中俄联手,不让中东和非洲的主要产油国与他们合作。中国虽是全球经济大国,但国家能源安全过度依赖油气进口,五角大楼对此弱点一清二楚。
为了控制波斯湾的石油,从2010年10月开始,美国情报部门利用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大胆的行动,CNN、BBC、《纽约时报》等美英喉舌也纷纷出马,把中东北非的动荡标榜为民众的民主运动,溢美之词不绝于耳。
殊不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也门等地的乱局早在数年前就埋下了伏笔。五角大楼麾下的智库筹划在先,目的就是给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预设羁绊。正如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所言:“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
2010年12月17日,为抗议执法不公,一名27岁的突尼斯小贩纵火自焚,所谓“茉莉花革命”一发而不可收。不出几周,当地工会和年轻人利用互联网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和平抗议,推翻了总统本·阿里的长期独裁统治。熟练利用网络工具实现政权更迭,这在中东还是第一次。
就在自焚事件之前的10月末,《纽约时报》曝光了一封美国外交邮件,据称此类“非法下载”的文件数不胜数。邮件是美国驻利比亚大使给国内的报告,内容有关于他和本·阿里的富翁女婿的晚餐谈话。邮件似乎是从网上不小心泄露出去的,但突尼斯网民迅速得知内容,并据此判断华盛顿会支持他们反对本·阿里的行动。很多严肃的政治观察家认为其消息来源——“维基解密”(大型文档泄露及分析网站)背景复杂,很可能是美国情报部门用来散布虚假消息的工具。在突尼斯事件中,维基解密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泄露邮件的时机不可谓不巧,难免让人心生疑云。
为了促成突尼斯民众对本·阿里的“自发”抗议,华盛顿真是煞费苦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迫使本·阿里取消粮食补贴,华尔街的投机商们就大肆推高谷物价格,为突尼斯民众纷纷倒戈火上浇油。此外,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威廉·沃德上将在2010年5月造访突尼斯,会见了国防部长利达·格里拉。据非洲司令部公布的消息,格里拉那时刚从华盛顿回国,“与国防部长盖茨进行了非常积极的对话”。本·阿里倒台后,突尼斯军方高层地位依旧巩固,在幕后控制着国内事态的发展,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华盛顿对突军方支持的力度。横扫突尼斯及该地区的所谓“民主”,只不过是西方媒体刻意制造的幌子,为的是扶持投靠华盛顿的新兴军事独裁势力。五角大楼对这一伎俩可谓轻车熟路。
茉莉花革命的胜利引发了伊斯兰世界局势动荡,北非、中东、中亚,到处可见美国的身影,而这一切的终极目标都指向中国。2011年1月,颇具影响力的《纽约时报》明目张胆地呼吁在中国搞茉莉花革命。
美国的“大中东”计划
2003年初,小布什和切尼决定入侵伊拉克,这其实与9·11恐怖袭击以及本·拉登毫无关系,后来的事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此举只是华盛顿宏的大地缘战略的一个棋子。这一战略涵盖地域极广,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到利比亚、经波斯湾到伊朗、阿富汗,最终直抵中国的家门口,目的是要彻底实现对伊斯兰世界石油资源的军事控制。
美国的这一大战略到底是什么?
华盛顿的大中东地图,西起摩洛哥,横跨利比亚、埃及、苏丹、波斯湾,东至阿富汗、巴基斯坦,显示美国意欲控制整个伊斯兰世界。
鉴于对前华约国家的政权更迭计划非常成功,美国以此为蓝本制定了大中东战略的框架。该战略由前五角大楼顾问、新保守主义分子理查德·珀尔和小布什政府官员道格拉斯·费斯于1996年提出,最初是为以色列新当选的内塔尼亚胡政权起草的白皮书。
白皮书题为《彻底改变:确保政权的新策略》,是美国智库第一份公开呼吁清除萨达姆的政策建议,并且主张对巴勒斯坦人采取强硬军事立场,打击叙利亚和位于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目标。据称,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政权当时没有采纳珀尔和费斯所提的建议,理由是太过冒险。
9·11之后,随着珀尔等新保守主义的极端好战分子重返决策圈,小布什政府对珀尔-费斯报告的扩充版予以高度重视,将其称为“大中东”计划,费斯也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该计划宣称要对整个大中东地区的独裁政府实行民主改革,虽然听上去冠冕堂皇,实际上无不渗透着美国扩大军事控制和准备从经济上撬开中东国家大门的野心。
2004年6月,八国集团峰会在格鲁吉亚的海岛召开,美国提交了一份文件,题为“八国集团与大中东伙伴关系”,在文件的“经济机会”部分,华盛顿高调呼吁在大中东地区“大举推行经济变革,规模要不亚于前苏东共产党国家曾实施过的经济疗法”。
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俄罗斯、波兰、乌克兰等前苏东国家实行“休克疗法”。经历之痛苦让这些前共产党国家清楚地意识到,华盛顿就是要掠夺其国家财富。为了把东欧国家纳入美国的掌控,华盛顿把他们一个又一个拉进北约。而北约作为军事联盟,早在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之际,其使命就应宣告结束。
2004年,文件被沙特《生活报》曝光,中东抗议浪潮此起彼伏,重点就是针对美国的“大中东”计划。当年4月,法国《世界报》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除了阿拉伯国家,大中东还包括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以色列。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只有一个,就是所处地区对美国最为敌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十分盛行。”但是这恰好符合华盛顿的大中东战略,只要让这片地区战乱不断,北约介入“保护重要石油供应线”就顺理成章。
2005年5月,美军轰炸巴格达的硝烟尚未散去,小布什就宣布要在整个中东地区“传播民主”,明确表示这意味着要“在十年内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不过可笑的是,在世人眼中这位总统的所作所为却总是与民主背道而驰。
美国提交的文件还指出,要实现繁荣和民主,关键在于加强私营产业。文件甚至指鹿为马地宣称,奇迹的出现要依靠微观金融措施,即“每年向中东企业家提供1亿美元贷款,持续五年,这将帮助120万企业家脱贫(人均每年400美元),包括75万女性”。
文件设想由国际机构接管该地区的银行和金融业务,所谓国际机构主要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实它们与世界贸易组织一样,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的长期目标就是完全控制石油,全面掌控石油美元再循环,进而彻底控制整个中东的经济。计划十分大胆,却也不免铤而走险。
然而,不久华盛顿就在伊拉克陷入泥潭,再加上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沙特国王这两位中东老牌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小布什政府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才将大中东计划暂时搁置。显然,这也是日后穆巴拉克成为华盛顿眼中钉的原因。
到了2010年,美国的战略影响力有所下降,而中国的实力却迅速上升,这不能不让华盛顿的战略人士忧心忡忡。他们决定以民主的名义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策动政权更迭。2011年初,突尼斯变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美国所左右,之后五角大楼就把目标锁定了长期铁杆盟友穆巴拉克。
华盛顿的“软”革命
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仓皇流亡沙特,接着埃及的示威活动就导致穆巴拉克下台。白宫、国务院、CNN、BBC等宣称抗议活动是“自发”事件,事实远非如此。
如果仔细观察2003年至2004年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以及2009年试图推翻伊朗总统内贾德但以失败告终的“绿色革命”,就会发现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和埃及的政权更迭与他们极其相似。这些事件都以高科技为手段,而且背后有美国的支持。
在埃及变革中,一方面支持巴拉迪的青年人利用网络相互串联,另一方面神秘的穆斯林兄弟会在被取缔后依然呼风唤雨,而据称穆斯林兄弟会与美英情报机构和共济会都有联系。
挑头的是一个自称“4月6日运动”的组织,它号召埃及举行大罢工,并把2011年1月25日定为“愤怒日”。活动是该组织利用“脸谱”(Facebook)网站发起的,声势浩大、组织严密,穆巴拉克被迫解散内阁,任命前情报部长苏莱曼任副总统。
“4月6日运动”的发起人是一个29岁的土木工程师,名叫艾哈迈德·马希尔·易卜拉欣。他在“脸谱”上开设了主页,意在纪念2008年4月6日发生的工人罢工。
据《纽约时报》2009年的统计,“脸谱”和“推特”(Twitter)网站的埃及会员已达80万,大部分是年轻人。在华盛顿接受卡内基基金会采访时,“4月6日运动”的负责人马希尔讲到:“这是埃及青年第一次利用“脸谱”和“推特”这样的网络工具发起运动。我们的目标是推动民主,鼓励民众参与政治改革。”
“4月6日运动”自由松散,但在它背后却有另外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Kefaya,由兰德公司一手扶植。兰德与五角大楼关系密切,善于利用暴徒并煽动民众来给华盛顿的对手制造麻烦,1968年针对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五月风暴”、针对中国的1989年天安门动乱都是这个智库所为。
Kefaya——五角大楼的“非暴力战争”
Kefaya是组织埃及示威的核心力量,最终迫使执政42年的穆巴拉克下台。Kefaya的意思是“受够了!”
