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为“纪念120周年”的供稿。】
连载《毛主席的战略经济学》
第一编 毛主席的战略经济学理论
第二章 经济概念 规律方针
第二节、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毛主席认为，规律属于实践-认识范畴。“如何认识规律?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等著作中，毛主席描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
“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
一、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48]，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49]。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二、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35]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 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这就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社会主义计划化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这个当作任务来提，是对的。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38]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 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教科书说“自发性和自流性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是不相容的”[36]，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
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
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例如，经济发展了，到处感到技术人员不够，干部太少，于是就出现干部的需要和干部的分配的矛盾，这就促进我们多办学校，多培养干部，来解决这个矛盾。
毛主席合理配置资源比例有几个含义：行业间发展的多与少?这个发展多与少的最大限度或者说最佳值这个值就是平衡积累与消费的多与少最佳值求比例的依据国家在怎样的最佳比例下最有利于重工业发展同时又兼顾了并举和人民生活单位个人需求。
（一）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有这样的意见:以一九五七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二）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有些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作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
（三）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项产物所占的比例。《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河北省产棉花较多，产粮食较少，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因此请你们自己，并且通知专、县、区、乡直到合作社，都对这个问题作一调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笔粮食与非粮食产值比例的账，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四）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的比例。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三、有秩序分阶段的规律(分阶段分时期的发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节选)》认为：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如， 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而社会改革则将在一九六○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
四、农业化步骤与工业化相适应。毛主席指出：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鼓舞着我国人民，它使得我国人民对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可是，就在这个国际经验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而这种方针，曾经在苏联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在工业化的问题上可以采取现在规定的速度，而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则不必同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而应当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这就忽视了苏联的经验。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苏联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也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孤立地互不联系地去看这些问题。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这种经验，苏联也已经提供给我们了，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五、综合平衡。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我们有些人办事时总是忘了一两个条件。比如炼铁，没有耐火砖不行，于是他们就把原来做盘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砖，这样盘子就不够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来的陶瓷生产恢复起来。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每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事业都可能碰到。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一）平衡与不平衡。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38]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
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
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例如，经济发展了，到处感到技术人员不够，干部太少，于是就出现干部的需要和干部的分配的矛盾，这就促进我们多办学校，多培养干部，来解决这个矛盾。
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们的地质工作人员只有二百来人，地质勘探情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平衡，经过几年来努力加强工作，这种不平衡已经走向平衡。但是，技术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现了。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
（二）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我们有些人办事时总是忘了一两个条件。比如炼铁，没有耐火砖不行，于是他们就把原来做盘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砖，这样盘子就不够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来的陶瓷生产恢复起来。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每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事业都可能碰到。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
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三）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
六、积累。毛主席认为：国家积累主要靠工业，不靠农业。国家预算收入平均每年二百七十亿元，农业只有三十亿，加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不过七十亿左右。我们为什么保存资本家?因为国家有需要，对人民有利益，可以增加工业品。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同盟，才能巩固同农民结成的同盟，因为农民需要工业品进行交换。
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凡是丰收的地方，没有受灾的地方，应当提高一点积累。以丰补歉，很有必要。有的省的合作社，除公积金(百分之五)、公益金(百分之五)、管理费以外，生产费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基本建设费用又占生产费的百分之二十。合作社的管理费，过去有些地方占的比例太大，应当缩小到百分之一。所谓管理费，就是合作社干部的补贴和办公费。要缩小管理费，增加农田基本建设费用。《关于农业问题[1](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
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
七、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我国还有没有资本家剥削工人?没有了，为什么还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的话完全正确，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7]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8]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9]，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10]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11]斯大林的这一说法不很准确，应该说: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鉴于苏联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破者没有破，秩序相当凝固，我们应当应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1](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月)》
