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主体意识的理论自觉

——评刘永佶教授专著《劳动主义》

晨明昇　　

摘  要：　　

马克思曾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然而，晚近以来，中国学人受到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界说的束缚以及苏联教科书相关定义的禁锢，将偏离哲学研究主题的命题——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误认为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劳动主义》的发表以对劳动者生存发展现实矛盾的系统哲思不仅映现了哲学研究的主题，而且在对旧概念的审慎批判中规定了新概念——实践辩证法和劳动社会观；更重要的是，《劳动主义》在此基础上突显了劳动者通过民主与联合提升社会主体地位，进而实现自由发展的时代大势。　　

关键词：　　

劳动者 主体意识 劳动主义 理论自觉　　

一、劳动主义在哲学人生论研究上的继承与创新

西学东渐100多年以来，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中国哲学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探讨的步伐。特别是薪火相传、学贯中西的老一辈学术思想大家均从哲学研究的对象、主题、任务和功用等视线就哲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发表过许多充满智慧光芒和思想妙悟的独到见解。洞察哲学研究的先哲们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等多个向度对哲学是什么问题的异样思索与多样回答，不难发现，其殊途同归的集结点是哲学视域中的人。　　

细数起来，梁启超在论及欧洲哲学的弊端时认为：“欧洲哲学上的波澜，就哲学史家的眼光看来，不过是主智主义与反主智主义两派之互相起伏。主智者主智，反主智者主情，主意。本来人生方面，也只有智、情、意三者。不过欧人对主智，特别注重；而于主情，主意，亦未能十分贴近人生。盖欧人讲学，始终未以人生为出发点。”[①]潘光旦在论及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时也特别谈到：“社会科学并没有拿人做对象，它的对象是半神秘的社会，俨然成为一种新的本体的社会，以及人所自造与留存下来而侈称为制度文明的种种赘疣。社会科学的错误不在慢而在认错了对象。……肯定了一个假东西，却否定了一个真东西。否定了每一个人的人格的完整性、有机性与自动性。”[②]汤一介则更为直白地指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内在超越性和实践性。而西方哲学的主流多有一个外在于人的世界。”[③] 进一步地，张岱年在《我的哲学观》中阐述说：“哲学所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性，因而难以达到确定的结论。……不可能要求每个思想家进行同样的思考，也就不可能达到一致的结论了。所以哲学有派别之分。……哲学是人生立身处世所必须具有的有理信念之学。”[④]与此同时，冯友兰精辟指出：“人生哲学即哲学中之人生论，犹所谓自然哲学，乃哲学中之宇宙论也。伦理学乃人生哲学之一部，犹物理学乃所谓自然哲学之一部也。哲学以其知识论之墙垣，宇宙论之树木，生其人生论之果实；讲人生哲学者即直取其果实。哲学以其论理学之筋骨，自然哲学之血肉，养其人生论之灵魂；讲人生哲学者即直取其灵魂。”[⑤]由此可见，晚近以来，中国哲学思想大家从不同维度均对哲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进行了值得后人钦佩的思考与论证。综合各家各派的智慧精要，哲学研究的致思远识可集中概括为真、善、美辩证统一于人；智、情、意辩证统一于人；无机存在、有机存在与社会存在辩证统一于人；主体、客体及媒介辩证统一于人。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亦是以人的解放为研究出发点和归结点的哲学。由此观之，哲学研究的主要论域是能动、实践、劳动且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　　

然而，由于时代与方法的局限，作为哲学研究灵魂的人生哲学在近现代哲学史上并未发展成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亦或形成一种沁人心脾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虽然提出了人的社会特质这一命题，在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中虽然强调了人的社会性实践，进而对人的本性、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进行了不懈探索，但是没有专就哲学人生论形成体系。时至今日，《劳动主义》的刘永佶教授接续晚近以来中国哲学界对于哲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的思索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阐释，在该书导论《哲学的时代性与时代的哲学》中针对哲学及其基本问题做出了全新论述：“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要规定人的生存和发展中的矛盾，并探讨人的生存发展与物质条件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即对各时代矛盾的集中概括，由此形成时代的哲学。”[⑥]不仅如此，刘永佶教授还运用系统抽象思维和矛盾分析法，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深刻回答了哲学是什么的“元问题”。他认为：“哲学是对总体性的关于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学说、理论的集中概括，也可以是关于存在和发展的最抽象的学论、理论。”[⑦]顺此思路，刘永佶教授进而强调：“人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矛盾演进过程。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多种矛盾，这些矛盾看似杂乱纷繁，实则有其内在联系，构成一个大的社会矛盾系统。”[⑧]由此易见，刘永佶教授不仅把西学东渐100余年以来哲学大家关于哲学中心问题——关乎人生哲学的讨论从个体人的层面推进至社会人的层面，而且通过内生外化的系统抽象构建起人生哲学的理论体系，从而较先贤更进一步，将有关研究提升到全新的理论高度。　　