说来好笑,国家民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作为政权更迭的推手,在埃及颜色革命中却显得有些江郎才尽,未能编造出更能蛊惑人心的新词。相比之下,2003年11月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中,美国资助的这些非政府组织精挑细选,把“Kmara!”(格鲁吉亚语的意思也是“受够了!”)作为关键词,以此彰显那次以年轻人为主的政权更迭运动。
格鲁吉亚的青年人被精心训练成分散的网络小组,以避免高度集中可能带来的覆巢之祸。为掩人耳目,骨干分子在体育场所接受训练,掌握非暴力斗争的各种技巧,以及政治蛊惑、媒体宣传、动员民众等方面的培训。
推崇Kefaya和Kmara的除了国家民主基金会,还有像吉恩·夏普的爱因斯坦研究所这样的机构。爱因斯坦研究所这个名字极具迷惑性,其宗旨之一就是夏普提出的“非暴力战争”。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该所的主要负责人在1989年动乱之前专程前往天安门。
Kefaya成立于2004年,正式名称是“埃及变革运动”,由埃及精英在瓦萨特党领导人阿布·马迪的故乡建立,而瓦萨特党据称是由穆斯林兄弟会一手创建。成立Kefaya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结束穆巴拉克的统治而联合各方力量,其运作方式与“玫瑰革命”如出一辙。
作为“4月6日运动”的核心力量,Kefaya很早就开始利用新兴媒体和网络科技,以此动员埃及民众。不论是博客政治化,还是发布逃避审核的Youtube视频和图片,其手段都极为专业。在2009年11月的一次集会中,Kefaya宣布支持巴拉迪参加2011年埃及总统选举。
兰德和Kefaya
在“国防部长办公室、联合参谋部、联合作战司令部、海军部、海军陆战队,以及军方情报部门的共同授意”下,有军方背景的兰德公司对Kefaya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在2008年向国防部提交的报告中,兰德对Kefaya作出如下评估:
“推动阿拉伯世界民主化符合美国的利益,尤其是9·11美国遭受来自沙特、阿联酋、埃及和黎巴嫩的恐怖分子袭击后,这一做法的作用更加突出,这事关能否有效减少政治动荡和恐怖主义。正如2003年布什总统在国家民主基金会致辞中所言,‘只要中东仍未获得真正自由,那里就会一直停滞不前、充满仇恨,成为输出暴力的源泉。’(白宫,2003年)。美国曾利用各种手段推动中东民主化进程,包括不同名义的军事干涉,但最终目的都包括建立民主政府。然而就效果而言,最佳方法是发动当地民众自行推进民主化。”
兰德的研究人员花了若干年来完善“蜂群”(Swarming)战术,这是一种非传统的政权更迭方式,核心就是用数字技术组织大规模的年轻暴民,采取打了就跑的抗议形式,如同蜂群的活动方式。
那些打着“人权”、“民主”和“非暴力”旗号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它们的后台美国政府,越发青睐在目标国精心策划“自发”抗议活动,目的是扶持亲美政权上台,推进五角大楼的全方位主导战略。兰德报告的结尾部分这样建议:
“借助美国国际开发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华盛顿曾广泛支持变革力量。鉴于当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负面形象,对这些变革力量的支持最好通过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机构展开。”
对于美国政府在将来如何对变革运动进行支持,兰德2008年的研究给出了具体建议:
“美国政府应支持非政府组织为变革力量提供培训,教他们在民主改革中如何建立联合阵线、如何处理内部分歧。学术机构(包括与美国政党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像共和党国际研究所和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也可以承担这类培训,以便帮助变革势力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内部分歧。”
“美国应帮助变革力量获得并使用信息技术,奖励美国公司对事发国通信设施和信息技术进行投资。这些公司还要负责维护变革力量的网站正常运行,提供匿名访问等技术支持,避免网站受到政府监督及封杀。”
该项目由“负责军购、技术和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所辖的快速反应技术办公室发起,兰德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的替代战略项目负责专项研究”。
替代战略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如何创造性地运用媒体、如何让青年人更为激进、如何策划部落叛乱、如何利用社交工具发动心怀不满的民众,以及本研究的主题——替代战略。”
2009年5月,就在奥巴马前往开罗会见穆巴拉克之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华盛顿会见了十六名埃及激进分子。活动由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主办,这是一个成立较早的所谓保护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美国主导的颜色革命中都有它的身影。当时其“新一代项目”为这些年轻人免费提供的两个月学习行将结束,为此近东事务代理国务卿助理杰弗里·费特曼专门陪同参加了会见。
受美国政府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和自由之家都是专事政权更迭的非政府组织,2010年席卷伊斯兰世界动乱的幕后推手正是他们。
阿伦·威因斯坦是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创始人和首任会长,他在1991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讲到:“今天我们干的很多事情是中情局25年前悄悄做的。”
纵观国家民主基金会创立以来的董事会名单,有前国防部长、现供职于凯雷集团的弗兰克·卡路西;前北约最高司令韦斯利·克拉克;新保守主义鹰派人物哈利勒扎德,小布什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就是此人一手策划,他后来担任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和驻伊拉克大使。维恩·韦伯也是该基金会的董事,他曾与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共同领导一支重量级的团队,独立研究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变革问题上的政策,他还和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一道创建了新美国世纪计划,这是一个鹰派智库,早在1998年就叫嚣要在伊拉克实施政权更迭。
利比亚:北约动武在所难免
当阿尔及利亚、也门、巴林等伊斯兰国家动荡不堪甚至政权不保时,利比亚看上去却纹丝不动。无论华盛顿采取何种政变措施,卡扎菲就是不肯拱手交权。
说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众备受物价飞涨和贫富差距的影响,大致还有几分道理;但利比亚(全称“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利比亚的人均生活水平居非洲大陆之冠,民众在医疗、教育和能源方面都享有政府补贴。卡扎菲执政42年间,也并非都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卡扎菲从伊德里斯国王手中夺取政权时,利比亚人的识字率仅为10%,现在超过90%,这似乎与暴君的典型形象不太相符。在非洲大陆,利比亚的婴儿死亡率最低,人均寿命最高;营养不良的人口不到5%,比美国还少;贫困人口的比例比荷兰还要低。针对近期粮食价格上涨,卡扎菲甚至取消了相关的课税。卡扎菲将自己的模式称为伊斯兰社会主义,虽然人口的绝大多数是逊尼派,但国家采取的却是世俗而非宗教体制。
最重要的问题是,卡扎菲始终不肯把本国丰富的石油资源交由美英石油公司开采,而是把非洲最大的油田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有选择地与外国公司签订长期特许协议,中国就是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的大客户之一。与突尼斯和埃及不同,号召年轻人发动示威这招在利比亚行不通,所以华盛顿不得不在当地扶持并培训反对派,爆发全面内战也就在所难免了。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穆萨发表声明,声称卡扎菲下令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呼吁对利比亚局势进行军事干预。为了褒奖穆萨此举,美国暗中首肯他取代穆巴拉克担任埃及总统。
有了阿拉伯联盟声明这个借口,美国迫不及待地要求安理会授权军事干预,提案获得通过,但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萨科奇在军事行动中一马当先,幻想能帮法国石油公司夺取利比亚丰富的石油资源。
北约的军事行动有一点最引人注目,那就是利比亚虽未违反《联合国宪章》,但“国际舆论”却接受了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赤裸裸的军事入侵,这无疑践踏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尽管贴上了“人道主义”的标签,依旧掩盖不了新殖民主义的行径。如果利比亚战事的目的就是强推政权更迭,世界似乎并未考虑对此听之任之将产生的影响。问题的关键并不涉及卡扎菲是好还是坏,问题的根本是当下的国际法是否公正、战争之举是否正义。
利比亚的事态发展意味着有人要在国际社会强力推行一种新的观念,这种观念被其发明人称作“保护责任”。虽然这个概念含混不清,但奥巴马总统硬是以此作为美军入侵利比亚的理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在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需要,并解释说:“‘保护责任’是一个有关国际安全和人权的新观念,旨在解决国际社会迄今未能很好处理的问题,像大屠杀、战争罪行、种族清洗,以及人道主义犯罪。”
负责为“保护责任”这个模糊不清的观念四处布道的也是一个无孔不入的非政府组织,名为全球保护责任中心。该组织是由其他人权组织创立的,其中包括国际危机组织、人权观察、乐施会、难民国际,这种创建方式多少有些像俄罗斯套娃,不过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捐赠人却总是那几张老面孔。
美国先是让北约大肆炒作,接着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声称卡扎菲派空军滥杀无辜。迫于美国的压力,穆萨和阿盟成员国以西方的表态为依据,呼吁对利比亚动武,这样华盛顿和伦敦就轻松拿到了下一步行动所必需的遮羞布。尽管对无辜平民的屠杀尚无证据,但发动“人道主义”战争已势在必行。看到这些,人们不免要问,为什么北约不在巴林、也门、叙利亚设立这样肆意狂轰滥炸的禁飞区呢?是否可以想象中情局未来在西藏或新疆煽动骚乱,然后宣布用所谓的“保护责任”来拯救藏民?
“保护责任”的标准到底由谁来决定?!
与处理其他国家的动荡局势不同,美、英、法对于推动利比亚国内和谈丝毫不感兴趣,更别提寻求妥协了,这正是“保护责任”高度灵活性的体现。谁该干什么都要由华盛顿来决定,国家主权的概念早已被弃之脑后。
早在2004年,索罗斯在《外交》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国家主权的概念做出阐释,但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他写道:
“主权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它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当时社会由统治者和奴隶组成,还没有公民的概念,《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1648年签署后,主权才成为国际关系的基石……当今,不是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如果外部势力要对民族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预,主权就成为一块绊脚石。但是真正的主权属于公民,政府行使主权的权力是公民赋予的。如果政府滥用权力,而民众又无力对其加以纠正,那么外部干预就合情合理。”
战略意图
2010年至2011年,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地点恰好符合小布什提出的“大中东”计划的范畴,他声称要在阿富汗到摩洛哥的广大伊斯兰国家推动“民主”和“自由市场”改革。
然而,“大中东”计划的最终目的是牢牢控制核心战略资源——石油,而且以此作为将来敲诈中国的筹码。这只是一百多年来美英大战略的一个棋子,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就是——“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
美英势力运用这一战略抢占石油资源、控制石油供应、操纵石油价格。事实上的“无形战争”早已开战,其终极目的就是创建史无前例的全球霸权。
第二章 弥天大谎 石油峰值论
建立石油帝国
上20世纪50年代可谓美国石油巨头的黄金岁月。几大公司屈指可数,要么充当洛克菲勒石油帝国的魔爪,要么助纣为虐。二战后,洛克菲勒家族依托名下的信托基金等机构,有效掌控了当时国际石油的三驾马车——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雪佛龙)、新泽西标准石油(埃克森)、纽约标准石油(美孚)。
这个石油帝国的掌门人就是洛克菲勒四兄弟。
老大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左右着战后的美国对日政策,还密谋了人口控制论。他掌管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世界各地慷慨出资,布局战后学术研究,目的就是为了家族的一己私利。
老二纳尔逊·洛克菲勒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红人,在这位民主党总统的拉美政策上说一不二。后来又摇身一变,投靠到共和党艾森豪威尔总统麾下,权倾位重,一手策划了冷战时期的对苏心理战。
老三劳伦斯·洛克菲勒在政治舞台上与兄弟们不分伯仲,且更具商业头脑。他有不少公司,东方航空便是其中之一,没少把波多黎各的廉价劳工运到美国的血汗工厂。60年代末,他还通过风险投资创建了一个小型半导体公司,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英特尔。
大卫·洛克菲勒排行最小,执掌家族的大通国家银行,为洛克菲勒标准石油的全球布局筹措资金,并让大通逐渐成为美国第二大国际银行。
二战以后,洛克菲勒兄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除了主宰石油帝国,他们还通过公司董事会盘根错节的关系,把触手伸进主要军工企业,像麦克唐纳飞行器、孟山都、杜邦、力士火药、核能发展、通用电气、洛克威尔等等。此外,借1919年凡尔赛和谈之机,洛克菲勒和J.P.摩根一起出钱,创建了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CFR)这个私营智库,豢养了一批精英中的精英。
冷战初期,艾森豪威尔政府中的实权派当属杜勒斯兄弟。艾伦·杜勒斯是中情局局长、约翰·杜勒斯是国务卿,两人的仕途都得益于洛克菲勒帝国。
约翰·杜勒斯曾任职华尔街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是标准石油公司的代理律师,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理事。与洛克菲勒家族联姻后,他升任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之后便平步青云,出任国务卿。
简而言之,洛克菲勒石油王朝运筹帷幄,在战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占尽先机,目的就是扩张其石油帝国,在全球巧取豪夺。
哈佛项目老谋深算
到上20世纪50年代,在洛克菲勒家族利益的驱使下,美国跃升为世界头号石油消费国,标准石油则控制着开采、精炼、运输等重要环节。但这个石油帝国的幕后老板仍不满足,不甘心像普通公司一样只赚点蝇头小利。
美国法律严禁行业垄断,不过涉及石油产业时,大公司却总能让政府三缄其口。洛克菲勒家族在战后的美国政界法力无边,在共和民主两党均能畅行无阻,其石油帝国垄断势力无人能及。1950年,石油、洛克菲勒石油卡特尔、美国“国家安全”俨然已是“三位一体”了。由于五角大楼日益庞大的战争机器成为石油产业最大的客户之一,石油就冠冕堂皇地戴上了神圣的光环。既然石油对美国安全如此重要,岂能放任自流!
