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马克思为何要痛斥梯也尔?
——重读《法兰西内战》的联想
文革的失败让人想起巴黎公社悲剧，也促使笔者重读《法兰西内战》。
阅读马克思著作，随处可见其对论敌观点所作的深刻的学理性批判;却很少看到他对论敌的人品进行贬斥。然而，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对梯也尔的态度可说是个例外。他以蔑视的眼光审视梯也尔，称他为“这个矮子”、“侏儒怪物”。究其原因，这不仅因为梯也尔是个反动人物——血腥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更为主要的是：在梯也尔这一个体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历史上反动阶级所具有的最为凶残、最为阴险、最为狠毒、最为不屑的品质。为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这类反动人物保持必要的警惕，马克思不得不对这一邪恶人物，进行无情的揭露与鞭挞。
梯也尔(1797——1877)，近代法国资产阶级政客、资产阶级历史学家。1820年从马赛来到巴黎，早年当过律师和新闻记者，爱好历史，著有《法国大革命史》。他是最早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之一，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地主贵族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一场阶级之间的决战。梯也尔的著述具有强烈的阶级倾向性，其所有的历史著作被时人评述为“都极不史实”。
1830年后梯也尔进入政界，以其极端自私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动机，集剥削阶级恶劣品质之大成的政治手腕，进行他一生的罪恶活动。诚如马克思评论：“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二集，第446页)
阅读马克思对梯也尔人品的批判，自然也会让人引发出一些联想。
阴险的两面派
要问：这世界上什么样的人最坏、最邪恶?危害最大?
答案一定是：不是愚笨的人，不是明火执仗杀人放火的人;而是“聪明的人”、“有能耐的人”，表面“正人君子”、暗里男盗女娼的阴险的两面派。
愚笨的人，干不出多大的坏事。明火执仗的恶人，人们可以防范、对付;唯有口蜜腹剑，明里是人、暗里是鬼的两面派，才是最可怕、最难以对付的人。遇到这样的人，往往会让善良的人们上当受骗，会让那怕是伟大人物放松警惕——最终也“败”在他的两面手法之下。
梯也尔是在1830年七月革命前登上政治舞台的。他能成为法国政坛上的“要人”，离不开一位“贵人”的帮助。这个人就是时任法国的众议院议长、银行家拉菲特。
1815年拿破仑败于滑铁卢战役，本人被流放圣赫勒拿岛，不可一世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帝国)垮台，路易十八在反法联盟军队的保护下返回法国，波旁王朝再次复辟(1815——1830)。1824年查理十世登位后，进一步推行反动政策，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酝酿革命。其时资产阶级内部有不同主张，有“共和派”，有君主立宪奥尔良派(拥戴奥尔良公爵为国王)。
梯也尔原为“共和派”，1830年以前，一直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1830年1月，他投机王朝宪政，投靠拉菲特。在拉菲特全力资助下，他创办了反对派报纸《国民报》，鼓吹由奥尔良家族代替波旁王族登位，由此在政界争得声誉。1830年7月，巴黎爆发七月革命，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普被拥戴为新国王，建立七月王朝。拉菲特任首任首相兼财政大臣，梯也尔当选为议员、任财政副大臣。
然而，梯也尔上位后，随即开展“倒阁”阴谋活动。他背弃了拉菲特，扮演着新的反对派的角色，直把拉菲特搞得“辞职”下场，最终取而代之。马克思批他“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钻得了大臣的位置”(《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二集，第446页)，是个标准的见利忘义，反复无常、善于投机钻营的小人。1832年起梯也尔任内务大臣，1836年起任首相，后来还担任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虽然随着法国政坛不断的风云变幻，他也有所沉浮，但却始终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直至1877年去世。
凡两面派，一定是优秀的演员——擅长于“作秀”，梯也尔就是这样一个角儿。他一回儿拥护共和，一回儿拥护王政;一回儿是帝国首相，一回儿是共和国总统;一回儿拥护革命，一回儿成了镇压革命的刽子手┄┄
他口头上常颂扬法国的工人阶级，但打心底里对其充满着仇视。1848年2月，当他察觉到革命风暴即将来临时，就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同上，第448页)但是，法国工人看穿了梯也尔妄想“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的阴谋，根本就不信任他，相反，送给他一个“蝇子米拉波”(冒牌英雄)的绰号。
事实上，梯也尔是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他不仅是镇压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的元凶，更是屠杀巴黎公社工人阶级的最凶残的刽子手!
梯也尔一生的丑恶表演，不能不使人联想到现实世界的某些两面人。这种人打着革命的旗号，却一切以个人私利为“核心”，永远以牺牲他人利益、革命利益来实现自己卑劣的用心。
他是起义武装部队的“司令”，但却是个找个借口临阵脱逃的可耻逃兵;他是共产主义“信徒”，但却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复辟人;他是“人民的儿子”，但却成屠杀人民的屠夫;他是革命领袖“忠实的”追随者，但却是“跪着造反”的“鞭尸人”;他是个善于信誓旦旦的起誓人，但却是个最为卑劣的“食言人”;他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但却成了压迫工农大众最凶恶的敌人。这样的两面人，要不是梯也尔转世，还能有谁?