二、劳动主义的立论映现了哲学研究的主要论域

毋庸讳言，概念体系的差别、逻辑起点的多元和研究范式的异样是学术研究的常态。承前述及，哲学界的先贤们对于哲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的认识角度虽有不同，认识层次虽有差别，但认识的主题却惊人的趋于一致，那就是将人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与主线。对此，现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袁贵仁教授认为：“哲学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自我认识的历史。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人的不同认识，留下了不同的哲学形态。”[⑨]纵观刘永佶教授学术思想体系，不难发现，其《劳动主义》创新的基础是主体辩证法与劳动历史观两大核心哲学新概念的规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新近出版的《劳动主义》中，刘永佶教授将自己早先提出的主体辩证法概念进一步明确规定为实践辩证法，从而突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轴心——实践生成论；与此同时，将他自己早先提出的劳动历史观概念进一步抽象概括为劳动社会观，从而强调了哲学研究的对象——人（劳动者个体）与众（劳动者总体）的社会主体地位。　　

反而论之，实践辩证法和劳动社会观这两个全新概念的规定涉及一个共同的核心问题，即对旧概念的批判——关于唯物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展开来说，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念，它的形成和发展，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统治、反上帝主义斗争的集中体现，批判和否定上帝主义与反封建统治的斗争是统一的。“资产阶级著作家在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时期提出的原则和理论无非是实际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⑩]由此透见，唯物主义在17、18世纪英法两国反封建、反上帝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基本的、主导的作用，在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后理应退出历史舞台，转化为现代哲学的历史前提和逻辑起点。　　

事实上，马克思早已在批判唯物主义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辩证法的主体是人不是物。具体而论，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将存在的主体规定为人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明确了辩证法的主体是实践的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自己的观点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实践的人道主义”、“积极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进一步地，马克思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11]由此晰见，在马克思的研究视阈中，辩证法发展的根据，是人的实践，是人的实践过程所遇到的存在与意识的矛盾。　　

接续此理，刘永佶教授认为“唯物主义辩证法”以物质为主体对辩证法的论述，是比黑格尔还落后的观念，是将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的主体和灵魂抽去后所剩的僵尸切割后涂上“马克思主义”色彩，进而将18世纪唯物主义的物质、自然概念作为主体，硬把二者拼接而成的。它是不合逻辑，也违背历史发展的。只能用来禁锢人们的思想，阻抑社会的变革。至此，刘永佶教授完成了对唯物主义旧概念的批判，为创立前述两个新概念奠定了必要基础。　　

循此思路，刘永佶教授在认真思考存在与思维关系问题的基础上，以实践辩证法的全新概念明确了存在与思维的主体是实践的人，从而解决了诸多哲学家在探讨哲学基本问题时既脱离不开主体性，又都忽略主体性的矛盾，使人类的哲学观念因此向前迈进了一步。需要强调的是，实践辩证法在明确主体——实践的劳动者（人）之基础上，从主体出发论证存在和思维关系的时候，并不排斥世界是物质的，人也是物质的这一对现代人而言的基本常识，而是在此常识的基础上去谈人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劳动主义》相较《劳动哲学》系统论证了劳动公有制新概念。《劳动主义》认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不是核武器，不是电子计算机，不是航天器，而是公有制。这是社会关系的革命，它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加速度实现了俄国、中国等国的工业化，更在于体现了人类摆脱“史前时期”的大趋势。公有制根据在于劳动，特点也在劳动，其基本权利是劳动力所有权，它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由它派生的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并由所有权主体所选举并控制的社会机构行使其占有权，选聘经营者。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及其利益，取决于他个人的劳动力及其发挥。因此，公有制的全称应为“劳动公有制”。[12]总之，明确了哲学的主体是人不是物，哲学的研究主题也就诚如刘永佶教授所言要探讨人的本质，人性以及人生存发展的规律，而不是把人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自然规律”来规定人。实际上，人的实践改造和创造着对象世界，同时也改造人自身，即人性升华。进一步地，劳动主义社会观从其基本观念出发，运用实践辩证法，将主体确定为劳动者。劳动者是劳动的主体，是生产力的主体，也应当是社会的主体。[13]更进一步，从劳动者主体出发，人生和社会矛盾都是劳动者的存在和实践中的矛盾，都要从劳动者主体的角度对之进行规定。而这就是劳动社会观的全部内容。[14]由此观之，人生论作为哲学主要论域，在《劳动主义》中以劳动者（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使其论证在个体与总体层面得以辩证展开，阐明了劳动公有制经济的先进性与优越性，而且达到了劳动者主体意识系统自觉的理论层次。　　