社会工程学家于是萌生了一个念头,别出心裁而又阴险恶毒,先是推销给洛克菲勒等美国“东海岸权势集团”(即华尔街和标准石油)的权贵们,接着又扩大到西方世界,核心就是借助石油来控制社会。他们先在美国小试牛刀,之后其黑手便迫不及待地伸向整个世界。
194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慷慨解囊,资助哈佛大学年轻的俄裔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10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不小的数目。
列昂惕夫在大学期间离开苏联,移民到美国。他在战后创建了哈佛经济研究项目,收集行业生产数据,藉此建立动态经济模型。哈佛商学院雷·高柏和约翰·戴维斯教授的“农业产业”模型就是该项目的一部分。整个50年代,洛克菲勒家族对他的资助源源不断,后来福特基金会也加入进来。要知道,福特基金会的一举一动和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时遥相呼应,在50年代和中情局更是如影随形。
莱列昂惕夫雄心勃勃,首次利用IBM计算机研究复杂的经济问题。其研发的模型非常精准,让华盛顿的实权派可以及时判断经济运行态势,避免自身利益受损。对洛克菲勒家族及其朋友而言,该项目还为如何控制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手段。
在洛克菲勒、杜邦、福特等权势精英的眼中,芸芸众生都可以任其摆布,即便被榨干利益仍旧对真相浑然不知。
社会工程学源自运筹学,是两次世界大战孕育出的方法,在战略和战术层面都适用。运筹学最初是研究空中和陆地的防御问题,以便在对敌作战中发挥军事资源的最大效用。一些有远见的高官颇受启发,认定这个方法也可用来控制整个社会,于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接触莱昂惕夫。他的项目起初是为不断拓展的美国经济建模,后来随着计算机功能增强,数据增多,他开始模拟全球经济的运行。
毫无疑问,社会工程学的核心问题是能源。莱列昂惕夫也开始关注如何管理“有限资源”,这正是洛克菲勒帝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战略的核心。原因不言自明,有能力对石油这一最重要的资源呼风唤雨的,注定只有洛克菲勒石油帝国。
油价居高不下
随着经济模型的完善,预测未来经济的整体趋势和能源需求成为可能。同时,美国经济在人为操纵下,逐渐从依靠有轨交通变成以汽车为主。但是,标准石油及其盟友壳牌,以及当时的盎格鲁—波斯石油(即后来的BP),这些石油巨头们仍然夜不能寐,因为一旦大量石油突然涌入世界市场,他们精心搭建的石油大厦就会轰然倒塌。要知道,仅当时德克萨斯西部的帕米亚油田就有482公里长、402公里宽。
1948年,标准石油在沙特的子公司阿美石油(Aramco),在加瓦尔(Ghawar)发现了世界上储量最大的油田,一夜间世界石油市场地动山摇。到2005年该油田已累计产油550亿桶,尽管质疑不断,但在被发现半个世纪后,它的日产量仍高达500万桶。然而这仅仅是当时新发现的巨型油田之一,1953年在伊拉克又发现了超级油田鲁马利阿(Rumalia)。美国虽然盛产石油,但受此影响开始逐渐倚重石油进口。
好在洛克菲勒帝国及其盟友提前下手,大多数新发现的大油田都没能逃出他们的掌心。
在控制了沙特、科威特的新油田,进而得以号令中东之后,帝国的石油巨头们得寸进尺。他们认为,用中东的廉价石油冲击美国市场有利可图,一是国内开采成本较高,二是很多油田仍属于其他中小石油公司。
20世纪50年代初,世界石油的开采成本相差很大。与美国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俄克拉荷马相比,沙特等中东国家的开采成本通常只有1/4到1/5。阿美石油在沙特开采一桶原油的成本是20美分,却能卖到1.75美元。另外,美国财政部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为沙特政府量身定做了“外国税收抵免”协议,保证其石油廉价进口,以便挤垮石油卡特尔以外的其他公司。与此相反,阿美石油在美国和沙特却一分钱的税都不用缴。
石油巨头们说干就干,廉价的中东石油在美国市场遍地开花。
尽管如此,石油大亨们仍有一个梦魇挥之不去。作为当时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世界石油虽然控制在洛克菲勒帝国及其盟友手中,但如果其他石油公司发现了像加瓦尔、鲁马利阿这样的超级油田,又不肯与洛克菲勒沆瀣一气,那么就会终结美英玩家对世界石油的控制,最终就有可能噩梦成真。
显然,加强对石油的控制迫在眉睫。
石油巨头打造“专家”
作为第一步,美英石油巨头认为需要一个经过科学包装的谎言——石油储量有限并会迅速枯竭。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易于被大众接受,也便于散布,为此专门选定了芝加哥大学石油地球物理学家马里昂·金·哈伯特。此人性格古怪,喜欢被称作“金”先生(英语King音译为“金”,但字面是“国王”之意译者注),曾供职于德克萨斯的壳牌石油公司。
在1956年美国石油学会的年会上,石油巨头授意哈伯特发表了一篇论文,一场当代最著名的科学骗局就此拉开序幕。
哈伯特结论的前提是——石油是化石燃料,是5亿年前恐龙、藻类等生物体经生化反应生成的。这个前提仅仅是个假设,完全未被证实。哈伯特对此说未做任何科学证实,但却奉为圭臬,进而提出新马尔萨斯主义,即面对即将到来的石油匮乏必须采取社会控制措施。
1989年哈伯特去世前在一次访谈中直言不讳地承认,他用来估算美国石油储量的方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就像竖起手指来测量风速。他说道:
“他们要求我做的,就是估计石油的最大储量……我必须知道。我别无选择,只能画出石油峰值的曲线,还要让所有人对此深信不疑。这就是事情的真相。相关曲线都是臆想出来的,我只是大概估算了一下,随手一画,如果觉得数值太高,就把线画低点,反之就画高点。除了根据曲线本身计算某段时间的石油产量之外,根本不涉及任何数学问题……就我个人感觉而言,当时美国石油的最大储量大约是1500亿桶。”
如果哈伯特的这套方法听起来缺乏科学的严谨性,那是因为它原本就不是。
哈伯特还承认,化石燃料说让自己的石油峰值论顺理成章。“这个假设提供了强大的地质学基础,让我们的说法听起来不是信口开河。”他还胸有成竹地讲道:“原始生成的石油总量是一定的,再生部分可以忽略不计。可开采的区域仅限于古生物大量沉积的岩床,而且迄今为止所有可能出产石油的地区均被仔细勘探过。”
这一预测耸人听闻,其实1956年全球石油勘探工作才刚刚起步。
大约25年后,德克萨斯州的迈克尔·霍尔布蒂提出大胆质疑。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石油地质学家和勘探工程师,认为美国国内的石油开采量会不断增加,并为此振臂疾呼。1980年他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
“全球约有600个具备开采前景的油气盆地,其中160个已有较好的商业产出,240个刚开始开采,剩余的200个尚未开发。截止1978年,全球共钻井3,444,664口,73%是在美国,但美国可开采的地质区域仅占世界的10.7%。也就是说,在世界上89.3%的可开采区域,钻井数才仅有27%……大多数油气盆地有待开发。”
对此,哈伯特和石油巨头们充耳不闻。
石油峰值论毫无科学依据,但却被大肆鼓吹。哈伯特进一步预测,美国石油储量最多不过2000亿桶,1970年产量将达到顶峰,随后不可避免地会沿钟形曲线加速下滑。
为了把伪科学装扮成真科学,哈伯特使用了高斯曲线,这是19世纪德国数学家卡尔·高斯发明的实证性研究工具。但是,为什么要用高斯曲线来描述石油储量,哈伯特不光在论文中只字未提,此后也绝口不谈。哈伯特的曲线并未采用油田实际生产数据,而是他所声称的对所有油田都适用的理想数值。他先估计美国境内的生物沉积量,然后以此为据推导出所谓石油最大储值。
肯尼思·德费耶是20世纪50年代哈伯特在休斯顿壳牌的同事。他说,“哈伯特预测所使用的数学方法并不十分清晰。44年后的今天,我猜测他和很多人一样,也是先得出结论,然后再寻找原始数据支撑。尽管和他上百次共进午餐,也有数次深谈,但我始终没有胆量询问他的根本依据到底是什么。”
德费耶一直是哈伯特理论忠实的追随者,后来成为地质工程学领域的著名教授,在精英汇聚的普林斯顿大学授课。他的这番话发人深省。在如此重大的地球物理学问题上,德费耶显然缺乏学术勇气;但哈伯特却在关键问题上对最亲密的同事都讳莫如深,或许他知道自己根本无法阐释。假的终归是假的。
值得注意的是,哈伯特在去世前不久的一次深度访谈中承认,在1956年发表石油峰值论之前,他先把论文送给皇家荷兰壳牌的董事长过目。哈伯特还说,“壳牌老板就扔下一句话,一定要和威克斯高估石油储量的观点分庭抗礼。”
威克斯是美国当时最权威的石油储量专家,他预计美国的储量有4000亿桶,而且不断调高预期,这点让石油巨头们颇为头痛。如果储量充足,那么维持高油价就没有理由,何况下一步他们还想把油价继续拉高。
显然哈伯特对壳牌老板的话心知肚明。于是他提出美国的储量只有2000亿桶,而且预测1970年是石油峰值的分水岭。
还是在1956年的那篇文章中,哈伯特预测全球石油的终极储量为1.25万亿桶。而2008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预计,全球原油储量仍有1.8-2.2万亿桶。从一百多年前开启石油时代算起,目前全球已消耗了1万亿桶,如果按哈伯特1956年1.25万亿桶的“科学”预测,BP如此之高的储量预期从何而来?
哈伯特的预测就真的那么“科学”吗?实际情况显然与此大相径庭。
但对此事的幕后推手而言,这种谬误算不了什么,哈伯特不过是石油巨头和当权显贵们手中的一个棋子而已。毕竟没人会追究细节,到头来大家只记得标题:
石油储量有限
美国石油将在1970年达到峰值
世界石油即将衰竭
如此这般,就没有人会质疑高油价,石油巨头们就可以大张旗鼓地为抬高油价造势,并标榜这是促进经济向低油耗转型。
马尔萨斯能源论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哈伯特以马尔萨斯理论为依据,主张改变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把决定生活标准的因素从货币改为能源。在他所描绘的未来世界,油气资源即将迅速衰减,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随之大幅下降,全世界也摆脱不了干系。
上述以能源为核心的经济模式是1938年提出的,那时哈伯特是一个被称作“技术统治联盟”(TechnocratsIncorporated)的成员。这个带有个人崇拜色彩的组织声称,应当由科学家和工程师来治理社会,理由是技术专家比普通官员更了解哪些做法对社会真正有益。该联盟的成员在30年代一度都穿灰色衬衫,在西服翻领上佩戴徽章,见到联盟创始人霍华德·斯科特时必须行礼。媒体对此的批评声不绝于耳。这不禁让人想起墨索里尼独裁统治时期的个人崇拜。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同年“技术统治联盟”成立,并在成立宣言中宣称,“技术治国不以权宜之计为宗旨。要想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靠‘新措施’远远不够,必须在实行社会控制的基础上提出‘新规则’。”
实际上哈伯特推崇的技术治国,就是由技术精英自上而下控制社会。但是,这些技术精英的治国理念是否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却无人知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哈伯特对霍华德·斯科特和“技术统治联盟”从来都是言听计从。
后来哈伯特又提出不少能源治国的新主张,认为太阳能虽然效率不高,但可以用来替代石油,这和奥巴马为应对全球变暖所倡导的政府定额的碳交易模式大同小异。技术治国的核心理念是“建立在能源基础上的价值观”。哈伯特等人认为,既然能源可以作为衡量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值的标尺,那么货币体系的基础就只能是能源。哈伯特指出,“个体生存必须与相应消费所需的能源挂钩。应该发放能源配额,以此分配公众的购买力权限。能源配额代表了一个人的身份,而且不能更改。”
事实上,如果建立以能源为核心的经济体系,那么随着石油作为世界主要能源的不断减少,民众所获得的能源配额会随之减少,生活水平也会逐渐下降。在随后的几十年间,洛克菲勒家族,还有依附于它的各种各样的机构,像罗马俱乐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等等,还会反反复复提出这个主张。
从二战爆发到1943年,哈伯特任职于联邦政府的经济战争委员会。此后,这个为石油巨头摇旗呐喊的狂热分子到壳牌任地质师,在那里活生生地看到了石油是如何成为经济战争的武器的。但这个无形的武器首先对准的不是外敌,而是美国人民。
哈伯特的所作所为自然博得了石油巨头的欢心。他在1957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1959年获美国地质学会授予的荣誉奖章,1962年成为该学会主席。这为他的石油峰值论平添了所需的光环和荣耀。
操纵美国“国家安全”
从1970年开始,美国本土石油产量有所下降,从1970年日产1130万桶的高峰降到1974年的1050万桶,但原因却不是哈伯特的石油峰值论。问题源于中东廉价石油的大量涌入,同期进口石油的份额从23%飙升至36%,由此可见一斑。因为无力和标准石油及其他国际大公司竞争,数百家中小石油企业被迫倒闭。
凭借哈伯特所谓的“科学论断”,石油巨头们不断向国会施加压力,为沙特、科威特等中东石油获得优惠关税大开方便之门。1953年中情局在伊朗策划政变,扶持洛克菲勒的朋友巴列维上台,自此石油大亨们又多了控制国际能源市场的一张王牌。
既然石油呈枯竭之势,石油大亨们的论断也就言之凿凿。不但要从中东进口石油,国外公司还应享受优惠关税和比本国公司更好的待遇。哈伯特的论断就是他们最好的依据。
石油巨头们不断游说政府,称中东石油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国务院和国防部在50年代联合发表的一份文件中指出,“美英石油公司……为自由世界提供最重要的商品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维护并确保这个链条不受影响,对美国和自由世界至关重要,必须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
“石油七姊妹”
鲜为人知的是,美英石油巨头在战后所享有的优惠条件他人难以企及。他们可以随意控制世界石油市场,并故意围绕石油埋下祸根,由此引发了数不清的战争和冲突。美国参院小企业委员会在1952年发表了一份报告,题为“国际石油卡特尔”。报告指出,七家大公司控制着苏联以外88%的石油产量,它们是——盎格鲁—波斯石油(BP)、皇家荷兰壳牌石油、新泽西标准石油(埃克森)、纽约标准石油(美孚)、海湾石油、德士古、加州标准石油(雪佛龙)。