奸诈的阴谋家
梯也尔，作为一个阴险的“两面派”、反复无常的小人，为了骗取人们的信任，必然是一个善于“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这样，他也一定是玩“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二集，第450页)，是一个地道的奸诈的阴谋家。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只揭露了两件事，就把梯也尔这个阴谋家的邪恶嘴脸，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第一件事，制造事端，打击政敌，手法极为阴毒。马克思写道：“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奥塞鲁瓦的圣热尔门教堂和大主教的宫廷遭受了抢劫。” (同上，第447页)
七月王朝建立后，法国国内仍存在着一些反对势力，主要的有“正统派”(拥护波旁王朝)、“民主派”(主张共和体制)。1831年2月，“正统派”头目贝里公爵逝世，打算借丧礼——举办追悼会向当局示威。梯也尔趁机通过阴谋手段，故意激化矛盾，制造事端，煽动巴黎群众进行冲击。当被激怒的群众纷纷涌入奥塞鲁瓦的圣热尔门教堂，并占领以同情“正统派”闻名的大主教凯朗的宫廷时，在场的梯也尔特意关照维持秩序的国民自卫军，不要去劝阻群众的暴力行动。结果整个事件不仅给了“正统派”在政治上以重大的打击，还导致著名教堂和大主教宫廷被捣毁。
第二件事，以最下三烂的手段，搞臭政敌，手段更为狠毒。马克思写道：“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监狱产婆的角色”。(同上，447页)
1832年，时为内政大臣的梯也尔下令逮捕“正统派”头目贝里公爵夫人——法国王位的潜望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随即将她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最为恶劣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还对她施以侮辱性的“身体检查”，目的在于大肆宣扬公爵夫人的私婚隐情，让其公开个人隐私的手段来破坏她的政治声誉，从而彻底把她搞臭。其用心何其毒也!
使用奸诈阴谋手段，这是剥削阶级政客进行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法。梯也尔堪称是这方面的老手，可谓是搞阴谋政治的集大成者。如果说，他与其他许多阴谋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耍阴谋的手段尤为恶劣与阴毒。
历史上，唯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才是光明正大的，才是彻底摒弃一切阴谋与卑劣手段的。这是因为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斗争都具有“为私”、具有见不得阳光的性质;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才是彻底“为公”的，不存在什么见不得阳光的“私货”。这也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述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的真正原因。
可是，事实上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由于历史的原因，仍然会混进一些资产阶级野心家，他们会继续采用资产阶级政客的奸诈阴谋手段，施展韬晦之计，从革命阵营内部来进行破坏。对这类阶级敌人，人们往往难以识别，也是光明磊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屡被迷惑、遭受欺骗的根本原因。直至这类人通过阴谋诡计，发动政变，夺取领导权，最终葬送革命，让人民吃了二遍苦、遭了二茬罪后，人们才会恍然大悟，但已悔之晚矣!
毛主席晚年所以要告诫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目的就是想提高大家识别能力，防止像梯也尔这样奸诈之徒来残害革命。遗憾的是，在客观上此类悲剧往往又是难以避免的。
无耻的卖国贼
许多人一定读过法国文学家阿尔封斯·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它让人们懂得了“当一个民族即将沦为异族奴隶”时的悲情。知道是谁制造了这一场法兰西民族悲剧的吗?其中有一名无耻的卖国贼就是：梯也尔!