八、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它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上不去，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统计局的材料，说我国日用品销于农村的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不实行工农业并举，这怎么能行?我们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工农业并举，到现在已经四年了，真正实行是在一九六0年。(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例如，一九六○年估计可生产钢材一千三四百万吨，拿出十分之一的钢材来搞农业技术改造和水利建设，其余十分之九的钢材，主要还是用于重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在目前的条件下，这就是工农业并举了。这样做怎么会妨碍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快发展工业呢? )这里说到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九十三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了十七点五倍，问题是，九十三同十七点五的比例，是否对发展重工业有利。这么多年来，消费品生产只增长了那么一些，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讲“物质刺激”呢?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
九、矛盾才是动力。《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节选)》指出：教科书在这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讲要克服这个矛盾，但是不承认矛盾是动力。这一段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这一段[51]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
十一、波浪式发展。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我们读书也是波浪式的，读书之前要做别的事情，读了几个钟头以后，要休息，不能无日无夜地读下去。今天读得多，明天读得少;而且每天读的时候，有时议论多，有时议论少。这些都是波浪，都是起伏。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计划。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十二、行政命令。行政命令也是经济规律。毛主席认为，从计划-行政命令关系描述，由于计划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履行着国家战略意志，经济的发展和运行要求一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的民主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因此“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
这说明：
(1)行政命令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其本身就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是执行“计划”的手段之一，由于它的“强制性”特征使其更具效率;
(2)这种强制性要求行政命令，①反映规律，不能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②商量办事，商量好了再下命令，是反命令主义的;③行政命令有它的局限性，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要按照对立统一法则建立“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如，行政命令-价值法则，这样就可能形成矛盾的辩证法运动以推动事物的发展，在这里尤其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此处话语的关键在于计划的经济规律属性演绎出行政命令的经济规律性。
（3）另外，由于政治范畴包含着更普遍的行政命令，所以，通过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也可以证实。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如，抓革命促生产就描述了经济与政治的这种深层次关系，其现实载体可以是行政命令。所以用行政命令发展经济正是政治与经济辩证发展的要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许多政治问题其实就是经济问题，许多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重要的是二者的互动可以产生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功效。
（4）据经验事实看，虽然西方是所谓市场经济，但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仍存在着行政命令，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内部的政府性”。科斯企业替代价格证明行政命令本身也是经济规律。企业内部的组织经营必经过命令，这是因为企业实现低成本高效率有多个途径。如：科技途径，命令途径等。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需要行政命令。企业的决议、规章、程序都是协商后的强制。资本主义之所以在社会层面无法推开行政命令是因为它的私有制以及意识形态中资本自由的最高法则决定的。
所以，经济活动存在着交换(经济单位之间)和安排(企业内部)两种方式。经济交换是价值法则其特点是买卖关系通过价格;经济安排(依据计划的具体部署)是行政法则其特点是命令关系。大跃进犯错就是混淆了他们，毛主席区分了两者。行政命令何以可能。a国家通过代表政府的企业主管部门来执行行政命令，企业之间没有这样的关系。b行政命令的类型，制度、规划、条例、决议、决定。在下列境域中行政命令是不可或缺的：
1、国家意志-战略经济-计划比例。与西方私人自由经济发展的最大目的是追求当下利润最大化的规律不同，面对西方列强并以其为追赶对象，新中国的经济一开始就是为着实现国家意志，即“大强大富”的目标。不是不要利润，而是要从战略的高度统筹兼顾地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走出一条战略经济的发展路子。为此，毛主席特别强调四点，(1)中长期利益;(2)资本主义大大破坏统筹兼顾;(3)统一的思想认识;(4)战略性要素，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石油，尖端科技。显然，根据当时的世情、国情等境遇，毛主席首先要解决和应解决的问题是“大强”，同时为“大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156项工程”、“三面红旗”、“工业化道路”、“三线建设”、“四个现代化”、“两步走战略”、“四三一项目”以及两个科技发展规划和成就等基本实现了这种国家意志，1976年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自主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世界第六工业大国。这些说明，国家意志也是推动经济有效发展的规律。
2、全国一盘棋（比较优势，布局，协作，资金）。全国一盘棋类似于现在的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当然本质是不一样的。它描述着国家意志在全国可以取得大协作的事实。如，(1)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区域经济。毛主席反对国家间的比较优势论，但他主张国内的比较优势论;(2)平衡工业布局，沿海与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3)统筹兼顾，农轻重的计划比例，国家集体个人的分配比例;(4)大协作区域;(5)尖端科技攻关;(6)集中人力、物力、资金办大事。
3、价值法则-计划法则的辩证法（生产，交换）。毛主席力图构建计划与市场(价值)有效结合的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在编制计划比例中尊重价值规律，在经济核算中运用计划;计划与价值的辩证法贯穿于生产、交换、消费的循环和“两个市场”的过程。也许由此实现了在低收入、低物价、高积累情形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
4、多种社会力量发展经济。(1)党政力量，经济发展的领导者;(2)企业力量，生产效用的承担者;(3)群众力量，效用生产的参与者和管理者;(4)军队力量，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生产项目应在人民政府允许之下，以农业、畜牧业、渔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各项建筑工程、各项可能从事的工业和运输事业为范围，禁止从事商业。这些力量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力的要素。
这四个方面的辩证法的安排就可以实现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最佳配置。
西方资源配置理论建立在价格均衡基础上。但这种均衡a反映的是货币购买力的均衡，，掩盖了货币商品供应与实际需求的差异，b这种均衡仅从纯经济关系描述，不反映其他要素的需求，c这种均衡无法解决危机，说明并没有实现最佳配置，所谓“最佳”是谎言，没有能力;d这些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源最佳配置始终存在差额。
根据斯密描述，资本主义按私人唯利是图意愿从事经济活动，那个行业赚钱投资就流向哪里，按照盈利效益建立起价值规律，所以，私利就是价值规律的信条和动力。当然，这个价值规律也从两个方面反映着一些普遍的东西。1、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有利交换的原则，如果没有获得交换效用交换是不能进行的;2、也反映着扩大再生产对积累的要求，如果没有在交换中获得可以积累的资金交换也不能进行。
社会主义国家处在“赶超”的发展阶段时，按国家战略意志发展经济，这个意志体现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这样投资方向会按国家计划规定，而这个国家意志包含着国家战略效用和一般经济效用并以此建立价值规律，所以，国家意志就是价值规律的信条和动力。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因此，仅用资本价值规律衡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错误的。社会主义价值规律的动机更重视国家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之间的平衡，这是由社会主义的信仰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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