这些公司被称作“石油七姊妹”,它们控制着世界大部分石油产区和所有的炼油厂、共用输油管道和油轮、瓜分世界市场、垄断石油价格。
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他是二战期间欧洲战场盟军总司令,战后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与洛克菲勒家族关系密切。他的国务卿是约翰·杜勒斯,此人曾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理律师,后来升任董事会主席。
他俩当权后,政府便把外交政策一门心思放在所谓的“反共”上,对洛克菲勒石油卡特尔的垄断置若罔闻。整个上20世纪50年代,美英石油公司可谓大行其道。
为了扩大对石油的控制,担任国务卿和中情局长的杜勒斯兄弟开始行动,他们劝说艾森豪威尔签署命令,推翻了伊朗总统摩萨台。摩萨台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深受民众爱戴,与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势不两立。当时盎格鲁—波斯多次拒绝摩萨台政府的合作建议,于是伊朗议会决定将其收归国有。这原本合理合法,但却被中情局以同情苏联为由在西方媒体上大肆炒作。
由于拥有公司51%的股权,英国政府曾考虑过发动战争占领该油田,但没有采取行动。1952年,美国政府经过秘密策划推翻了摩萨台,将被废黜的国王巴列维扶持为代理人。中情局的政变由克米特·罗斯福具体负责,不但得到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而且还得到了大量的资助。
虽说英国是密友,但这个忙可不是白帮的,华盛顿替洛克菲勒石油帝国要价不菲。1908年以来,伊朗石油一直由英国独霸,但此后不得不与洛克菲勒平分天下。政变后,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更名为英国石油公司(BP),只占伊朗油田40%的股份,与洛克菲勒有关的“七姊妹”中的五个分别获得8%的股份,壳牌14%,法兰西石油公司(CFP)6%。中情局此举对其他产油国不啻为敲山震虎,要想摆脱华盛顿或石油巨头的控制比登天还难。
涉及重要商品和原材料时,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以往都放在国内,但艾森豪威尔却背道而驰,把中东石油作为国家安全的重点。这无疑是美国地缘政治的转型,也是连续不断的石油战争的开端,美国挑唆的两伊战争以及其后亲自操刀的伊拉克战争,都是例证。
当时中东石油生产成本世界最低,但白宫和国会在上20世纪50年代初都认为,“国家安全”的重点应该是保护国内石油生产商,减少对动荡的中东地区的依赖。对于美国石油储量是否开始衰减,却没有认真讨论。当然,事实真相谁都知道。
但是在冷战的巅峰,没人敢对国家安全政策指手画划脚。对“石油七姊妹”来说,控制中东石油既然是一本万利,就有必要左右“美国国家安全”的定义。
这些石油巨头在沙特的开采成本每桶不到20美分,运到欧美炼油厂卖3美元多,再加上华盛顿给予中东石油的优惠关税,中间就是12倍的利润。唯一惟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就是老挝和缅甸的毒品买卖,但运输还是花的美国纳税人的钱,当然这没人知道,因为这项支出打的旗号是资助越战期间中情局名下的美洲航空公司。
凭借石油巨头在华盛顿的游说,加上大通曼哈顿和花旗领衔的华尔街的支持,中东廉价石油大量涌入,美国本土中小石油企业纷纷倒闭。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美国石油供给从立足国内转为依赖进口,进入20世纪60年代更是愈演愈烈,与此同时,美国在中东的驻军也不断增加。与20世纪50年代初的审慎政策相比,洛克菲勒帝国在政府内部强大的势力把持着政策的制定,把控制中东油田定义为所谓的“国家安全”,这一改变意义深远。
20世纪70年代初,中东石油对美国经济和西方世界的战略重要性达到顶峰;,而哈伯特对美国国内石油在1970年峰值的预测也同时出炉。二者配合得天衣无缝。
此时美国和西欧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前所未有,操纵世界石油市场的大舞台已经搭好。美英两国的石油大亨和银行巨头,再加上美国和西欧的政府要员,他们聚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远郊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秘密筹划世界范围的石油危机。
他们准备将油价故意抬高四倍,这是把石油作为武器最大胆的一次尝试,可谓“武器无声、战争无形”。哈伯特即将见证其理论的巅峰时刻。
第九章 横空出世 俄罗斯石油新理论
石油理论革命
1994年8月,一场非同寻常的科学大会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市召开,西方的传统石油生成和勘探理论,遭遇了一场“滑铁卢”。
大会主办方是一个非营利性机构,名称又长又复杂——“地球大陆壳钻探观测采样组织”,简称DOSECC。它有57个机构成员,囊括了全美国所有大学中该领域最强的科学院系。“同地下勘探和控制技术有关的、科学和社会两个层面上的重要问题”,无论是关于领导能力还是技术支持,都被这个机构宣称为自己的职责。[1]
1994年,冷战虽已结束,“后冷战”氛围却依旧浓重。尽管如此,到会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科学家却仍然满怀科学热情。他们来到美国,满心想和同行们分享他们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不可能有石油蕴藏的地方,他们找到了石油[2]。对于身为同行的与会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颠覆性的、百年一遇的科技成果,大家共同的职业目标,不就是寻找埋藏在地壳中的碳氢化合物——石油和天然气嘛。
西方地质学理论一直认为,石油这种碳氢化合物的来源是古代生物的遗骸。在经历了一个化石化过程后生成石油,并且只存在于一种特殊的地质构造——“烃源岩”中。所以只有找到“烃源岩”,才能找到石油,凡是不存在“烃源岩”的地方,就不会有石油。但是,苏联人苦干了45年,在属于结晶质基底岩地质构造的乌克兰盆地发现并打出了石油和天然气,而那里是西方地质学理论认为根本不可能存在化石能源的地方。
在大会上作这份报告的是基辅的乌克兰科学院地质科学研究所石油勘探部主任、前苏联科学家克拉尤希金教授,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假设:石油和天然气的形成,同古代的生物物质无关,西方理论所说的生物遗骸深埋、化石化过程,都是不正确的。石油的真正来源,是距地面大约200公里深处的地幔上层的无机物质,即非生物物质。唯有这个理论成立,才有可能在结晶质基底岩那样的地质构造中找到石油——非生物物质来源的碳氢化合物。
从1990年开始,苏联科学家开始在第聂伯河—德涅茨河盆地进行勘探钻井,五年中共打井61口,其中有37口井获得了可商业性开采的油流,成功率达60%。要知道,商业性钻井的预期成功率也只有30%。打探井能打到有60%的井出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成功。
在出油的37口井中,有几口深达4公里,日产原油2600桶,按2011年的油价计算,相当于每天产生300万美元的价值。[3]而西德克萨斯帕米亚油田宽400公里、长480公里,从20世纪20年代被发现以来,已经产油50亿桶,其井深在720米至2550米之间。阿拉斯加的普拉德霍湾油田是北美最大的油田,其平均井深2700米。
弗拉基米尔·库切罗夫(VladimirKutcherov)教授是俄罗斯非生物生成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介绍说,位于乌拉尔—伏尔加地区鞑靼斯坦共和国境内的罗马什基诺油田是西西伯利亚之外的最大油田之一,其井深达14700米。在这样的深度,是不大可能发现恐龙遗骸的。[4]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对于整个石油科学界来讲,无异于平地惊雷!
然而,面对具有颠覆力量的新事物,历史上相似的场景总是在重演。1543年,宗教裁判所拒绝了哥白尼提出的太阳中心说;1994年,西方地质学界也同样不肯接受前苏联科学家提出的石油生成新理论。当年的一位与会者曾透露,面对克拉尤希金报告中的爆炸性内容,整个会场的听众竟然无动于衷。
石油源自地球深处
克拉尤希金还报告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科学证据:俄罗斯科学家对第聂伯河—德涅茨河盆地的石油也做过详细的细菌学研究,即寻找“生物标记物”——卟啉分子。如果石油的确源于生物遗骸,就应该含有这种生物标记物。长期以来,西方科学家也是一直在用“生物标记物”来证明他们的石油生成理论。但是,即使在百万分之一(ppm)的水平上,俄罗斯科学家也没有找到任何生物标记物。[5]
通过分析较浅地层的石油中微量孢子花粉等物质,俄罗斯科学家认为,埋藏较浅的石油,是从更深处的油田向上浮动而来的。“埋藏在所有不同深度的石油,同享一个很深的源头,它们的不同特性,取决于碳氢化合物扩散分离的路径,与藏油层岩石的年龄、类型和周围环境无关。”俄罗斯科学家用详细的科学检验证明,石油和天然气都来自更深的地下,即使埋藏在接近地球表面较浅地层里的石油,也和更深处的石油一样,来自同一个很深的源头。[6]
俄罗斯和乌克兰科学家确认,构成石油、天然气、煤炭甚至钻石基础的碳和氢的各种分子——碳氢化合物,其根源位于地球表面约200公里的地方,甲烷和甲烷混合物就生成于这个地方。甲烷混合物在高温高压下通过他们所称的“迁移通道”被垂直向上挤压到地球表面。这些迁移通道被描述为70至100公里深的断层,它们呈垂直状,形成通向地表的最短路径。[7]
在向地表迁移过程中,碳氢化合物通过所谓的“催化区域”,也就是地表下10至15公里深的区域。在这个区域,碳氢化合物在镍和铁的作用下,发生催化变化。石油和天然气自发生成于距地表约200公里的地幔上层,然后油气被挤压到地球表面,储藏在沉积岩中,沉积岩上的盖层岩阻止了油气进一步向上流出,从而形成了油气储藏。[8]
俄罗斯非生物生成论地球物理学家和西方化石燃料说地质学家都在同样的沉积岩中找到了油。然而正如“瞎子摸象”,有人摸到象尾就以为是蛇,西方地质学家只根据片面的所谓“证据”,就确信石油是几千万年前产生于地表,后来被埋到地下的化石燃料。
苏联科学家的石油天然气成因新理论,与西方传统理论有天壤之别。这个科学家团队的成员都获得过乌克兰国家科技奖章,都在基辅地质科学研究所供职。[9]
这一新理论具有颠覆性意义,它是在地球物理学上对地球及其内在动力学完全不同的阐释,意味着整个地球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这当然是法力无边的美英石油巨头和华尔街银行家不希望听到的。
俄罗斯和乌克兰科学家提出的这一石油成因新理论,本应导致一场颠覆性的科学风暴。但如果接受这个新理论,那么对于坐在圣达菲大会厅的美国地球科学家来说,他们终身所从事的专业工作的“科学”基础将是一个错误,甚至更糟,这个基础里还可能包含着公然的科学骗局。
地球石油蕴藏丰富
对于前苏联在冷战时期坚持了40年之久而得到的这项研究成果,西方基本上一无所知。西方理论一直认为,石油是生物遗骸经历堆积、高压和化石化,经过几百万年的时间,才生成了数量有限的石油和天然气,并且恰好聚集在一个位置适当的盆地里,等待人们去发现,这种能源被称作化石能源。而前苏联科学家指出,石油不是什么化石能源,根本不是来自藻类、浮游生物或恐龙的遗骸。石油来源于地壳之下、在地球深处的地幔上层生成。靠近地表的石油,是被压力挤上来的。前苏联科学家的发现,和西方的石油生成理论大相径庭。
克拉尤希金教授的报告,令西方科学家暗地里惊诧莫名。如果原油真的是在地球深处生成的,那就意味着,在很多很深的地层中,在任何生物遗骸都不可能被埋藏的古老地层中,甚至在有5亿年以上地质年龄的地质构造里,都有可能找到非常丰富的石油,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了解地球的物理地理构造,那么即使在过去被认为完全不可能有油气贮存的地区,也能找到石油。
石油真正的来源之谜,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基础科学问题,因为石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但是,全场的美国科学家对克拉尤希金的报告报之以沉默。大部分人假装什么都没听见。不管克拉尤希金扔什么样的重磅炸弹,预期的大辩论没有发生。
乌克兰科学家挑战的不是科学之谜,而是美国科学家事实上的攻守同盟。这个同盟的历史源远流长。西方需要一点时间,需要稳住阵脚,然后再回应这个理论挑战。
西方的第一个回应,是导演反制性“石油峰值”理论的大规模舆论战、宣传战。他们向业内地质学家提供石油公司的“内部”数据,以此证明,世界各地的大油田已经达到或接近峰值,产油量下降,石油时代即将终结。他们使出种种伎俩,让俄罗斯和乌克兰科学家关于石油起源的严肃、科学的讨论遭到冷遇和嘲讽。
第二个回应,是美国急剧扩大了军事行动的规模,对分布在全球的已知石油资源,进一步加强掌控。竭力制造“石油枯竭”恐慌。
“无油之地”也有油
在乌克兰的德涅茨盆地发现石油,意义极其深远,事实上,苏联人在西方人认为无油的每一类地区,都找到了石油。其成功意义远远超出事件本身。它颠覆了西方的、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地质学理论。
1990年1月,克拉尤希金曾写信给一位美国传媒教授,信中说:
“德涅茨河盆地西部的80个储油或储气地点,部分或者全部属于结晶质基岩构造。在耶利—伊盖和马洛—伊特什斯科耶油田,所有开采出来的油气,都来自上述结晶质岩石带,位置在结晶质基岩向下800米到1500米深处。”[10]
“在鞑靼斯坦,编号为‘诺伏耶尔克霍夫斯卡亚20009号’的油井正在钻进,开钻时间是1989年11月,目标深度7000米,地点位于南鞑靼斯坦前寒武纪构造的拱形地带。目前已钻至4700米左右。在1845米处发现,该钻井点位置为结晶质基底岩层的拱形构造顶部。明显的油气显示出现在4500米深处及以下,该处地质为花岗石岩层。”[11]
在花岗石岩层及结晶质基底岩层(相当于花岗岩)中找到石油,否定了西方的一切石油勘探理论。钻井深度达到5000米乃至7000米,更是令西方无法想象。在西方石油理论的视野里,这一切完全不可能发生。但在前苏联人的科学实践中,却将不可能的事情办到了,而且屡屡成功。
克拉尤希金给美国记者写了那封信的20年后,鞑靼斯坦政府的官方网站报道:位于诺伏耶尔克霍夫斯卡亚的油田,已是鞑靼斯坦最高产的油田之一,而且原油已经成为“鞑靼斯坦最主要的财富”。[12]
苏联人帮越南找石油
1975年,美国历史上最丢脸的越南战争失败。当最后一个美军士兵撤离越南后,苏联石油科学家就开始同越南人合作,在南海找油。在美国放弃西贡之前,美孚石油公司也曾在白虎盆地(BachHo)找过油。*(译注:白虎盆地位于南海,中国对该地区拥有主权。)