这个世界上，只要还存在国家与民族，卖国贼一定是人人痛恨的。梯也尔在法国历史上恰恰扮演了这样一名令人不齿的卖国贼角色!只是他的卖国罪行更多地又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反动属性。
在民族关系问题上，资产阶级往往采取具有双重属性的政策：顺利时，奉行民族沙文主义;逆境时，又会搞民族投降主义。马克思对梯也尔的批判就反映了这样两个极端：
“这个矮子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靴子的(按：指以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民族沙文主义为荣)，——实际上他的对外政策，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起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止，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二集，第448到449页)
1848年1月欧洲革命爆发，法国发生二月革命，七月王朝垮台。经过剧烈的斗争，1852年路易·破拿巴(拿破仑侄儿)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期间，梯也尔是一名议员(后整个议会被废失意)。
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腐败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一败涂地，引发“9。4革命”，建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1年2月，梯也尔再一次得势，担任了政府首脑。
当时的法国直面外敌——普鲁士军队已逼近巴黎。怎么办?想要保卫巴黎，只有武装法国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真正的军事力量，并使这支队伍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可是武装巴黎工人，无异于武装革命;如果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军，又无异于法国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寄生虫。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发生冲突之际，法国资产阶级反动政府没有片刻犹豫，便选择了卖国政策，转身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梯也尔掌权后的第一件大事，不是组织抵抗，而是对外屈服。卖国政府在凡尔赛与普鲁士签订了“和约草案”，允诺法国向普鲁士赔款50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同意在赔款付清以前，普鲁士军队占领法国国土。
同年8月梯也尔任共和国总统。他依靠资产阶级的巨额借款，提前偿清对德赔款，忠实地履行了卖国条约中规定的丧权辱国的内容。
古今中外，凡是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当其阶级私利与民族公利发生矛盾时，几乎一无例外地，都会选择保存其阶级私利，从而走上牺牲民族公利的卖国主义道路。这就是吴三桂为什么不愿投降大顺农民政权，而甘愿降于满族多尔衮(换取“平西王”)的内在原因;也是那拉氏为什么会发“宁赠友邦，勿亡家奴”之言的缘由;更是蒋介石为什么要对部下讲“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讲话》)，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真正原因。
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当今的梯也尔们，宁做西方资本主义的狗，也不想做社会主义的中国人;宁当帝国主义的内奸、买办、汉奸、奴才，也不想做自尊、自强、自主、自立的华夏子孙;宁把中国变为霸权主义的附庸，也不想让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复兴。道理很简单，因为走了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会有国家、民族的强盛，却没有了梯也尔们的特权和肮脏的私利。资产阶级从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出发，以牺牲民族利益，来换取卖国者的私利，这就是可耻的“梯也尔定律”。
凶残的刽子手
马克思认为，“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二集，第446页)
他是个最善耍手腕的两面派、奸诈的阴谋家，也是最敢于放手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贼，他还是个最“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的贪污犯——曾借他的财政部长普野·克尔蒂约之手借发行20亿国债，却伙同了一些人从中捞取了几亿佣金。(参见同上，第452页)
“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苏拉(按：指独裁者)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同上，第450页)
在梯也尔身上，除了集中了以上种种不屑的资产阶级腐败品格外，最为突出的还是：他那屠杀革命工人的凶残的刽子手的反革命本性。
1871年3月18日，为了排除卖国道路上的障碍，消灭革命，梯也尔下令夜袭由工人武装——国民自卫军控制的蒙马特尔高地的大炮阵地，直接导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梯也尔政府被迫仓皇出逃凡尔赛。3月28日，经过直接选举，巴黎公社——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建立。
公社机构有86名委员组成，“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代表”。公社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废除了旧军队，取消了旧警察，封闭了资产阶级法庭;代之以10个委员会，担负起新的国家管理职责，妥善有效地执行公社下达的各项政策法令。
公社没收了逃亡厂主的工厂交工人管理，对铁路运输和军需生产进行军管，这两项措施明显触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公社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有利于工人和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拥护┄┄
巴黎公社的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属性，促使法国资产阶级与普鲁士侵略者——内外反革命势力紧密勾结——对革命进行最为凶残的绞杀!梯也尔就是执行这一绞杀暴行的刽子手。
为了组织反革命力量，梯也尔乞求普鲁士放还法国10万战俘，并任命作过普军俘虏的麦克马洪元帅为反革命军队的“总司令”。4月底，通过补充放回的战俘，梯也尔的反动政府军队增至11万人，到5月中旬，又扩大至13万人。5月21日，梯也尔的反革命军队在奸细的引导下，从巴黎的圣克鲁门窜入城内，对公社战士进行大屠杀，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五月流血周”。5月23日，又一支反革命军队，在普军的配合下，默许通过普军的防线，从城北进攻蒙马特尔高地。经过激烈的战斗，5月28日，梯也尔军队攻下了公社的最后几个据点。整个巴黎陷落。公社的防御兵力仅为1.8万人，根本无法对抗13万反革命军队的进攻，力量悬殊导致失败。
梯也尔占领巴黎后，立即对巴黎公社革命进行了反攻倒算，对手无寸铁的人们开展血腥大屠杀。当时法国报纸在报道这次屠杀的情景时写道：“一条血渠从一个兵营注入塞纳河，几百公尺的河水都被污染，呈现一道狭长的血流。”大屠杀整整延续了一个多月。3万多巴黎公社分子被有秩序地处死。连同在公社保卫战中英勇牺牲者在内，被杀害、流放、监禁的巴黎公社成员，总计高达十万人之多!
梯也尔对巴黎公社的残酷镇压，充分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狠毒，采取的手段是斩尽杀绝。同年8月，梯也尔踏着巴黎公社革命者的尸体，在整个资产阶级的拥戴下，通过“国民议会”的“推举”，终于爬上了总统宝座。
然而，革命虽然遭受了失败，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停息。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生产资料私有的社会制度。
诚如马克思所言：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同上，第486页)
巴黎公社无疑已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今天，人们只要一提起巴黎公社，就会立即想到梯也尔：“这个矮子”、“侏儒怪物”，一个阴险的两面派、奸诈的阴谋家，无耻的卖国贼和镇压巴黎公社革命最为凶残的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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