三、劳动主义及劳动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

哲学是人文精神的理论载体。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教授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同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优秀传统，没有人文精神，不打自垮。”[15]袁贵仁教授认为：“哲学提出一定的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体系，为人们规定生活目标，促使人们认识自己的能力和责任。哲学的真正功能，不在于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而在于告诉人们人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怎样用来反观现在，批判现实，克服生活的局限性。人有了这种哲学意识，就会选择高于现实存在的参考系，真正认识生活世界，获得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失去哲学的引导，人就会失去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失去生活的意义和社会的目标，陷入盲目的动物式的存在。”[16]劳动创造人性，劳动变革人生。[17]能动实践的劳动者兼为认识的主体与对象，需要在主位与客位认知角色的转换中细细思索并感知哲学。其实哲学并不远离生活，它是对与人相关的一切问题的惊异和动用反思精神试图寻找答案的努力。谈哲学而色变的社会现实并不能证明哲学自身的尴尬，反而恰恰证明劳动者自身批判精神的尴尬，反思精神的尴尬以及自由精神的尴尬。《劳动主义》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出发，对于现时代劳动者生存与发展问题的理论自觉。　　

人文日新，人文世界是历史积累而成的。当我们站在《劳动主义》的起点上进一步探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而思考人生时，必须不断回顾和前瞻，以此探寻根据、揭示动因、把握方向。这一点诚如刘永佶教授所言，人类的历史，实际就是一个不断变革的辩证过程，而历史总体变革的根据，又在于人类个体辩证的人生。人生目的，是人类形成以来就存在并探讨的永恒课题。人生目的的形成和实现是一个过程，它贯穿于生命的始终。对个体人来说，是有终点的，对于总体人类来说，则是不断延续的，因此具有一般性和连续性。辩证察视，人生目的之价值恰孕育并体现在个体有限性与总体无限性之中。换言之，人生目的抽象与具体地统一于人素质技能提高和人性升华的历史进程之中，因而是伴随人类生成发展始终的哲学命题。　　

理性观照，知识不是中性的，同样的书，同样的知识，由不同的人体现、构想甚至描述出来的时候是不同的，那些知识无法离开人和人的身体独立存在。[18]《劳动主义》从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到学术观点的全面创新主要得益于研究者认识方法的创新与哲学观念的革新。《劳动主义》上卷在认识方法上摆脱了只重“客观”，忽略“主观”的西方思维传统，从而以对唯物主义的系统批判映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人学研究的主要论域。基于此，《劳动主义》以劳动主义新观念在下卷逻辑缜密地展开了全书的核心观点——以民主促进并强化劳动者的自由联合，建立并完善公有制与民主制，实现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和自由发展，从而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理论的合理内核。择要一述，刘永佶教授承马克思、毛泽东之理论实践，日积月累，得劳动主义之观念。《劳动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新知，是劳动者的理性之光，是劳动者的浩然正气，更是劳动者改变世界的理论新据。　　

参考文献：

［1］袁贵仁．人的哲学［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2］赵光武、芮盛楷．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刘永佶．辩证历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4］刘永佶等．劳动历史观［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5］刘永佶等．主体辩证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6］刘永佶．劳动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7］李德顺．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8］李维武．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M］．北京：中华书局，2008．

［9］袁贵仁．对人的哲学理解［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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