1987年5月,苏联与越南合资的石油开发公司——越苏石油公司(Vietsovpetro)在白虎盆地的花岗岩层中打出了油流。越苏石油公司的油井,一直打到5000米深处,直达坚硬的花岗石基岩。[13]白虎油田平均井深超过4830米。2003年,白虎油田和临近的近海油田,日产石油高达33.8万桶。这些油井全都是苏联人打的。
西方传统地质学理论坚持认为,任何一种地质构造,如果从未上升到地球表面,就不可能有石油。因为古代的动植物只能生长于地球表面。但是,苏联科学家用事实证明,石油偏偏就存在于基底岩地质构造中。[14]
面对这个事实,西方地质学家很快抛出一个挖空心思想出的“理论”:花岗石基底岩构造中的石油,是从近旁的沉积盆地“漏”过去的。他们就是用这种无证据的怪论,彻底屏蔽了科学上的新发现,因为那个发现令他们尴尬,更令他们恐慌。[15]
斯大林的“曼哈顿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告诉斯大林,石油匮乏是德国战败的关键原因之一。在现代的机械化战争中,决不能没有石油。要打胜仗,就必须控制石油。在战场上,德军总参谋部直到败局已定时,才认识到这一点,但已于事无补。
1946年,二战硝烟刚刚散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讲,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清晰的反苏反共信号。斯大林心知肚明,苏联与西方的关系,不会因战争结束而拉近,只会变得更加敌对。因为温斯顿·丘吉尔已经挂上“铁幕”,美国对苏联实施军事包围的计划已经启动。
1949年的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是激烈的反苏派,早在美苏两国二战期间的反德同盟余温尚存时,他就组建了针对苏联的北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华盛顿加速了军事行动,并且把那场战争的全部责任归咎于莫斯科。
这一切促使斯大林下定决心,要让苏联和盟国摆脱西方的石油控制。石油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苏联一定要找到能够自给自足的石油和天然气。为此斯大林发动了一个规模堪比“曼哈顿计划”*(译注:曼哈顿计划,指美国陆军部于1942年6月开始实施的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为了先于纳粹德国制造出原子弹,该工程集中了当时西方国家(除纳粹德国外)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动员了10万多人参加这一工程,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于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按计划制造出两颗实用的原子弹。整个工程取得圆满成功。)的大型科学计划:独立自主地研究石油理论和石油的勘探开采,包括石油成因、石油在地下的移动和聚集,以及最好的勘探和采油方法。
俄罗斯和乌克兰科学家出色地执行了斯大林的“曼哈顿计划”。苏联从1946年就开始了独立的石油科研工作。在冷战正酣的20世纪50年代之初,苏联科学界已经开展了跨学科合作。各个领域中最有声望的科学家,包括大量的物理学家、地球化学家和地质学家,都在为这个共同的目标工作,其中有库德瑞夫斯塔夫、珀尔非耶夫、克鲁泡特金等人。为了建立新的石油成因理论,证明一个新的假说——石油来源于地层深处,而并非在浅层沉积盆地和“烃源岩”中产生,他们争论了几十年。
1951年发表的一篇极其重要的论文是石油新成因理论诞生的标志。文章是尼古莱·库德瑞夫斯塔夫教授,题目是“驳石油生物成因之假说”,发表在前苏联的《石油经济》杂志上。[16]由于当时冷战正酣,论文仅以俄文发表,没有其他语言的版本。
在俄罗斯科学家的语言中,这一理论叫做“俄罗斯—乌克兰现代石油理论——地壳深处非生物源石油成因论”。1951年库德瑞夫斯塔夫的论文发表后,直到1965年,在苏联国内一年一度的全苏石油和石油地质大会上,始终在讨论这个石油新成因理论。化学家、物理学家和热力学家参与了这场持久的、热烈的科学讨论,大量实际的观测数据被采用。在长期、激烈的辩论和严格的质疑中,苏联科学家一步一步证实了这个新理论。
冷战开始以来的40年,在苏联的杂志和书籍上,俄罗斯和乌克兰科学家针对石油生成开发理论发表了一千多篇科学论文。他们最终证明:石油的来源不是生物性物质,石油不是化石能源,石油是非生物性能源。[17]
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通常从质疑现成的基本假说开始,苏联的研究工作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地质学的主流假说——化石能源说,究竟起于何时何地?石油到底来源于何处?
然而西方石油地质学界却从来不问这个问题,连普林斯顿大学都是如此。俄罗斯科学家追根溯源,后来竟意外地发现,第一个提出“生物遗骸化石化”石油成因说的人,原来是个俄罗斯人。这真是非常有讽刺意味。
那位俄罗斯科学家叫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757年他曾这样对圣彼得堡科学院说:“岩层中被埋藏的小型动物残骸,在漫长的年代中,会在地下遇到逐渐升温和升压的地质条件,然后可转化为岩油(即现在所称的石油或原油)。”[18]
多位苏联科学家指出,这个“罗蒙诺索夫假说”,即正统的石油生成理论,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质疑。因此,那不过是两百多年前的一个“设想”。罗蒙诺索夫很有想象力,比如他能想到岩油(或者石油)从“生物遗骸化石化而来”,不幸的是他还有点不求甚解,从未花时间去深究自己提出的设想。
多年之后,西方世界把这个“罗蒙诺索夫假说”接了过去。用它来建构石油是“有限资源”的理论,非常方便适用,把它当作高油价的幌子,用起来也很顺手。
俄罗斯和乌克兰科学家们发现,罗蒙诺索夫假说不能解释一个重大疑问:为了生成已知的石油,需要在地下埋藏多少动植物的残骸?以从沙特阿拉伯的地底下抽出地面的碳氢化合物为例,仅仅为了产生沙特阿拉伯加瓦尔一个油田的石油产量,就“需要一个长宽高各约为15公里的立体空间,把里面填满恐龙肉”!更何况除了沙特阿拉伯,世界上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巨大的油田。
美国人弗莱契·珀鲁提*(译注,弗莱契·珀鲁提(1917-2001)著有《秘密团队: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盟友控制美国和世界》(The Secret Team: The CIA and Its Allies in Contro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他曾在美国空军服役,以上校军衔退休;曾经直接负责美国军方为中央情报局全球秘密行动而特设的军事支持系统。)是个石油精英的“圈内人”。他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能源危机期间,很深入地研究了能源问题。他也说过:“即使把地球上曾经生活过的所有植物、昆虫和动物都堆在一起,也无法生成已探明的那么多的石油储量。从生物物质里,哪能挤出那么多的油!”[19]
石油的生物化石生成理论,是科学史上一个最大的谬误。这个谬误早已被严格的科学研究揭穿,但是冷战一度阻止了信息的流通,在西方世界并未引发对石油生成理论更广泛的质疑。[20]
另外,苏联人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发现,生成短链碳氢化合物分子所要求的压力和地幔层的压力相等。1967年,苏联科学家契卡留科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他指出,石油是在地幔里不断生成的,并通过断层或者迁移通道,被挤压到地壳的浅层。
契卡留科的文章中写道:
“当从甲烷到石油的转化过程在地下深层的封闭构造中发生时,由于地幔层物质的体积会缩小,地壳会发生下沉,这就为地下深盆地的生成提供了条件。该盆地的大小应与地层中石油蕴藏区域的规模和大小相一致。然后,在深层盆地的地表会有积水、有沉积物堆积,增大了的地质压力进一步促进碳氢分子增大和缩合,同时促使地壳进一步下沉。”[21]
乌克兰科学家索赞斯基是这样解释的:
“组成天然石油的碳氢化合物,只有在地壳深处、在地幔的上层部位,即压力足够高的地方才能自然生成。天然石油是一种成分简单、非生物性质的液状物,通常都是从地球内部的极深位置,通过地壳中的断层,上升和漫延到地壳浅层地带的。”[22]
石油比水轻。但是,石油总是在水层之下被发现!苏联科学家指出,石油所在的位置,远远深于一切地质构造中的沉积盆地——这一点早已被证明,因此石油必定是在地下深处受到巨大压力的挤压向上运动的,直到接近地表存水的沉积盆地,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水层在油层之上”,难道石油能够“沉”到水下去吗?俄罗斯的石油生成新理论,是不是比相反的解释更合理?
西方地质学界无视这一切,坚持不改口。他们坚持说:只有他们所说的沉积盆地,才是惟一能把生物遗骸转化成天然气和石油的地质构造。
石油可以“再生”
乌克兰科学院的索赞斯基教授指出:“我们的研究显示,大部分石油天然气田都是一种自动补充系统。来自很多地区的数据表明:被开采的油气田显示了持续的油气补充。”[23]这是从苏联科学家坚持数十年的石油成因研究中得出的最令人感兴趣的判断。
当然,埃克森公司、BP和五角大楼,谁也不希望这件事被公众知道!
索赞斯基引用过很多有案可查的信息,说明石油流可以从地层深处补给浅层油田。有些被认为已经枯竭的油田,多年之后获得新生,恢复了商业采油,这证明了油田的确能够从地层深处的储油层得到补充。车臣就有很多浅层油井停产后又重新采油的实例。在美国,从1971年开始开采的潘佐尔公司的尤金岛330号油田,80年代的产量曾急剧降至每日4000桶,但不久产油量又飞升至日产13000桶。该油田的估计储量,也从6千万桶提高到4亿桶。如果不接受俄罗斯的石油成因理论,就无法解释这个现象。索赞斯基还注意到,设在墨西哥湾的拉蒙特多尔蒂地球物理观测站,也对石油储量的动态性补充进行过研究。
索赞斯基特别指出,如果接受苏联的石油成因理论,接受石油是持续地、自发地在地幔中产生,并被挤压到地壳的上层,那么即使是做非常保守的估计,地球上潜在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至少也是“8百万倍”于今天流行的化石能源有限假设。他最后说:“地球上有巨大的石油储量,足够满足未来几千年的人类需要。”[24]
石油问题分析专家、鹿特丹伊拉斯莫大学教授彼得·欧戴尔曾经说过:
“对世界长期能源供给所做的一切研究,都从未质疑那个18世纪的假说——生物物质在地壳内的高压高温下化石化,它缺乏根据。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忠告: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所做的研究,结果全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或者干脆是不成立的。”
“50年前就有了另外一种石油的非生物性成因理论,为开发更多的油气提供了依据。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接受这个理论……现在非生物石油成因理论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人们提出,中东油田也许能够‘永远’产油,墨西哥湾的石油和天然气田,能得到地下油气来源的补充。更有人提出:‘所有的超大油田,它们以自己的存在证明,新的石油成因理论是合乎逻辑的,只要看一看已开采的碳氢化合物的总量,我们就能明白,无论地下的沉积层中埋了多少有机物质,也根本无法生成数量如此巨大的石油。’”[25]
欧戴尔与苏联最有声望的石油科学家看法一致:石油应该被看作一种“可再生能源”。
欧戴尔特别调:
“石油和天然气只剩下最后一点储量的说法,以及随之而来的、日益沉重的担忧,现在似乎都可以解除了。我们应该给碳氢化合物——石油重新下定义,并把它看作实质上可再生的重要资源,人类任何一种可能的发展所需要的石油都是足够的:这个可能性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石油和天然气来源于地壳深处地幔层中的非生物物质,是特定热力条件下的化学反应生成物。如果已开发的油气田能够无限期地保持源源不断的产出,那么开采费用就不会再增加了。”
“当人们需要评估能源供应的前景时,在错误的石油生物成因理论下,无论是石油的估计储量、储量与开采的比率,还是每年新探明和增加的储量,都不足为据。实际上,关于石油和天然气的未来,以及迄今为止提出过的一切模模糊糊的说法,可能很快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26]
俄罗斯提出的石油生成新理论,威胁了二战后崛起的美英石油霸权。虽然这仅仅是一个科学理论,但它的影响力让石油巨头感到深深的恐惧。如果允许这个新理论确立起来,那么当中国、巴西、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国家,今后为了保证本国现代经济发展的需求,
而独立开发自己的基础能源时,华盛顿控制它们的地缘政治杠杆就不复存在了。
美国必须作出强有力的反击。果然,美国著名杂志《科学美国人》,很快就刊登了一篇重磅文章。随后是长达10之久的战争——美国为石油而发动的全球地缘政治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阿富汗、伊拉克首当其冲。
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注释】
[1]DOSECC (Drilling, Observationand Sampling of the Earth’s Continental Crust), accessed in http://www.dosecc.org/
[2]V.A.Krayushkin, T.I.Tchebanenko, V.P.Klochko, Ye.S.Dvoryanin, J.F.Kenney(1994). Recent applications of the modern theory of a biogenichydrocarbonorigins: Drilling and development of oil & gasfieldsinthe Dneiper-Donets Basin, VII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Observ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Crustthrough Drilling, SantaFe, NM,DOSECC:21-24.
[3]V.A.Krayushkin,etal,op.cit.
[4]Vladimir Kutcherov, Prof. Russian State University for Oil and Gas and Swedis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aprivate discussion with the authorin Wiesbaden Germany, July5, 2011.
[5]V.A.Krayushkin,op.cit.
[6]Ibid.
[7]This description of the abioticgenesis and generation of oil and gas was provided in aprivate discussion between the author and Prof. Vladimir Kutcherov(seeendnotefourabove).
[8]Ibid.
[9]V.A.Krayushkin,op.cit.
[10]V.A.Krayushkin,OpenLettertoJohnBriggsPhD., January16,1990, accessed in www.gasresources.net
[11]Ibid.
[12]Republicof Tatarstanofficial website, Natural Resources, accessed in http://www.tatar.ru/index.php·DNSID=c0ab50580ba8d76a95c91a570958a02a&node_id=1362
[13]Jerome R.Corsi, Oilinbedrockgranite off Vietnam'sshores, World NetDaily, December1,2005, accessed in http://www.wnd.com/news/article.asp·ARTICLE_ID=47673
[14]Julie Creswell, Oil Without End·Revisionists say oil isn't a fossilfuel. That could mean there's lots more of it, Fortune, February17, 2003, accessed in http://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fortune_archive/2003/02/17/337289/index.htm
[15]Ibid.
[16]NikolaiA.Kudryavstev, 1951, Againsttheorganichypothesis of petroleumorigins, Petroleum Economy, No.9, Moscow, 1951.(InRussian), noted by V.A.Krayushkin, op.cit.
[17]V.A.Krayushkin,op.cit.
[18]BorisN.Menshutkin, Russia's Lomonosov: Chemist Courtier, Physicist Poe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52 discusses the petroleumorigin the ories of Lomonosov and the citation from Lomonosovisreprinted in translationin Special Editionon The Future of Petroleum, Energy World, Britis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London, June1996, pp.16-18.
[19]L.Fletcher Prouty, Greasing the Palms of the Oil Barons, in The Fletcher Prouty Commentary–June, provided privately to the author from the papers of the late Col.Prouty.
[20]非常有趣的是,西方最出名的一位科学家,曾经走着和俄国人相似的理论路线。已故上校、天体物理学家托马斯·戈尔德,声称他的碳氢化合物论文写的全是自己的观点,在论文中他只是隐约地提及过一位俄国非生物生成理论科学家彼得·克鲁泡特金。但是一位到过他书房的访问者却发现,他那里到处放满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科学家用俄文写的研究论文,都是关于非生物石油生成问题,即上面提到的从克拉尤希金到约翰·布里吉斯的研究。有报告说戈尔德抄袭、改写了苏联科学家理论中的一些实质性内容,而且没有写明出处,然后声称那是他独创的理论。不幸的是,戈尔德对于地球化学知道得太少,却敢说在地幔中存在大量天然气(甲烷),而苏联科学家的研究已经证明,在地幔的高压下,天然气是不稳定的(因此不可能大量存在——译注)。正如一份苏联研究论文所表明的:“在地幔的高压之下,甲烷会分解,然后生成辛烷、柴油、重油、烷基苯和存在于原油中的其他成分。”这和戈尔德的说法正相反。(见:J.F.Kenney, V.G.Kutcherov, N.A.Bendeliani and V.A.Alekseev,“高压下的多组分体系之六:碳氢化合物的来源与石油的起源”,美国国立科学院院报2002,99,10976-10981)。而戈尔德的论文今天却经常被“非化石起源论”的反对者引用,来“证明”苏联科学家的理论不成立,但是,那显然不是可以用作证明的文献。
[21]E.B.Chekaliuk, Petroleumintheuppermantle of the Earth, Scientific Thought Press, Kiev, 1967, p.256(InRussian), cited i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V.A.Krayushkin, op.cit.
[22]V.I.Sozansky, etal, On the Spontaneous Renewal of Oil and Gas Fields, accessed in http://www.gasresources.net/
[23]Ibid.
[24]Ibid.
[25]Peter Odell, The Global Energy Outlook for the 21st Century, lecture delivered on May 21, 2003 by Peter R.Odell, Professor Emeritus at the Erasmus University in Rotterdam,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nergy Studies.
[26]Ibid.
第十一章 逐鹿中原 欧亚大陆的大棋局
石油!石油!
“哪里有石油,就要把手伸过去。政局动荡在我看来无关紧要。”1998年德克萨斯石油业召开大会,这是切尼在会上的原话,当时他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服务商哈里伯顿的首席执行官。
两年多后,小布什和切尼入主白宫。他俩执政8年,但战略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控制富饶而辽阔的欧亚大陆。他们为此用心良苦,不但设法阻止俄中联手,策划搞乱中东到中亚地区,还要控制欧亚大陆的油气管线。
五角大楼称之为“全方位主导”战略,即控制陆地、海洋、天空、外空,甚至网络空间。为实现这一野心,美国动用了一切手段,有赤裸裸的武装入侵,更有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精心策划的颜色革命。
一石激起千层浪
副总统切尼上任后,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控制伊拉克的石油,9·11事件正好给了美国一个绝佳的借口,推翻萨达姆指日可待。上台伊始,小布什就接受了名为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的智库提出的建议,决定通过战争实现伊拉克政权更迭,切尼更是出兵伊拉克的头号支持者。
2001年1月23日,小布什上任后仅三天,新任国务卿鲍威尔就被告知,美国的政策就是铁定要推翻萨达姆。
1990年,联合国宣布对伊拉克实施经济制裁,目的是让萨达姆从科威特撤军。海湾战争结束十多年后,切尼自己也承认,制裁变得越来越徒有其名。一方面是萨达姆多方求援,另一方面不少石油进口国迫切希望与伊合作。眼见伊拉克尚未开发的油田花落别家,华盛顿的鹰派和美英石油巨头深感不进则退。
联合国及国际社会要求解除对伊制裁的呼声越来越高。一旦结束制裁,美国自1991年以来对伊拉克石油的控制也就宣告结束,这正是美国在此刻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切尼在战后也对此委婉地予以承认。
伊拉克原油储量世界第二,仅次于沙特,这一点在出兵之前切尼就已确认无疑。而且伊拉克的开采成本极低,还不到每桶1美元。
到上世纪90年代末,萨达姆为缓解财政拮据,与不少外国公司达成了合作开发油田的协议,尤以俄、法、中三国为主。俄罗斯的卢克石油签下了西古尔纳油田、法国的道达尔拿下马吉努油田、中国的中石油则签约伊科边境的北鲁迈拉油田。
伊拉克早在1972年就将石油公司国有化,并以法律形式规定,禁止美英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做生意,这也是切尼和石油大亨们想把萨达姆除掉的另一个原因。国际上要求解除对伊制裁的呼声越来越高,一旦解除制裁,萨达姆就可以和俄、法、中等国大做买卖,这与美国一超独霸的梦想显然背道而驰。
认“油”不认人
小布什政府一意孤行,不顾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于2003年3月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在此之前5个月,《纽约时报》曾有一篇文章披露,围绕如何入侵伊拉克并控制其石油,哈里伯顿公司早已完成了一份500页的秘密文件,而该公司的前任掌门就是时任副总统的切尼。文章还指出,“伊战前几个月该文件就完成了,之后哈里伯顿没有竞标就拿到了伊拉克油田的大笔合同。”
华盛顿比谁都清楚,一旦解除美国主导的对伊制裁,法国、俄罗斯,尤其是中国,就会从伊拉克获得大量石油。在制裁期间,美英可以阻止类似的合同,但出于人道主义等原因,要求解除对伊制裁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国认为,如果让中、俄、法获得伊拉克石油资源,这在战略上对自己不利。战争于是成了他们眼中唯一的选择。
2001年7月,拉姆斯菲尔德在给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的备忘录中称,“如果推翻萨达姆政权,中东等地区的态势对美国将更为有利。如果在伊拉克取得重大胜利,将大大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信誉和影响力。”
9·11之后,更换伊拉克政权的策略逐渐浮出水面,这其实和本·拉登及9·11毫无关系。不过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安会的鹰派人物固执己见,认为如果制造虚假舆论,把萨达姆和本·拉登联系起来,就能获得美国民众的支持,从而强行发动伊拉克战争。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萨达姆与本·拉登有任何关系,但在9·11的次日,小布什总统就同意对伊进行政权更迭。
推翻萨达姆仅仅几周后,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就承认,伊拉克战争与恐怖主义毫不相干。
根子就出在石油上。
美国打伊拉克是要在那里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以便控制整个波斯湾地区,切尼曾意味深长地把那里称作“盛产石油之地”。
2003年6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沃尔福威茨谈到,“如果说美国对朝鲜和伊拉克的政策有显著区别,那是因为伊拉克遍地是石油,我们才别无选择。”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他们都是新美国世纪计划智库的创始人。
到2009年,也就是伊拉克战争结束六周年之际,伊拉克的石油产量还未达到战前的最低水平。华盛顿和美英石油巨头早就盘算好了,伊战打响后油价看涨,如果伊拉克过早增产就会冲击石油价格。事实上,对游说小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一事,埃克森和雪佛龙冲锋在前,他们是想切断伊拉克的石油出口,进而控制其油田。
大棋局
让整个欧亚大陆战火纷飞,这是美国的长期战略。200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都是此战略的核心部分。
1997年,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前洛克菲勒三边委员会执行主席布热津斯基曾透露,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欧亚大陆再出现一个大国,以确保美国的霸权地位。
当时,俄罗斯自顾不暇、中国还未在经济上崛起,但布热津斯基已敏锐地指出:
“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有政治抱负的国家。回顾历史,所有曾觊觎世界霸权的国家都源于此。当前,中印这两个有意谋取地区霸权的人口大国,以及其他可能在政治或经济上挑战美国的国家也在这里。排在美国之后的六个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都在欧亚。公开的核国家只有一个不在欧亚,不公开的也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75%,国民生产总值的60%,能源储量的75%。总体而言,欧亚大陆的潜力远远超过美国。”
“欧亚大陆面积居全球大陆之首,是世界的轴心。主导了欧亚大陆,就意味着能对世界上三个经济中心的两个,也就是西欧和东亚,发挥决定性影响。扫一眼地图就会发现,主导欧亚大陆的国家自然就是中东和非洲的主宰。欧亚大陆是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一盘棋,单独在欧亚布局已远远不够。欧亚大陆的权力如何分配,对美国的全球优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布热津斯基的这番话道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以麦金德爵士的地缘政治学说为基点的,他后来在《大棋局》一书中还专门提到了麦金德的名字。
布热津斯基明确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是捍卫其“全球霸主地位”,不允许任何潜在的大国或大国集团染指,尤其是在欧亚大陆。一旦中俄联手,对美国整个地缘战略将是重大打击。他强调说:“如果将来能够出现美国的对手,那一定是在欧亚大陆这个大棋局上。”
能源战争硝烟四起
截止2010年,仅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就花费了美国纳税人1万多亿美元。但这两场战争才仅仅是个开始,围绕石油及其管线,能源战争硝烟四起,虽然公开讲不是战争,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完全意义上的战争,而且波及地域甚广,从里海到南海,从印度洋到波斯湾,甚至一直到非洲。
能源战争的形式各种各样,不仅有飞机大炮、恐怖袭击,以及颇具杀伤力的无人机空袭,还有另外一种精心策划的方式,就是在不与美国合作的国家制造政局动荡,即颜色革命。
虽然颜色革命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目的却很简单:五角大楼要控制所有重要的石油产地,以便将来扼杀欧亚大陆崛起的庞大的经济体,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
在伊拉克战争基本达到目的后,控制俄罗斯油气及能源管线就成为华盛顿的当务之急。
如何绕开俄罗斯再新建一条管线,把巴库的石油运到西方市场,这是华盛顿当时最关注的问题。想实现这个目的,在弹丸之国格鲁吉亚策划一场政变在所难免,对乌克兰恐怕也要如法炮制。
如果在这两个国家能扶植亲美政权,不但俄罗斯的安全形势将受到极大威胁,俄对其出口西欧油气的掌控能力也将受到严重削弱。
布热津斯基排兵布阵
布热津斯基从未远离政治舞台,即便离开政府,他仍能让自己的地缘政治战略得以实施。
2005年,通往阿塞拜疆巴库的新管线建成,这条线路纯粹为政治目的服务,造价昂贵,布热津斯基出面表示了祝贺。
阿塞拜疆位于南高加索地区,战略位置极为关键,它北靠俄罗斯、西临亚美尼亚、南接伊朗、西北是格鲁吉亚,是西欧和西亚接壤的十字路口。苏联解体后,这里自然成为华盛顿的重中之重。
阿塞拜疆坐拥巨型油田,切尼早在哈里伯顿时就一清二楚。据美国国务院1998年的数据,里海地区的油气储量高达1780亿桶甚至更多,可与波斯湾相提并论。因为使用了先进的三维地震勘探技术,这一统计数值比苏联时期的要高很多。
相比之下,美国已探明石油储量约210亿桶,北海地区约160亿桶。即便拥有世界最大石油储量的沙特,当时官方的数据也不过2610亿桶。简而言之,如果借用切尼的话,里海石油堪比伊拉克,是值得夺取的另一个“大奖”。
公众对里海丰富的资源欢欣鼓舞,但很快美国国务院就开始贬低里海石油的重要性。从1998年5月开始,美国政府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就不断诋毁把里海比作沙特的说法,以打消其他国家投资的念头。华盛顿认为,对里海石油的重要性越少人知道越好。
相反,美英石油大亨则迫不及待地进入里海地区。赖斯的老东家雪佛龙在哈萨克斯坦控股田吉兹,美英合资的英国石油阿莫科公司(BP-Amoco),则控制了阿塞拜疆巴库油田的开发。
里海是世界最大的内陆湖,到2001年,它俨然变成美英控制下的产油湖。里海周边只有伊朗仍桀骜不驯,不过美英正在想方设法迫其就范。当时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重铺一条里海通往外界的管线,不但要确保运输安全,更要绕开俄罗斯,这样就可以进一步削弱这个前冷战对手,让它难以在欧亚大陆再度称霸。
在此当口,布热津斯基出面游说,力劝美国投资从阿塞拜疆到格鲁吉亚,再到北约盟国土耳其的管线,也就是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线(巴杰线)。
玫瑰革命
与经车臣的俄罗斯现有管线相比,巴杰线造价高昂,为了促成此事,BP花重金聘请布热津斯基当说客,以利用他在华盛顿非凡的人脉。这俨然就是19世纪俄英在欧亚大角逐的再现,只是这次英国演配角,美国唱主角。
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布热津斯基就是BP的顾问,那时他就极力劝说政府支持BP的巴库管线项目,甚至以克林顿私人特使的身份专门前往阿塞拜疆推动此事。他还是美国—阿塞拜疆商会理事,当时商会主席是埃克森美孚的董事长。
商会的其他理事包括:基辛格、前国务卿贝克、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等。贝克在2003年曾亲自前往第比利斯,告诉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华盛顿希望他让位给美国扶植的萨卡什维利。切尼在成为副总统之前也是该商会的理事。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强大的团队。种种迹象表明,控制里海石油对华盛顿已是迫在眉睫。
2003年11月,美国国务院及其控制的国家民主基金会、自由之家等非政府组织一唱一和,在格鲁吉亚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目标离实现又进了一步。
2004年1月,所谓玫瑰革命把美国的意中人萨卡什维利扶上总统宝座。早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就读期间,萨卡什维利就被当做格鲁吉亚总统来培养。一旦大权在握,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动格鲁吉亚加入北约,莫斯科对此十分不满。
萨卡什维利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恶棍和独裁者,而且是美国指挥下的恶棍和独裁者。有了这样一个亲西方的走狗,BP等美英石油公司在格鲁吉亚畅通无阻,很快就完成了1800公里的巴杰线,不过造价高达36亿美元,成为史上最昂贵的石油项目之一。时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为BP拿下阿塞拜疆项目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和BP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勋爵是密友,但布朗为人颇受争议。
BP控制了巴库的石油,巴杰线也已完工,削弱俄罗斯能源实力的战略几近大功告成。
橙色革命
玫瑰革命成功后,华盛顿马不停蹄地展开了新一轮攻势,直逼莫斯科家门口,这就是CNN等西方媒体所谓的“橙色革命”。2004年11月,即格鲁吉亚所谓的民主革命开始大约8个月后,尤先科在一片争议声中当上了乌克兰新总统,当时他的妻子还是美国公民,并曾在里根政府任职。据称,为了把他扶上台,美国国务院花了2000多万美元。
与格鲁吉亚相比,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意义至关重要。几个世纪以来,俄乌双方在历史、文化和语言上息息相关,基辅罗斯古国(KievanRus)被公认为现代俄罗斯的诞生之地。西伯利亚通往德国等西欧国家的天然气管线大多经过乌克兰,当时普京政府非常依赖这些管线来换取急需的外汇。如果能对乌克兰发号施令,就能卡住俄罗斯的脖子。冷战时期,由于苏联采取全国经济一盘棋的作法,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经济上高度依赖,如果能在俄乌边境的管线上做点文章,按俄罗斯当时的情况恐怕难以承受。
波兰已经加入北约,如果再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拉进来,那么俄罗斯就几乎四面被围,生存受到极大威胁。
普京对此洞察秋毫,但无奈选择有限;华盛顿则抓住这一时机,明目张胆地对俄进行战略挤压。
到2004年,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即将被纳入北约,一场新的冷战正悄悄拉开帷幕,但这一次争夺的重点不再是洲际导弹,而是能源运输线路。
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原油生产国,也是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国,但当时几乎被对手团团围住。小布什和切尼“见油就夺”的战略对俄似乎很见效。
从哈萨克斯坦到阿塞拜疆,里海沿岸的大型油田几乎都被美英石油公司所控制。BP与俄第二大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建立战略合作,于2003年成立了秋明英国石油(TNK-BP),位列世界十大私营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和皇家壳牌获得了开发俄远东萨哈林岛油气的授权。莫斯科竭力对抗华盛顿的能源布局,但从战略层面来看,到2004年时莫斯科仍处于下风。
从那时起,华盛顿开始把目光投向欧亚大陆的另外一个大国——中国。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日益依赖石油进口,与俄罗斯依重油气出口恰恰相反。
第十二章 兵临城下 下一个目标:中国
崛起的对手
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华盛顿对此不遗余力,其用兵之道与大英帝国当年的策略如出一辙。当时英国把“均势外交”奉为圭臬,一旦发现欧洲大陆有强国崛起,可能威胁自身所构建的政治军事“均势”,英国就通过外交手段与他国结盟,共御强敌。18世纪初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英国与相对较弱的葡萄牙联手,共同应对强大的西班牙。上世纪30年代,首相张伯伦与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政府结盟,对付强势的法国。这一做法每每奏效。
就地缘政治角逐而言,冷战结束后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是俄罗斯和中国,如果二者联手,将会威胁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苏联1991年解体,但俄罗斯的核力量依然令人生畏,华盛顿的重点无疑是包围俄罗斯,让它永久丧失抗衡能力,或者四分五裂。相比之下,中国那时正借鉴西方模式埋头发展经济,主政的是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他被称作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当时,美国的军事实力无人能及,中国不构成任何战略威胁。华盛顿的战略家们思前想后,认为只要能说服中国领导人把经济与美国挂钩,中俄就无法联手。华盛顿对付中俄两国的策略很明确,借用古罗马帝国的格言就是分而治之。
1978年,美国开始把制造业外包给中国,在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同时进行拉拢,可口可乐公司在上海办厂就是这一策略的体现。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迫切希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既然世贸组织的规则其由美国制定,华盛顿对中国的发展也就放松了戒心。
1998年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俄罗斯国力衰落,明显处于美国和北约的遏制之下,对美国的威胁也大大削弱。进入新世纪,美国战略界逐渐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
平地惊雷
9·11之后,小布什发动了一场定义模糊的反恐战争,虽然“敌人”是开放式的,但重点明显针对伊斯兰世界。中东地区恰恰是穆斯林聚居区,那里拥有惊人的石油储量。对中国而言,美国的这一战略不亚于平地惊雷。
中国当时认为,虽然未来可能与美国发生全面对抗,但在此之前或许仍有十年乃至更多的和平发展时间,并据此制定了经济发展战略。但他们很快发现,美国的反恐战争意味着和平的日子屈指可数。
2003年3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震慑行动”发起几天后,中国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认为美国在中东的行动“是为了谋求全球霸权”。官方的智囊机构也指出,美国入侵伊拉克不但违反了安理会决议和国际法准则,而且是迈向“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第一步。
毫不奇怪,美军占领伊拉克后,马上废除了中石油和伊拉克政府的石油开采合同。北京对华盛顿的战略疑心进一步得到验证,美国此战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防止伊拉克石油落入中国囊中,而非本·拉登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如基辛格所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即便中国这样的大国也不例外。
美国占领伊拉克,主要不是为了自己获得廉价石油,真正目的是阻止石油流向正在崛起的对手,尤其是中国。当然,这些想法是说不出口的。中东石油原本就是美英势力范围,发动这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就是让中国在那里无立锥之地。
2001年6月,也就是伊拉克战争近两年前,切尼主导的《美国国家能源政策报告》出炉,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亚洲已探明石油储量不到世界5%,但产量占到10%,消费量更是高达30%。预计到2020年,环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石油进口将比1997增加43%,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仍将主要依赖中东石油。”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由石油出口国变为进口国。预计从现在到2020年,中国进口石油将从每天100万桶增加到500~800万桶,大部分(超过70%)来自中东。中国成为全球能源安全的重要玩家。”
二战结束后,远程兵力投送成为美国霸权的支柱之一,为的是从源头上控制全球石油资源。派兵控制中国主要的能源来源地,进而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预设羁绊,自然成为布什家族和洛克菲勒帝国的头等军事和地缘政治大事。与上述权力集团盘根错节的军工复合体而言也是如此,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切尼的哈里伯顿公司,它是世界最大的石油服务商,也是美军在全球军事设施的最大承包商。
2000年,美国空军请兰德公司对2020年前中国的能源需求做出评估,项目负责人是扎勒米·哈利勒扎德博士。与此同时,切尼的新美国世纪计划智库正在积极策划推翻萨达姆。
兰德的评估结论是:
“随着对国外能源需求的增加,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在逐渐改变。从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这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他们认为进口石油会成为战略弱点,容易受制于外国势力。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强国,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对中国崛起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中国政府把美国视为本国能源安全的主要威胁,并在行动上有所反应。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有备无患,旨在最大程度减少本国石油供应的脆弱性,避免受制于美国。”
作为项目负责人,哈利勒扎德对美国策动的石油战争可谓了如指掌,实际上,他就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策划者之一。他从阿富汗移民美国,与鹰派的新保守主义者打得火热。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曾跟随布热津斯基工作,后在卡特和里根时期又参与扶植阿富汗游击队来搞垮苏联。当时中情局对游击队提供非常规战争培训,参训的就有沙特年轻的极端分子本·拉登。
后来,哈利勒扎德同切尼、沃尔福威茨等一起创建了新美国世纪计划这一组织。在进入小布什政府之前,他的身份是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代表,在阿富汗与中情局扶植的卡尔扎伊共事,与塔利班政权商讨在阿境内铺设油气管道之事。小布什和切尼上台后,他又参与策划了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后被小布什任命为驻阿富汗大使,随后又任驻伊拉克大使。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现代化,国内的石油远远不够,国外石油资源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日趋上升。哈利勒扎德和五角大楼早在2000年就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进而开始进行阻击。
居安思危
2003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之后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并在一年后成为第二大石油进口国。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中产阶层不断扩大,对私家车的需求节节攀升,石油产品的消费也大幅增加,进口石油增幅达年均10%~15%。据总部在巴黎的国际能源署(IEA)估计,2002年到2030年,中国进口石油将增加5倍,从每天200万桶升至1100万桶。这就意味着80%的石油要进口,一旦与美国关系搞僵,中国经济的风险将十分巨大。
美国占领伊拉克,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过度依赖进口油气将成为国家经济和战略的致命弱点。如果在石油时代不能确保充足的石油供应,后果不堪设想,非但经济上如此,军事上更是这样,这是德军在两次世界大战得出的惨痛教训。
温家宝总理曾是专业地质工程师,他对石油的战略意义高瞻远瞩,北京迅速采取措施,弥补其能源战略的脆弱性。
一位战略研究人员曾在《亚洲防务期刊》发表文章称:“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让中国对自身的能源安全深感不安。”对于伊拉克战争后中国面临的两难境地,这位专家的分析言简意赅:
“波斯湾对于世界石油供应的战略意义不言自明,现在美国在该地区作威作福,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对此有目共睹。印度洋是中国进口石油的必经通道,也在美军控制之下。所以不难理解,中国所关心的不只是上述问题对其全球战略地位的影响,还关注对本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稳定的影响。中国最大的担心之一是,一旦台海发生冲突,美国可能会切断中国的石油供应。”
中国政府据此制定了国家能源安全战略,鼓励国有石油企业走出去,努力与外国签署石油开采协议,同时铺设中亚和俄罗斯到中国的陆地油气管道,确保石油供应的长期稳定。中国还在西方传统的势力范围非洲积极展开魅力外交。简而言之,石油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
2005年,中国正在追赶西方工业化的快车道上全速前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戴维·黑尔在当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中国崛起为全球经济大国,这是21世纪初的一件标志性事件。改革开放25年后,中国的发展动力十足,迅速成为全球主要贸易国之一……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产值超过1万亿美元,5年内这一数值可能超过美国。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主要的原材料进口国。其贱金属的消费已超过美国,能源消耗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为确保能源供应,中国的石油公司开始涉足波斯湾,尤其是伊朗和沙特。到2009年,沙特出口中国的石油比出口美国的要多,多少让人感觉沙特越来越注重与东方打交道,难怪美国会不寒而栗。
中国找油的足迹不但涉及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还有俄罗斯,以及委内瑞拉和巴西等拉美国家。
就寻求石油和矿产资源而言,中国在非洲的行动最为积极,而非洲国家中最欢迎中国的是苏丹。苏丹被控支持恐怖主义,多年来一直受到华盛顿的经济制裁。
团结非洲兄弟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态势日趋明显,北京对此审时度势,花大力气增进与非洲国家的友谊。在上世纪80~90年代,因为外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种种限制,很多非洲国家在财政和经济上遭受重创。
1999年,中国和非洲的贸易额仅60亿美元。中非合作论坛于2000年创立后,双边贸易额到2004年就增至300亿美元,并以每年约50%的速度递增,照此下去,很快就将超过美国与非洲的贸易额(2004年为590亿美元)。
中国在非洲大地广交朋友,提供无息贷款,建设当地急需的水利设施、公路、学校、医院,与非洲国家确立了稳固的经贸联系。这些援助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苛刻条件,非洲自然对中国张开了友好的双臂。
传统基金会极为保守,是共和党的智库,与小布什政府关系紧密。对于中国的能源诉求,该基金会不断给华盛顿敲响警钟。他们指出:“目前中国约25%的石油来自非洲。通过投资、高层访问,以及‘不干涉内政’的政策,中国高度重视与非洲能源供应国的关系,非洲的独裁者们对此也十分满意。”
从2004年开始,中国在非洲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外交活动,与多个资源丰富的国家签订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大手笔。美英等国对非洲不屑一顾,而中国当年与非洲的高层党政互访就有十多次,胡锦涛主席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加蓬、尼日利亚这三个石油生产大国。
北京给安哥拉2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安哥拉则每天向中国提供1万桶原油。2005年,中石油与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了8亿美元的合同,每天从尼进口3万桶石油,为期一年。尼日利亚曾被华盛顿看作是埃克森美孚、壳牌、雪佛龙等美英石油公司的地盘,现在看来花落别家了。
中海油曾计划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但受到美国政府和雪佛龙的阻挠。后来中海油以22.7亿美元收购了尼日利亚一个近海油气田45%的股份,并承诺再投资22.5亿美元用于油田开发。中石化也与加蓬签署了协议,开发那里的石油资源。
2006年11月,北京召开了史无前例的中非峰会,邀请到48个非洲国家,其中包括43位国家元首,给予非洲领导人极高的尊遇。峰会后不久,外交部长李肇星访问了非洲七国——贝宁、赤道几内亚、几内亚比绍、乍得、中非、厄立特里亚、博茨瓦纳。此访同样是为了加深与非洲的友谊,增进经济合作,加强人才培养,推动医疗、教育、农业等领域的发展。中国十分关注非洲长期以来所忽略的问题,像铁路和公路建设、通讯设施建设等,受到了衷心的欢迎。
普林斯顿·莱曼曾任美国驻尼日利亚和南非的大使,也是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理事。他认为,中国在非洲扩大影响不仅是要获取资源,还有深层次的战略考量。这是一个多方位的战略,把非洲看做“日趋重要的原材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尤其是在粮食、制造业、工业产品等领域。”
简单地说,华盛顿只是把非洲当作事实上的殖民地,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压榨,掠夺其原材料;但中国的政策让这一现状难以维系。
中国对非洲的政策引来了华盛顿的不满,莫名其妙地指责北京正竭力“从源头上确保石油供应”。其实真正以石油为政策核心的是华盛顿,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如此。中美对非洲石油的关注,在苏丹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达尔富尔地区盛产石油。
都是石油惹的祸
从1999年起,中国在苏丹的投资总额超过150亿美元,涉及管道建设及石油精炼,获益也较大。中石油是苏丹最大的外资企业,在油田开发上投资约50亿美元,拥有喀土穆附近一家炼油厂50%的股份。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拥有苏丹众多油田,中石油是其最大股东,持有40%的股份。中石油还在苏丹修建了一条新管线,从南部地区到红海之滨的苏丹港,然后从那里把石油运往中国。
到2006年,苏丹成为中国第四大石油进口国。2007年,中国8%的石油来自苏丹南部地区。苏丹日产原油50万桶,80%运往中国。
中国与苏丹的石油合作日趋紧密,并在达尔富尔地区发现了一处巨型油田,据称可能延伸到乍得和喀土穆。华盛顿知道后如坐针毡。2003年2月,中国刚刚和苏丹政府签署了有关在达尔富尔开采石油的协议,当地的内战就全面爆发了。内战得到了美国的暗地支持,目的是把盛产石油的南方从以穆斯林为主的北方分离出去。
2005年,苏丹信息通信部长赛卜德拉特在接受《洛杉矶时报》的采访时称,华盛顿给苏丹政府施压,不让我们与中国石油公司打交道,“但我们顶住了压力。苏丹和中国的关系具有战略意义,不能因为美国人不高兴,我们就对中国人置之不理。”
西方谴责苏丹在达尔富尔搞种族屠杀,这纯粹是贴标签的做法,国务卿鲍威尔还曾一度呼吁北约军队介入以“确保和平”。邻国乍得与苏丹的边境没有设防,据称美国情报部门就私下给乍得独裁者伊德里斯·代比提供武器及其他援助,为达尔富尔的乱局火上浇油。
此外,美国还支持所谓的苏丹解放军首领约翰·加朗,并为其提供武装,一直到他2005年去世。此人曾在臭名昭著的班宁堡美洲军事学校受训,那里培养出不少受美国指使的拉美武装分子。
美军剑指非洲
看到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如火如荼,小布什政府和五角大楼很快便决定对此采取行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结束后不久,小布什便签署命令,组建美军非洲司令部,负责在非洲的军事行动。
非洲司令部的使命包括,“以军事行动确保非洲的稳定与安全,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提供支持。”美国政府第一次把门罗主义和卡特主义延伸为非洲主义,宣称非洲石油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
美军剑指非洲,其意就在中国。
美国海军研究生院现代冲突研究中心曾比较了美中两国对非洲的政策,并指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非洲的态度日渐冷漠,而中非贸易额几乎每年翻一番。该中心的非洲问题专家利蒂希亚·劳森写道:
“未来几年,美国非洲政策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中国。最近涉及中国和非洲的战略讨论都离不开石油二字……美国逐渐意识到非洲石油对自身利益的重要性,中国也在不遗余力地拓展其市场份额。进入新世纪,中非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合作意义重大,远远超出了能源的范畴。2002年到2003年,中非贸易额翻了一番,到2005年又翻了一番……而且势头不减。中国目前是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超过了老牌殖民强国英国,仅次于美国和法国。”
作为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顾问,彼得·范公开宣称,建立美军非洲司令部的目的是:
“……确保获取非洲丰富的石油和其他战略资源……这一使命包括……保证这些资源的安全,不让中、印、日、俄等国获得垄断地位或特别待遇……当前美国在全球的真正竞争对手是中国,非洲将在美中战略竞争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舞台……”
小布什任职末期,针对中国在全球的能源举措,华盛顿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制行动。在缅甸煽动袈裟革命,破坏中缅能源合作,干扰中缅油气管道和在建港口;国家民主基金会在新疆挑唆少数民族暴乱,而新疆是哈萨克斯坦到中国石油管线的必经之路。
美国和印度建立军事联盟,是为了对付中国。奥巴马总统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加强军事行动,目的也是防止中国获得欧亚油气资源。
2007年,美国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其自身经济和财政状况也困顿不堪,因而迫切需要一个新战略,以控制中国、俄罗斯、巴西等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早在2003年,五角大楼颇具神秘色彩的净评估办公室出炉了一份战略评估,准备以新的方式来控制世界能源消费的增长。这一工具被称作温室效应,是由人类燃烧化石燃料所致,石油和天然气就是“罪魁祸首”。华盛顿的“石油峰值论”早已破灭,“全球变暖”却再擂战鼓,但其目的始终一成不变,那就是帮助美国独霸世界。
译后记
大千世界,纷繁芜杂。当今世界,乱象丛生。
如何把握人类社会的命运,如何看待国际社会的发展,这是有识之士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
一百多年前,世界进入石油时代,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风起云涌,历史性的大变革就此拉开序幕。该如何去看待和把握此间诸多历史事件?
恩道尔先生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石油,促使人们对石油危机、两伊战争、海湾战争、车臣战争、伊拉克战争、颜色革命等深入思考,同时也让人们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先生性情至真至纯,笔法酣畅淋漓,着墨不多但却引人深思。谈到洛克菲勒家族在二战后建立石油帝国,先生说,到1950年,石油、洛克菲勒帝国、美国国家安全俨然三位一体。谈及两伊战争,先生指出,以两伊战争为序幕,美国开始了接二连三的代理人战争,让两伊战争变成一场长期消耗战,就是为了让控制全球石油买卖的大玩家获利。讲到车臣战争,先生认为,苏联解体后,控制中亚的石油成为美国煽动车臣叛乱的根本缘由,也是中亚地区动荡不堪的导火索。接下来的颜色革命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目的却很简单:美国要控制所有重要的石油产地,以便将来扼杀欧亚大陆崛起的大国。此外,先生还对石油有机说这一迷思追根溯源,揭穿了一度被奉若神明的石油峰值论的真面目。类似点睛之笔在文中俯拾皆是,引人入胜。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如果说全球化是资本在全球整体流动的必然,是冷战后国际经济政治发展变化的推动力,那么石油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央也正是历史的选择。当今世界最具战略性的问题之一是对关键资源的控制,石油无疑是地缘博弈中重要的筹码。
恩道尔先生一语中的。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必先认识世界。先生此书,开卷有益。
作为译者,在此要特别感谢中版国际传媒有限公司的刘忠先生,他的视野、胸怀和执著令人钦佩,也让成文的过程充满激情。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翻译此书不但是学习的过程,思考的过程,更有对良知的呼唤和对国运的担当。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心中杂感,聊作后记。
戴健 李峰
2011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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